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经验

2019-01-14 09:10邵鹏
新西部·中旬刊 2019年12期
关键词:党内政治生活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

邵鹏

【摘 要】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在特殊的战争条件下开始局部执政并呈现政治清明的光辉的历史时期。党把自身建设视作一项伟大工程,并在正确开展党内政治生活方面创造了宝贵而丰富的历史经验,主要有: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以提高理论水平;正确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实现民主团结;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以实践群众路线;完善党内法规以严明党的纪律与规矩。

【关键词】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活

习近平曾深刻地指出:“从严治党,要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 [1]这一论断深刻阐明了严格党内政治生活之于党的建设的紧要性。延安时期是党的建设最有典型示范意义的时期之一,为正确进行党内政治生活制定了规范和准则,树立了标杆。在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中,认真总结延安时期党内政治生活的历史经验,对于全面从严治党、改善政治生态具有深刻的现实启示。

一、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以提高理论水平

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水平是关系革命事业成败的重大问题。理论认识不深入、不清醒、不成熟,革命的实践往往就要经受曲折和挫折。强化理论学习、增强理论修养确为党内生活之首要任务。延安时期,中共通过大办学校、全党整风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

大办干部学校掀起学习热潮。在党的历史上,理论上的不成熟曾经使党蒙受严重损失。所以党对理论学习的重要有着切肤之痛。随着革命队伍的日益壮大,为了培养和教育干部,完成领导抗战的使命,一大批干部学校应运而生。中央创立了中央党校、抗大、陕北公学、泽东青干校等学校,还成立延安马列学院,负责翻译、学习、研究马恩列斯的基本理论。干部学校开设哲学、辩证法等课程,使学员接受马克思理论教育。

通过学习竞赛和整风运动深化理论学习。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指明进行理论学习的迫切和重要,提出学习马列要结合历史、现状和运用,重点学方法和立场,要来一场学习竞赛。这份报告事实上已经清晰表述出马列理论中国化的概念,完整体现出毛泽东关于理论学习的方法与思路。此后,中央下发了一系列关于干部学习的文件,详细规定课程内容、领导机构和学习制度。全党通过建立党校、干部培训班等形式,迅即掀起学习热潮。1941年之后,为了回应学习中表现的非无产阶级的学风,毛泽东先后作了整顿作风的三份报告,掀起一场学习运动的狂飙——延安整风。1941年5月开始至1945年4月止,超过一万人参加了学习。整风运动要求在学文件的基础上,检视历史、工作、思想,经由批评与自我批评,写出总结。整风学习文件包括了党的历史文件和马恩列斯的若干经典篇章。通过学习运动,大家学会了实事求是、调查研究,锻炼了党性,分清了历史是非,培育出良好作风,极大提高了全党理论水准。

二、正确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实现民主团结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是发扬民主、严格政治生活的强有力的手段。只有在批评基础上,才能达到充分的民主,真诚的团结。延安时期,我党通过各种方法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认知与运用达到了新高度。

中央领导积极进行自我批评,成为促进团结民主的榜样。延安时期,中央领导带头进行严肃、深刻、诚恳的自我批評,纷纷检讨自己的历史错误,展现出共产党人卓越的人格魅力,使全党深受教育。1941年的“九月会议”上,秦邦宪作了两次表态,他坦承自己应为 “反围剿”后期的左倾挫败负主责,决心在大家的帮助下加以克服。周恩来在南方局整风学习中常常进行深入的自我批评,特别是谈到历史上党出现极大失误的节点,他就开始把自己摆入其中,反思自己曾经发挥的错误作用。因为整风审干出现的冤假错案,毛泽东坦承错误,曾向被冤屈同志多次反复地道歉赔礼。张闻天在批评自己的错误时候,毫不留情。他多次深刻地自我反省自己过去的左倾错误,批评自己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非常严重,他深刻剖析犯错的原因,认为根源在于行动方面的夸夸其谈和“漫画式、一般地了解问题”,他说,反对主观主义,就“不要怕自己的瘌痢头给人家看”。为了克服主观主义的缺点,他主动到农村展开深入的调研,用行动给全党做出典范。

整风学习推动全党建树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良好风气。在整风运动中,党员干部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开展民主生活,总结出许多科学的方法。首先,批评别人之前要先调查研究。要客观公正、有理有据地批评别人。其次,批评要严肃认真,抓住原则问题。要抓大的缺点而不是无关原则的“小节”,不能乱扣帽子,避免把批评庸俗化。既要避免以批评的借口攻击别人,也要反对好人主义。第三,要理性对待批评并善于自我批评。共产党员不谋私利,有病就治,不用讳疾忌医。批评是要把事情搞清楚,进而实现进步团结。经过整风运动,大家受到了思想洗礼,锻炼了党性,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落实到了党内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

三、大兴调查研究风来实践群众路线

实践群众路线是党的政治生活严格化之根本要求,作为理论和实践连接起来的中间一环,作调查研究实乃达成群众路线的主要路径。在延安时期,党高度调查研究,通过大兴调查研究风来实践群众路线,带动形成党内政治生活的优良作风。

调查机关主导系统化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思想是马列主义思想之经典一部分。五四运动之后,毛泽东就注意到了马列理论中关于调查研究的思想并自觉运用于阶级分析和农民运动的考察,写出了许多著名的报告,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论断。延安时期,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的认知水准达到了新的高度,他认为调查研究必为了解情况、纠正风气的重要步骤。为教育全党学会这门科学方法,毛泽东于1941年间专门写出《农村调查》著作,并先后写了《改造我们的学习》和有关调查的几个文件,详细阐明了调查研究的目的意义、内容方法和机构设置。此后,中央、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省委、军队和政府普遍设立调查研究机关,领导调查研究工作常态化、系统化开展。调查研究涉及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其内容之广泛、全面、细致,令人惊叹。中央调查研究局第四分局,仅在不到两年间就搜获调研材料超过770万字,整理后的资料也有81万字之多。这些调查资料经过整理提炼,成为政策制定和政策调整的依据。

各调查团和考察团进行目标明确的定向调研。1941 年 9 月后,中央及部委、群众团体都成立调查团、考察团,深入农村进行定向调查,产生了许多有代表性的成果。其中有:西北局考察团完成的《绥米土地问题初步研究》之作、中央青委完成的《杨家沟社会调查资料》、中央妇委调查团完成的《沙滩坪调查》等。特别是,张闻天带领调查团完成的《出发归来记》最为著名,毛泽东阅罢要求大家向他学习。调查团的定向调查和调查机关的系统调查起到了相互补充的作用。调查研究是联系实际之步骤,又是实践群众路线之过程。各级干部通过贴近群众、依靠群众掌握第一手资料,最终调查成果又转化成政策回到群众之中,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通过调研实践,大家更好地掌握了群众路线的运用。

四、完善党内法规以严明党的纪律与规矩

纪律和规矩是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根本保证。纪律严明,才能步调一致、行动统一。延安时期,党持续完善党内法规,把党的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划出了全体党员不可逾越的红线,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提供了基本遵循。

党内法规的逐步完善。纪律不严给党的教训是深刻的。鉴于长征中张国焘另立中央和抗战初期王明在长江局严重违纪的错误行为,毛泽东在 1938 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重申了“四个服从”:“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2]会上通过了三部党内法规,对维护中央、服从上级、党员申诉做出明确规定,而且规定了派遣巡视员和设立监察委员会及其职责等事项。这些法规初步制定了党规的框架。1941年中央发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一文,强调“统一纪律,是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并作为整风学习文件用以教育全党遵守纪律、锤炼党性。特别是 1945 年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对民主集中、选举制度作详细规定,把设立党的监察机关、“四个服从”和纪律处分写入党章。党的法规不断健全進一步明晰规矩和纪律,对维护纪律,增强全党统一,凝聚党之力量产生了深远影响。

共产党执行纪律不讲情面。毛泽东多次强调,党与红军应贯彻较普通群众而言更严之纪律,从严处置黄克功、肖玉壁、刘振球、刘力功四人是我党明正律法的典范。1937 年 10月, 26岁的老革命黄克功求婚被拒竟在延河边枪杀了女学生,被边区法院判处死刑。1940年,战功赫赫、满身伤疤的老战士肖玉壁因为私卖军需品也被判处死刑。二人都曾给毛泽东上书讨情,但毛泽东明显站在了法院和纪律一边,二人都被依法处决。战斗英雄刘振球曾经参加过长征,抗战中又身负重伤再立战功,但因为贪污几百元受到了开除党籍和法律制裁。新党员刘力功因为害怕吃苦、不服从分配,中央组织部议决后将其开除出党以教育全党。功劳不能代替过错,执行纪律不能例外,遵守规矩和纪律是党组织和党员之至高责任。更加严格的纪律使抗日的陕甘宁呈现出风清气正、纪律严明、干群一家的动人景象。

延安时期,党的政治生活严肃认真、生机盎然。全党理论水平的提高,批评基础上广泛的民主和真诚的团结,纪律基础上步调统一的行动,调查研究实践中的群众路线和优良作风,使中共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空前的巩固团结并走向成熟、赢得胜利。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10-9 (2) .

[2] 毛泽东选集: 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28.

【作者简介】

邵 鹏(1988—)男,陕西安塞人,延安大学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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