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岭南联体陶器研究
——以五联罐为主

周繁文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广东广州 510275）

内容提要：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墓葬中大量出土各种类型的联体陶器，被普遍认为是当地考古学文化的特色。这些联体陶器的分布、形制、共出陶器和墓葬背景呈现如下特点：它们在岭南地区呈现以秦汉郡治为中心的多点辐射式分布，数量和类型呈现“故王都—郡治—一般县城”的层级落差，近海较内地数量多、类型丰富；在发展脉络上，从多种类型到比较单一的五联罐再到急骤消失；联体陶器应该是一种南越国时期在外地工艺冲击下出现的本土化产品，与“边地半月形地带”和环地中海地区的kernos/pseudokernos可能存在渊源关系。

一、前言

岭南地区及南岭北缘、北部湾西岸地区在秦汉时期流行各类联体陶器。一直以来它们都被认为是当地越文化的典型器物［1］。这种陶器器形系在几个同类器物间以梁相连，个体各不相通。需要加以说明的是，所谓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2］另有一类外观与此类似的连通器，但个体之间相通，制作工艺迥异，功用上更是有差别——联体器可容纳不同种类的物体，而连通器只能盛放同类物体。

目前在岭南周边出土的秦汉时期联体器约两百余件，类型包括联罐、联盒和联盂，以联罐为主，而五联罐又是其中数量最多、分布地域和年代范围最广者。因此本文选择这一器类为主要研究对象，并兼及其他联体器类。

“五联罐”通常特指一种陶质或釉陶质器物，由四大罐和一小罐组成，四大罐的罐腹间以泥梁粘连，肩承中间的小罐，各罐间互不相通，每罐皆有盖。有时“五联罐”也被用于称呼汉晋时期流行于长江下游地区的一种陶器或釉陶器［3］，但形制与岭南地区的联体罐迥异，为一大罐肩上附五个小罐，为示区分，仍将长江流域的发现称为“魂瓶”更合适。

二、出土情况

目前发现的联体陶器呈现以秦汉郡治为中心的多点辐射式分布，岭南东部的南海郡治番禺（今广东广州）、合浦郡治合浦（今广西合浦）、苍梧郡治广信（今广西梧州）和郁林郡治布山（今广西贵港）周边尤多，西部只有零星发现，且在数量和类型上呈现“故王都—郡治—一般县城”的层级落差，番禺所出的数量和类型最为丰富。而在类型上，近海的番禺、合浦两地更丰富，内地则较单调（图一；表一）。

联罐包括双、三、四、五、六联。双联、三联罐较少，且仅见于广州、合浦；六联罐仅见合浦1例；四联罐是各类联体陶器中数量仅次五联罐者，但也仅见十余件，集中于广州、合浦，散见于广西桂林、贺州和郴州；五联罐则以百件计，分布也最为普遍，近半皆出于广州，其次是合浦，其余如广东佛山、乐昌、肇庆、广西贵港、贺州、梧州等地少出，两广邻近的湖南、江西乃至越南也有零星发现。

联盒包括四、八联，数量极少，仅见于广州。

联盂包括双、三联，数量都不多，前者见于广州、梧州、合浦、安顺等地，后者仅见于广州、合浦两地。

图一//秦汉时期岭南地区联体陶器分布图

三、时空分布

（一）类型划分

1.五联罐

五联罐延续时间长、出土数量多，随年代推进在形态上存在演变，具有类型学的意义。按器足的有无和整体特征的变化，可分为两型。

A型，底部有足。盖钮多为半环形，或作鸟形、桥形。底有四足或六足，足为直形、卷曲形、三角形或扁形。个别在大罐器肩附加半环形横耳。腹壁密排细线旋纹，盖面饰旋纹或斜行篦纹，极少数为素面。均为细泥质陶，广州汉墓所出的74件五联罐中，硬陶占3/4，其中施釉者过半数；其余1/4为灰红或红黄软陶。长、宽为18～22、通高8～10厘米。以广州M1173∶39［4］为例，底有四卷曲形足，罐之个体矮领、敛口、折肩、直腹折收成小平底，带盖，鸟形钮，长、宽22.2、通高10.5厘米。大罐口径4.4、腹径10.8、底径5.4厘米。小罐口径2、腹径5.4、底径2.2厘米（图二∶1）。

B型，平底无足。盖钮多为鸟形或简化的鸟形，极少数为半环形。肩部无耳。一般为素面。长、宽17～25、通高8～10厘米。以乐昌对面山M100∶3为例，罐之个体矮领、溜肩、扁鼓腹、平底，带盖，鸟形钮，全长21.2、通高8.4厘米（图二∶2）。

2.其他联体器

除五联罐外的其他联体器数量少、延续时间短，且形态相对稳定，均是以泥梁将同样形制的若干个体粘接在一起，因此不作类型划分。

双联罐以广州M1180∶32为例，罐之个体均为矮领、圆腹、圜底、三足短而卷曲，有盖，一盖为梅花鹿形钮、一盖为蜥蜴形钮。盖面间饰弦纹和斜行篦纹，腹部饰弦纹。全器涂朱砂。全长15.6、通高9厘米（图三∶1）。

三联罐以广州M1164∶13为例，罐之个体敛口、矮领、鼓腹、平底，各罐底部皆附一卷曲形足，有盖，半环钮。罐腹及盖面饰两周斜行篦纹，间以细线弦纹。罐的个体通高11.5、口径6.2、腹径12.2、底径5厘米（图三∶2）。

四联罐包括有足和无足两类。有足者以广州M1157∶2为例，底部附卷曲形短足六个，每罐底部与两道泥梁下各附一个。罐之个体矮领、圆肩、扁鼓腹、平底，带盖，半环钮。盖面间饰弦纹和斜行篦纹，腹部饰水波纹（图三∶3）。无足者以广州M1165∶10为例，罐之个体敛口、直唇、斜肩、直腹，下腹折收成小平底，带盖，半环钮。盖面间饰弦纹和斜行篦纹，腹部饰弦纹。全器长、宽20、通高7.8厘米（图三∶4）。仅有一件（合浦文昌塔M115∶5）形态较特殊，为三大罐上架一小罐。

六联罐仅见合浦文昌塔M152∶7，泥质红陶，大罐为直口、圆唇、扁腹、平底。素面。整体宽24.2、通高6.4厘米（图三∶5）。

四联盒以广州M1150∶7为例，盒盖鸟形钮，在两圈斜行篦纹之间饰四个“×”纹，盖面较平，盒身敛口，上腹直，密施刻划水波纹，下腹折收，平底，每盒底部及两道泥梁下各附一卷曲形短足。口径7.6、腹径9、底径4.4、通高8厘米（图三∶6）。

八联盒仅见广州M1176∶1，长方形镂孔底座，底座之上六个大盒作两行分列，肩上架有两个较小的盒。盒之个体，盒盖圈足捉手，盒身敛口，上腹直，刻划密排的细弦纹，下腹折收，平底。座长30.5、宽17.5厘米。大盒口径9.8～10.5、腹径12厘米。小盒口径3.5、腹径5厘米（图三∶7）。

双联盂、三联盂，盂之个体皆矮直领、斜肩、扁腹、小平底。素面无纹饰、无盖。以广州M2064∶30为例，腹径 6.2、高3.5厘米、（图三∶8）。

（二）分期特色

结合联体陶器的出土环境、类型、随葬墓型、空间分布、共出器物以及五联罐的形制演变等相关情况（表一—五），可划分出三个主要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南越国时期［5］。

这一时期除南越国宫苑曲流石渠遗址所出的五联罐外，其余联体器均发现于墓葬，大部分出于广东的广州附近，小部分出于广西的合浦、贵县和贺县。

以文、景之间为界，南越国前期的墓葬还极少出五联罐，仅广州M1059、M1099和贵县罗泊湾二号墓3例，少量出土三联罐、四联罐、四联盒等联体器。南越国后期以五联罐随葬的墓有所增加，双联罐、四联罐、四联盒和八联盒等联体器也仍有少量发现。总体而言，以分布集中、刊布资料详尽、年代序列清晰的广州与合浦地区为例，南越国时期以联体器随葬者所占比例分别为17.8%和12.5%，其中五联罐墓仅占11.5%和4.7%。

该阶段所出五联罐基本全为A型，仅广州淘金坑M8∶22为B型，整体形态尚不固定，钮、耳、足等细部皆存在差异。值得注意的是，五联罐、其他联罐和其他联体器类，这三者的任何两者间都较少存在共出关系，仅广州M1180中双联罐与两件四联罐共出。

以联体器随葬的主要是单室木椁墓、有墓道单室木椁墓和有墓道分室木椁墓三种墓型。常与联体器共出的陶器组合为瓮、罐、鼎、盒、壶、钫、瓿、提筒、鋗甑、碗、盆、釜。其中，鼎、盒、壶、钫这套典型汉文化特色的仿铜陶礼器组合在约80%以联体器随葬的墓内都有发现［6］。而瓿和提筒都是当地特色的器物。

图三// 两汉时期岭南地区出土的其他联罐、联盒、联盂

第二阶段：西汉中晚期。

五联罐以B型为主，仅淘金坑M22、文昌塔M126、藤县鸡谷山所出为A型。西汉中期开始二、三、四联罐濒于消失，联盂有少量，各种联体罐之间共存的情况也较少见，仅发现4例：广州M2050五联罐与三联盂共出，合浦母猪岭M4双联罐与五联罐共出，藤县鸡谷山五联罐与双联盂共出，合浦文昌塔M07五联罐与三联罐共出。

这一时期由于发现的五联罐数量较多，能明显观察到岭南东西部地区之间存在的差异。

（1）岭南东部：联体器仍集中发现于广州，此地约有60.2%的墓葬都以联体器随葬，将近有48.5%的墓都随葬五联罐。粤北及邻近的南岭北缘（湖南南部）也有零星发现。西汉中期起，随葬五联罐的墓型固定为有墓道单室木椁墓和有墓道双层分室木椁墓，晚期还增加了有墓道双层横前堂分室木椁墓一种。

西汉中期常与其共出的陶器是瓮、罐，鼎、壶、钫，井、灶、仓，以及盂、纺轮、四耳罐、匏壶、盆。较之前期，鼎、盒、壶、钫的比例大为减少，且组合多不完整。地区特色的器形几乎完全消失。仓、井、灶等模型明器成组出现。共出的盂、纺轮、四耳罐明显增多，新出现匏壶，盆的数量减少，前期常同出的碗、釜急剧减少，鋗甑已不见。

西汉晚期常共出的组合为罐，鼎、壶，仓、囷、灶、井、屋，盆、碗以及四耳罐、温酒樽、卮、簋、杯、盂，簋、碗、甗、四耳展唇罐等。此时以瓮、罐为主的随葬品组合彻底被破坏，鼎、盒、壶、钫的组合彻底衰落，模型明器的使用更普遍且种类增多。

（2）岭南西部：贵县、合浦较为集中，其他地方如梧州藤县以及境外的越南也零星出土。以合浦地区为例，约43.1%的墓葬皆以联体器随葬，随

葬五联罐的比例达到32.8%。五联罐相对于岭南东部来说有延后，西汉中期还有A型出土。该区域出土五联罐的墓葬以带墓道的土坑墓为主。共出的陶器组合则无太大差别。

表一// 秦汉时期岭南地区出土联体器器类表（带*者出2件，带#者出3件，带？者件数不清）

表二// 两汉时期广州地区出土联体器汉墓数量表（单位：座）

表三// 两汉时期合浦地区出土联体器汉墓数量（单位：座）

表四// 两汉时期广州地区汉墓出土五联罐的墓葬形制（单位：座）

第三阶段：东汉早中期。

这一时期联体器惟广东南海、广西钟山和平乐、合浦有零星发现，包括五联罐，形制均为B型。还有极少量的四联罐、双联盂、三联盂。仅合浦文昌塔M189中五联罐与二、三联盂同出。常见的共出器物组合为罐，鼎、壶，杯、盂，灯、熏炉、奁等。

（三）时空分布

至今岭南地区未见有先秦时期的联体陶器。这类陶器似乎突然出现于南越国时期，前期多种类型并存，后期则较多使用五联罐，但总体来说随葬联体陶器的墓葬并不多。西汉中期以后，联体陶器基本只剩五联罐一种，且其形态较为固定，这一时期的墓葬半数都有出土。然而联体陶器流行之后迅速式微，东汉早中期已经少见，晚期则完全消失。在地域上，联体陶器的使用始终以广州为主，合浦次之，粤北、粤西、桂东、赣南、湘南少见，粤东和桂西基本不见。综上可知，联体陶器流行的时间和地域都很有限。

表五// 两汉时期合浦地区汉墓出土五联罐的墓葬形制

以联体陶器随葬的墓葬形制，在岭南东部以带墓道的单室木椁墓和带墓道的双层分室木椁墓为主，在岭南西部以带墓道的土坑墓为主。同一墓内常共出一套中原典型的器物组合和一套当地特色的器物组合。

四、功用分析

关于联体器的功用，孙机认为是盛果品的容器［37］，陈绍棣则认为是地区特色的饮食器［38］，孙长初认为与阴阳五行观有关，但他所指的五联罐可能是汉晋时期长江下游的五管瓶［39］。在此可从联体器出土时的一些现象来寻找相关的线索。

1、南越国宫苑遗址也出土五联罐，形制与用于随葬者区别不明显。

2、随葬联体陶器的主要是中小型墓，尤以带墓道的木椁墓和带墓道的双层分室木椁墓为主。墓主身份较为明确的莲花安成侯墓属于西汉的列侯一级，贵县罗泊湾二号墓、贺县金钟一号墓属于南越国的王侯一级。

3、墓内通常只随葬1件联体器，不同器类的联体器甚少同出。发掘报告明确记录出土五联罐件数的墓葬为126座，11座（8.7%）出2件，1座（0.8%）出3件，其余均出1件，其中有5座分别与双联罐或联盂同出。其他联体器墓中，明确出土件数的为33座，仅广州M3020出2件联盂，M1180同出2件四联罐和1件双联罐，其余均出1件。联盂除广州M3020出2件外，各墓皆出1件。由于岭南汉墓罕见人骨，难以判断是否与埋葬人数有对应关系。

4、发掘报告明确交代出土位置的墓葬中，联盂常置于棺内头端［40］，其他联体器摆放位置不定。五联罐墓43座，仅5例单独置于一角或一端，其余皆位置不定，常与瓮、罐、壶等陶容器放在一起。9座四联罐墓摆放位置也都各不相同，多与陶容器共置。平乐银山岭M51的四联罐出土时和杯、罐一起置于铜盘上［41］。

5、部分五联罐内发现有盛物，或是密叠成层的植物叶子（广州M1170），或是经捣碎已胶结的叶渣（罗泊湾M2：21、M2：60、M2：61），或是果核（广州M2050出梅核、M2060其中一个大罐内出李核）。

根据以上现象推断，联体器为生死两用。以联体器随葬的习俗在岭南地区覆盖的社会阶层较广，尤以广州、合浦两地的中下阶层为主。

联体器的功能应是盛装若干类不能混在一起而又经常同时使用的物品。联罐口小腹深、带盖、形体较大，应是用于盛装量多易坏而相对较少取用的物品。而联盒和联盂容量小、体积轻巧，则便于盛物的常取常用。但双、三联罐一直不甚流行，四联罐有一定的数量，联盒、联盂也都不多，唯有五联罐最为普遍，这应是由于同时使用的物品逐渐固定为五种，可能是梅、李等果品，也可能是经加工后作为调料的植物叶子。

联罐和联盒在墓中的位置并不特殊，常与其他类型的容器共同堆放在棺外墓内的空间，显见实用性更强。值得注意的是联盂，多数都在棺内头端，似乎不单只作为普通的容器使用，仪式性的意味更强。

五、渊源推测

联体器的工艺并非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首创，早在新石器至商周时期即已见于童恩正所谓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关中亦有少量发现。

（一）新石器时期。陕西宝鸡北首岭77M4出有1件黄陶双联鼎，个体为小口、圜底、二柱形足，素面，腹上部附加泥钉，两鼎间以泥梁相连。该墓年代相当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42］（图四∶1）。甘肃舟曲掌坪采集到1件红陶高足三联杯，镂孔高圈足，杯均侈口、垂腹，施黑彩，口唇上饰四条半弧纹、颈部饰带纹、腹部饰三组旋涡纹。推测属于马家窑文化时期［43］（图四∶2）。甘肃镇原县博物馆在三岔镇大塬村征集到1件刻划纹单耳红陶四联罐，口径8.1、通宽17.6、高9.7厘米。推测属于常山下层文化［44］（图四∶3）。

（二）商周时期。甘肃庄浪县徐家碾M84出土有双连鬲（M84∶22）、单圆座五连杯（M84∶2）。前者为橙黄色夹砂陶，两鬲的袋足间用泥条连接，口沿处附一圈带状泥条，颈部有“山”字形划纹（图四∶4）。后者为红褐色夹砂陶，杯之个体均为深腹、圜底、口沿外侧附一圈带状泥条，但大小不一［45］。该墓年代为商末至西周早中期［46］（图四∶5）。

图四//“边地半月形地带”上的联体器

四川西昌礼州遗址BM3出土2件陶双联罐，个体为侈口、束颈、斜肩、平底、双耳，口部以泥条相连。该墓年代可能在商末至战国之间（图四∶6）［47］。

辽宁宁城南山根石椁墓M101出土铜双联罐，罐之个体敛口、圆腹、平底、半球形盖，腹两侧、两盖上各有一马形钮，两罐腹和两盖间以铜梁相连（图四∶7）［48］。宁城小黑石沟石椁墓M8501随葬有铜四联罐和双联罐，前者的个体弧腹，平底，半球形盖，四罐体、四盖联铸（图四∶9）。后者的个体斜鼓腹，平底，半球形盖，双罐体、双盖联铸。通体素面（图四∶8）［49］。

将眼光再放远一些，环地中海地区从青铜时代开始流行一类被称为Kernos/Pseudokernos的器物（即联体陶器），爱琴海地区的迈锡尼文化、古罗马王政时代、东欧的库库泰尼文化（Cucuteni）均有见，甚至到3世纪都仍有关于此类陶器的文献记载。然而细分之下，Kernos或 Pseudokernos其实包含四种类型：（1）高底座的联体陶器；（2）环形底座的连通陶器；（3）多管式的连通陶器；（4）联体罐、联体盂［50］。其中第一类与甘肃舟曲掌坪马家窑文化遗址采集的高足三联杯、庄浪徐家碾寺洼文化墓葬出土单圆座五联杯类似，第三类与新疆下卡浪古尔墓葬出土的四口罐、甘肃永靖柏川遗址出土的马家窑文化五口罐［51］以及汉晋时期长江下游流行的五管瓶类似，此后将另文讨论。而第四类则与岭南的联体陶罐在形制上极为相似（图五）。

欧洲的此类联体罐以双、三、四、八联常见。罗马奎里纳勒山（Mount Quirinale）发现有公元前7—前5世纪的三联罐，上刻铭文（即著名的Duenos Inscription），据A.E.Gordon的释读，大意为：“发出我者向诸神祈祷，以免女子对你不友善（第一行）但你同河流□平静（第二行）善者亲手为善者制作我，以免恶者夺我（第三行）。”［52］据铭文推测这可能是用于向某位女神献祭的用具。2世纪末到3世纪初的希腊人阿忒纳乌斯（Athenaeus）在《宴谈录》（The Deipnosophists）一书中也记述道：“还有Cernus（即Kernos）。这是陶容器，粘附有许多小碗状物。碗内盛有白罂粟、小麦穗、大麦、豌豆、荚豆、野豌豆、小扁豆。捧着这个容器的人，就像拿着神扇（mystic fan），将会品尝这些食物，正如阿莫尼乌斯（Ammonius）在他关于祭坛和献祭的第三本书内提及的那样。”［53］由此推测这类陶器的功能可能是盛装粮食并用于献祭。

图五//环地中海地区及东欧地区出土的Kernos

联体器的工艺并不复杂，理论上各地皆可在不同时期独立发明。但岭南的联体陶器有三个特点：（1）突然出现于南越国时期；（2）出现之初即具备成熟精巧的工艺；（3）分布始终以广州、合浦等秦汉郡治为中心，从不流行到流行，器类从多样化到单一化。南越国前期五联罐极少见，到后期才逐渐增多，并于西汉中期以后成为主流。上述这些特点反映了以五联罐为主的联体陶器似非原生，而是一个选择并适应的过程。

从历史背景来看，南越国时期有接受岭北甚至海上文化影响的可能。南越国即以岭北移民为主体建立，与周边地区贸易关系繁荣。据《史记》所载，至迟在武帝时期，南越已通过夜郎（位于今贵州境内）与蜀地建立了间接的贸易关系［54］。相关研究也认为汉代岭南地区与滇、黔、巴蜀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存在交流关系［55］。南越国时期可能也已经开启了海外贸易，南越王墓出土的银盒、乳香、金花泡饰都是佐证［56］。

但在考古实物层面，假如要用文化传播的理论进行解释，目前尚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物质文化的传播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功能和形制的整体传播，这可以是器物随同原生使用者的迁徙，也可以是器物脱离人群的传播，但此后应该都存在本地化的过程。边地半月形地带发现的联体器年代最晚为西周时期，存在时间上的缺环。地中海区域的联体陶器时间延续很长，3世纪的文献仍有记载，但就实物而言，与岭南联体陶器年代最接近的也相当于东周时期，而且空间跨度过大。据报道在美索不达米亚、黎凡特、巴基斯坦、南亚［57］、东南亚［58］等地也发现有kernos，但其中有多少属于联体罐式的陶器，具体年代演变序列如何，由于材料难以获取，尚未能判断。就现在所见的考古资料，可以排除地中海原生人群的迁徙带来联体陶器。而联体陶器从出现伊始就有强烈的区域化特征，因此也可以排除是单纯的器物传播。

另一种传播方式是单纯的工艺传播或模仿，这比较容易达成，由于联体陶器的制作属于简单技术，只要偶然地受到启发，又有经常同时使用某几种物品的功能需求便可以产生。在质料和纹饰方面，联体陶器的陶质陶色以及水波纹、斜行篦纹等纹饰都是战国时期当地陶器常见的。而在形制方面，最早的联罐、联盒皆带足，形制与同时期流行的三足罐、三足盒类似［59］，但它们也是南越国时期新出现的器型。目前看来，联体陶器很可能是在岭北和岭南陶器工艺结合的基础上，经由工艺传播的方式产生，但具体的源头由于材料的不足尚难判断。

六、结语

岭南地区的联体陶器初现于南越国时期，西汉中期以后几乎只剩五联罐一种，且在番禺、合浦为主的秦汉郡治地区流行。它可用于同时盛装若干类果物或调料，可能是岭南、岭北乃至海外工艺三者结合的产物，最终适应本地的生活方式和工艺审美而定型。至于是否有实用之外的仪式功能，尚有待研究。东汉时期，联体陶器迅速衰落乃至消失，同时消失的还有瓮、瓿等富有地方特色的器物，取而代之的是大量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器物。这可能是联体器随葬的习俗或该器物的功能被取代，甚至是消失。

目前关于联体陶器的具体来源和去向都不甚清楚，相信日后随着材料的充实，对欧亚大陆的联体陶器进行类型和年代序列的梳理，介时才能就其来源和功能诸问题进行更为深入和可信的讨论。

［1］a.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b.高崇文：《试论岭南地区先秦至汉代考古学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西汉南越国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41—148页。

［2］“陶器或铜器两体相连的风格，少见于黄河中下游或长江中下游的古文明传统中，但在本文所讨论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中，却是比较常见的。”参见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载《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17—43页。

［3］仝涛：《长江下游地区汉晋五联罐和魂瓶的考古学综合研究》，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11—14页。

［4］这里指收入《广州汉墓》一书的那批墓葬，下文以“广州+墓号”简称。

［5］或称“西汉早期”，关于其年代上下限的界定，在《广州汉墓》、李龙章《两广地区米字纹陶类型遗存和广州汉墓的年代》（《考古》2006年第4期）、余静《中国南方地区两汉墓葬研究》（吉林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96—98页）都有讨论，本文赞同《广州汉墓》的分期。

［6］实际上，西汉前期的岭南地区墓葬约有七成都以鼎、盒、壶、钫的陶器组合随葬。参见《广州汉墓》，第457页。

［7］广州市文物管理处：《广州淘金坑的西汉墓》，《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

［8］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平乐银山岭汉墓》，《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

［9］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编著：《广西合浦文昌塔汉墓》，文物出版社2017年。

［10］黄淼章：《广州瑶台柳园岗西汉墓群发掘记要》，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广州考古五十年文选》，广州出版社2003年。

［11］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处、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越宫苑遗址：1995、1997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

［12］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编：《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文物出版社1988年。

［13］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贺县文物管理所：《广西贺县金钟一号汉墓》，《考古》1986年第3期。

［14］a.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横枝岗西汉墓的清理》，《考古》2003年第5期；b.横枝岗墓群范围的恒福路银行疗养院工地M43（西汉中期）出土1件，参见冯永驱、马建国：《广州市恒福路银行疗养院工地西汉木椁墓》，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2007》，文物出版社2008年。

［15］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萍乡市莲花县文物办：《江西莲花罗汉山西汉安成侯墓》，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43页。

［16］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东山梅花村八号墓发掘简报》，广东省文物局等编《广东文物考古三十年》，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

［17］原报告未全部交代五联罐件数和出处。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乐昌市博物馆：《广东乐昌市对面山东周秦汉墓》，《考古》2000年第6期。

［18］原报告作“二联罐”，但个体仅口径4、底径3.4、高3.8厘米，形制似盂，无盖，归入双联盂。广西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县母猪岭汉墓的发掘》，《考古》2007年第2期。

［19］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编著：《合浦风门岭汉墓——2003-2005年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6年。

［20］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贵县北郊汉墓》，《考古》1985年第3期。

［21］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桂平市博物馆：《桂平大塘城遗址汉墓发掘报告》，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广西考古文集（第四辑）》，科学出版社2010年。

［22］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资兴西汉墓》，《考古学报》1995年第4期。

［23］〔越〕俵宽司著、谢崇安译：《越南汉墓的分期研究——以越南北清化省出土考古资料为中心》，载《广西博物馆文集》（第6辑），2009年。

［24］原报告作“二联罐”，但器体较小，个体仅口径3、腹径5、高3厘米，形制与盂类似，无盖，故归入双联盂。藤县博物馆：《广西藤县鸡谷山西汉墓》，《南方文物》1993年第4期。

［25］广东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钟山县博物馆：《广西钟山县张屋东汉墓》，《考古》1998年第11期。

［26］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先烈南路汉墓发掘简报》，《广州文博》2002年第4期。

［27］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南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考古资料丛刊4》，文物出版社1981年。

［28］原报告作“双连罐”，但个体仅口径3.5、底径3.6、高3.5厘米，无盖，归入双联盂。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贵州平坝天龙汉墓》，《文物资料丛刊4》，文物出版社1981年。

［29］笔者参观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库房所见。

［30］这批汉墓共出土3件五联罐，但具体信息不明。易西兵：《广州市农林上路汉唐宋墓葬和水井》，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2007》，文物出版社2008年。

［31］未详列件数。冯建国：《广州市淘金花园西汉至清代墓葬》，载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2006》，文物出版社2007年。

［32］笔者参观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库房所见。

［33］原报告未详列五联罐件数。广东省博物馆、顺德县博物馆：《广东顺德县汉墓的调查和清理》，《文物》1991年第4期。

［34］高要博物馆藏品，高要活道镇山塘口出土。

［35］这批汉墓共出土10件五联罐，但具体信息不明。广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西贵县汉墓的清理》，《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36］笔者参观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库房所见。

［37］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500页。

［38］陈绍棣：《秦汉社会生活器具文化概说》，《东南文化》1992年第5期。

［39］孙长初：《谷仓罐形制的文化演绎》，《东南文化》2000年第7期。

［40］同［1］a，第222页。

［41］同［8］。

［4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宝鸡北首岭》，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92页。

［43］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甘肃分队：《白龙江流域考古调查简报》，《文物资料丛刊》2，文物出版社1978年。

［44］镇原县博物馆编：《镇原博物馆文物精品图集》，甘肃文化出版社2015年，第10页。

［4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泾渭工作队：《甘肃庄浪县徐家碾寺洼文化墓葬发掘纪要》，《考古》1982年第6期。

［46］年代推断主要依据：a.宋江宁：《试论寺洼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b.周贇：《寺洼文化研究》，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47］礼州遗址联合考古发掘队：《四川西昌礼州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48］辽宁省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东北工作队：《宁城县南山根的石椁墓》，《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49］赤峰市博物馆、宁城县文物管理所：《宁城小黑石沟石椁墓调查清理报告》，《文物》1995年第5期。

［50］Boghiam Dumitru,Unele Observatii cu Privire La Vasele Cucuteniene de tip Kernos/Pseudokernos,onMemoria AntiquitatisXXVIII,2012：39-63.

［51］贾伟明：《寻找新疆本土文化的尝试——浅析新疆地区的早期遗存》，载《考古一生——安志敏先生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2011年。

［52］a.张强、张楠译注：《希腊拉丁历史铭文举要》，商务印书馆 2016年，第 137—138页；b.Osvaldo Sacchi,Il‘TRI-VASO DEL QUIRINALE’Implicazioni giuridicocultuali legate alla destinazione/fruzione dell’oggetto,onRevue Internationale des Droits de Lantiquité,2001：277-344.

［53］“There is also the cernus.This is a vessel made of earthenware,having many little cup-like figures fastened to it,in which are white poppies,wheat-ears,grains of barley,peas,pulse,vetches,and lentils.And he who carries it,like the man who carries the mystic fan,eats of these things,as Ammonius relates in the third book of his treatise on Altars and Sacrifices.”Athenaeus,translated by C.D.Yonge,B.A.,The Deipnosophists,volumn II,Book XI.52,London：Henry G.Bohn,1859：760.

［54］“南越食（唐）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柯，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柯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史记》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中华书局1982年，第2994页。

［55］a.肖明华：《粤桂滇黔地区汉代文化中的相似元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西汉南越国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10年；b.罗二虎、李晓：《论汉代岭南与巴蜀地区的文化交流——以双层木椁墓为中心的考古学考察》，出处同前，第218—232页。

［56］张荣芳、周永卫、吴凌云：《西汉南越王墓多元文化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15年。

［57］George Dales,Jonathan Mark Kenoyer,Excavations at Mohenjo Daro,Pakistan:The Pottery,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1986：226.

［58］据长期在东南亚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台湾成功大学熊仲卿老师告知。

［59］同［1］a，第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