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文人的科举情结
——论《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中的科举观

胡剑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前人研究《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多侧重于论述两部书中对科举制的批判，有违作者本意，两个作者重点不在批判科举制度，而是就科举中的弊端及导致诸多士子屡试不第的状况抒发愤懑。蒲松龄生在科第世家，自幼受儒家教化，“少肯研读，文傚陶邓，器远超识，淹博经史。”[1]P7十九岁应童子试，县、府、道三试皆名居榜首，此后屡应乡试，皆名在孙山之外，七十岁得援例出贡。观其一生，困守科举，奔竞场屋，对科举考试有切身的体会，这使他对科举的种种弊端熟捻于心，毕生追求功名而不得志，大量累累不快的感情抒发在《聊斋志异》中。吴敬梓亦出生在世代书香之家，弱冠秀才，此后科场屡试不第，中年辍考。两人的共同科考经历使两人关照科举弊病有共同之处，比如科场舞弊、考官徇私。蒲松龄更侧重于抒发“孤愤”之情，嗟叹命运之不济；吴敬梓则侧重为世人立言，写科举下儒林士子的鄙陋无耻。

一、同：揭露科场、考官之恶

《聊斋志异》中有大量描写科场作弊与考官昏庸无耻的篇章。在《考司弊》中写书生初见鬼王时，需“割髀骨”，贿赂丰厚方可免除此刑。堂下的两个石碣分别写有：“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楹联上写着“校、序、庠”等字样，里面却气象森凛，等到鬼生持刀割肉，书生大呼“惨惨如此，成何世界！”[2]P253面对求路无门，无处控告的境况，书生欲告上帝，鬼却云：“何处觅上帝而诉之怨也？”[2]P253科场黑暗无人肃清，作者便做主：去若善筋，增若恶骨，惩罚鬼王。在《于去恶》中，鬼生于去恶对“数十年游神耗鬼，杂入衡文”[2]P364的考官失望至极，考官爱钱如命，于去恶欲最终弃试不考。奸情丑态充斥现实考场，就连阴间亦如是。考官昏庸无耻、录人无道的情况在《司文郎》里非常明显，讽刺意味十足。文章中写一瞽僧能以鼻子闻文章之优劣，王平子的文章焚烧后，瞽僧适受之以脾，傲慢无状。余杭生的文章使瞽僧“格格而不能下，强受之以鬲”[2]P321，结果素有文采的王平子落第，余杭生高中，阴阳颠倒，瞽僧大叹道：“帘中人并鼻盲矣！”[2]P321另有《三生》中作者借兴于唐拿试卷去阴间鸣不平的事件说出“黜佳士而进凡庸”[2]P399，阴间主考官们的鄙陋无知令人汗颜，更何论现实考官，更是腐败。

《儒林外史》中揭露科场考官之恶，侧重于批判科举制度下造就的大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这些人物身上往往充满市侩的气息。其中较为典型的便是南昌府太守王惠，王惠上任便问道：“地方人情，可还有什么地方人情，可还有甚么出产？词讼里可也略有些甚么通融？”[3]P61从此他的衙门内传出的都是：“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3]P73《儒林外史》中写以个人好恶取人的周进就尤为典型，范进五十四岁考了二十多次科举，文章一文不值，周进一开始审阅觉得其文章甚劣，但看了两三遍以后竟觉得一字一珠，是天地间最好的文章，便将范进填了第一名。待到范进得到老师周进的吩咐，提拔举子荀玟时，他根本不看荀玟的文章，只出于老师的交代便将新中秀才第一名给了荀玟。关于科场舞弊，第三十七回写虞博士为作弊考生遮掩，主考官不管不顾，还有监察人员鲍氏父子，两人在察院里巡场查号，童生们有代笔的、传递的、挤眉弄眼无所不为，他们竟视若无睹。

《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皆写出了科场舞弊行贿之风、考试主考官的糊涂昏庸等科举黑暗。但在相同之下仍有不同：蒲松龄在反映八股科举的流弊时，融入自己的闻见感受，写来感人至深，字字血泪。”[4]]P154抒发屡试不第书生“文章憎命达”的不平之气；后者则是对科举制下文人的市侩和为名位而寡廉鲜耻的客观批评。

二、异：著作的“缘情”与“无情”

《聊斋志异》是科举失落文人的自嗟自叹，《儒林外史》则痛斥科举制度之下士阶层道德腐败的社会风气，“迨《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摘贬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能谐，婉而多讽。”[5]P(273)《聊斋志异》中有大量篇幅将科考不第归因于时运不济、命该如此。并借用太史公《史记》笔法在文章末尾抒发自己的感慨，以“异史氏云”表明自己的心迹，与《史记》的“太史公曰”一脉相承，“至其每篇后异史氏曰一段，则直与《太史公曰》神为古会，登其堂而入其室。”[6]P25

《儒林外史》多“公心”的描写，写士人的无耻与深受科举荼毒的男女。在对待落第士人方面，《聊斋志异》与《儒林外史》的不同之处可印证上述观点。《聊斋》中《叶生》一文中描写叶生文章辞赋，冠绝当时。而考试屡次失败，“不意时数限人，文章憎命，榜既放，依然铩羽。”[2]P17蒲松龄将失败的原因描述为命运限人，叶生也自叹道：“是殆有命，借福泽为文章吐气，使天下人知半生沦落，非战之罪也，愿亦足矣，且士得一人知己，可无憾，何必抛却白纻，乃谓之利市哉。”[2]P19在《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写范进五十四岁，参加二十余次科考，还是童生，受人白眼，中举之后，有送田产的，有送房店的……胡屠户是典型代表，未举前对范进各种鄙夷和挖苦，说范进是烂忠厚没用的人，范进中举之后，晋身上层阶级，胡屠户便买肉给钱，巴结逢迎，满口贤婿，众人前倨后恭的态度显现出社会风气的腐坏，梁启超说：“《儒林外史》中胡屠户奉承新举人女婿,固非事实也,然明、清间乡曲之人一登科第,便成为社会上特别阶级,此确为一事实。”[7]P125

《聊斋志异》中有《雷曹》一篇，写乐云鹤潦倒场屋，于是不禁感叹“罪婴天谴，不可说也。”[2]P127蒲松龄不仅批判外在的科举弊端，也对自身进行剖析，虽然运命观有极大的不科学之处，但却为落第士子找到了屡试屡败的原因，即失败包含有自身的原因。在《陆判》一文中作者写道陆判为主人公朱尔旦换心，并说道：“作文不快，知君之毛窍塞耳。”[2]P42可见，《聊斋志异》并不仅把士人的科考对准科举，其中也有对自身的反思，有一种“孤愤”之意。在《儒林外史》中，篇章重点描写世人于中榜前后，前倨后恭的丑恶嘴脸，士子落第周围人冷嘲热讽，如在周进未得举之前，遭到刻薄、狂妄的秀才梅玖的嘲笑，中举之后，前呼后拥，全来依附，可以说，其客观的批判了当时世态的炎凉。

三、小结

《聊斋志异》与《儒林外史》对待科举态度有同有异，蒲松龄一生热心科举，却终身未举，“卒章显志”的《聊斋志异》是一部“血泪”之作，借对科举考场的黑暗控诉、嗟叹命运，显示出一种哀叹与抑郁之情。吴敬梓中途辍考，以深谙科举的局外人身份重新审视科举，较为客观的评论科举，故《儒林外史》是一部“公心”之作。两者都发现科举制度有诸多弊端，但绝不是对科举制度本身的批判。蒲松龄终身竞奔科举考场，其《聊斋志异》相对于《儒林外史》更为“缘情”；《儒林外史》跳出樊笼，指责科举下士大夫之恶，更为“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