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英文信封档案的历史背景

文/昆明医科大学 王媛 鲁丹（通讯作者）

信封，历来是信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保护着信件的隐私，承载着信件安全送达的重担，记录着每个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人文、外交、民生等众多信息。以往，人们只注重对历史信件本身的归档，而忽略了信封也是邮件档案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笔者对一件民国时期，由中国昆明寄往德国的西式实寄封进行了辨析和研究，从这件难得的云南邮政信封档案所呈现出的信息中挖掘出了上世纪30年代的一些云南往事。

此信封为国际航空专用，封面左上角印有“ParAvion”标识，译为“国际航空邮递”；右下角的字母“VIA AIR-ORIENT”，译为“航空经由远东”，说明该信函特殊的邮政业务。封面贴有“民滇普3 伦敦二版孙中山像‘限滇省贴用’邮票1枚，面值：0.25元。封背四角分别为：“民普7 北京一版邮票”3枚，面值分别为：0.03元、0.15元和0.50元；“民普12 伦敦二版孙中山像邮票”1枚，面值：0.20元；所有邮票面值合计：1.13元

封面左下角的英文“Germany”表明该信件寄往“德国”。邮件是1934年5月由中国云南昆明寄出，按中华邮政之规定：“1932年5月20日～1935年5月31日期间，国际邮件‘邮会各国’，信函初重20克，邮资为0.25元，航空0.15元；挂号快递邮资为0.75元，合计邮资应为1.15元。”该件邮资基本相符。

邮品的邮票上有加盖“限滇省贴用”字样，这是滇省特殊的邮政现象。辛亥革命后，各地军阀割据，出现各省区自己的货币制作、发行和使用状况，差异很大，币制不同，币值相差悬殊。云南也一样，有自己的银行，有独立的币制，所使用硬币成色低于中央政府的银元。

中华邮政初期，邮票虽然是邮政总局统一印发，却是以当地的币值照着邮票面值来出售。为防止有人从低币值地区购买邮票到高币值地区倒卖牟利，邮政总局决定在邮票发行中采取“限省贴用”的方式，即在原先印好的邮票上再加印“限×省贴用”等字样。云南即为“限滇省贴用”，只允许在滇地使用，且自1926年8月l日起，一直使用到1934年底。另外，该邮品除了使用“限滇省贴用”邮票外，也使用全国统一邮票，是一件邮票“混贴封”。

该信函寄出的时候，滇省尚未开通国际航空邮路，还没有直接通往德国的航线，因此从昆明寄出后，只得先走滇越铁路到河口出关，经越南至法国马赛，最后抵达德国，从信封上的邮戳可看出整条邮路的脉络。

首先，通过封面发地戳和封背中转戳可以看出：信件于1934年5月20日由云南昆明寄出，于5月22日经河口出关到达越南境内。发地戳为外实内虚双地名中英文三格戳，上格中文：昆明（云南府）；中格邮寄时间：“34.5.20.”；下格英文：KUNMING-YUNNANFU（云南昆明）。封背中转戳为实线中英文三格戳，上格英文：“HOKOW”（老河口）；中格显示时间：“34.5.22.”；下格中文：“河口”。

随后，信件经越南老街进入东京（越南北部一个地区的旧称），中转戳为圆形法文邮戳，有“LAO-KAY（老街）22.5.34.TONKIN（东京）”等字样。5月23日，信件由东京到达河内，中转戳文字：“HANOI（河内）23.5.34. TONKIN（东京）”等字样。该信随后转至越南西贡（今胡志明市），封面有法文条形印章：“Saigon--Marseille（西贡～马赛）”，由此可知信件从西贡开始便进入航空邮寄程序飞往法国马赛，但何日寄出？没有呈现。

最后，通过另外两个邮戳，我们可以看出信件通过航空运输到达法国，后又转至德国的情况：封背的圆形中转邮戳上有“Marseille-GARE（马赛-机场）1934.VI.3.”字样，说明此时信件已于6月3日抵达法国马赛机场。封面右侧有红色收件戳记，上格德语：Eingang(收入）；中间有日期：“5.JUNI.1934.”，“JUNI”字母为德语“6月”；下格德语：Hauptstelle（总部）。至此，表明该信件已经于1934年6月5日到达德国，完成邮寄过程，邮程耗时17天。

信件封面用英文写有收信人地址和姓名：“Herrn Direktor Pfarrer Th.Knawielilrki Hauptstelle des D.G.D.Marburg a/lahn Moltkertr 25”。简略翻译是：“德国黑森州拉恩河畔马尔堡莫特尔街25号柯纳菲利克牧师院长先生”。德国马尔堡是德国中西部城市，1211年建市，位于兰河畔，人口7.7万，每年举办音乐节和各种国际会议、展览，是德国旅游胜地。邻近的吉森大学城中的马尔堡大学是世界著名大学之一。这是这件邮件信封档案封面呈现给我们的信息。

我们从信件的邮发地则可以看到更有价值的信息。封背中央有打印的英文字母“Abs.Anna Muller Kunming Blind Shool china”，翻译成中文为：寄信人，“安娜·穆勒，昆明瞽目（盲人）学校，中国”。这就引出一段往事。

中国的特殊教育起步较晚，云南相对还早些。旧时，社会对残障人的生活关心极少，几乎任由其自生自灭。为了生存，他们要么在家裱火柴盒、糊纸火伞、粘信封，挣点小钱以图温饱；要么在寺院门口或街头摆个摊，给人摸骨算命，靠嘴上功夫维持生计；最悲惨者无生存能力，生活无望，只好沿街乞讨，苟活一时。至于盲眼孩童，无任何教育可言，或丢于家里随便喂养或遭遗弃。

民间相传，清顺治末期，吴三桂宠妃陈圆圆在云南昆明居住时怜悯城中残疾人，她告知乡约地保，挑选盲人送到莲花池安阜园，按照朝廷旨意，选定儒道佛三教的十大善书，让他们学习唱曲说书，号称“十全十善”，学会后可去往寺庙演唱，传播传统美德，也能借此自食其力，民间称之为“说善书”或“讲宝传”。

陈圆圆嘱咐乐师耐心教唱，并定下“传曲唱本”，共计大小各8套、“段子书”72段。她为瞽目艺人制定行规：但凡说书唱曲者，农历三月初三，要到土桥附近紫极宫“做会”。所谓做会，是昆明民间同乡、同行组织在年节或行业庆典时的聚会活动。可交流感情，集合力量，互相帮扶，诸如偿还债务，解决困难，协助创业等，虽不受法律保护，但市井普遍存在。届时，盲人照本宣科，振振有词：“我等瞽目者由康熙发展至今，说书唱曲。不许勾师拐徒，不许唱伤风败俗的淫书秽调，不许哄骗钱财。违者视情节轻重议处。”这种让残障人学有所能的帮扶善举，可看作是滇省较早的特殊教育。

近代的视觉障碍教育最先由外国传教士引入和推行，从史料上看，滇省是以中华基督徒布道会为主，后由国人替代。旧时，云南缺乏针对残障人的专门教育单位，而我滇残障者又较多，对他们的教育不仅是对本人，而且对其家庭和后代生活质量提高都有重要作用，并体现着社会的公平性。

1922年12月，中华基督徒布道会的教士李慕珍、许秀芝女士创办了“滇光瞽目学校”（“瞽目”，眼睛失明，指盲人），聘请广州明心盲校女教师余素娟来昆执教并任校长，并有外籍女性参与教学。这是云南第一所盲人学校，至此，滇省始有正规的特殊教育。起初，校址设于昆明北门街布道会内，后搬迁到小吉坡。从此，小吉坡在昆明开始有了名气。

小吉坡位于昆明翠湖公园北畔，是条南北走向的古巷，南起翠湖北路，北至文林街。长87米，宽3米。明末清初，这里是一片荒坡，后因靠近翠湖，环境清幽，官吏士绅相继在此圈地建宅，形成巷道。为了安居乐业，世代大运亨通，便以佳言吉语寄托心中期盼，既顺其地形地貌走势，又希望吉星高照，名正言顺地有了“小吉坡”巷名。

小吉坡周边居住过云南近现代的一些名人，有好几家大宅院，较有名的当数小吉坡斜对面的袁嘉谷故居。与昆明大多数陋巷中的民居不同，这里少有土墼房，多为砖木结构的庭院式建筑。置身高处，俯视宅院，你会发现在房瓦的衬托和规划中，院落方方正正，敞口迎天，四周的房屋合围成整齐划一的“口”字形，尤如中国传统的古印章，这就是颇具昆明特色的民居“一颗印”。

从本文的这件信封档案的寄信时间推算，当时发信地址是在昆明的小吉坡，由外教老师安娜·穆勒发出。正是怀着慈心与爱心，创办者及学校领导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校长余素绢曾在广州受过盲人教育，她把所学知识运用到教学实践中并且请了有爱心的外教老师辅助授课。来此上学者都是女生，开办的是小学，学费有自费、半公费、全公费等几种方式。

“滇光瞽目学校”并非一帆风顺，办学中途，学校曾因经费困难而被迫停课。1926年，德国传教士米学信出面筹集经费，恢复办学，但不设文化课，以学习诵读《圣经》为主，同时兼学手工课。由于经费来源主要靠德国教会供给，学校只得沿袭早先教会的一些行为模式，比如每天都要做早礼拜，每星期做主日礼拜，圣诞节举行庆祝等。

后来设立了校董会，由云南人自己来办学，解决了部分资金。年节假日，学校都组织庆祝活动，学生表演节目，特请社会贤达和慈善人士参加，以此举行义卖、募捐活动，同时也扩大了学校的影响。

学校的认字课程方法是在一长铜条上分为若干小格，用金属钎戳小洞以代表符号，用罗马拼音代表字形。教法从拼音入手，一对一的个别教育，以此慢慢深入，进一步学习盲文。手工课有钩花边、打毛衣、缝纫衣服等技艺，另外还教授心算、唱歌、弹风琴、体操等知识。

随着教学发展，学校扩大成盲童完全小学，并开始增收男生，传授一些复杂的劳动技能，如编扎藤蔑器具、制作竹椅竹凳等。学生学会缝纫、编织、制作后，也正式对外接些活计，进行勤工俭学，既鼓励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之感受到成人后的希望，心中有自豪感，使得入学盲童残有所为、残有所乐。又给学校带来一定收入，多少改善些教学条件，使学校得以巩固和发展。

1939年，为躲避日本飞机轰炸，学校迁至安宁县。1944年，重回小吉坡继续办学。到了1949年，学校已有幼稚班、小学班、中学班、师范班，在校学生75人，教职员工11人。

1951年12月，人民政府接管了滇光瞽目学校；1952年，学校更名为昆明瞽目学校；1959年，又更名为昆明盲童学校，地址仍在小吉坡。

今天，世界正向着充满了人性、仁爱、慈善的方向发展，回过头审视滇光瞽目学校，我仍被那批奉献者，尤其是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外籍人士的作为所感动和折服。残障人教育是一种对从事者回报极少，甚至没有回报，却对社会和人类有大贡献的事业。高境界是一种抛弃世俗观念和功利目的思想境界。他们的爱心为多灾多难的弱势群体打开了接受教育的通途，让教育机会人人平等共享，用自己的心血点燃了生活无望者的心灯。

一份珍贵的邮政信封档案蕴藏着丰富的史料内容，通过对它的辨析、挖掘、研究和运用，能够从多层次、多角度回顾过去，呈现历史，使得消失的历史如抽丝剥茧般再次显现，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这份档案史料的价值和作用。再次捧着这个信封漫步小吉坡，寄信的那位名为安娜·穆勒的德国女士似乎又再现眼前，“滇光瞽目学校”已逝，古老的巷道两边已经耸立起新时代的高楼大厦，但笔者依然能够感受到从信封里流出浓浓的爱的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