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空战平台

邓涛

将轰炸机投入空战的想法似乎很荒谬，但也有人认同这种荒谬。杜黑早在《制空权》中，就将其模糊地表述为“交战飞机”。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陆军航空队更是通过将B-17改装成X/YB-40“空中驱逐舰”率先实践——尽管这个尝试并未成功，但他们认定这是技术的遗憾而不是理念的错误。那么在今天的技术语境下，一架昂贵的、处处闪烁着技术光泽的隐身重型轰炸机会在空战中份演一个关键性的角色么？

现实需求

隐身重型轰炸机能否参与空战，本质上是讨论一个大型飞机平台的空战价值。这一讨论的前提则是需求。那么是否存在这样的需求呢？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是强烈的政治需求。这种需求甚至无关于低可探测性技术的发展，而只与机体的大小有关。战斗机平台尺寸有限，造成了其航程与持续作战能力的短板。即便空中加油可以弥补航程的不足，但机组成员自身的体力也不足以支撑其长时间保持战斗状态。单座或是双座战斗机一般只能坚持6～7个小时再增加飞行员就非常不舒服。鉴于第四代战斗机最大巡航速度也只是刚刚超过声速，即使有空中加油做支撑，其作战半径通常也远远不足以完成洲际飞行。于是，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便摆在了这里——一支需要在全球范围内维护国家利益的进攻型空军，只能依靠目标邻近国家提供机场，这难免在政治上陷于被动。而具备洲际飞行的“大型空战平台”所蕴含的政治价值此刻便凸显了。

除了政治需求，“大型空战平台”在战术上的优越性同样引人侧目。简单来说，这就是超视距空战。1965年以来的空战数据库显示，随着远程导弹使用频率的增加，近距格斗的机会大大减少。早期的中远程空空导弹作战效果并不理想。超视距空战曾长期属于“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的尴尬境界。以越南战争为例，其击毁概率不到7%，比理论值整整低了一个数量级。究其原因，主要是导弹本身和火控系统的性能不够出色。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进步的技术使得中远程空对空武器系统日趋成熟。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美军完成的33次空战杀伤中只有4次涉及到某种形式的机动格斗。现在又过去了20多年，远程传感器和导弹的能力只增不减。这是一个意义深邃的趋势。现代发射后不管的中远程空空导弹可靠性大为提高，而且普遍采用复合制导形式。因此载机发射导弹后很短一段时间即可机动脱离或开始攻击下一个目标，避免了长时间不能做大机动的缺点，提高了自身安全性和作战有效性。如果作战双方均已装备发射后不管导弹，那么雷达作用距离远、导弹射程远、弹药投掷规模大的一方具有先敌发现先敌发射的优势。仅就这一点来讲，参与空战的机体平台显然是大比小好。更大的机体意味着更大、更复杂的雷达和红外孔径设备，能在更远的距离上探测到威胁，并能搭载更大的导弹以在敌方击中自己之前予以打击。于是这样的一种观点便自然而然地出现了：随着未来作战飞机对网络建设和态势感知能力的加强，以及诸如速度、推重比、盘旋半径等战斗机传统特征的战术用途下降，都将意味着未来的大型作战飞机具有和强调速度与机动性的传统战斗机相匹敌的制空能力。

穿透性制空平台

早在非隐身时代，就有将大型机体平台纳入空战系统的呼声，但介于当时技术水平的限制，应者寥寥。不过当低可探测性、网络战技术在重型轰炸机平台上的应用日趋成熟时，这种呼声才真正的高涨起来。而呼声高涨的背后，遮遮掩掩地表达着对“穿透性制空”（Penetratina Counter-Air PCA）能力的渴求。穿透性本意是指一种物质穿过另一种物质的特性。近年兴起的穿透性制空概念则是指在强对抗和高威胁复杂战场环境下，能够深入敌方强大的空防系统，进行有效侦测和打击。可以看到，“穿透性制空”的概念与重型轰炸机的突防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穿透”本身就是一种突防。重型轰炸机本身一直围绕“突防”两个字来设计。突防的关键在于打断对方的防空打击链，从探测、指挥控制到打击，只要有一环能可靠打破，突防就能可靠实现。超声速从反制打击环节入手，全向隐身则从反制探测环节入手，具体表现就是B-1B和B-2A。不过在技术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倘若只能在两者中进行排它性的取舍，人们相信全向隐身而非超声速才是更有效的“突防”手段——B-21将是“幽灵”而非“枪骑兵”的衍生表明了这一点。

事实上，从1999年美国空军出动B-2轰炸南联盟开始，全向隐身在高危环境下执行纵深打击任务的价值就已经得到了确认。当然，除了与生俱来的穿透性能力之外，若将一架隐身重型轰炸机视为一个大型空战平台，还需要它发挥对空中目标瞄准和交战的作用。但这其实是一个相对次要的问题。举例来讲，尽管AN/APQ-164雷达的主要用途是帮助B-1B实施低空高速突防、导航，并作为机载空对地武器系统的火控核心，但也拥有有限的空对空用途——如空中加油、雷暴气象活动探测等等。当然，無论是探测距离还是精度，AN/APQ-164雷达都达不到引导雷达制导空空导弹的指标要求。不过，2006年对AN/APQ-164雷达实施的改造中，引入了AN/APG-68（V）9批次雷达（F-16DBlock 50的机载雷达）的通用模块，升级版的AN/APQ-164具备了“交错搜索与跟踪”（ILST）能力。所谓ILST，类似于AN/APG-68（V）9的“对空态势探查”模式。该模式向飞行员同时提供搜索和跟踪的功能，既对一到两个目标进行高质量跟踪的同时，还可以在飞行员指定的一个独立的空域内，进行其他目标的扫描搜索，跟踪精度充分满足引导超视距导弹的要求。利用此模式，B-1B可最多扫描搜索64个目标，并跟踪其中一个目标，基本具备了支持发射AIM-120空对空导弹的能力。

虽然“枪骑兵”的设计理念已经被时代放弃，但其通过航电升级获得潜在空战能力的例子仍是有启迪性的。事实上，F-35的空战能力就是把希望寄托在隐身和超强悍的航电系统上，我们没有理由不对隐身重型轰炸机这样的平台抱有同样看法。要知道，空中优势的竞争更多的是对复杂战场下态势感知能力的竞争。基于大量空对空作战试验数据统计分析的结果表明.具备态势感知优势的一方通常获胜，压倒性胜利意味着态势感知能力的严重不对称。所以F-35在设计中就强调提高态势感知，对速度和机动性的要求则有所放宽。但就这个能力来讲，由于机体的大型化，类似于B-2/B-21这样的平台其实更有优势。这是由重轰炸机和战斗机在体量上的本质差别决定的。更何况，从第四代战斗机开始，网络战能力就是一种必须，但这种能力却未必是战斗机平台特有的。换句话说，网络战相关技术的发展为类似于B-2这样的机体平台获得了新生。简而言之，相比战斗机而言，重型轰炸机天然具有航程、留空时间和机内设备容积的优势;相比军用运输机平台而言，重型轰炸机的机体本身又为携带和投掷武器进行了专门的优化设计。这就构成了将其纳入未来空战体系的基础——成为一种所谓的“穿透性制空平台”。

补充而非替代

在超视距空战中，重型轰炸机这样的大型机体在态势感知、火控（瞄准）和交战能力方面拥有天然的优势，低可探测性技术提供的全向隐身能力又提供了穿透性制空的必要条件。事实上，隐身技术在过去几十年里从理论走入实践，隐身设计的方法、技术手段都有了迅速提高。这其中无尾飞翼除了俯视和仰视角度外，全向隐身达到最大化，而且整个机体结构都用于产生升力和承载，升阻比最高，因此非常适合于长航时、高隐身的飞机设计。在可预见的将来，无尾飞翼依然是全向隐身战略轰炸机的最好选择。也正因为如此，呼之欲出的B-21继续延续了B-2的气动布局设计，传说中的“轰20也可能大致如此。这是一种技术认同，更意味着未来可能的大型“穿透性制空平台”也只能立足于它们的基础。对此，在2016年7月11日的英国范堡罗航展上，美国空军空中作战司令部司令官霍克-卡莱尔上将在对《空军杂志》谈及有关美国空军的“空中优势2030”计划时说得很明白：“美国空军正在寻求运用B-21隐身轰炸机作为导弹射手，对由F-22和F-35隐身战斗机指示的目标齐射空空导弹。”然而不可回避的是，作为所谓的“穿透性制空平台”，将隐身重型轰炸机投入空战的初衷不是近距格斗，而是在超视距上击落对手。问题是，超视距上不能确保击落对手的话，接下来的视距内格斗可能在所难免。对此，解决办法之一，或许是为大型的穿透性制空平台装备“小型自卫弹药”，在被迫卷入近距空战的情况下提供密集的战术反导自卫火力。但这只是技术层面的勉强招架，实际上解决不了大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能在思维方式上想办法。在隐身时代，超视距与视距内作战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话题，两者不可偏废这意味着基于隐身重型轰炸机衍生的大型空战平台不会是穿透型制空能力的唯一形式，对其他平台的补充而非替代才是明智的定位。对此，那位美国空军的卡莱尔上将说得同样很清楚，按照“空中优势2030”计划，“我们必须建造另外一种平台”来增强F-22和F-35，但这不一定是第六代战斗机，这种新的“穿透型制空”平台将必须有“大的航程和有效載重”。但同时卡莱尔也指出，“穿透型制空”平台将是“各种类型的”，具有隐身、融合和“一体化航电”的飞机，而“B-21可能是其中非常好的一部分，但不是唯一，这就是我们的发展规划”。

结语

人类是生活在陆地上的。不管是海军还是空军，最终都要能影响陆地上的事，才有存在的意义。因此，空军永远有对地攻击要求。但要能完成对地攻击要求，同时阻止敌人的对地攻击，必须首先控制天空。所以对空军来说，制空权反而是第一要务。不但装备的建设要围绕着这个第一要务，有关未来空战的思索更是一刻也不能停息。不过在当今的技术语境下，对于有关未来空战的思索，是否一定还要坚持将最先进的技术，最大的资源，优先用于“制空战斗机”的思路却很值得商榷。毕竟空战是一种很有特点的战斗样式，了解的多的不一定就对，了解的少的不一定就错。一味的抱着过去的经验，很难说那是财富还是桎梏。总之，战争的规则虽然简单，但是很少得到遵守。在过去数十年中，低可探测性、电子传感器、通信技术和制导武器的进步，网络战能力的不断变化和增强，可能已从根本上改变了未来空战的特征。这意味着未来空战不会是历史的简单重复，未来的“空战平台”也不能用过去的成功或者失败的经验简单地去“套弄”。那么如何在2035年及更远的未来实现空中优势？我们或许应该采取一种开放包容、不带偏见、富有想象力的视角来审视这一问题。

责任编辑：王鑫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