近代以来的科学精神及其心理学意蕴

李莉莉 高申春

摘 要：近代初期的科學精神意味着人类能够不受任何外部的、既定的模式之约束，实现自由地思想、自由地探索问题的答案，却并未强调这种思想探寻应该采用何种方法。然而，由于孔德的实证主义将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和兴盛的原因归因于其采用的研究方法，从而使近代的科学精神转变成单一的对实证方法的崇拜。实证主义科学哲学思想直接影响了现代科学和哲学的进程。当19世纪的哲学遭遇危机之时，这种实证精神便促使人们意欲通过实证的科学对哲学进行改造，即采用实证的方法来改造传统哲学。现代实验心理学是作为“科学的哲学”而诞生的，在实证精神的影响下，实验心理学以牺牲对意识经验性质的深入探索为代价，从而使得整个现代心理学不断出现危机与革命。

关键词：科学精神;哲学危机;实证哲学;实验心理学

中图分类号：B84-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2-1101（2019）06-0015-06

收稿日期：2019-03-11

基金项目：新疆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XJNUBS1717）

作者简介：李莉莉（1981-），女，吉林长春人，讲师，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研究方向：心理学哲学。

The Scientific Spirit and Its Psychological Implication Since Modern Times

LI Lili1，GAO Shenchun2

（1.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uqi  830017， China;  2.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ety，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The scientific spirit of the early modern times means that human beings can be free from the constraints of any external and established patterns to realize the freedom of thinking and exploring the answers of all questions. However， it does not emphasize the way in which such thinking should be explored. But Comtes positivism attributed the great progress and prosperity of natural science to the research method used in it; consequently， the modern scientific spirit had turned into a single adoration of the empirical method. The positive philosophy of science directly affected the process of modern philosophy and modern science. When philosophy was in crisis in nineteenth Century， this positive spirit prompted people to remold philosophy through empirical sciences， that is， using empirical methods to transform traditional philosophy. Modern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was born as the “scientific philosoph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positive spirit，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achieved its development at the expense of deep exploration of the nature of consciousness and experience， making the whole history of modern psychology full of crisis and revolution.

Key words：Scientific spirit; Philosophy crisis; Positive philosophy;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今天，我们谈到科学精神，往往意指一种摒弃主观臆断、严格遵从科学研究逻辑和程序并坚持客观真理的思想追求。特别是在自然科学领域，科学精神被具体化为一系列研究样板，观察力求精确，实验设计要排除无关干扰，实验操作必须标准化，研究结论的表述则寻求规范化。“客观、公正、无偏私”被奉为科学研究领域的行业准则。然而，研究过程和研究方法的程式化是以损失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大量实际特质为代价的。这种情况在如心理学这样的具有人文性质的科学中更为明显。那么，这种对客观、公正、无偏私的科学精神的极力追求究竟是如何在整个现代科学研究领域中流行起来的呢？

一、近代初期作为人类理性启蒙的科学精神

欧洲漫长的中世纪末期，宗教对思想和精神的禁锢在11、12世纪市民阶层兴起后逐渐受到冲击，天主教会的神权也遭到来自王权的威胁。以市民阶层为后盾逐渐强大起来的王权政治在16世纪引发了基督教内部的宗教改革运动。宗教改革运动所催生的新教不再像旧教那样势力庞大，并且愿意有条件地承认国王或君主的首脑地位，这使得一些国家的政治和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从宗教神学的统治中解放出来。16、17世纪涌现了很多著名的、杰出的科学家，天文学、数学、物理学作为近代科学的先锋迅速发展起来。这一时期产生了很多与宗教教义相违背的科学结论，哥白尼的日心说违反了《圣经》，沉重打击了自中古时代以来就为人们所接受的教会的宇宙观。伽利略运用望远镜对太空的观测彻底打碎了人们关于天堂和地狱的想象[1]534。虽然新教和耶稣会对于触及神学基本立场的“异端”仍然给予严厉的制裁，但显然未能阻止科学思想的传播，也未能减少其受欢迎程度，科学的种子很快在大众心目中生根发芽并铺展开来。有时这种科学的精神甚至在志同道合的人们心中形成了一种对传统神学抑或哲学的优越感。因为在思想进步的科学家们看来经院哲学家们太过陈腐而封闭，甚至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例如，伽利略通过望远镜发现银河是千千万万颗单个的星体集合而成的，并发现了木星的四颗卫星。而当时的保守派因为这四颗卫星在数量上改变了原来太阳系七个天体这个神圣的数字，从而痛斥望远镜，拒绝通过它看东西，断言望远镜让人看到的是幻象。在伽利略与开普勒的通信中，提出希望一同对这些“群氓”（the mob）的愚蠢好好嘲笑一番的建议。

因此，在17世纪，神学对社会生活的支配力不断衰弱，人类思维的主动性空前高涨，天文学、物理学的进步动摇了中古时代人们的世界观。科学在神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中开辟了属于自己的领地，取得了初步的胜利，虽然这种胜利是有所忌惮的、尝试性的，但足以冲破中古时代的蒙昧而使人类的思想与理性获得生命力。科学的进步昭示了人类理性的能力和光辉，至于这种能力和光辉的来源及其规律则仍旧留给神学。另一方面，随着科学的发展，建立于自然科学基础上的客观主义观念广泛地传播开来，造就了很多无神论者。他们对上帝和灵魂是否存在产生了疑问，宗教神学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岌岌可危。作为近代理性主义先驱的笛卡尔曾经对这种无神论背后所代表的客观主义进行过批判[2]，但自然科学发展的进程并未因此而放慢。在笛卡尔之后，科学的理性精神发生了分化：它的一部分为自然科学家们所秉持，强调用观察和实验的手段来认识自然，用数学公式和定理来解释自然，这种客观主义的科学精神起始于伽利略，却在19世纪被孔德发展成为一种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另一部分为哲学家们所继承，近代的哲学家们基本上脱离了宗教神学的限制获得了思想上的自由和解放，他们转而专注于了解人类自身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成果。因此，可以说，近代科学与哲学的分野主要体现在研究对象上，并不体现在研究方法上，但是其尊重真理的严谨态度是一致的。然而，由于孔德的实证主义将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和兴盛的原因归因于其采用的研究方法。从而使近代的科学精神转变成单一的对实证方法的崇拜。

二、实证主义将科学精神改造为科学信仰

如果将理性视为人类所拥有的独特的思想和思维能力的话，那么从古代到近现代，人类理性曾有过三个强大的敌人，一是古典时代的超自然神祇，二是在认识路径的角度上以近代经验主义为始基的经验研究方法，三为现代反理性主义强调的生存本能。笛卡尔通过普遍的怀疑精神向旧有的超自然权威发起了冲击，同时又对感官经验做了细致而严谨的认识论批判，从这两个方面来看，笛卡尔作为近代理性主义的奠基人是当之无愧的。另外，在笛卡尔时代，理性的第三个敌人还未壮大起来，直到19世纪，来自非理性主义的攻击与经验主义才共同构成了对哲学理性的强大威胁。当然，笛卡尔对于感官经验的批判并没有阻止人类运用感官探索自然的步伐。自伽利略发明了望远镜以后，自然科学中观察法的地位牢固地树立起来，观察法佐以实验法极大地加快了自然科学发展的进程。18、19世纪被称为科学大爆炸时期，知识逐渐分门别类地建立起学科的体系。有机化学、地质学、动物学、植物学、胚胎学等学科不断涌现。自然科学取得的巨大成功不仅改变了人类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也坚定了人们对科学的信心。19世纪，法国人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对科学进行了分类，并将科学的方法延伸至社会学，提出了实证主义科学哲学思想，实证主义的出现直接影响了现代科学和哲学的进程。

孔德认为，实证的方法代表了人类理智发展的最高水平。因为人类的心智放弃了受绝对观念引导的无谓研究，而将自己投身到对现象间的规律的研究上。实证哲学认为所有现象都遵循不变的自然法则。由此，实证哲学的事务就是准确地发现这些法则，并将它们削减至最少的数目。同时，又由于人们无法通过思考因果关系来解决任何关于起源和目的的问题，因此，实证哲学的真正事务是准确地分析现象的情境，并用自然的连续性和相似关系將它们联系起来。为了描述实证哲学的性质。事实上，孔德的全部工作的重要目标是对已经进入实证阶段的科学进行总结并获得其实证特征，以作为全新的实证科学——社会物理学的样板，同时也即获得了一种实证哲学。在孔德看来，所谓实证哲学就是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进行总结的一种关于科学的哲学，而这种科学研究模式就是运用观察、实验等经验的方法对现象进行归纳，从而找出其间的规律，并以最简练的原理表述出来。因此，实证哲学从一开始就把某一类问题弃之不顾，这就是关于现象的起源、意义的问题。在孔德看来我们对于这些问题无能为力，因此实证哲学必须加以拒斥，否则就会陷入无穷无尽的争论之中。然而，诸如引力和重量是什么这样最为根本性的问题恰恰是物理学的终极问题，如果没有对引力本质问题的思考，便不会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爱因斯坦本人也曾在各种场合表达过对实证主义的反对[4]7。如果全部科学都仅仅停留在对现象之间相互联系的机械统计上，那么人类便不会再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新的问题。今天，我们常常能够看到，很多科学事业中的人们在实证思想的影响下，忙于以实证的方法收集观察的材料，但由于缺少对问题本质的更深入的思考和理解，而迷失在浩繁的资料之中。

四、现代心理学的不断危机和革命

实际上，现代实验心理学是作为“科学的哲学”而诞生的，其发展的历史进程更为主要的是以冯特的实验心理学为基准的。冯特早先作为生理学家以一系列感官经验的研究而与心理学联系起来，并在哲学陷入全面困境之时被某些向科学张望的人选中，以为哲学提供科学改造的可能。正是因为在一部分人看来哲学如此急切地需要被科学改造，因此，才使如冯特这样的生理学家能够进入哲学领域，成为哲学教授。同时，生理学有关神经、脑的机能和感官生理学的研究及其发展，与心理的生理机制问题密切相关联，研究者们在进行研究时经常以自己身内可以接触到的直接经验为参照依据，心理学史学家波林指出，“……利用人类的感觉经验，经常是实验者本人的经验……这些学者完成了种种观察，但却没有对于其中一个因素即经验的性质作批评性的讨论”[10]。正是这种对自己直接经验的性质未加批判的态度，使当时的生理学家们“僭越自己的研究领域而进入（心理学和）哲学领域”，从而给整个现代心理学留下了危机四伏的隐患。

冯特对于哲学困境的解救是素朴性的而非自觉的，他在塑造新心理学的形象时极力将之与传统形而上学区分开来，其突出的特点就是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他在《对感官知觉理论的贡献》一文中明确指出，对于心灵的性质及其与肉体关系问题的形而上学的探讨是没有什么可取的，“即使我们退一步承认，讨论这些处在心理学背后的形而上学问题是有正当理由的话，我们仍然必须坚决主张，到现在为止，这些形而上学的问题在科学的心理学中所占的地位，正像关于造物主的见解在物理学中一样，是毫不足道的”[11]40。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对传统哲学的批判，还是对其新心理学的构想，冯特都是从方法论意义上加以论证的，“与纯哲学家们从哲学的问题及其性质着手对传统哲学加以改造从而导致整个哲学思维方式的转换不同，冯特仅仅是在研究方式上而不是从问题及其性质出发来改造传统哲学的”[11]40。这与孔德的实证哲学思想高度一致。

由于孔德实证精神的广泛传播，冯特新心理学的形象逐渐深入人心，现代心理学随即沿着其实验心理学的模式铺展开来。20世纪初，这种新兴的心理学逐渐进入美国，并与美国本土的实用主义精神和进化论思维方式相顺应，使得美国机能心理學不可避免地具有了一个潜在的危机。美国机能心理学从冯特的实验心理学那里既继承了实验主义的外在形式，同时又由于其不具有对意识或心灵的性质进行批判性思考的品性，从而又继承了冯特关于“意识是什么”的理论前提，然而这个理论前提与其进化论思维方式中心理学的理论前提在逻辑上是对立的，从而构成美国机能心理学的基本矛盾。冯特实验心理学的理论前提承袭的是近代以来笛卡尔式的意识观念，即将心灵视为一种与有机体的肉体完全不同或截然对立的精神实在，这与隐含在进化论思维方式之中的关于心理实在与有机体实在具有历史同一性的把握构成了逻辑上的对立和矛盾。正是由于这个内在的对立和矛盾导致美国机能主义最后在理论上陷入危机，表现为如安吉尔这样的新一代美国心理学家既无法“彻底地否定以铁钦纳为代表的传统意识心理学的意识观，也不能重新构建心理学的本体论基础，而满足于在常识的基础上信仰‘意识及其活动的效用价值，从而在心-身关系问题上陷入二元论的困境，并倾向于否定这个关系中的‘心的方面而只承认这个关系中‘身的方面，为心理学走向行为主义敞开了大门”[11]238。

随着更新一代心理学家的成长，心理学越发远离了哲学，这些“心理学家很少受到哲学及哲学史的训练和熏陶，他们难以体会‘意识范畴所承载的哲学史及认识论的意义”[11]239，相反他们更多地受到的是实证科学精神的影响和感召，因此，对于心-身关系的处理更为大胆而武断，他们以努力否定“心”的方面而只承认并研究“身”的方面来应对机能主义的危机。这样的心理学家就是以华生为代表的行为主义者们。由此，行为主义的革命“在否定传统意识心理学理论前提的同时，连同这个前提试图把握的意识或心理实在的理论本体论意义一起加以否定，从而使实验心理学失去自身存在的逻辑基础”[11]239。毋庸置疑，这样的心理学已经失去其作为一门科学的逻辑基础，其危机的爆发将是一种必然。行为主义的危机在20世纪50年代如期而至，为应对这一危机，诞生了认知心理学或信息加工心理学。事实上，行为主义作为心理学的逻辑错误是如此之明显，乃至于任何一个普通大众都能够觉察出这种荒谬性，但是作为心理学家的行为主义者们由于陷入了一种虔诚的对实证精神的信仰中而全然不觉。不过，由于心理学背景下的认知革命同样以自然科学为背景，并受其研究方法的约束，因此，认知革命仅仅是在研究对象的本体论承诺上恢复了内部心智的假设，但“主体性在心智科学中仍然没有立足之地”[12]，也无力从根本上论证意识或心灵的性质。

可以说，现代心理学的每一次革命都是对实验心理学在诞生之初的那个隐患的不自觉的反应。虽然表面上看，每一次革命都与以往的危机存在差异，但从根本而言，其危机的性质一直延续着，从未改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心理学史学家黎黑（Thomas H  Leahey）认为信息加工心理学与行为主义之间具有连续性，而非是一种革命。这是因为，“……对于两者来说，心理学都是自然科学的客观分支，它把人的行为作为研究的对象。像华生那样，信息加工的心理学家认为内省报告没有特殊的价值，他们依赖于对人的行为的谨慎描写。两者都力求预测和控制行为，而不探求解释人的意识。……在哲学方面，它（指信息加工心理学）拥护唯物主义，主张没有什么独立的笛卡尔学派的灵魂，也拥护实证主义继续坚持对一切理论术语进行操作”[13]。因此，现代心理学的危机并没有因其认知革命而得到解决，在具身认知进路被提出时，心理学的方法论与研究主题之间的冲突重又再现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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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  汤普森.生命中的心智：生物学、现象学和心智科学[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 9.

[13] T  H  黎黑.心理学史——心理学思想的主要趋势[M]. 刘恩久，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0： 485-486.

[责任编辑：范 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