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圣：比“湘军”早显千年的湖湘文明

人类历史上的地域文明，长以其地显达者志之。高峰人物往往是地域文明最有力的注脚与标志。

关于湖南人才的显达（或称“人才现象”），目前学界较为普遍的观点是以“湘军”的杰出首领、清人曾国藩为标志，并以其人为界，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局面。之前，湖南是“荆蛮山国”“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亦几不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杨毓麟）;之后，“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谭其骧）。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是一种比较简单的截断式区分法，湖南历史上以人才显达为标志的“湖湘文明”至少存在三根支柱：

一、南风：以舜帝、炎帝神农氏为代表的湖湘“农耕文明”，“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则是与之对应的当代高峰。

二、草圣：以唐代書家欧阳询、怀素为历史高峰的湖湘“诗书文明”，毛泽东则是与之相对应的当代高峰。

三、湘军：自“湘军”首领曾国藩后，湖湘人才辈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湖湘军政人员大显“平天下”之志，形成“立功文明”的当代高峰。

本文只对湖湘文明中以“草圣”为代表的“诗书文明”这一支柱作一粗略论述，抛砖引玉，祈请方家教正。

以“湘军”为标志的“立功文明”之困惑

有人说湖南人好说大话、干大事、立大功。

湖南人夸湖南，外人说湖南，一定会提到两个东东：

一是岳麓书院大门口的那副“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对联。

二是自以曾国藩为杰出首领的“湘军”成功后，湖湘人才在军、政界风起云涌、群星璀璨，红日中天，气象万千。

岳麓书院大门口“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联，是湖南人的面子，其落脚点是“平天下”的理想与牛逼。目前学界较普遍认为“于斯为盛”的“湖南人才现象”是以曾国藩为分水岭的，前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局面，从曾国藩“湘军”盛名于天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建立新中国，大批湖南人在中华历史的舞台上发出之前从未有过的光芒，星光灿烂。前后的巨大差别，以致于有人认为曾国藩是“湖南的仲尼”（所谓“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清季之前，湖南人虽不如其后那样人才辈出，但被历史记载下的人才也不是完全没有。譬如三国时蜀国丞相蒋琬（168—246年，现娄底市双峰县人），应该是从湖南走出来的第一位宰相级人物;还有神童贺德英（1238—1252年，现娄底市娄星区杉山镇人），宋淳祐十年（1250），12岁的贺德英在全国各地推举的13名神童中，考试成绩列第一，宋理宗赵昀御试其于紫宸殿，时有人献《猿猴图》，上即以之为题，命作诗，立成，中有一联曰“易描通臂状，难写断肠声”，为理宗击节叹赏，赐曰：“京阙人家惊地动，湖南童子破天荒”。这就是湖南人才历史上所谓“惊地动”“破天荒”的由来。

清季以来，“立功”似被世人作为人才与成功的至高或唯一评价标准，并受到广泛推崇，这也与湖南人“经世致用”“修身齐家平天下”的思想或志向息息相关，其极致表现则是“不成功则成仁”。“不成功”，他们则宁愿以身“蹈海”（杨毓麟、陈天华）、“横刀”（谭嗣同），以成就“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血性、勇气。

世称“古今三个半完人”，曾国藩之所以只能算半个，是因世人对其剿灭太平天国之“立功”存在争议，其外，湖南历史上无突出“立功”表现的蒋琬、贺德英之类人物，就被极大的忽略了，不足为怪。

有怎样的思想，就有怎样的作为。湖南人对“立功”有那么一股子热情、血性、坚劲、勇气在。曾国藩“屡败屡战”及“湘军”们在攻城血战中表现出的舍生忘死、奋勇争先精神，都是其最好的诠释。后来湘潭杨度见广东梁启超写了篇《少年中国说》，气势汪洋，则立马撰就《湖南少年歌》，似有将全国之勇气、担当、希望尽归于湖南的味道，真是牛逼非常，非常牛逼！问题是要叫后来者服气，则不是一篇牛逼文章所能了得的。陈独秀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说“无论杨度为人如何，却不能以人废言。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底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湖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韧不拔的军人！”

陈说的是湖南人的血性、坚韧与勇气，但归结点还是要“立功”。

“立功文明”的灿烂与极致展现，让湖南人在清季之后的历史舞台上风光无比，然而真如一些人所说的，在以“湘军”为标志的“立功文明”出现之前，湖南果真就是漫漫无明之“长夜”吗？

几千年时间，湖南人干嘛去了？

这是执“立功文明”论者所无法回避的问题。

据说一些湖湘文化研究者也为此伤透了脑筋，也有人说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与如人口迁徙等其他一些历史原因与事件造成的，但笔者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将“立功文明”作为唯一判断标准，无视复杂、深厚的湖湘文明与历史，而造成简单区分化的结果。

草圣：比“湘军”早显千年的湖湘文明

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最初是潭州太守朱洞于北宋开宝九年（976），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捐官银兴建，其后绵延不断，现为湖南大学下属学院。

岳麓书院声名远播，与其历史上的几次代表性的讲学及御赐匾额有关：

一是“朱张会讲”。乾道三年（1167），理学大师朱熹与岳麓书院主教张栻论学，听讲者众，“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这次会讲极大地推动了理学和中国古代哲学在湖湘大地的发展。

二是“阳明讲学”。明武宗正德二年（1507）起，一代心学宗师王阳明及其弟子先后到岳麓书院讲学，是继南宋“湖湘学派”之后又一次学术上的活跃与繁荣。

三是“御赐匾额”。 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宋真宗赵恒御赐“岳麓书院”匾额;康熙二十六年（1687）春，康熙帝御赐“学达性天”匾额。乾隆八年（1743），乾隆帝御赐“道南正脉”匾额。

岳麓书院后来的声名，也与那副标志性大门对联关系紧密。上联“惟楚有材”（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晋卿不如楚，其大夫则贤，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虽楚有材，晋实用之”）是清嘉庆年间书院山长袁名曜出的;下联“于斯为盛”（出自《论语·泰伯》“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是贡生张中阶对的。世人将这副对联解释为“楚地有人才，而又多出于这里”，此联已成为“岳麓书院出人才”或“湖南出人才”最牛逼的形象广告语。

按理说，如此牛逼的广告语，是要遭人忌的，然此联不断有“无湘不成军”“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一群湖南人，半部近代史”“湘人不倒，华厦不倾”之类的相关事实与言论“帮腔”，令后来人也不得不服，如此，不忌反昌，牛逼联就更牛逼大了。

许多人也注意到岳麓书院这副大门联，如以唐之后对联的格律要求来看，其上、下联末字的平仄关系与词性都失谐，却又被如今对联学界特别认可并赞誉（如是当下诗联家做出这样的对联，基本上会被唾沫淹死）。笔者认为，上联“惟楚有材”的“材”字，是“材”而非“才”，一是受“虽楚有材，晋实用之”原句的局限，二是此“材”在原句中是指“如杞梓、皮革”者，借用于书院，指书院乃雕琢“材”的地方，也就是说湘人多“材”，而要成“才”，需经书院化育的意思。

这，正是书院的功能所在。

岳麓书院作为声名远播的“千年学府”，是被湖南人津津乐道、引以为傲且具有标致性的学术与精神高地。其外，与湖湘文化源头密切相关的另一个书院——碧泉书院，是具“湖湘学派”某种开创之功的北宋时期福建人胡安国与其子胡宏、在湘潭县隐山共同创办的。碧泉书院与岳麓书院的文明，是湖湘书院文明的代表，在湖湘文明史中，笔者认为这种“书院文明”应归于“诗书文明”的范畴，且是湖湘“立功文明”的思想根底与力量源泉，忽略这一渊源深厚的历史与关键所在，就截断了“立功文明”的脐带与土壤。

按人物显达的程度与时间远近衡量，笔者以为唐代书法家欧阳询与怀素称得上湖湘“诗书文明”的高峰代表。为了与以“湘军”为标志的“立功文明”相对应，笔者将“草圣”作为湖湘“诗书文明”的标志。

下面，笔者进一步阐述“草圣”何以成为比“湘军”早显千年的湖湘文明标志。

一、文字、书法与诗书有着血脉相连的关系

人类文明与野蛮的界限，是以文字的诞生为区分标志的。

《淮南子·本经训》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夜鬼哭”，唐代书画家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曰：“造化不能藏其密，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可见文字的出现，在人类发展史上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是人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自然产物，也是人类从蛮荒岁月转入文明社会的一个标志。

文字是人类文明最伟大的创造，而在电脑打字出现之前的几千年发展历史上，书、刻（书法）一直是文字呈现的必要途径（载体）。

当下学界有一种观点：中华文明几千年发展至今从未间断，是因为有书法艺术发挥了不可或缺的文字记载、传承功能，文明的星火相传，绵延不绝。文字赖书写（书法）得以留存、传播，使得更多人得到文明的熏陶。过去入学第一件事就是识字、习字，将字写好是第一门功课，也是文化人的脸面，所以传统上的饱学之士，一般书法都差。理学大师朱熹的书法与陆游、范成大、张即之并称“南宋四家”，岳麓书院保存至今的“忠、孝、节、廉”即出自其手笔。北宋《宣和书谱》共收录197名书法人物，湖湘书人唯欧阳询、欧阳通、怀素、齐己四人入列，作为远离中原的僻地，当时有此“成绩”已属十分难得，非重量级人物皆不足以影响拥有皇权的“编撰者”矣！齐己之书法，虽谓精彩，但与其他三位湖湘书家相比，还是稍有差距的，但《全唐诗》却收录了他800余首诗作，数量之多，仅次于白居易、杜甫、李白、元稹。可见传统上的诗、书是合璧的，成为历来旧学之标配，更是后来考科取仕之门锤，两者难以分割。凡书院皆以“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礼、乐、射、御、书、数”教人，其中“义、智、礼、乐、书”诸项多项皆与“诗、书”之能相关。旧时之“诗、书”承载了太多的东东，远不像今天的书法“纯粹”与“专业”。

自文字产生的那一刻起，书写即共生共伴，在诗文相偕的漫长发展岁月里，最初的书写也逐渐发展成为了一门特有的民族传统技艺——书法（或称书法艺术），后来学者熊秉明说“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即是看到书法的内涵很广，更重要的是包涵了所有中国哲学思想与审美趣味等。

二、“草圣”乃湖湘“诗书文明”的标志性高峰

欧阳询、怀素二人，早已被中国书法史公认为不可逾越的两座书法高峰。欧阳询的楷书风格独标，史称“欧楷”;怀素的草书狂放恣肆，气吞八荒，极具浪漫豪放之情，史称“狂草”，其人则有“草圣”之誉。此二位皆是中国书法史上牛逼哄哄的巨擘，在古今湖湘“詩书文明”史中，更是鲜有能与之比肩者。

当代许多人可能一时很难接受“欧阳询、怀素是湖湘‘诗书文明的高峰”这一观点，他们往往会认为再怎么高峰，不就是会写几个字吗？这种认识主要是对历史上“诗书”密切融合发展的现实与书法历史缺乏认识，又受当代诗、书分治之现实影响所导致的。

为何不是看起来似乎更高级的“诗”作为“诗书文明”的代表呢？

不妨先看看湖湘“诗书文明”里其他各类代表人物的情况。

有“中华诗祖”“辞赋之祖”之称的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与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因投湖南域内的汩罗江而亡，世人多将其人与湖南联系在一起，湖南学界也将其人其作为湖湘文化中一个重量级人物对待。笔者认为屈原的思想对湖湘文明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但将屈原作为湖湘“诗书文明”的高峰代表，可能存在诸多障碍：首先是地域障碍，屈原并非湖南人;其次是其经历也非湖南一地，所以很难说他在湖湘大地上传播的思想就是独特的、唯一的，湖南以外的、类似荆楚湖北等地就不受其影响，或者受影响的程度就格外重要与突出。另外，“湖湘学派”与岳麓书院历史上诸多重要人物，如“二程”、胡安国父子、朱熹、张栻、王阳明等，虽然他们的思想如屈原的思想一样，对湖湘文明很大的影响，但他们无一例外皆是湖南的过客，如果将他们的思想为湖南所独揽，则是与事实相违的，他们的影响并非狭义的某地某域之影响。

真正可以说道的“诗书文明”本土人物，一个是道州人周敦颐（1017—1073），他是北宋理学、道学思想的开创者，也是学界所说的“湖湘学派”创始人，但其人比“草圣”怀素（737—799）晚了280多年，且其学说发展集大成是在朱熹;另一个是比怀素晚880多年的衡阳人王夫之（1619—1692），他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早年积极参加反清起义，晚年隐居于石船山著书立说，清中期新化人邓显鹤将其著述搜集、整理成《船山遗书》，后来又得到曾国藩的支持，其《船山遗书》得传于世;还有一个是比怀素晚了1000多年的邵阳人魏源（1794—1857），人称近代中国“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与口号，主张了解、学习西方科技，以抵御外来侵略，但总的来说，魏是在贯彻执行林则徐的思想和做法，其成果也尚不足以形成高峰。

如果与欧阳询（557—641）相比，以上三位就更晚了。

至于湖湘文明中其他过客的吟哦，如陆游的：“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秦观的“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黄庭坚的“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等等，亦可谓灿烂非常，其中可乐的是范仲淹其时根本没到岳阳，其笔下的《岳阳楼记》，仅是凭图画意会出来的，其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句子，竟然被后来的湖南人拿来给自己贴标签、称精神，“敢为人先”，实在是有些牵强。无论如何，笔者以为此类东东，只能作为湖湘文明的一种丰富或血肉，而非骨架。

上述这些湖湘“诗书文明”史上的人物，都是重量级的，但相对与欧阳询、怀素两座“诗书”领域的历史高峰来说，他们要么只是湖湘之客，要么在高度、时间上略有不足，故笔者以为，以“草圣”作为湖湘“诗书文明”的标志是适合的，且这种“诗书文明”是包涵了“湖湘学派”等东东在内的。

以“草圣”为标志的“诗书文明”，与以“湘军”为标志的“立功文明”相比，若“湘军”以攻克南京（1864年）的时间为节点，“草圣”以欧阳询代表作《九成宫醴泉铭》完成（632年）为时间节点，那么，“草圣”早“湘军”出现1230多年，若“草圣”以怀素代表作《自叙帖》的完成（777年）为时间节点，“草圣”则早“湘军”1087年，也就是说，在以“湘军”为标志的湖湘“立功文明”形成之前，以“草圣”为标志的湖湘“诗书文明”，已至少巍然屹立于中华文明史册上千余年了。

三、湖湘有深厚、丰富的书法历史与底蕴

“草圣”高峰的出现，必然是有生存土壤的，湖湘之地，“诗书”历史颇长，历史考古发现的资料极为丰富。

1.湖湘之地有敬惜字纸的悠久传统。即便在深山僻地，湘人都对文字充满了敬畏之心，认为文字是通神明的，是神圣而崇高的，普遍存在“敬惜字纸”（写了文字的纸，就不能亵渎）的朴素思想口口相授，世代相传，文字可以烧掉以敬神明，但不可作其他任何随意处理，故至今在湖南民间不少地方还留存有如“惜字塔”之类的遗迹，这是湖湘大地滋养、传承、发扬“诗书文明”的肥沃土壤、深厚根基。

2.“诗书”活动赖以开展的基本工具——“文房四宝”，其中有两样与湖南密切相关：一是1954年在长沙左家公山一个战国墓葬里出土了我国最早的毛笔实物，比所谓“蒙恬造笔”早了两个世纪;二是于东汉和帝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发明的“蔡侯纸”，被列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其发明者蔡伦乃湖南桂阳人。

3.丰富的书法历史资源。

一是青铜器。以著名的四羊方尊、人面方鼎、皿天全方罍为代表的、在湖南出土的商晚期青铜器，器形优美、铭刻精致，为稀世珍宝，其上一些难以释读的、充满神秘感的纹饰或文辞，可以视之为最早的湖湘“诗书文明”的历史凝固。

二是简帛书。包括里耶秦简、马王堆帛书、三国吴简三个部分，共同组成了宏大壮观、无与伦比的湖湘简帛书灿烂文明。大量的简帛书，证明书法已无时不刻地融入到人们的文明生活中，且这些简帛书中蕴含诸种书体变化的端倪与脉络，无疑是一座巨大的、鲜活的书法历史宝库。

里耶秦简于2002年在湘西龙山里耶被发现，现有数量达3万7千余枚，据说这数量是我国之前发现的秦简的几十倍，总字数有几十万，是继兵马俑之后有关秦代考古文物的惊世发现，人称“北有西安兵马俑，南有里耶秦简牍”，蕴含着巨大的学术、书法价值。里耶秦简内容丰富，基本涵括整个秦代时期（公元前222年至前206年）的户口、土地开垦、物产、田租赋税、劳役徭役、仓储钱粮、兵甲物资、道路里程、邮驿津渡管理、奴隶买卖、刑徒管理、祭祀先农以及教育、医药等相关政令和文书。

马王堆帛书于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墓被发现，包括20余万字的帛书和竹简，内容涉及战国末年至汉文帝前元十年左右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及科技等各方面，可分为6类（六艺、诸子、兵书、数术、方技、其他）44种，堪称“百科全书”，又因包含多种佚书，被李学勤先生称为“无不为前人所未见”的“惊人秘籍”。按字体，马王堆帛书可分为三种：一是篆隶，如《五十二病方》《阴阳五行》甲篇、《养生方》《阴阳十一脉炙经》《足臂十一脉炙经》等;二是古隶，如《老子》甲本、《战国纵横家书》《阴阳五行》《春秋事语》等，其中保留了大量楚国古文字的写法;三是汉隶，如《周易》《老子》乙本、《黄帝书》《相马经》《五星占》等，其珍贵之处，在于真实地保存了篆书向隶书过渡时的可考脉络与状态，李学勤先生认为马王堆帛书“对于关心‘隶变问题的学者，这些材料无疑是十分宝贵的”。

三国吴简于1996年10月在长沙走马楼被发现，数量达17万余枚，此前全国各地出土的简牍帛书总数才9万枚（件）。走马楼吴简字体含楷、隶、行、草諸体，记录了三国时期吴国吴嘉禾元年至六年长沙郡的部分档案。按形制可分为大小木简、木牍、竹简、封检、标识签牌等。按内容可分为券书、司法文书、长沙郡所属人名民簿、名刺和官刺、帐簿等。

三是摩崖碑刻。古代石刻分为摩崖、墓志、石经、造像题名、碑记、法帖等若干大类。各类石刻具有各种学术价值，而其书法与铭记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湖湘摩崖石刻以湖南永州浯溪碑林为代表，该碑林有“南国摩崖第一”之誉，现存石刻500余块，堪称书法摩崖石刻的宝库。至今有1240多年历史的《大唐中兴颂》（大历六年夏六月刻）可称得上这里的镇林之宝，此作为“颜体”成熟时期的唯一巨幅杰作，堪称颜鲁公书法之高峰，因大唐元结撰文，63岁的名臣颜真卿所书，被后人以“文奇、字奇、石奇”誉为“三绝碑”，驰名海内外，黄庭坚、范成大、洪迈、岳珂、米芾、董其昌、李清照、何绍基等古今文人墨客皆有诗文议论、称颂之，也是我国书法史上最著名作品之一。

历史上的永州是官吏贬逐之重地。邢恕、柳宗元、黄庭坚、邹浩、汪藻、苏轼、范祖禹、张浚、张栻、胡安定、蔡元定等名臣亦多流寓于此，因风感物，诗书佳作频出，与摩崖石刻两相呼应。据不完全统计，湖湘大地仅永州一地，其现存的摩崖石刻总量就达1700多块。刻地有浯溪、朝阳岩、含晖岩、窊樽、九疑山、阳华岩、澹岩、华严岩、寒亭、钴鉧潭、九龙岩、火星岩、三门洞、福仙岩，黄阳司，雷泽洞、沉香庵、渠清岩、逍遥岩、中郎岩、秦岩、层岩等近50处，多为元结等地方官、流寓文人墨人及布衣乡贤所建立（据说永州拙岩摩崖石刻的建立者明人沈良臣即零陵一布衣诗人），可见这种碑刻文化已深达民间基层，成为湖湘“诗书文明”的重要载体。

当代湖湘建立的碑林有毛泽东诗词碑林、常德诗墙、屈原碑林等，是对“诗书文明”中“碑刻文化”的继承与发扬。

“诗书合璧”再次在湖湘大地的碑刻上得到证明与发扬。

摩崖之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湖湘大地上还有两块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特别意义的名碑：

一是“行书碑祖”《麓山寺碑》。唐开元十八年（730年），由文学家、书法家李邕撰文并书，江夏黄仙鹤（有谓为李邕化名）勒石。碑为青石，高272厘米，宽133厘米，圆顶，有阳文篆额“麓山寺碑”四字，碑文采用行书体乃开先例之作，共28行，每行56字，共1400余字。碑文叙述自晋泰始年间建寺至唐立碑时，麓山寺的沿革以及历代传教的情况。因“文、书、刻”兼美称“三绝碑”或“北海三绝碑”（李邕曾官北海太守），为历代艺林、文豪所推崇。宋代米芾于元丰三年（1080）专程前来临习，并刻“襄阳米黻同广惠道人来，元丰庚申元日”16字于碑阴;明王世贞谓：“其神情流放，天真烂熳，隐隐残楮断墨间，犹足倾倒眉山、吴兴也”。此碑的特点：用笔兼融“钟、王”与北朝碑刻之长，落笔坚实，谨严而开合得体;结字宽博，中宫紧缩，向四面开放，充分体现了李邕行书奇崛多变的艺术特色。

二是“真书鼻祖”《谷朗碑》。全称《吴九真太守谷府君之碑》，三国吴凤凰元年（272）谷朗嗣孙谷起凤、谷尚志刻碑立于耒阳，碑纵176厘米，横72厘米，厚24厘米，青石质，碑文18行、行24字，原在桂阳谷府君祠内，宋代移至杜工部祠前，1979年移置蔡侯祠内。此碑书者佚名，其书法结体方整，笔画圆劲，书风浑朴古雅，同后世魏碑、唐楷相比，它又带有较浓的隶味，故有称隶书者，然其体势已近楷书，与曹魏诸刻同为开楷书法门的重要碑刻，是研究隶、楷过渡的珍稀碑刻，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认为此碑“上为汉分之别子，下为真书之鼻祖”“由隶变楷，足可考其源流也”，堪称国宝。

四、古今湖湘“诗书文明”传承特点明显

以“草圣”为代表的“诗书文明”是以典型、标志性人物作串连的，唐之前，湖湘大地上的诗书人物，多是外地客串者，未見有分量的本土人物，唐代出现欧阳询、怀素两座书法高峰，至今“只是被模仿，从未被超越”，无论是在湖湘，还是在全国。

湖湘大地虽在舜帝、炎帝神农氏“农耕文明”期间出现了“南风歌”“湘妃竹”及“刀种火种”等与“诗书文明”相关的原始传说和“诗书”印迹，历史上也曾有屈原、贾谊、蔡邕、李邕、李白、杜甫、朱熹、苏轼、黄庭坚等人“客串”、传播“诗书文明”，但在“草圣”高峰出现之前后，都出现了较漫长的沉寂期。“草圣”高峰后，宋至清中叶八百多年间，湖湘“诗书文明”则是一个长长的沉寂期，殊乏精彩表现，可谓“碌碌无为”，不知是何原因。高峰之后，必然要有一个沉寂期么？莫非是对“湖湘文明”的神谶？尽管如此，笔者在这里还是粗略地将“草圣”之后的湖湘“诗书文明”部分本土人物开列一下：

——北宋：长沙人刘次庄（生卒年不详），神宗熙宁七年（1074）赐同进士出身。有书名，临摹古帖，最得其真。工正、行、草，最妙小楷，凡草圣不可读者，以小楷译之。

长沙人易元吉（公元11世纪左右，生卒年不详），著名画家，天资颖异，灵机深敏，自幼临摹古人名画，打下扎实功底。又寄居于山野人家，观赏自然风物，以大自然为师，经多年悉心揣摩，技艺日进，所绘花鸟动植物都很有特色。因善画猿猴而闻名天下，古代绘画评论家把獐猿画看成是易元吉的专工独诣，认为是“世俗之所不得窥其藩”的绝技。

——元代：浏阳人欧阳玄（1289—1374），文学家。延佑年间（1314—1320），任芜湖县尹三年，据传其时形成的“芜湖八景”，每处皆有其题七律一首（见康熙《太平府志》和《芜湖县志》）。另外，欧阳玄编写辽、金、宋三史史著多种，共达1120卷，有《圭斋文集》15卷遗世等。

攸县人冯子振（1253—1348），元大德二年（1298）登进士及第（47岁），后任官，晚年归乡著述。世称其“博洽经史，于书无所不记”，下笔不能自休，文思敏捷，著述颇丰。传世有《居庸赋》《十八公赋》《华清古乐府》《海粟诗集》等书文，以散曲最著。

——明代：茶陵人刘三吾（1313—1400）博学，善属文。帝制《大诰》及《洪范注》成，皆命为序。敕修《省躬录》《书传会选》《寰宇通志》《礼制集要》诸书，皆总其事，赐赉甚厚。

华容人刘大夏（1437—1516）能诗，有《东山诗集》《刘忠宣公集》等传世，深受明孝宗宠遇，辅佐孝宗实现“弘治中兴”，与王恕、马文升合称“弘治三君子”，又与李东阳、杨一清被称为“楚地三杰”。

——清代：宁乡人陶汝鼐（1601—1683）书法初习米襄阳，晚承颜鲁公，所过寺院辄为制碑铭联榜，诗、文、书并称“楚陶三绝”。

湘潭人黄周星（1611—1680）工篆隶，尝作诗云：“高山流水诗千轴，明月清风酒一船。借问阿谁堪作伴，美人才子与神仙”。

长沙人罗源汉（1708—？）工诗文，善书。诗文雍容端雅，书法米芾，苍古遒劲，卓然成家，著有《南川诗集》。

永州道县人何凌汉（1772—1840），书法家，子孙多俊杰，且多书画家，其子何绍基更是杰出代表。

安化人陶澍（1779—1839）官至两江总督，著有《印心石屋诗抄》《蜀輶日记》《陶文毅公全集》等。

安化人罗饶典（1793—？）嘉庆十七年在安化县崇文书院授补博士弟子员，十八年进岳麓书院。官至云贵总督，谥曰“文僖”，著有《知养恬斋》诗集（上、下集）、《蜀槎小草》《玉台赘咏》《黔南纪略》《知恬斋赋钞》《罗苏溪奏议》。

双峰人曾国藩（1811—1872），“湘军”杰出首领，善诗文、对联，工书法，曾提出书法乾坤大源之说，对阮元的南北书派论进行批评，主张南北兼而有之，130万字的《曾国藩日记》兼具史料与书法价值。

湘阴人左宗棠（1812—1885）通文墨，擅书法，传世翰墨作品多为对联，用笔多参碑意，方笔出锋，气势雄浑，风格豪迈。著有《楚军营制》《朴存阁农书》等。

湘阴人郭嵩焘（1818—1891），书初习欧体，后采众长自成特色，姿态自然，笔力稳健潇洒。曾讲学于长沙城南书院及思贤讲舍。著有《养知书屋遗集》《史记札记》《礼记质疑》《养知书屋文集》《郭嵩焘日记》等。

平江人李元度（1821—1887），热爱文史，书画皆擅，其书师法怀素、颜真卿、欧阳询等，其行草纵横洒脱，笔法放纵，气势连绵，颇具浪漫主义色彩。著有《国朝先正事略》《天岳山馆文钞》《四书讲义》《国朝彤史略》等30多种1500多卷。

长沙人徐树铭（1824—1900），工于书法，生平无私蓄，唯嗜钟鼎书画，收藏图书、名帖、书画甚富，耄耋之年犹勤学不倦，著有《桑政迩言》《澄园诗集》等。

湘潭人王闿运（1833—1916），清末今文学派主要领袖。其书初习欧阳通，后攻北碑，态劲有致，朴茂多姿。

安化人黄自元（1837—1918）曾奉诏为光绪帝生母书《神道碑》，得赐“字圣”称号，史书记载，其人“书名满天下，妇孺皆得知”，传世代表作有：《柳公权玄秘塔碑》（临本）、《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临本），临作有《间架结构九十二法》等，或藏于国内各大博物馆，或散轶于民间，或流传于海外。

双峰人曾纪泽（1839—1890），学贯中西，工诗文、书法、篆刻，善山水、狮子。著有《佩文韵来古编》《说文重文本部考》《群经说》等。

衡阳人曾熙（1861—1930），书法家、画家、教育家，海派书画领军人物。先后主讲衡阳石鼓书院、汉寿龙池书院，任湖南教育会长。书承《夏承碑》《华山碑》《张黑女》等，以汉隶圆笔为本，下穷魏晋，沟通南帖北碑，融合方圆，成就宽博纵逸之风貌，自称南宗，与北地的李瑞清颉颃，世有“北李南曾”之说。

茶陵人谭延闿（1880—1930），字组庵，号无畏、切斋，民国时期著名政治家、书法家、组庵湘菜创始人。曾任两广督军、湖南督军，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等。与陈三立、谭嗣同并称“湖湘三公子”;与陈三立、徐仁铸、陶菊存并称“维新四公子”;其颜楷点画沉着稳重，顿挫有力，结体宽博，顾盼自雄，貌丰骨劲，味厚神藏，是清代钱沣之后又一个写颜体的大家，居“民国四大书法家”（谭延闿、胡汉民、吴稚晖、于右任）之首。

值得特别一说的是永州道县人何绍基（1799—1873），晚清诗人、画家、书法家，是“草圣”之后經八百多年的沉寂、在湖湘本土上再次涌现出的一个可彪炳书史的书法大家。作为清代碑学兴起的杰出代表人物，何绍基之书气融篆隶于一炉，意冶碑刻成一通，面貌独具，据说何绍基从李广“猿臂善射”得到启发，开创“回腕执笔法”，有《猿臂翁》诗曰“书律本与射理同，贵在悬臂能圆空。以简御繁静制动，四面满足吾居中。李将军射本天授，臂岂止笼臂通。气自踵息极指顶，屈伸进退皆玲珑”。

二十一世纪初，中国书法家协会公布了由有关专业媒体发起的“二十世纪十大杰出书家”评选结果：吴昌硕、林散之、康有为、于右任、毛泽东、沈尹默、沙孟海、谢无量、齐白石、李叔同。在这份名单中，湖南人占了两席：齐白石（1864—1957）、毛泽东（1893—1976）。湖湘“诗书文明”远隔1200多年后，高峰再度出现，光芒四射，与唐代以“草圣”为标志的“诗书文明”高峰遥相呼应，有力地隆起了湖湘千古文脉。

神秘的湖湘文明与湖湘精神的提炼

从《大唐中兴颂》的自左至右的独特书写形式，到大量简帛书及摩崖刻碑中透露的由篆向隶、向隶向草、楷的信息，再到岳麓书院那副特殊的对联，汉字“五大字体”（篆、隶、草、行、楷）的变化与独特的湖湘“诗书文明”在这里都绽放出无限变化与生命力，这些，都似乎在昭示着湖湘大地从来都是一块神秘且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土地，以至于自荆楚而来的李邕，竟然是在这里开创性地用行书撰写了《麓山寺碑》，这里，更引得陆游大呼“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欧阳修“欲买愚溪三亩地，手拈茅居竟移居”……各个时代的诸多文人墨客来到湖湘大地，都激动不已，或惆怅莫名，丰富了湖湘“诗书文明”的内容与内涵。

人们从屈原的那些辞赋中感受到楚文化的神秘与浪漫意味，到“格物致知”“心外无物”的理学精神与朴素唯物思想，再到“平天下”的理想，湖湘文明也由“农耕文明”出发，在唐代形成了一个以“草圣”为标志的“诗书文明”高峰，之后经历了漫长的沉寂，再到“湘军”威名远播及新中国成立，毛泽东终于达成了湖湘“诗书文明”与“立功文明”的双高峰，而其领导的是农民起义，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所以他达到的双高峰，也可以说是受湖湘“农耕文明”熏陶、滋养或在其基础上达成的，如此，毛泽东可谓“集湖湘文明之大成者”。作为开天辟地、震古烁今的湖湘“立功文明”空前高峰代表，毛泽东对“文房四宝”（笔、墨、砚、纸）珍爱有加，随身携带，随时可取，他常说：“我要用‘文房四宝打败国民党四大家族”。毛泽东的书法自由浪漫，气势豪迈，吞吐八荒，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正是其“立功文明”高峰状态之本色与张力在“诗书”中一种映射与绽放。之前，“湘军”的代表人物曾国藩也是文人带兵“立功”的典范，在行军间隙，他诗书行吟不断，可以说以“湘军”为代表的“立功文明”，也是他用“文房四宝”创立起来的，他本人更是被人称之为“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

前后时空、时代不同，而不变的是“诗书”相伴、“立功”报国的血性与精神。

一些人在讨论“湖南精神”时，总是脱不开“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窠臼，想像出此句的种种“高级”，其实《岳阳楼记》中这样的句子，只是范仲淹在借图抒发、倡导其儒家思想而已，非为湖南本土生发出来的泛儒家精神与理想。事实上，就看改革开放以来的湖南，整体发展水平落后于其他诸多省份，其作为也很难与“心忧天下、敢为人先”联系起来。世人对湖南人素有“搞政治可以，搞经济不行”“湘人能扫天下，不能治天下”之类的刻板印象。何耶？人们不会忘记王闿运几次策曾国藩谋反的镜头，最终被曾以“狂妄”斥之，人们也不会忘记王闿运的弟子杨度那“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牛逼……诸如此类的，都是湖南牛逼人物的牛逼心态与精神的展现，其深层原因或是历史上长期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造成的，压抑久了就需要爆发，缺乏的是那种平实自在、幽渺绵长的性格与精神。湘人“出湖”上中原不容易，而“出湖”后的成功又总是吸引着湖南人，他们肯干事、能干事，百折不挠、心气甚高，此或正是那种冲破重围的“出湖”状态与精神;而在经济方面，湖南人却多满足于自立家园，以耕种、拓展好自留地为乐，笔者认为这种状态是在“农耕文明”与“诗书文明”发展时期而更高的“工业文明”的因子没有在这里得到足够发展所形成的结果。如果舜帝、炎帝的后裔们能将“百草成药”加以精研，进行整体包装经营，如果蔡伦的技术探索精神、与魏源“师夷之技”的科学精神能够得到发扬光大，如果“湘军”不是退隐享福，而是集中所有的力量，着意研发经营经济，湖南人的经济头脑与状态，今天就绝不会停留于“单打独斗”等低层次竞争状态或层面。有“湘中犹太人”之称的邵东人，他们经商头脑灵活，肯吃苦耐劳，足迹遍布全国各地，甚至国外。据老挝当地官方统计，至少10万湖南人在老挝经商，他们占了老挝90%的摩托车、60%的手机、50%以上的服装和箱包市场销售份额，而其中的邵东人至少占到9成，不可谓不宏大，但邵东人似乎多满足或局限于于这种初级市场状态，也很难有更高层次的商业模式、发展模式或精神追求与突破，所以难以改变体量大但质量低的发展现状，他们也很难像温州人那样抱团炒楼，或者追求更高的发展模式，并非他们没有资金实力。最后的结果是，邵东人难以出像李嘉诚、马云那样的有战略眼光的商业巨头。

所幸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湖湘“诗书文明”在另一面绽放出新的生机。在文化领域，电视“湘军”十分强劲，湖南卫视曾经比Y视还牛，一些娱乐节目几乎雄霸天下，虽遭一些人诟病，但也不得不佩服湖南人抓住了时代发展中大多数人的心态，满足了大众的需求，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另外，在IT业界，湖湘有一批互联网产业新贵涌现，如微信创始人张小龙（邵阳人）、陌陌创始人唐岩（娄底人）、快播创始人王欣（郴州人）、快手创始人宿华（湘西人）、58同城创始人姚劲波（益阳人）、世纪佳缘创始人龚海燕（常德人）等。

综合上述，笔者结合提出的湖湘文明“三大支柱”说（农耕文明、诗书文明、立功文明），认为可将“耕读立家，血性报国”作为湖湘人文精神，因为这是湖湘本土生发出来最本真的文明与精神。

“诗书”的当代分离与湖湘书法形象

“三大支柱”文明支撑起的“湖湘文明”，在以毛泽东为标志的一群湖南人那里，形成了新的、全面、统一的高峰，达到了湖湘文明史的空前巅峰。

接下来将如何？又将是更长久的寂寞吗？

我们发现，传统意义上的湖湘“诗书文明”，在时代发展的大环境里，已逐渐随全国的大势产生相应变化，“诗”与“书”已逐渐分离，书法艺术的独立性在当下空间里得到前所未有的强调，在现实生活中，实用功能的退去，书法已成为一种极其单纯的书写技艺，成为了一种供展厅展示“纯艺术”，也就是说，以后某个湖湘人兼成“诗书文明”与“立功文明”高峰的机遇已很小了。

二十一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十年以来，湖湘书法家们随着全国书法热潮而行动而成功，外出求学拓境气氛浓厚，内引展览、学术交流亦甚为活跃，书手们在全国书法展赛的竞技舞台上，越来越熟悉套路，也越来越得心应手，屡创佳绩。应该说，在竞技这个层面上，素有“立功”基因的湖湘书法家已完全觉醒了，笔者相信以后的成绩会越来越好。在另一面，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高峰“毛泽东”之外，湖湘本土出来的书法家（书画家）诸如陈少梅、唐醉石、罗尗子、谢梅奴、周昭怡、胡六皆、黎泽泰、何光年、王憨山、顏家龙、莫立唐、李立、邬惕予、王超尘、黄永玉、李铎、易图境、周宗岱、敖普安等一批书画家已经老去或正在老去，而他们的那个时代与当下这个简单的竞技时代相比，艺术个性、风格的彰显是他们的突出特点，这可能是如今这个被竞技“立功”氛围所笼罩或同化的湖湘书坛所不可比拟的。

当代湖湘书坛，如何不为时代俗流所裹挟，避免同质化严重等现象的产生，需要有更多“湖湘文明”的自信。笔者也欣喜地看到，拥有丰富湖湘书法资源的书法家们，已有少部分人开始觉醒，也有少部分书家在沉潜、坚持自己独特的审美与追求，值得注意的是在体制坚冰外，也还有如王憨山之类乡野布衣，偶尔还有机会登上成功的前台，说明这块土地还是活跃与生动的。

对照《宣和书谱》，突然发现湖湘入列的四人，原来是两仕（欧阳询父子为朝官）两释（怀素、齐己两人为和尚），平分天下，朝廷严谨，民间豪放，在这里得到很好统一，又相互滋养，或许这也是历史对湖湘“诗书文明”格局的某种预示吧！其中释人“草圣”怀素，是湖湘“诗书文明”中浪漫主义的代表，集“湖湘文明之大成”毛泽东的书法，正是极大地承接了怀素的纵横大气、豪放浪漫，然后独成气象，成就了其空前绝后的地位。

一支如椽巨笔，在湖湘大地上纵横挥洒，偶尔露峥嵘。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2019年9月28日完稿于乾丰堂

2019年10月18日修改于乾丰堂

（个三，本名李哲，书法篆刻家、文艺评论家、《艺术中国》特邀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