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岁的“上班族”

2019-01-13 09:26:04 读者2019年1期

祖一飞

88岁的顾诵芬至今仍是一名“上班族”。

几乎每个工作日的早晨,他都会按时出现在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科技委的办公楼里。从住处到办公区,不到500米的距离,他要花十几分钟才能走完。

自1986年起,顾诵芬就在这栋小楼里办公。他始终保持着几个“戒不掉”的习惯:早上进办公室前,一定要走到楼道尽头把廊灯关掉;用完电脑后,他要拿一张蓝色布罩盖上防尘;各种发言稿从不打印,而是亲手在稿纸上修改誊写;审阅资料和文件时,有想法随时用铅笔在空白处批注……这是长年从事飞机设计工作养成的习惯,也透露出顾诵芬骨子里的认真与严谨。自1956年起,他先后参与、主持歼教-1、初教-6、歼-8和歼-8Ⅱ等机型的设计研发。1991年,顾诵芬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为我国航空领域唯一的两院院士。

战机一代一代更迭,老一辈航空人的热情却丝毫未减。2016年6月,大型运输机运-20交付部队;2017年5月,大型客机C919首飞成功;2018年10月,水陆两栖飞机AG600完成水上首飞,向正式投产迈出重要一步。这些国产大飞机能够从构想变为现实,同样有顾诵芬的功劳。

相隔5米观察歼-8飞行

顾诵芬办公室的书柜上,有5架摆放整齐的飞机模型。最右边的一架歼-8Ⅱ型战机,总设计师正是他。作为一款综合性能强、具备全天候作战能力的二代机,至今仍有部分歼-8Ⅱ在部队服役。而它的前身,是我国自主设计的第一款高空高速战机——歼-8。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的主力机型是从苏联仿制引进的歼-7。当时用它来打美军U-2侦察机,受航程、爬升速度等性能所限,打了几次都没有成功。面对领空被侵犯的威胁,中国迫切需要一种“爬得快、留空时间长、看得远”的战机,歼-8的设计构想由此被提上日程。

1964年,歼-8设计方案拟定,顾诵芬和同事投入飞机的设计研发中。1969年7月5日,歼-8顺利完成首飞。但没过多久,问题就来了。在跨音速飞行试验中,歼-8出现强烈的振动现象。用飞行员的话说,就好比一辆破旧的公共汽车开到了不平坦的马路上,“人的身体实在受不了”。为了找到问题所在,顾诵芬想到一个办法——把毛线条粘在机身上,以观察飞机在空中的气流扰动情况。

由于缺少高清的摄像设备,要看清楚毛线条只有一种办法,就是坐在另一架飞机上近距离观察,且两架飞机之间必须保持5米左右的距离。顾诵芬决定亲自上天观察。作为没有经过特殊训练的非飞行人员,他在空中承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过载反应,用望远镜仔细观察后,终于发现问题出在后机身。飞机上天后,这片区域的毛线条全部被气流刮掉。顾诵芬记录下后机身的流线谱,提出采用局部整流包皮修形的方法,并亲自做了修形设计,与技术人员一起改装。飞机再次试飞时,跨声速抖振的问题果然消失了。

直到问题解决后,顾诵芬也没有把上天的事情告诉妻子江泽菲,因为妻子的姐夫、同为飞机设计师的黄志千就是在空难中离世的。那件事后,他们立下一个约定——不再乘坐飞机。并非不信任飞机的安全性,而是无法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回想起这次冒险,顾诵芬仍记得试飞员鹿鸣东说过的一句话:“我们这些人,生死的问题早已解决了。”

1979年年底,歼-8正式定型。庆功宴上,喝酒都用的是大碗。從不沾酒的顾诵芬也拿起碗痛饮,这是他在飞机设计生涯中唯一一次喝得酩酊大醉。那一晚,顾诵芬喝吐了,但他笑得很开心。

伴一架航模“起飞”

顾诵芬是一个爱笑的人。如果留心观察,你会发现他在所有照片上都是一张笑脸。在保存下来的黑白照片中,童年时的一张最为有趣:他叉着腿坐在地上,面前摆满了玩具模型,汽车、火车、坦克,应有尽有,镜头前的顾诵芬笑得很开心。

在他10岁生日那天,教物理的叔叔送来一架航模作为礼物。顾诵芬高兴坏了,拿着到处跑。但这架航模制作比较简单,撞了几次就没办法正常飞行了。父亲看到儿子很喜欢,就带他去上海的外国航模店买了一架质量更好的,“那架飞机,从柜台上放飞,可以在商店里绕一圈再回来”。玩得多了,新航模也有损坏,顾诵芬便尝试自己修理。没钱买胶水,他找来废电影胶片,用丙酮溶解后充当黏合剂;碰上结构受损,他用火柴棒代替轻木重新加固。“看到自己修好的航模飞起来,心情是特别舒畅的。”

儿时的顾诵芬

酷爱航模的顾诵芬似乎与家庭环境有些违和。他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父亲顾廷龙毕业于燕京大学国文系,是著名的国学大师,不仅擅长书法,在目录学和现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上也有不小的贡献。顾诵芬的母亲潘承圭出身于苏州的望族,是当时为数不多的知识女性。顾诵芬出生后,家人特意从西晋诗人陆机的名句“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中取了“诵芬”二字为他起名。虽说家庭重文,但父亲并未干涉儿子对理工科的喜爱,顾诵芬的动手能力也在玩耍中得到锻炼。《顾廷龙年谱》中记录着这样一个故事:一日大雨过后,路上积水成河,顾诵芬“以乌贼骨制为小艇放玩,邻人皆叹赏”。

“七七”事变爆发时,顾廷龙正在燕京大学任职。1937年7月28日,日军轰炸中国29军营地,年幼的顾诵芬目睹轰炸机从头顶飞过,“连投下的炸弹都看得一清二楚,玻璃窗被冲击波震得粉碎”。从那天起,他立志要保卫祖国的蓝天,将来不再受外国侵略。

考大学时,顾诵芬参加了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入学考试,报考的全是航空系,结果3所学校的考试全部通过。因母亲舍不得他远离,顾诵芬最终选择留在上海。

1951年8月,顾诵芬大学毕业。上级组织决定,要把这一年的航空系毕业生全部分配到中央新组建的航空工业系统。接到这条通知时,顾诵芬的父母和上海交通大学航空系主任曹鹤荪都舍不得放他走。但最终,顾诵芬还是踏上了北上的火车。到达北京后,他被分配到位于沈阳的航空工业局。

  “告诉设计人员,要他们做无名英雄”

共和国成立后,苏联专家曾指导中国人制造飞机,但同时,他们的原则也很明确:不教中国人设计飞机。中国虽有飞机工厂,实质上只是苏联原厂的复制厂,无权在设计上进行任何改动,更不要说设计一款新机型。

每次向苏联提订货需求时,顾诵芬都会要求对方提供设计飞机要用到的《设计员指南》《强度规范》等资料。苏联方面从不回应,但顾诵芬坚持索要。那时候他就已经意识到,“仿制而不自行设计,就等于命根子在人家手里,我们没有任何主动权”。

顾诵芬的想法与上层的决策部署不谋而合。1956年8月,航空工业局下发《关于成立飞机、发动机设计室的命令》。这一年国庆节后,26岁的顾诵芬进入新成立的飞机设计室。在这里,他接到的第一项任务,是设计一架喷气式教练机。顾诵芬被安排在气动组担任组长,还没上手,他就倍感压力。上学时学的是螺旋桨飞机,他对喷气式飞机的设计没有任何概念。除此之外,设计要求平直翼飞机的马赫数达到0.8,这在当时也是一个难题。设计室没有条件请专家来指导,顾诵芬只能不断自学,慢慢摸索。

本专业的难题还没解决,新的难题又找上门来。做试验需要用到一种鼓风机,当时市面上买不到,组织上便安排顾诵芬设计一台。顾诵芬从没接触过鼓风机,只能硬着头皮上。通过参考国外资料,他硬是完成了这项任务。在一次试验中,设计室需要一排很细的管子用作梳状测压探头,这样的设备国内没有生产,只能自己制作。怎么办呢?顾诵芬与年轻同事想出一个法子——用针头改造。于是连续几天晚上,他都和同事跑到医院去捡废针头,拿回设计室将针头焊在铜管上,再用白铁皮包起来,就这样做成了符合要求的梳状排管。

1958年7月26日,歼教-1在沈阳飞机厂机场首飞成功。时任军事科学院院长的叶剑英元帅为首飞仪式剪彩。考虑到当时的国际环境,首飞成功的消息没有被公开,只发了一条内部消息。周恩来总理知道后托人带话:“告诉这架飞机的设计人员,要他们做无名英雄。”

  退而不休,力推国产大飞机研制

在中国的商用飞机市场,波音、空客等飞机制造商占据着极大份额,国产大型飞机却迟迟未发展起来。看到这种情况,顾诵芬一直在思考。但当时国内各方专家为一个问题争执不下:国产大飞机应该先造军用机还是民用机?

2001年,71岁的顾诵芬亲自上阵,带领课题组走访空军,又赴上海、西安等地调研。在实地考察后,他认为军用运输机有70%的技术可以和民航客机通用,建议统筹协调两种机型的研制。各部门论证时,顾诵芬受到一些人的批评:“我们讨论的是大型客机,你怎么又提大型运输机呢?”甚至有人不愿意让顾诵芬参加会议,理由是他的观点不合理。顾诵芬没有放弃,一次次讨论甚至争论后,他的观点占了上风。2007年2月,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了大型飞机项目,决策中吸收了顾诵芬所提建议的核心内容。

2012年年底,顾诵芬参加了运-20的试飞评审,那时他的身体已经出现直肠癌的症状,回去后就确诊并接受了手术。考虑到身体情况,首飞仪式他没能参加。但行业内的人都清楚,飞机能够上天,顾诵芬功不可没。

尽管不再参与新机型的研制,顾诵芬仍关注着航空领域,每天总要上网看看最新的航空动态。有学生请教问题,他随口就能举出国内外相近的案例。提到哪篇新发表的期刊文章,他连页码都能记得八九不离十。一些重要的外文资料,他甚至会翻译好提供给学生阅读。除了给年轻人一些指导,顾诵芬还在编写一套涉及航空装备未来发展方向的丛书。全书共计100多万字,各企业院所有近200人参与。每稿完毕,作为主编的顾诵芬必亲自审阅修改。

已近鲐背之年,顾诵芬仍保持着严谨细致的作风。一次采访中,记者与工作人员交谈的间隙,他特意从二楼走下,递来一本往期的雜志。在一篇报道隐形战机设计师李天的文章中,他用铅笔在空白处批注得密密麻麻。“这些重点你们不能落下……”

(水云间摘自《环球人物》2018年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