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的艺术特色对其英译本传播的影响

江秀丽

(安徽三联学院 外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1 杨宪益《儒林外史》英译本

《儒林外史》(下简称《外史》)作为我国古典小说的优秀代表，被认为是一部与四大名著地位相当的著作。但与四大名著不同，《外史》被译介到英语世界的时间要晚于四大名著将近一个世纪。相关资料表明，《外史》最早的英文片段出现于1939年，由葛传槼将第一回译成英文，并刊登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的《英文杂志》上。在此之后，又有一些片段相继被译介成英文。1957年，《外史》的英文全译本由杨宪益夫妇译出(下文所称《外史》英译本仅指杨宪益全译版本)，并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1972年，美国纽约邓普拉出版社又将此全译本再版，并加入了汉学家夏志清的导言以及官职译名等。这是《外史》的第一部英文全译本，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英文全译本。国内学界一直将其作为中译英的典范进行研究和分析，认为它完整地将原作用英语呈现了出来，堪称中译英的经典之作。众所周知，对一部译作的评判涉及到方方面面，不能仅从语言层面对译作和原作进行比较，也不能只靠源语国家的研究者对其质量和好坏进行评判。这样的评判不仅不科学，也不能给译作一个整体、客观并具有说服力的评价。《外史》英译本诞生已有六十多年，在英语世界出版也近半世纪。遗憾的是，《外史》英译本在英语世界并未受到多少关注，也没能在读者范围内取得广泛的影响，国内也鲜有针对《外史》英译本的传播与接受情况的研究。这种“外冷内热”的现象值得我们关注。就形式而言，《外史》不同于其他的古典小说，它没有几位固定的主角贯穿小说的始末，呈现出一种“形散神不散”的形式；就寓意而言，它将中国传统文学的“春秋笔法”发挥到极致，鲁迅称它是古今第一讽刺批判小说。笔者认为《外史》的独特形式和寓意在一定程度上给英语读者的接受带来了困难，影响了它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从而导致《外史》英译本在英语世界遭受了“冷遇”。本文拟从《外史》英译本的艺术特色入手，结合小说结构和批判讽刺艺术等方面，对披上“英语外衣”的《外史》给英语读者接受带来的困难进行分析，以期指出《外史》在英语世界传播受限的原因。

2 《外史》的英译及其在英语世界的传播

除去杨宪益的《外史》英译本之外，还有几种片段译本，如上文提到的葛传槼英译的《第一回》，1940年徐真平所译的第五十五回，1946年王际真翻译的第三回和第四回以及1973年张心沧翻译的第三十一和第三十二回。除此之外，再难觅其他英译本。在所有译本中，杨宪益的《外史》英译本是被公认为最贴近原作的译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外史》英译本尊重了原著的外在形式。杨宪益夫妇于1953年正式调入北京外文出版社，任社里的翻译专家并主持参加《中国文学》(英文版)的翻译和出版工作。《中国文学》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本由官方主办发行的外宣杂志，旨在将中国文学原汁原味地译介给国外读者，向国外传播中国文学文化。《外史》英译本完成并出版于1957年，在此之前，杨宪益夫妇已于1954年将《外史》前七回译出并刊登在该杂志上，其译文精确，语言地道，贴近原作。受当时官方、出版机构以及意识形态的影响，《外史》英译本继续保持前七回的译介策略和风格，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形式上极为尊重原著。具言之，英译本不仅保留了原著第三人称叙事方式，也保留了原作章回体的形式。杨宪益将每回的回目都用对仗的英文译出，就连小说的楔子以及结尾的“欲知……如何，请听下回分解”等也一并译出。其次，《外史》尊重了原著的精神风貌。吴敬梓的写作风格以讽刺见长，其讽刺手法是中国传统文学中惯用的“春秋笔法”，这种“微言大义”的语言风格和讽刺手法被吴敬梓在原作中使用得出神入化。通读《外史》英译本，会发现杨宪益通过各种手法和技巧，尽可能将原著的讽刺手法再现出来，保留了原作的精神风貌。

文学在跨文化、跨语言、跨民族传播时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在杨宪益夫妇的努力之下，《外史》英译本以贴近原作的形式再现了其精神风貌。遗憾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外史》英译本能在英语文学系统及读者中取得同原作在中国文学系统和读者心中一样的地位。据相关资料统计，《外史》英译本主要藏于英美高校的图书馆，市面出版和发行量很少。自上世纪70年代美国出版社对《外史》英译本再版之后，再没有其他出版社对其重印或者再版。除此之外，笔者通过调查发现，《外史》英译本的读者几乎全是那些学习汉语专业的学生或者进行汉语研究的文化学者，没能够在普通的英语读者中产生影响。《外史》英译本进入英语世界已近半个世纪，一般而言，一部译作问世之后，若在五年之内没有产生任何影响，那么这部译作的生命就几近终结了。《外史》英译本输出的年代是上世纪50到70年代，彼时的中西文化交流远不如当今频繁；英语世界读者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也所知甚少，因此，在高度异化策略之下产出的《外史》译本，给英语世界的读者接受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这种困难主要表现在《外史》英译本的小说结构和讽刺批判等艺术特色方面。

3 艺术特色对传播的限制

3.1 小说的结构

《外史》虽被认为是一部长篇小说，但就结构和主题而言，却与其他中国古典小说的形式有着很大的不同。首先，长短篇结合的结构。《外史》看似一部整体的章回体长篇小说，实则是由50多个长短不一的故事组成的“长篇”。在这50多个故事中，作者描绘了近200多个形形色色的人物，这些人物和故事看似独立，却又有一定的联系，看似关联，但整部小说又缺少一些贯穿始末的“主角”。往往在上一个故事末尾，作者会引出一些新的角色，而这些角色又成为下一章回故事的主人公。其次，貌离神合的主题。《外史》中的故事看似都是相对独立的，没有连贯性。但是，跟随作者的笔触，我们还是会发现一条很清晰的主题线索。在第一回中，作者将王冕塑造成一个“名流”。王冕饱读诗书，是个宁愿退隐也无心为仕的读书人。作者通过对王冕的形象塑造充分展现了封建制度下读书人堕落的精神世界以及官场的腐败和时弊；同时也向我们暗示他理想中的社会应是一个在儒家文化治理下的和谐社会。正如《外史》第一回的题名所示“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后面不同故事的展开和人物的塑造都始终围绕着这个主旋律。小说最后一回通过对“市井四大奇人”的塑造，暗示了伴随着科举制度被破坏，作者理想中的社会也随之破灭，这与第一回遥相呼应，再次点明主题。故事的情节发展和人物的出场顺序也都是经过作者吴敬梓精心谋划和安排的。

这样的故事结构对于英语世界的普通读者来说实在难以理解和掌握。 西方小说发端于神话史诗，史诗的故事结构是以个人为纲的焦点叙事。“对于诗人来说，他所要表达的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他运用一位有名的英雄人物的故事时只把它作为一根线索，在这上面他爱串上什么就串上什么。”[1]最早的《荷马史诗》的故事结构便是如此，受其影响，《唐璜》、《堂吉诃德》、《贝尔武甫》等故事结构都是以聚焦一位英雄人物的故事而展开的。这种叙事方式基本成为了后世西方小说故事结构的典范，被一代代的小说作者所接受和传承，同时也成为西方读者在阅读小说时心里默认的结构和思维定势。这样的故事结构与《外史》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小说的集体叙事手法大相径庭。就当今情况而言，中国小说对英语世界小说“贸易”的逆差还很大，我们译入的英语小说数量要远远多于中国小说译出的数量。半个多世纪之前，这种差别则更明显。彼时英语世界的读者几乎没有怎么接触过中国小说，要他们突然适应一种陌生的故事结构，改变原有的阅读习惯和对小说的思维定势，实属不易。

3.2 小说的批判和讽刺艺术

国内学者对于《外史》的界定不一，有人认为它是一部讽刺小说，也有将它看成一部现实主义作品。笔者认为，一部优秀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传于异地，留于异时，其主题不可能是单一的，而应是多元性的，这样才能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经过读者的解读而延续作品的生命。鲁迅对《外史》曾有过很高的评价：“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2]在鲁迅看来，《外史》不仅对封建社会制度进行了批判，同时也饱含各种讽刺之寓意。讽刺也好，现实主义作品也罢，《外史》所刻画的都是彼时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要解读这些讽刺和批判的对象，就需要读者能够深谙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吴敬梓在《外史》中讽刺和批判的手法运用娴熟；各种讽刺手法不一而足，有开门见山的讽刺，有画龙点睛似的讽刺，也有侧面烘托的讽刺。这些讽刺蕴含着丰富的中国历史文化，有的不可译，也有的译出之后很难被英语读者所解读和领会。限于文章篇幅，我们仅以吴敬梓对一些假名士的讽刺和对科举制度的批判进行分析。

《外史》第五回出场的王德和王仁兄弟，二人极为势利，自称是读书人，却全在纲常上做功夫。当他们的妹夫严监生立偏房时，他们表示不同意，一脸不屑。在严监生给他们一人一百两银子后，他们又立即表示拥护，而且在自己亲妹将死之时，来不及地要将严监生所纳的偏房赵氏扶正。其中有一段译文如下：

王仁拍着桌子道：“我们念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功夫；就是做文章，代孔子说话，也不过是这个理。你若不依，我们就不上门了。”[3]

Striking his fist on the table, Wang Jen declared, “The great thing about us scholars is our adherence to principles. If we were writing a composition to speak for Confucius, we should take exactly the line that we are taking now. If you refuse to listen to us, we will never visit you again.”[4]

杨的译文直接用“principles”一词翻译原文中的“纲常”一词，没有拘泥于“纲常”一词的文化内涵，也没有采用加注的手法。中国封建时代的“纲常”指的是“三纲五常”，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这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道德的基础，也是约束古代读书人行为规范的准则。吴敬梓首先对王氏兄弟见利忘义的行为进行描写，而后让他们说出“我们念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功夫”，通过前后对比的手法讽刺和批判了王氏兄弟的言行不一。因此，“纲常”一词的文化内涵在原作中对塑造王氏兄弟二人见利忘义、亲情淡漠的假名士形象有着重要的作用。而对英文读者来说，他们会对“principle”的所指产生疑问，但译文中也无加注进行解释。假使杨宪益要加注，也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毕竟“三纲五常”的观念不是某一人在某一天之内提出来的，而是从周朝一直延续到宋代的一个连续的文化发展和沉淀的结果。这样一来“The great thing about us scholars is our adherence to principles”同后半句之间的逻辑就显得不那么紧密，显得有些多余，让英语读者茫然。这种不可译之处体现出的是两种文化圈的差别，是英语读者对中国历史文化知识的缺失，也正是译者无能为力之处。假名士是吴敬梓最深恶痛绝的群体，他在《外史》中对假名士的讽刺和挖苦不仅体现在语言和行动的描写上，就连这些假名士在作品中的姓名也暗含了讽刺之意。吴敬梓运用“谐音”的手法给王氏兄弟起名为王德( 亡德)和王仁(亡仁)，意指他们二人既没有品德，也没有仁义之心，玷污了中国古代读书人应有的气节和品格。在译作中两人的姓名被直接音译成：“WANG JEN”和“WANG TEH”。原作中这些手法的综合运用达到了对王氏兄弟二人的讽刺和批判效果，但当这些手法移植到英语中，难免有的不可译，有的无从表现，因此译作中讽刺和批判的效果会大打折扣，连贯性相对较弱，不能为英语国家的读者所理解和接受。

《外史》第三回中对周进和范进中举前后的经历及科举制度的描述也饱含讽刺和批判之味。周进和范进有着相同的经历，都是考了一辈子的老童生。周进到老突逢好运，平步青云。当做了主考官之后，遇到同样经历的范进，恻隐之心油然而生，当他看了范进的八股文章之后，觉得实在不堪入目，胡言乱语，便把文章丢在一边。到头来想想又将文章拿回再读一遍，发现真乃神来之笔，一字一珠，便将范进取作第一名，随意将另一名考生取作第二十名。范进中举之后的经历也和周进一样，其生活环境和周围人对他们的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周围邻里乡亲，不是亲的也来认亲；张乡绅更是在范进中举之后登门拜访，以真金白银和豪宅相赠。吴敬梓结合当时的社会文化制度，将周进和范进中举的前前后后进行了鲜明的对比，加强了讽刺的意味，有力抨击了科举制度。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八股取士就是这样一种瞎胡闹的制度，功名富贵的来头就是这样的滑稽扯淡。但是就是这样滑稽胡闹的制度，使得士子们利欲熏心，丧魂失魄，什么是非观念也没有了，什么理想和抱负都抛弃了，人人变得堕落无心，糊涂愚妄而不自知”[5]。吴敬梓所讽刺的这种愚昧的读书人和腐败的科举制度不是凭空编造，而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因此，要理解并体会这种讽刺和批判艺术的韵味，就必须要对中国历史文化有所了解。这样的批判和讽刺艺术一旦被移植到另外一种语言和文化之中，能否给读者产生带来相同的阅读体会和联想就难说了。毕竟对于匮乏中国文化和生活背景的英语读者来说，通过阅读去理解这样的境遇转变并非难事，但若要领会其后的讽刺意味和对象就存在很大的困难了。正如美国著名汉学家亨利·韦尔斯(Henry W.Wells)在 《论儒林外史》 中说的“作者的观点究竟如何像神喻一样，作者隐掩自己的面目，甚至比神喻更为幽邀。其文辞表面看似明白易解于哲学层次上，实乃不妥协……没有一本书像 《儒林外史》，在诠释上提出这么多的问题”。亨利·韦尔斯作为汉学家尚且不能完全理解《外史》文字背后蕴藏的哲学层面的讽刺和批判，更不用说一般的英语读者了。

4 结语

《外史》英译本通过高度异化的策略较为全面地保留了原作的风貌，成功地为原著披上了英语的“外衣”。从国人角度来看，这种高度异化的翻译策略是完满的，是对中国优秀古典文学的尊重，不仅传达了原作的意思，而且将原作的精神风貌展现了出来。但是从文学对外传播的规律来看，像《外史》这种内涵丰富、民族特色鲜明的文学作品的外译应该是一个从归化到异化再到异化度逐渐上升的过程。因受当时政策和翻译主导机构的影响，《外史》英译本在某种程度上没有遵守这种规律，加之《外史》本身的小说形式和批判艺术与英语读者既有的接受习惯相异，很难与他们既有的知识结构和认知发生关联，从而导致《外史》英译本在英语世界的传播遭受到了冷遇，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杨宪益和戴乃迭对《外史》英译和中国文学传播所作出的贡献。通过对《外史》英译本的传播和接受研究，能让我们更好地认识民族文学跨文化、跨语言传播的规律，从而为今后的中国文学外译提供更多的借鉴和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