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辛丰年

2019-01-11 01:34朱伟
读书 2019年1期
关键词:音乐文章

朱伟

我不认识辛丰年。为探知他,专门向严锋要照片,因为,上海音乐出版社刚出的文集上竟没有他一张照片。其实,网上本是可以搜到的,他和赵丽雅的合影,网上也有。从照片看,是个耿介、执著、执拗的老人。

我想,同是爱乐人,辛先生应该与胡亚东的年龄相仿。查了一下,比胡先生还长几岁。两位先生喜欢音乐的范围相近。记得我们常说,胡先生听的是“老三篇”。所谓“老三篇”,指以贝多芬为主,然后是莫扎特、勃拉姆斯,当然还要加上舒伯特、舒曼等。辛先生是把勃拉姆斯换为德沃夏克,他也喜欢舒伯特,却不喜欢舒曼,换上德彪西。这两位,年龄相仿,家庭出生相仿,走的却是不一样的路。胡先生读清华,与同学拉弦乐四重奏时,辛先生参加革命了,从戎打天下。胡先生去苏联留学,辛先生在部队,成了个文职少校。胡先生回国后成了专家,辛先生在部队却一直不得志,“文革”中甚至被打成“反革命”,开除党籍军籍,遣送回老家改造。“文革”结束,辛先生平反了,却被要求在老家退休。胡先生则先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后成为中科院化学所所长,因此有机会从国外带回大量唱片。辛先生却一直在他老家南通,靠收录机录上海调频广播里的音乐。两人的爱乐方式截然不同。因此,照片上的胡先生,总是掩饰不住温暖的笑意;辛先生则严肃而鲜有笑容。胡先生退休后,除了参与社会活动,还喜欢摄影、收藏矿石。辛先生则应该是孤僻的,读到最接近他的严晓星的文章,说他杜门谢客,只与自己熟悉的人来往,我就觉得,与照片上的他、文字中的他对上了号。

他在《读书》杂志开专栏始于一九八九年,结束于一九九七年,专栏名叫“门外读乐”。八十年代中后期,沈昌文掌舵的《读书》,在继续团聚金克木、冯亦代、王蒙、黄裳这些老人的基础上,多了很多当时的新锐学者。那是《读书》服务日最热闹的时期,那时的《读书》上,经常会发一两篇讨论音乐的重要文章。我记忆深刻的,有张旭东写瓦格纳的。张旭东那时就是青年新锐。

辛丰年是老人,在当时《读书》作者中却算新人,负责他专栏的编辑是赵丽雅。那时《读书》在北京朝内大街一六六号,我描述过那氛围——早上很早去,楼道里没人,已经有浓浓的煮咖啡的香味了。沈昌文是以办公室为家的。中午,沈先生就带着访客们,骑自行车吃饭去了。他带我们去的都是好吃的小饭铺。他说他的工作,就是找人吃吃喝喝。那时沈先生手下有四员女将:吴彬、杨丽华、赵丽雅、贾宝兰。是赵丽雅告诉我辛丰年在南通的。她那时联系了一批老人,张中行就是她带我去见的。赵丽雅后来离开《读书》,到中国社科院做学问,就变成了“扬之水”,辛丰年的专栏也就停了。

在《读书》开专栏前,辛丰年其实已经在三联书店出版了他第一本书《乐迷闲话》。这本书的编辑是董秀玉。从严晓星的文章中了解到,此书是老友章品镇鼓励他写的,送到一家出版社遭退稿后,到了三联遇到董秀玉,才出了书。董秀玉让他把原拟的笔名“辛封泥”(交响曲Symphony的音译)改为“辛丰年”,推荐他在《读书》开专栏。他在《读书》的专栏文章,一九九五年编成了他第二本书《如是我闻》。书是在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的,编辑是赵丽雅,吴彬请吴祖强写的序。

《读书》开专栏后,《音乐爱好者》的李章也开始邀他。辛先生在《音乐爱好者》的专栏叫“音乐笔记”,始于一九九0年,结束于二000年。一九九九年李章离开《音乐爱好者》,专栏也就停了。很多专栏,其实都是因编辑而写、而停的。李章后来把专栏文章编为《辛丰年音乐笔记》,一九九九年出版,这其实已是辛先生的第六本书。辛先生出的第三本书,是将《乐迷闲话》中的第一篇《钢琴闲话》扩充成八万字的专著《钢琴文化三百年》,是董秀玉邀他,一九九五年交予《爱乐》编辑部的耿捷编辑,在三联书店出版。这是我很喜欢的一本小书,读严晓星文章,知道书名原叫《乱弹琴》,是董先生建议改成《钢琴文化三百年》的。后来,山东画报出版社再版时,他改回了《乱弹琴》——他坚持自己的非专业态度。辛先生出的第四本书,是为陈思和主编“火凤凰青少年文库”写的《请赴音乐的盛宴》,一九九七年由海南出版社出版。第五本书则是应赵丽雅邀,为辽宁教育出版社写了一本不到四万字的小专著《中乐寻踪》。

辛先生一共出了八本音乐书,第七本还是为“火凤凰青少年文库”写的《乐滴》,一九九九年也是海南出版社出的。最后一本,是二00六年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的《处处有音乐》,一些未编稿的合集。

这次上海音乐出版社编文集,将《乐滴》收入《请赴音乐的盛宴》,将《中乐寻踪》收入《处处有音乐》,集为六本。

辛丰年写音乐文章,从七十年代末持续到他在《音乐爱好者》上的专栏结束后,大约二十多年时间,留下百多万字。他的著作,大约包括了四类内容——

第一类试图以他自己的看法,给期望进入古典音乐海洋而难入其门之人,开一份乐单。给青少年写的《请赴音乐的盛宴》的第一部分,就是为回答“名曲浩如烟海,怎么选”,列出了“必读之曲”与“可读之曲”。这份乐单的范围是,从巴赫到德彪西。顺序是从贝多芬往后,经过整个浪漫主义时代,直到二十世纪初的德彪西和年代更后一点的意大利作曲家雷斯皮基;然后,再前溯到莫扎特、巴赫和亨德尔。以贝多芬为基点,这是大多数人的选择。与胡亚东的爱好一样,辛先生也将柏辽兹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对勃拉姆斯的态度则很不同。辛先生的“必读之曲”所选巴赫,其实只是《平均律钢琴曲集》第一首《c大调前奏曲》和《恰空》这样的小曲。对青少年来说,巴赫、亨德尔也确实只需先窥一斑,再知全豹;所以,他在“可读之曲”里先讲巴赫,认为巴赫、亨德尔许多作品可读而不是必读。他把舒曼也列入“可读之曲”,“可读之曲”的最后是拉威尔。这个乐单里没有歌剧,在“必读之曲”中有瓦格纳的歌剧前奏曲、《齐格弗里德牧歌》和《浮士德序曲》;“可读之曲”中有罗西尼的序曲。宗教音乐只在“必读之曲”中认定亨德尔的《弥赛亚》,对青少年而言,应该只指这部清唱剧第二部分结尾的“哈利路亚”合唱。

这份乐单,后来他在《音乐爱好者》的专栏中,专门用《不必望洋兴叹——漫议欣赏曲目》系列的十二篇文章,做了比較细致的解说。这十二篇文章细说的内容,比如,他凭自己的经验,认为贝多芬应该从《田园交响曲》听起;九部交响曲,先听二、四、七、八,再“反复倾听”第三《英雄》。为什么?因为“《英雄》虽然写作时间比较靠前,其气魄与深度却给听赏加重了难度,所以还是放在后边来听为好。此时你听交响曲已积累了不少经验,对贝多芬的语言也比较熟悉了,走进这音响的森林便不大会迷路了”。贝多芬的协奏曲中,他选小提琴协奏曲是必读之曲;五首钢琴协奏曲中,必读的则是第四、第五号。舒伯特除了《未完成交响曲》,必读的是钢琴《即兴曲》;艺术歌曲中他选的是《魔王》与《玛格丽特纺纱歌》,没提《冬之旅》中的《菩提树》。门德尔松的必听曲目是《芬格尔山洞》《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仲夏夜之梦序曲》与《无词歌》中的《春之声》。

为想进入古典音乐的人指引一条路径,确实是古典音乐普及极重要的工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与喜好,这种喜好必然反过来成为局限。但至今为止,也确实只有辛丰年那么认真地列出了这么一份乐单,并认真做了他自己的解说。对这份清单,你当然可以求全责备,挑出许多更必听的作品,但这工作确实没人做,也确实不好做。这是他梳理、普及古典音乐的一大贡献,所以,在古典音乐秘境中,他确实是引领未入门或初入门者的一位优秀的向导。

第二类是他的两本专著,虽说只是小册子,却非常不易。《钢琴文化三百年》(其实我也还是喜欢董先生建议改的书名,提升了境界),只用了不到八万字篇幅,就纵横三百年,普及了钢琴知识。《中乐寻踪》只用不到四万字来说中国音乐,就更难了,其中下了多少功夫,大约只有辛先生自己清楚。我原来赞叹过胡兰成用十万字说中国文学史,辛先生只用了四万字,真是角度独特,高度概括。在他的著作中,我自己最喜欢这两种。去繁为简,提炼为一本小册子,大概也只有辛先生敢这样来写中国音乐史话。他敢坦诚地暴露自己的片面。

第三类是他对自己极喜爱作品的精读,这也是他专栏中写得最好的部分。辛先生的审美是比较固执的,看他的专栏文章,他真正钟爱的作品其实并不多:德沃夏克的《第九交响曲》,他自称听了“百千遍”,他描述那个《马车从天降》的主题:“在长笛低音区怯生生吹出,简直就是一副受欺凌无处可诉的黑女奴声口。”第二乐章转入升C小调那一段里,“小提琴与黑管吞声饮泣,中提琴和大提琴上的弱奏震音,则是参加葬礼者的一片唏嘘之声”。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他是熟到“听了上句就能知道下旬”的,他六十三岁起学弹钢琴,自己能把此曲弹下来,心得颇多。他对连接抒情慢板与激情洋溢急板的短小中间乐章的理解是,“以宣叙风悄然独白”“如話如舞”,见解独到。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他是不仅借助了柏辽兹回忆录,且加上柏辽兹的《配器法》来考证解读的。第三乐章田园景色中,“英国管同双簧管好像在田园中,少年回答少女”,就出自柏辽兹的《配器法》。他因此就嗟叹大家都满足于“泛读”。德彪西的交响诗、钢琴曲,是他在新音乐中情有独钟的,他比喻《牧神的午后》好像“清凉”又“虚无缥缈的仙境”;他说,“用莫奈对园林池沼景色的写生”来听《水中倒影》,“也许有助于领略它的妙趣吧?”他喜欢的作品,还有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挪威作曲家格里格的《培尔金特组曲》。柴科夫斯基的《悲怆》当然少不了的,他还极喜欢意大利作曲家雷斯皮基的《罗马三部曲》,包括冷僻一点的英国作曲家戴留斯。《音乐爱好者》杂志一九九八年发表的系列文章《向太阳——漫说莫扎特钢琴协奏曲》,是他深入体会莫扎特全套钢琴协奏曲很珍贵的体会。可惜这样的文章没能持续,他年岁高了,听不动,写不动了。

第四类就是专栏文章中较散漫的随笔,较多出现在《读书》的“门外读乐”专栏中,好似在目不暇接的万花园中浏览,从此花及彼花,辛先生是坦诚流露他的好恶。他喜欢精妙的小品与情感表达比较鲜明、抒情的作品,对一些接受有障碍的名篇,不喜欢或听不懂,都直抒胸臆。这部分随笔,听与读是紧密结合的,也许读的功夫要比听的多。他是那种竭力追究的听者,读他的文章,我能想象他在很厚的眼镜片下,吃力地翻找资料的景象,从此处索引到那处。这部分随笔的风格,我想多少是受沈昌文影响的;因为沈先生读到自己心仪的文字,会及时与作者交流,会影响到作者。沈先生是喜好从此处到他处有较大跨度的,从音乐跳到文学,从外国文学跳到中国古人,从文学跳到绘画再回到音乐,趣味领先,他就笑口大开:“绽得勿得了勿得了。”(这个“绽”与“勿”都是上海话的借用)如果对比《如是我闻》与后来的《音乐笔记》,以在乐坛漫步形容,《音乐笔记》驻足流连的概率显然要高。编辑对作者的影响不容忽视。

上海音乐出版社此次编成的辛先生这套文集中,整体质量而言,依我自己喜好,《乐迷闲话》与《乱弹琴》是最高的。《乐迷闲话》中的《闲话小提琴》《闲话管弦乐队》《闲话作曲家》,其实都可以成为专著的。可惜后来的编辑,就没有董秀玉这样的眼光来发掘。

辛先生的专栏,继承的是丰子恺的传统。他自己文章中也多次谈及丰子恺听乐随笔对他的影响,因此,他获得萧伯纳乐评全集时,如获至宝。辛先生的音乐随笔,依我看,是带有浓重的四五十年代烙印的,他似乎还生活在那个早已过去的时代里,那是他的青年时代。他似乎营造了一座象牙塔,这塔里珍藏着他青年时代展开锐敏的感官,采纳到的所有质感。他四处搜罗音乐资料,点点滴滴累积,就像鸟辛勤衔来一根根枝条营巢。这个塔使他的心灵隔绝了风雪环境、人世沧桑,他在塔里沐浴着阳光,他在当时环境所能获得的有限音乐,就像陪伴他横渡不如意人生的诺亚方舟。这些音乐天长日久,成为他脑海里、心灵中的镌刻,是他支撑清高心灵的财富,使他凌驾于人生的落泊之上。它们成为挥之不去,沉浸他心灵的滋生,这些音乐对他而言,真不是简单的听赏与回味。提前退休后,他实际是将多年来支撑自己心灵的这些财富,要竭诚转赠予读者。明白了这些,就会理解他为什么总在那些曲目中流连不去,就会明白他为什么会固执地警惕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对他的影响。他守护着自己不可磨灭的那些心灵上的镌刻,守护着他自己的清净。他还在他营造的那个塔里,在他自己的诺亚方舟上,尘嚣还在塔外。

辛先生的随笔,因此是老文人怀旧式的。他的文字简洁,平实,严谨,绝不修饰,这用来表述音乐其实极不容易。因为音乐是抽象的艺术。辛先生爱惜他自己的文字,这与他骨子里的清高有关,他活在自己一生都在追求的世界里。老实说,与其说我喜欢辛先生的文字(恕我挑剔,因为它能启发我的信息确实太少),不如说我敬仰辛先生的人品。我见到一张照片,他的老同学从上海专程来南通看他,耄耋之年相聚合影,他居然能随意侧身而立。随波逐流太易,这样清高不屑世事、特立独行的可敬老人,现在真已经越来越少了。

我有时想,辛先生如果不那么固执,如果他能多走出自己的世界,多熟悉一些他并不熟悉的音乐,多一些可争论可开启新知的朋友,他的天地可能会广阔一些。或者,他要是离开南通,跟严锋到了上海……但一个人在岁月中塑造的个性,尤其是陪伴他度过风雪沧桑的个性,真的是很难改变的。没有执著,就没有辛丰年,而任何人其实都难跳脱自己的局限。辛先生与我等其实很不同。他是视古典音乐普及为责任,背负着很重责任感的。他这二十多年,竭尽全力用音乐故事使得古典音乐更平易近人,使得越来越多普通音乐爱好者能分享音乐予他人生的馈赠。这种孜孜以求,功莫大矣。我们怎可以站在与他截然不同的角度,对他吹毛求疵呢?

辛先生心灵中镌刻,多少年回味不尽的,其实是他年轻时代刻下的那个单声道甚至是七十八转(黑胶唱片)的音乐世界。读到他一篇文章,说有青年乐友知道他迷恋乌克兰出生的美籍俄国小提琴演奏家埃尔曼的音色,专程登门送他埃尔曼的CD。他听后感慨:“我好像认不出他来了,因为那音乐的韵味已不复当年了。”CD上是老年埃尔曼,音色已不复当年。这篇文章发表于一九九四年的《音乐爱好者》。我感慨的是,如果辛先生不那么闭塞,他其实能找到他年轻时听过或没听过的,所有他心向往的音乐。九十年代,七十八转历史录音的优秀转制已经遍地都是了,他完全可以重新沉浸回味在三十年代的埃尔曼、胡贝尔曼、海菲茨、卡萨尔斯、施纳贝尔或肯普夫中,完全可以找到他迷恋的斯托科夫斯基的德沃夏克《自新大陆》里那曾令他热血债张的氛围。

信息时代,可以帮他回到青年时代的环境里去,可以逃离现代尘嚣,轻易就沉浸进过去,这大约是他没能想到与体会的,是为憾事。

(《辛丰年音乐文集》,辛丰年著,上海音乐出版社二0一八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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