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刚经》看早期木刻线条的发展

□赵暘祉 沈阳大学

说起木刻版画，不得不谈到它的起源——印刷术。印刷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代表着古代文明的发展历程。印刷主要包括图像印刷与文字印刷两部分，最早的木刻版画就由图像印刷发展而来。随着印刷术被大众广泛了解与使用，我国古代的制版技术也随之发展。我国历史中，很早就已经出现了甲骨、陶器、玉石、青铜等物体上的纹样雕刻。制版技术在中国古代发展迅速，一度出现了十分贴近艺术版画的印章艺术，而印章艺术也被业内人士与专家认定为现代版画的前身。到了唐代，印刷术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宋朱翌笔下的《猗觉寮杂记》（下卷）提到：“雕印文字，唐以前无之，唐末益州始有墨版。”

中国现存的最早写明具体刊刻日期的印刷成品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于唐咸通九年在敦煌被发现。卷中精致细腻，扉页中的木刻线条流畅自然，丰富完整。1907年被盗至英国，被大英国家图书馆收藏至今。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内容包括人物形象和经文，其扉页的物像被认为是世界上有据可考的最早版画形象之一。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刻本共6纸，每纸70余厘米，四周单边单框，框高23.7厘米。首有净口业真言、奉请八大金刚等前仪5行；尾有真言4行，题记1行，题记作：“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经文飘逸秀美，通篇唐楷风格融汇其中，自成一格，墨色均匀。由此可以发现，我国早期木刻版画的线条流畅洗练，细腻柔和。纵观通篇可以看出，雕版印刷术在当时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扉画长约30厘米，左上方书“祗树给孤独园”字样，画面描绘的是释迦牟尼在舍卫国祗树孤独园向四弟子宣说《金刚经》的场景，单线边框。画中，身着通肩式袈裟的释迦牟尼至于画面正中说法，护法金刚立于两旁，画面中还置有桌、盖布、花毡、香炉等供养物品。释迦牟尼两侧有四众弟子16人，僧人均身着袈裟，其余均着华装合十恭立，肃默听法。

扉画画面构图设计巧妙，人物安排布局合理，人物面容安详宁静、生动自然，刀法技法结合完整细腻，画面中线条圆润流畅，通篇无瑕，走刀精准，已经可以看出当时木刻版画技术十分成熟。第二张到第七张的《金刚经》木刻文字展现了唐楷风格，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也为后代楷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史料，成为里程碑式的存在，有“雕版印刷第一神品”之称。

我国早期流传的木刻版画以宗教形式居多，内容也多与宗教相关。这与当时佛教兴盛的社会大背景息息相关。但唐朝后期文化兴盛交融，各民族经济往来密切，时代背景的改变使雕版印刷的内容产生变化，佛教题材被世俗生活所替代，木刻版画的运用范围也更加广泛。宋代伊始，印刷技术已经被应用至书籍与插画中，技法娴熟，纸牌以及小型木版画已与世俗生活联系紧密，代表木刻版画艺术开始重视与人们的精神世界形成联系。

到了明清时期，版画承袭前朝，推崇阳刻，木刻插图中多用阳刻来表现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传统版画的线条运用在明代有了很大的发展，在继承中国传统水墨画用线特色的同时，将其提升至一个更高的层次。虽然版画线条仍然受到器具的限制，但已形成别具特色的形式美。明末清初，神话故事是版画的主要题材，其中较为突出的人物是陈老莲。陈老莲的《九歌图》用线较散，但笔法细圆，方折分明，每处下笔都有经过思考刻意为之的痕迹。《九歌图》总共有十一幅，依次为东皇太乙、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皆为楚国神话中的人物，每个形象都饱满各异，神采奕奕，极富生命力。著名的《西厢记》中的仕女造型也是刻法精妙，造型丰富多彩，线条细腻，丰润传神，唐韵犹存。其中最妙的属莺莺像，在含羞中又感忧郁，宁静又端丽，十分出彩。陈老莲的木刻版画不仅在当时博彩出挑，更对后来清代的木刻版画艺术带来极大影响。清代的木刻版画名家刘源和任熊正是因为受到陈老莲的作品影响才创作了《凌烟阁功臣录-自序》和《剑侠传》等精彩作品。清代更是涌现出一批十分令人惊赞的版画艺术作品。由改琦所绘刻的《红楼梦图咏》不仅承袭了明代笔法的精湛和传神，在风格上更加清淡格雅，其中100多个人物，一人一图，线条娟秀而流畅，十分别致。

明清版画插图中的“线”融合了中国传统水墨线条与刀、木本身的结合效果，不但能让人感受到笔法的锋挺、骨法的刚劲，更有刀法的技韵以及木痕本身的自然淳朴。这一时期的“线”更注重装饰性质，对于人物的刻画也上升到更高的层次，强调线条本身与人物形态特征和神情充分地结合。线条在这一时期也有了更为丰富、严谨的表达。如在木刻插图中，表现人物的线条多为细致柔韧的曲线，表现山水的线条多为笔触强硬的粗线，表现亭台楼阁的线条则多为精细工整的排线。而这一时期在画面上提倡以线表示面，更加注重线条的疏密有致，使其作品富有节奏韵律。

虽然中国明清时期的版画形式未能从文学插图的形式中脱离出来，没有真正形成独立的版画艺术类别，但是仍然在中国美术史上写下了灿烂辉煌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