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四将图》探析

□董丽红 浙江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许 晋 浙江师范大学

本文把《中兴四将图》放在中国传统的纪念性绘画中进行了较宏观的考察。通过风格学方法，认为此画在延续了以《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为代表的纪念体系的基础上，受到了佛教塑像体系的影响，并结合时代背景，对《中兴四将图》中岳飞、张俊、韩世忠、刘光世以及亲卫的位置安排进行了分析。

一、画作基本信息

中兴四将图卷，绘南宋四将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岳飞全身立像。绢本设色，纵26厘米，横90.6厘米。故宫博物院藏，现借调中国国家博物馆。每像旁原有朱文榜题，已擦去。现存清代乾隆帝墨笔楷书重题，依次是“刘鄜王光世”“韩蕲王世忠”“张循王俊”“岳鄂王飞”。张、岳像之间上部有清乾隆四十九年御题七言律诗一首。幅末“刘松年画”款被擦去，余痕可见。拖尾有明人俞贞木于洪武二十二年所题长跋一则。本幅及拖尾有项元汴、项德新父子钤印十余方，乾隆八玺钤全，又嘉庆、宣统印玺。

二、画面分析

《中兴四将图》中的每个将军像旁都有一个侍从，这种形式的来源可以追溯到佛像雕塑中的三尊佛形式，即由主尊及左右两胁侍组成的佛像形式。这种样式最早起源于印度，如阿旃陀第九号窟壁画上尊名不详的三尊像；鹿野苑出土，以梵天、帝释为胁侍的三尊像，均是其例。在绘画中出现过的，比如，唐代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从右至左分别绘有十三位帝王形象，而每位帝王分别有两位侍从，这与佛像雕塑中的形式相似。此外，北宋时期佚名所画的《雎阳五老图》，五老依次为杜衍、冯平、王焕、毕世长、朱贯，形式上的位置排列也类似于前面所述的两幅人物画，不同的是《雎阳五老图》中的官员像旁边并没有侍从，这种形式类似于古代家庭祭拜时的祖先像，画面中的从“一人两侍”到“一人一侍”再到“一人无侍”的形式上变化，可能是表现不同地位的人物安排不同人数的侍从，代表着不同等级的身份，是身份的象征。但是《雎阳五老图》中五个官员在北宋时的官职都是比较高的，其中杜衍以太子少师致仕，封祁国公。如果旁边的侍从的数量是一种身份的象征，那么《雎阳五老图》旁边也应至少有一位侍从。所以每个像旁边的侍从除了身份的象征外，还可能是对时代的评判。相应地，《中兴四将》中各像旁的侍从除了代表官员的身份象征外，还可能是对时代的评判。

《中兴四将图》中的四位将军虽然是武将，但是他们却穿文官的衣服，这极有可能要通过画像的表现来达到现实的一种平衡。“防范武将”是宋朝开国以来世代相传的家法，宋高宗更把这一祖宗家法发挥得淋漓尽致，到孝宗时期，为防止宰臣擅权，任用、勾结、利用台谏的局面再次发生，孝宗重拾“异论相搅”的祖宗家法，便于自己集中皇权，控制朝政。孝宗同样致力于在文武之间取得平衡，使其相互制约，加强自己的皇权。

三、时代分析

从史料对南宋孝宗时期的记载中，可以发现孝宗恢复之心贯穿始终，在未即位前就有所表现，绍兴十一年，在对完颜亮全力南侵的主和与主战的态度中，虽然最后孝宗因为政治原因未能实现出征，但显示了此时其对金人入侵的主战态度。孝宗即位后处理政事一反高宗的妥协投降政策，第二个月就开始为北伐造声势，驱逐秦桧余党，给岳飞及其他武将“官复原官”等，重新起用被高宗和秦桧废黜近二十年的主战派张浚，且孝宗时期，南宋强力的武将已经凋零：岳飞、韩世忠、刘琦等名将都已经去世，其他诸多良将被大肆诬陷，不少主战人士要么受到惩治，要么被贬出朝廷，只剩下吴璘、吴玠兄弟经营四川，却轻易不得调动。这种恶劣的态势与高宗时期形成了对比，不正恰恰印证了元人刘一清的“高宗之朝，有恢复之臣而无恢复之君；孝宗之朝，有恢复之君无恢复之臣。故其出师才遇少竐，满朝争论其非，屈己请和而不能遂。孝宗之志惜哉!”

《中兴四将图》是在孝宗时期所画，至于具体在孝宗哪个时间段画的尚无定论，但是从孝宗的隆兴北伐失败到乾淳期间的“内修”，孝宗恢复中原的热情始终没有减退，而《中兴四将图》对南宋高宗时期四位武将的描绘，除了以类似雕塑的形式来表达对南宋高宗时期的四位武将的纪念外，还反映出孝宗时期面临的态势，从而委婉地表达出对高宗时期的一种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