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现实主义语境中的“现代性”叙事

王建旗

“现代性”在当代文学批评当中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甚至已经成为一种“陈词滥调”，现实主义也是。在我的印象里，没有谁，没有什么理论能够否定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说，之后林林总总的主义和文学主张都是从现实主义这棵大树上长出来的“新枝”。現实主义的文学语境永远不会——起码是至今远远没有——过时，尤其是广义上的现实主义或曰批判现实主义，它源于作家对人类生存处境忧虑，是文学最根本的属性，是每一个作家“乞灵”和实现创作梦想的策源地。一部文学作品，如果没有对社会现实忧心忡忡的焦虑、反省与展望，它起码不可能或不应该成为重要或严肃的作品。这是我读过左马右各的中篇小说《面花年二》（载《收获》2018年3期）之后进一步明确的一个常识判断。《面花年二》是作者的“谢庄系列小说”之一，它讲述的是一个“边缘人”的故事，或者说是一个从“边缘”讲起、在“边缘”上讲述的故事，三个失意的主人公从完全不同的生活背景里神使鬼差地走到一起，演绎了一段感人、生动又龌龊、罪恶的现代悲喜剧，但是作家的讲述却娓娓道来，波澜不惊，像讲述一段遗闻，一件旧事，一幅“花边”。作家把它叙述得驾轻就熟，举重若轻，信手拈来，展示的却是一个沉重的主题;在男欢女爱、打情骂俏和市井生活之间不经意地道出了中国社会乃至官场和底层严酷的生存现实，用一种“轻型”的叙事方式在随意或有意无意之间撩开了现实社会晦暗又腥膻的一角……

中国作家有着深厚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回顾半个多世纪的中国文学史，我曾经发现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中国主流文学往往把注重“文体实验”的现代主义文学和后现代主义文学视为“洪水猛兽”，而把以社会批判为己任的现实主义文学奉为圭臬，进行了大规模的翻译、介绍和推广。当然，《面花年二》的叙述方式与那种雨果式的经典批判现实主义文本不可能尽然相同。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社会和二十二十一世纪之交的中国在社会矛盾和自然生态上固然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但是双方的社会路径和生活纹理却大相径庭，更为重要的是20世纪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进程与欧洲19世纪的现代性经验完全不一样。虽然中国作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用十多年的时间就引进并复制了欧美几百年精英辈出的现代主义文学史和文学流派史。欧洲的现代主义是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产物，其现代性的分布和方向首先是一种直线型的时间意识，呈现出一种统一的时间流向。它们是一种以人、个人、个人主义为中心的持续不断的历史时间意识，包含着与循环、轮回、螺旋式转动认识框架完全相反的历史观和时间观。而中国的现代化或现代性缘起开始于晚清的洋务运动，目的是“师夷之长以制夷”，其时间和历史观无法摆脱数千年沿用的天干地支、甲子轮回纪年法的影响，其现代性进程由于不得不依附于政权和意识形态更替，所以中国人的时间和历史概念缺少一直线型递进和均衡长高的理性依托。这使我们的现代性常常会陷于某种对冲、悖谬或“历史循环论”当中，它习惯于“革命逻辑”的文学叙事，往往呈现为一种反复轮回的社会文化时态……因此，我们的现代性进程，有时候不是一种循序渐进的历史进步，比如在高度现代化的今天，我们的许多问题依然停留在现代性的初衷和源头……这是中国现代化、现代性进程的特殊现象，这一现象必然影响到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和文学的现代性表述。它有时候是曲折的、隐晦的、机巧含蓄的，甚至是条块分离和互相冲突的。在这种线性时间观与历史“间隔性”的矛盾当中，文学叙事的功能发生了扭曲和变化，让中国作家不得不一再地全面衡估、分析塑造中国现代性的多种力量，它们互相交叉又充满歧义，从而使时间、历史的贯通力和文学的整合力难以均匀分布。

现实主义文学必须直面生活，但是当直面和直接表述不能揭示生活真谛时，往往是隐蔽的，潜在的，边缘地下的生活断面可能更为接近社会现实的本质，更能亲近“世道人心”以及人心真实、直接、富于质感的脉动。我理解，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小说由“宏大叙事”到“日常生活叙事”的变化可能与此有关。它需要秘密地找到生活的肌理和皱褶，用以找回历史的内在连续性和活性时间流动的纹路。

我注意到《面花年二》以及左马右各的谢庄系列小说，时间坐标和对时间的表述多是以“七年后的春节前”“年二被劳教，是高中快毕业那一年”…… 小说的时间标志和痕迹沉埋于水面之下，但是作为空间坐标的“谢庄”却是不变的，不变的街道，不变的风貌，市井和伦常……许多人物也会多次交叉出现。无论是年二的谢庄，韦三的谢庄，还是尤大的谢庄，窦五的谢庄。在小说文本里，谢庄更倾向于一个空间意义上的地理标志，仿佛是时间和历史冲积到一起的人文传统背景。传统与文化在现代性的源头属于相对稳定的景观，可以长时间参照，这样的传统倾向于强化传统教义的纯洁性。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传统被迫接受开放的形式，作家们必须给它提供变化的理由和证明。对左马右各而言，“谢庄”就是一个无须证实的传统，而他写出的系列小说就是这个传统的流变，就是它的现代性叙事，无论它是一次突发的矿难还是一次没有痕迹的情杀或仇杀。作家通过“谢庄”把传统接送到时代、生活和现代社会的四面八方。所以，我觉得谢庄就是左马右各生命和文化的根脉，是他可以通往历史深处和生活核心的一条密道。他好长一段时间从事写作的经验、记忆、生活、甚至灵感都来自这个谢庄。可以说，谢庄对左马右各而言就像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和博尔赫斯的“图书馆”。这里是他的故乡，有他的亲人，他的文化启蒙、少年长高、情感记忆以及青春梦想、婚姻家庭、工作甘苦都是谢庄这块土地上生长的植物、弥漫的烟霞。它们在时间意义上是可以并列的，在空间意义上则是能够串联与共生的，它们可以表述为一个个“事件”并由这些事件共同构成一曲由谢庄释放出来的现在时与过去时众声共鸣的现代性“协奏曲”。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里提出，在文学的六个“组件”中情节是第一位的。因为正是情节的发展过程决定了人物的性格形成，从而决定了情节故事的骨骼构架和意义走向。《面花年二》在文学叙述上更像是一个单独的事件，它几乎没有什么额外的枝蔓，但是，正是它仅有的少之又少的枝蔓使这个近乎封闭的“事件”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广阔背景、深刻意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特殊语境。

小说的核心和主线紧紧围绕一张麻将桌展开，“无业人员”年二由“牛姐”介绍进入“崔姐”崔晓玲和“黄姐”黄玉桐的麻将圈儿，通过在麻将桌上的几番试探与挑逗，年二凭借让人赏心悦目的“面花”——一种微笑的魅力和狱中练就的麻将功夫，不长时间就与这两个年轻女人发展成一種心照不宣的“亲密关系”。关系虽然畸形，但是合乎情理，三个缺少感情的人像“情场老手”一样，懂得拿捏分寸，掌握攻伐时机，在寂寞无聊与欲望需要的身体语言诉求当中，大家可以各取所需，在这个“娱乐场所”的“封闭小圈子”里拿走自己想拿到手的存在“份额”。小说的叙述被压在一个非常窄小的范围，因为窄小，让叙述显得更加饱满、瓷实，也让叙述更显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小说的叙述速度快捷，且入口极小。开篇第一句就是：“年二来了，就直接奔去西屋。”随后就直奔主题，让麻将桌上跌宕起伏的情节肆意展示，又集中又好看，高潮不断的故事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初看时，似有言情通俗小说香色诱人的肌理。

一桌麻将，四个“闲人”，况且除“牛姐四十五六岁”外都还算年轻，这样日夜厮混的结果本来不难推测，生活的逻辑使然。年二是刚从狱中释放出来的“老反革命”“失足青年”，家人嫌弃，对象难找，工作没有着落，自然是个闲人。有意思的是他的“反革命”身份，居然是“建党”。读高中时，几个“玩”到一起的中学生策划了一个“好玩”的组织“月亮党”，一件最不靠谱的“政治事件”，居然成为“轰动矿区的一桩大案”。在小说当中，作者并没有铺展开详写，看似一个闲笔、铺垫，实则是非常用心的一处伏笔，既真实又荒谬，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它为主人公年二找到了“来路”和“出处”，就像是一个人的印记，实则是整个故事的印记。我注意到在这篇小说里，作者的写作有一个非常明显又容易被忽略的特点，就是“处处设伏”，最大的“伏笔”是“崔姐”崔晓玲和“黄姐”黄玉桐的搭档丈夫，一个是“谢庄”所在地“窑田镇”的党委书记、镇长吴东，一个是为吴东“保驾护航”的镇派出所所长张继伟，而且两个人一文一武，一白一黑，都是“勇于负责”“仕途看好”的“工作狂”。于是他们的“忙”就为他们妻子的“闲”创造了条件，崔晓玲和黄玉桐都被所在单位领导“特意”安排“回家照顾丈夫”。在夫荣妇贵的前提下，两个活生生的年轻女性就被“闲置”起来。结果，在家庭里她们慢慢地成为“无用”和不“用”甚至是“弃用”的摆设。其实，她们生活优越富足，什么也不缺，缺的就是感情生活，类似于当代社会的“怨妇”…… 实际上面花年二就是“牛姐”乘机给崔晓玲和黄玉桐送上的一个“礼物”，一件“礼品”。麻将桌上四个人当中笔墨最少的“牛姐”也是个闲人，她丈夫田福光是“窑田镇”最大的私营瓷厂老板。因此年二这件“礼品”既是“牛姐”送给“崔姐”与“黄姐”的，也是“牛姐”夫妇一起送给“吴书记”和“张所长”的，镇上最大规模的私企老板，让人不能不想起“资本的毛孔……”它们必须找到把自己“洗白”的途径，这是“佑护”之道，也是某个特定时代的“光亮”缝隙遗漏给有灵敏嗅觉的机会分子的生存发展之道。它们施展能动空间往往比小说的想象空间还要大。

但这些都是伏笔，因为是“伏笔”，有的就埋起来，有的就一带而过，因为小说的重头戏在麻将桌上。整个故事，情节、结构都安排得紧凑、高效，在形式上颇有一些欧洲17世纪古典主义戏剧的“三一律”色彩，力求高度简练、集中、抓人，在叙述中处处尊重技巧，努力把饱满的戏剧效果坚持到底，一气呵成。当然，一个成熟的作家可能不喜欢“三一律”，但他不妨在需要的时候使用一下，“三一律”易于制造和烘托气氛，短促出击，夺人眼目，目的是要把一个故事讲得足够香艳动人，并努力使这个故事足以“吸附和接住”读者涣散的视线，从而更好地把故事背后那些“沉重的内容”遮蔽起来，当然，你不能阻止它、切断它，但可以把它们限定在幕后，让它们在小说幕后持续“发酵”…… 让作者告诉人们，我写的就是不容辨别的“日常生活”，甚至包括一些混乱的“床上生活”。读者们可以看得，在这篇小说中，甚至连吴东与崔晓玲这一对政治夫妻的关系也是用床上的形式表述的，吴东说他们的夫妻关系就是“典型的上下级关系”。

“吴东的这句玩笑话让崔晓玲感到很受伤。她推下来吴东，压在他身上，‘这叫什么？

吴东稍一愣，冷冷地说：‘你这叫反动！

崔晓玲有点儿撒娇地说：‘我就反动了，你能怎样？

吴东一翻身，重把崔晓玲压在身下，‘你反动了，我就镇压。

崔晓玲不再动了，也不再说话。后来他们之间这种带有政治感的‘上下级关系越来越少，崔晓玲也没有再想过‘反动。再后来，吴东和崔晓玲之间只剩下现实的政治依存关系了。吴东走仕途，家不能有变，要保住家，必须有崔晓玲。而她只要服从吴东的必须，一切就相安无事。”

这一段写官员“夫妻生活”的文字写得绘声绘色，惟妙惟肖，把权力的异化和官本位的丑陋也表述得淋漓尽致。像正常的女人一样，崔晓玲渴望的是一种平等、甚至可以“撒娇”“反动”的夫妻关系，吴东书记需要的却是一种“上下级”的政治仪式感。在崔晓玲这里不能找到时，吴东自然就“移情”到可以给他政治仪式感的女人们身上，他仕途顺遂，有的是这样的资源。而崔晓玲最后在“失足青年”年二身上找到了这种“可怜的平等”。在年二痴迷当中一声声“玲儿”“玲儿”地呼唤她的时候，她就沉陷于比年二更大、更迷茫的痴迷当中……但是他们不可能长期如愿。毕竟吴东、张继伟们是生活中的“强者”，他们可以将“崔姐”“黄姐”们“闲置”起来，但她们必须是自己的“私产”，而不会长时间把命运的钥匙交到她们自己的手中。人，都是普通的人，但一旦成为坐镇一方的“官”时，就自觉不自觉地站在“人”的对立面，表现出对“人”的不尊重、不信任。因为掌权者往往不允许一个人有自己支配自己的权利，而同时他们也傲慢地不相信一个人有自己支配自己的能力。所以吴东强调夫妻、男女关系的“政治仪式感”，谁违背了这样的仪式感，就必须“镇压”。

不过，吴东确实也给崔晓玲留下一定程度的“自由空间”。因为他要在“组织面前”、在“公共生活”当中保持自己没有瑕疵的“良好形象”。他虽然经常不回窑田镇崔晓玲搭起了麻将桌的家，但在每次回家之前，他都一定会事先给崔晓玲打一个电话，告诉她回家的时间。在人生接近巅峰之际，吴东还颇为“宽容”地接纳了崔晓玲腹中的孩子。

“崔晓玲把怀孕的事情告诉了吴东。吴东一点儿激烈的反应都没有，只是说他想要这个孩子。现在冀南市委正在考察他，过完春节，他有可能升任冀南矿区区委书记。崔晓玲说她要离开窑匠街，跟他到矿区去住。吴东答应了。吴东没有问孩子是谁的。

崔晓玲记得吴东出门前说：‘我们有孩子了，这比什么都重要。”

在这里，吴东的“宽容”显然不是对崔晓玲和这个无辜的孩子而言，因为组织考察的关键时刻，不能有任何风吹草动。关键的时刻，一点儿也不能出错。吴东深知，必须慎之又慎。

需要指出的是，这部小说书写得精彩和出彩的地方基本上限定在一些带着“低俗气”的“日常生活”场景中，而吴东、张继伟、田福光们只是这“日常生活”主题伸出的“枝蔓”、埋下的“伏笔”，他们沉重的存在一直不断地被淡化和虚化，被压榨到一种似是而非又影影绰绰的存在感里。但他们的存在才是绝对的，有力量的;因此，他们在小说里的出场也大都是被压低在一种“低俗生活”的尘浊之气中。小说像是有意“慢待”和避开麻将桌之外轰轰隆隆的社会现实。我觉得这正是小说和小说家的用心之处，以戏谑的笔法，在极其狭窄的范围讲述了一个非常严肃又具有开阔背景的大主题。作者写出的是一个轻松好看的“低俗故事”，在这个故事之外或之后还有一个没有写出，但读者可以感觉和领会的“另一个故事”。在这一个被“麻将桌”遮蔽的故事里，吳东稳妥晋升为矿区的一把手，张继伟顺理成章地晋升为公安局长，继续为吴书记保驾护航;田福光的福光集团也顺利地兼并了“四家矿区最有实力的国有瓷厂”，由窑田镇的大老板变身为矿区的大老板。用张继伟局长“提醒”田福光的话说：“田老板，吴书记对你寄予重望。”至此，年二麻将桌上的三个牌友的幕后人，在矿区这方天地里都在各自的行业出类拔萃，走到人生的巅峰……有张局长的武装保卫，有田老板的经济支持，吴东书记现在是顺风顺水，大有作为。这时，崔晓玲跟吴东去矿区住了，窑匠街的麻将桌自然就拆了。人们不禁有一些担心，那年二的命运会怎么样呢？

于是小说在稍显急促的节奏中进入到尾声。

“年二死了……死了的年二歪着脸，身体有点儿斜向躺在床上，右侧脖颈斜着有一道二寸的刀口，深及动脉……锋利干净的一刀，把动脉中滚热喷涌的血引出，这血带着被肉体困束已久的野性，盲目地喷向一面墙……年二流干血的脸，一片凝固的苍白、虚茫，但没有痛苦。他不像是死了，倒像是睡着后在梦着平静。他脸上那层浮动的笑意有一种抵达永恒的宁静。”这是年二的命运。或许还是诸多类似年二这样的人的命运。它不被自己左右。又全由自己所招惹。

小说最后是这样的——

“七年后的春节前，在窑匠街一个普通街口，有六七个小女孩在跳皮筋。其中一个小女孩长得格外漂亮，惹眼，穿衣打扮也跟其他孩子不一样。一看就是来自外边世界……在离孩子不远处的一个门楼下，站着一个丰腴妩媚的女人。她像刚刚出现，又像是在那里伫立很久;那样子，仿佛陷入到无限凝滞的时光和记忆里。

就在此时，飘飘的雪花像是听到了人间的招引从缥缈的空际纷纷落下。”

小说就此结束。作者没有交代这个“格外漂亮的小女孩”是谁，这个“丰腴妩媚的女人”又是谁。就像没有交代年二的死“谁是主谋谁是凶手”一样。他把大片大片的想象空间留给了读者，也把像关注小说人物命运一样关注我们这个社会和时代命运的更多“不能承受之重”留给了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