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产业振兴及其对产业扶贫的发展启示

袁树卓，刘沐洋，彭 徽

（1.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辽宁沈阳110169；2.沈阳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辽宁沈阳110159）

一、引 言

党的十九大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提出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20字总目标。2018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把脱贫攻坚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机结合起来。3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提出 “五个振兴”的科学论断，即乡村产业振兴、乡村人才振兴、乡村文化振兴、乡村组织振兴，与20字总目标要求互为表里；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推动乡村产业振兴，把产业发展落到促进农民增收上来，全力以赴消除农村贫困，推动乡村生活富裕。

从现实来看，如果乡村没有兴旺的产业，就会存在就业、收入增长、人口集聚和乡村治理等困难。可以说，农村与城市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产业差异。乡村产业振兴应重点着眼于现阶段的农村产业现状，即内生型传统农业和外生型产业扶贫的并存，要以产业扶贫的发展为具体抓手和当务之急。传统农业弱质性伴随着产业结构单一、产业报酬低等特点，是造成我国农村贫困问题的根源所在。外生型产业扶贫不仅是我国扶贫攻坚的主导方式[1]，也是对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产业扶贫是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产业发展为杠杆的扶贫开发过程[2]。乡村产业振兴理念的提出，无疑将产业扶贫赋予了新的内涵，为其发展提供了新方向。对乡村产业振兴与产业扶贫发展进行结合性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梳理文献发现，采用结合性研究思路对产业扶贫进行研究的文献较少且较为零散，如阐明城乡统筹系列制度安排与产业扶贫的结合关系[3]，探讨生态减贫与产业发展的契合程度[4]，从精准扶贫视角研究产业扶贫的作用机制[5-6]。鉴于此，本文沿用结合性研究思路，拟探讨如下问题：乡村产业振兴的科学内涵和本质要求是什么？从乡村产业振兴本质要求来说，扶贫产业的困境和出路是什么？乡村产业振兴的科学内涵对产业扶贫的发展提供了哪些启示？

二、乡村产业振兴的科学内涵

乡村产业振兴的内涵十分丰富，通过对已有14省（区、市）围绕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的 《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来看①，乡村产业需要坚持3个发展方向。

（一）产业融合发展

我国农业发展正面临成本不断上升、生态环境持续恶化、资源条件高度紧张、国内外价格倒挂等严峻挑战[7]。为此，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 “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2016年、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分别围绕于此进行重要部署以促进农村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更为明确提出 “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拓宽增收渠道”。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以农业为基本载体的一二三产业间的渗透和交叉重组，带动产业要素在农村的集成整合，形成新技术、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发展一体化。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方式多种多样，关键在于创新，只要没有形成新技术、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就不能称之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8]。相对于产业形态而言，农村产业融合主要包括空间连接既有业态和衍生新业态，即网络连接和业态创新（见表1）。①我国部分省（区、市）为农村既有产业的连接做出重要规划部署，借助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信息化技术实现农业的线上线下的网络化连接，打破农村一二三产业在空间上的分离。如吉林推进 “快递下乡”工程，构建适应乡村特点的商品集散平台和物流配送体系；青海启动应用 “互联网+”高原特色智慧农牧业大数据平台。②业态创新是指要通过开发、拓宽和提升现有农业功能，赋予农业科技、价值等内涵，衍生农业的新业态，培育农村新的经济增长点。农村业态创新的主要形式包括种养结合型、链条延伸型、功能拓展型、多元复合型[9]。种养结合型是农业内部相关产业的紧密协作，如云南龙云大有实业公司、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农业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链条延伸型是农业外部化延伸以提升产品附加值，如福建打造的 “绿色环保的生态旅游产业链”；功能拓展型多强化农业与文创、旅游等产业融合，如四川提出的 “农业+康养”“农业+文创”等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多元复合型是融合生产加工、物流仓储、休闲养生等一体化的复合型农业综合体，如湖北襄阳蓝贝酒业集团的 “以三立二、以二带一、以一促三”的产业复合型运作模式。

（二）提质增效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农产品的需求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表现为消费者对高质量、高品质农产品的追求。但国内供给结构并未及时调整，导致了农产品中低端过剩、高端供给不足的供需结构失衡。2008~2017年，我国农产品进口金额逐年攀升（见表2），而现实中的农民却普遍存在 “增产不增收”现象。

乡村产业振兴应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根本要求，引导产业由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变，是破题农业供需失衡的关键所在。农业提质增效要以 “走绿色路、吃生态饭”为前提，加强监控农产品质量安全，推进农业绿色高效发展（见表3）。①质量监控。2017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155个大中城市5大类产品109个品种，总体抽检合格率为97.8%，同比上升0.3个百分点。其中，蔬菜、水果、茶叶、畜禽产品和水产品抽检合格率分别为97.0%、98.0%、98.9%、99.5%和96.3%，畜产品 “瘦肉精”抽检合格率为99.8%，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持续向好[10]。为进一步强化农产品质量监控，河北在2018年在102个县开展质量安全县创建，大力推广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福建推进食用农产品 “一品一码”销售，实现全链条质量安全监管。农产品质量关乎人民的切身利益，要坚持“产出来”和 “管出来”两手抓、两手硬。②绿色高效。随着资源、环境两道 “紧箍咒”越绷越紧，农业需要朝着绿色高效方向发展。首先，应以 “生态”理念引领我国农业转向低碳循环、生态环保、资源节约的基本路径。如采用绿色防控、生物防治、统防统治等措施使农药减量。其次，应加强技术创新和应用以提升农产品高产和高效发展。例如，福建开展与现代种养业相配套的设施农业技术研究，加强生物技术、工程技术和信息技术的集成运用，提升农业成套装备制造能力；海南大力推广热带作物环保安全绿色生产加工设备、秸秆粉碎还田机等农机具的应用。

（三）品牌创新发展

区域品牌的形成主要受集群所具有的产业优势、良好的区域环境、龙头企业创牌和优势名牌群体的聚合效应、地方政府政策导向与效能4个维度的综合作用与影响[11]。乡村产业振兴主要立足于如上4个维度，重点从特色产业培育、经营主体扶持、体制机制建设等3方面为主要抓手创新区域品牌（见表4）。①特色产业培育。我国地域气候多样、土质特征丰富造就了众多名优特色产品，乡村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品牌农业已成为农业现代化、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为此，宁夏提出打造 “枸杞之乡”“滩羊之乡”“甘草之乡”“硒砂瓜之乡”等“老字号”和“宁字号”品牌；甘肃着力打造“陇字号”知名农产品品牌，大力发展 “戈壁农业”。②经营主体扶持。若要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就要明确支持经营主体的方向，协调好经营主体之间、不同经营主体与农户的关系，通过经营主体更好地发挥引领、示范和带动作用。为此，湖北扶持农家乐创业项目，积极培育一批家庭工场、手工作坊、乡村车间；青海引导支持种养大户、家庭农牧场、农牧民专业合作社、产业化龙头企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经营主体规范发展，扶持发展联合社，支持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③体制机制建设。用现代化经营方式改造传统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基本要求，这就需要建立相应的体制机制与之相配合。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建设要兼顾生产力发展和维护农民利益原则，即生产力发展标准是判断其成效的基本依据，维护农民利益是其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为此，四川实施优质专用品种培育引进工程、优势特色产业瓶颈技术创新工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工程、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工程；甘肃创新农产品营销体系，兴办敦煌农业国际合作论坛、甘肃农博会，组织企业参加国内外农产品交易会、洽谈会，开展旱作节水农业、现代种业、设施农业和旅游、文化等方面交流合作。

表3 提质增效发展的引用语条目

表4 品牌创新发展的引用语条目

三、乡村产业振兴本质要求下产业扶贫的现实困境

乡村产业振兴的科学内涵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即加强乡村产业向产业融合、提质增效、品牌创新方向发展转型。然而，在践行乡村产业振兴的科学内涵时，必须深刻认识乡村产业振兴的本质要求。

（一）乡村产业振兴的本质要求

1.基本目标：生产要素集聚

产业是由许多经济组织 “细胞”集聚某一领域而成，目前农村存在的种种问题，都源起于产业的缺失[12]。波特在 《国家竞争优势》把生产要素划分为初级生产要素（basic factor）和高级生产要素（advanced factor）；初级生产要素包括：天然资源、气候、地理位置、非技术人工与半技术人工、融资等；高级生产要素则包括：现代化通信的基础设施、高等教育人力（如电脑科学家和工程师）以及各大学研究所等[13]。两者主要区别在于初级生产要素偏向于自然形成。农业产业区域集群形成的初始阶段，大多源于初级生产要素的作用，即依靠区域资源禀赋而使其具备生产某种优势农产业的生产条件，进而形成产业集群。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 “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但仅依靠农民创业难以实现乡村产业振兴，更需要资本、现代化技术等高级生产要素的配合、互动。然而，我国多数乡村却普遍存在着发展资金不足、土地 “碎片化”、乡村 “空心化”等问题，甚至存在着因低收入和资本积累不足而引发的 “贫困陷阱”。如何立足乡村初级生产要素吸引城市高级生产要素聚集于乡村，是乡村产业振兴的关键所在。因此，完成城乡间的初、高级生产要素集聚，是乡村产业振兴的基本目标。

2.根本前提：生产要素共生

高级生产要素需要先在人力和资本上大量而持续的投资，仍必须有初级生产要素作为基础[13]。在市场化条件下，城市生产要素进入乡村必然要追求利益回报，如何与乡村初级生产要素结合共生进而产生收益，是城市生产要素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现实中，城市生产要素流入乡村却面临着诸多困境，如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村劳动力质量不高、前期投入成本过大。另外，有研究证实 “工商资本下乡”会与农民争夺农业收益、会向小农转嫁风险[14]，也研究发现遭遇“资本下乡”的村庄却出现阶层再造、农业质变、村庄虚化以及“三农”发展“内卷化”的意外后果[15]。因此，生产要素若要集聚乡村就需要一个前置条件，即城乡生产要素要形成一种共生关系，这种共生关系不能是偏利的共生，而应该是互利共生，才能保证要素形成产业的发展具有可持续性[12]。因此，生产要素共生是生产要素集聚的根本前提。

（二）乡村产业振兴本质要求下产业扶贫的现实困境

产业扶贫方式主要分为政府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从乡村产业振兴的本质要求来看，两种类型的产业扶贫表现为不同的现实困境。

1.要素集聚困境：政府逻辑下产业扶贫的同质化

政府主导型的产业扶贫是指政府通过 “项目制”嵌入贫困地区并依此带动贫困人口脱贫的扶贫模式，是通过与当地特定自然条件相结合形成区域优势，是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举措，成功典范如湖北潜江小龙虾养殖、赣南脐橙等。然而，现实中的产业扶贫却大部分失败了[16]，典型案例如2015年广西凭祥、崇左部分乡镇出现的黄瓜滞销，2016年贵州剑河南明镇数万只土鸡滞销等。从各个省区扶贫专项资金的使用来看，绝大多数省份70%的资金是用于产业扶贫[17]。从当前全国400多个贫困县调整产业结构的目录来看，各地重点支持的产业项目极为相似，往往是茶叶、柑橘、猕猴桃、批把、苹果、西瓜、桃、梨、荔枝、蔬菜、食用菌等[16]。政府主导型的产业扶贫往往基于脱贫压力和政绩考量进而选择 “短、平、快”项目，且多为农林经济作物、养殖业、农产品初级加工业等，多依赖低廉的劳动力、天然的资源等初级生产要素所带来的成本优势，大多为处于产业链和价值链低端的传统行业。在区域市场需求相对固定情形下，局部性的产业低端化、同质化就会造成 “谷贱伤农”现象，导致产业发展难以为继。另外，相邻区域的初级生产要素具有相似性，如果没有高级生产要素注入、带动和改造初级生产要素，产业趋同难以避免。因此，只要贫困地区的初、高生产要素集聚程度越高，其组织水平越强，产业开发程度越深，产品的品种会越多，质量会越高，市场的边界和需求会越大，竞争能力就会越强[2]。单一的政府主导型产业扶贫模式难以形成初、高级的生产要素集聚，产业扶贫的市场化发展也并非政府所长。

2.要素共生困境：市场逻辑下产业与扶贫的脱嵌

市场主导型产业扶贫是指龙头企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将土地、资金等整合起来进而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的扶贫模式。以龙头企业、合作社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实施产业扶贫的重要主体，主要遵循等价交换的市场逻辑。具体而言，市场行为主导型的产业扶贫主要表现为3方面：第一，吸纳用工；第二，资源租赁，即贫困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换取收入；第三，通过 “经营主体+基地+农户”方式将经过技术培训的贫困户纳入农业产业化发展体系中。对于市场行为逻辑下的经营主体而言，可持续发展是其根本目标。只有在不影响盈利情况下，经营主体基于吸收土地、劳动力及扶贫资金的需要，才能承担起扶贫功能。因此，市场逻辑下的经营主体参与地方政府的扶贫工作进而带动贫困户脱贫，多是为了换取国家的产业扶贫资金注入或为了争取国家的惠农补贴[2，17]，以解决自身发展问题。市场主导型的产业扶贫虽能实现生产要素的集聚和组织，也具备有效回避和承受市场风险的能力，但这种市场逻辑却往往追求 “单利共生”而非 “互利共生”，忽略扶贫救济功能。市场逻辑下产业扶贫的要素共生困境，表现为产业与扶贫处于 “脱嵌”的状态，使贫困户受益偏低。

四、乡村产业振兴对产业扶贫的发展启示

（一）乡村产业振兴本质要求下产业扶贫发展的具体抓手

初、高级生产要素集聚、共生都要以要素自由流动为前提。实现城乡要素流动，需要抓住两个关键环节：一是加强钱、地、人等要素的供给；二是强化制度性供给。在此基础上，产业扶贫中的各种城乡资源要素也能得到进一步激活。

1.加强要素供给，提升要素集聚条件，让城市要素 “下得去”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意味着城乡关系将由“单向替代”型转为 “双向互动”型，即满足产业发展的生产要素，将从农村向城市流出为主，转向城市向农村流动为主[18]。然而，若让城市生产要素通过市场机制流入乡村，则取决于要素的边际收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乡村的现实环境。我国多数乡村属于传统农业产区，往往存在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田水路林村”综合整治难以到位、乡村劳动力短缺且质量不高、农业生产技术服务跟不上等多重现实难题，造成城市生产要素对乡村的 “望而却步”，进一步加剧了初、高级生产要素共生、集聚困境。因此，政府应该加强钱、地、人等要素的供给，提升与现代产业融合相衔接的乡村硬件基础设施与软件治理环境。硬件基础设施包括硬化道路、农业灌溉等生产设施，网、电、运、商、医等生活设施等；软件治理环境包括地方政府服务下沉、乡村治理水平提高等。通过提升乡村的软、硬件，降低城市生产要素进入农村的成本，吸引城市要素注入乡村产业扶贫项目，突破产业扶贫的要素集聚困境。

2.强化制度供给，营造要素共生环境，让城市要素 “留得住”

21世纪初，我国提出了“城乡统筹发展”，但统筹方向是城镇化，基本思维仍是如何通过城镇化来实现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12]。截止至2017年末，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2.35%，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8.52%[19]，城市积累的生产要素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了重要基础。首先，城市要素要以农业为载体进入乡村，才能让农民 “生活富裕”。但是，农业是一个弱质性产业，深受生产周期、气候条件、市场风险等影响。因此，政府应建立农产品保险补贴政策、健全农贷担保体系、推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PPP模式等，解决城市要素的 “后顾之忧”。其次，利益共享是城乡要素共生的基础和前提，是 “留着”城市要素的关键。城市要素进入农村，不能任其形成简单的雇佣关系，因为这种 “非对称的互惠共生关系”会使城市要素进入农村时遭遇信息不对称、契约不完全下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最终难以持续发展。因此，政府应当强化制度供给，通过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完善利益分配机制等方式，让乡村扶贫产业发展的成果能惠及到更多农民。

（二）乡村产业振兴科学内涵下产业扶贫发展的转型方向

1.依据产业融合发展理念，建立利益共享机制

在乡村产业振兴中，现代农业不再限定为一产农业，而是接二产连三产的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注重农业多功能性的开发，实现 “分散”的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依据产业融合发展理念，将贫困户与产业扶贫发展精确捆绑，共享发展成果。首先，在政府主导型的产业扶贫中，需要积极调动政府、贫困户、企业等多元主体的积极性，形成多方参与、互促合作的良好局面。如将扶贫挂点干部的考核机制与激励机制精准结合，完成挂点干部与产业贫困发展户的精准对接，落实责任到户到人。其次，在市场主导型的产业扶贫中，应摸清经营主体的经营实力、能力、诚信状况等，以合同明确精准扶贫的 “权、责、利”并加强监管。另外，政府还需给予政策优惠，保障经营主体兼顾扶贫与发展的双重目标，从而协调好多方的利益关系。

2.立足提质增效发展理念，推动产业生态转型

提质增效发展理念为产业扶贫提出新的发展启示，即强化质量监控和绿色高效引领，引导产业扶贫向生态化转型。政府主导型产业扶贫和市场主导型产业扶贫，都过于强调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使用价值，遵循着对外部资源利用的 “单程式经济”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具体而言，产业扶贫面临着片面追求数量增长，滥用农药、化肥、催熟剂等以追求增产，造成土壤肥力、地下水资源的过度消耗。另外，由于农产品质量检查标准的不完善，导致农药污染、抗生素残留等食品安全问题屡见报端，严重阻碍了产业扶贫发展的可持续性。因此，应摒弃 “物质主义至上”的传统农业经济，推动扶贫产业生态转型；通过对环境资源内在价值的确认，完成土地、水等农业生产的基本因子从资源向资本的转化[20]；加强生态意识，使青山绿水真正成为“绿色生产力”，使产业扶贫走向产能高效、生态平衡、均衡循环的新格局。

3.按照品牌创新发展理念，多重创新产业扶贫

区域经济发展需要考虑区域内要素在空间上的合理组合，通过优化配置实现区域经济增长。区域农业经营收入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农产品价格的提升，就这就要在“名”字上做文章[21]。品牌凝聚共识，品牌引领希望，农产品区域品牌蕴含了独特的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内涵，其区域效应比工业产品更显著[22]。产业扶贫的发展，重点应在特色产业、经营主体、体制机制3方面进行创新。首先，“品牌是信誉的凝结”，特色产业的品牌化发展，可以带活一个产业，富裕一方农民。将贫困地区的生态、人文等资源优势注入产业扶贫的发展过程，发挥品牌的溢价功能，从而带动区域脱贫致富。其次，政府可以为龙头企业、合作社、养殖基地等提供贫困治理的合作平台，通过政策措施调动多元主体参与的积极性；处理好培育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与扶持小农生产的关系，坚持产业扶贫中的经营主体宜大则大、宜小则小，不搞一刀切，不搞行政命令。最后，政府应出台扶贫资金的项目准入、申报、审批、使用、监督等管理细则，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等，实现产业扶贫发展和贫困户脱贫的双重目标。同时，政府可以通过政府公共服务购买方式实现扶贫资金、贫困户与经营主体的有机整合。

[注 释]

① 14省（区、市）：北京、河北、内蒙古、吉林、山东、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海南、四川、陕西、青海、甘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