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大变局下的中国“十四五”

王战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为关键、国内外形势最为复杂的时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百年大变局。在“十四五”的时候，是第一个建党百年，同时按照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的标准，我国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人均GDP就要达到一万两千美元。能否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百年未遇的大变局，这是一个有战略视野、有前瞻性的判断。什么方面能够称得上百年？有四个方面。

第一，整个人类社会已经从农耕社会、工业化社会进入了信息化引领工业化的社会，变动之大，可以说从某种角度上会颠覆250年工业化社会所形成的很多规范和人们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工业社会的管理模式和规范已经不适合信息化社会，比如信息化社会中出现的互联网金融，还没有一套规则去监管，结果导致没有金融资质的机构、个人都去做互联网金融，做套路贷，加大了金融风险。所以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第一个问题。要形成一个信息社会全球治理的系统，这个时间段非常之长，而且对人类社会的影响非常之大。

第二，21世纪是人类和地球共存亡的时期，是气候快速变化的时期。上世纪90年代初，因为上海当时要做海塘，是做千年一遇还是百年一遇的，需要测算2050年海平面上升多少。经过当时的测算，海平面要上升0.67米。但是现在联合国给出的数据是0.83米。这意味着什么？人类的主要生产活动，工业生产，都在离海岸线200公里之内，所以不管生产增长多快，海平面上升带来的损失可能更大。现在已经感受到了气候变化到了什么程度。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很多场合都讲绿色发展，现在实施的区域发展战略中，长江黄河共抓大保护，长三角实行示范区，都强调要发展“生态绿色发展一体化示范区”。

第三，逆全球化和新型全球化并存的时期。可能很多人把逆全球化仅仅看成一个特朗普现象，这是不对的。其实美国的矛盾，是1%和99%的人之间的矛盾，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化过程当中把大量的企业转移到世界上成本更低的地方去了，这个问题不光是美国，在所有发达国家，都存在类似问题。发达国家普遍都是高福利国家，这造成什么问题呢？如果整个经济发展是以国别为界限的话没问题，但到了全球化的时候，问题很大。因为这么高的福利是降不下来的。不肯降工资，企业就不愿迁回。

另外，还有一个对我国来讲是百年未有的，即社会结构。在短短40年当中，我国社会结构变化的三个方面融合在一起了。一个是家庭结构的解体。原来是大家庭，三世同堂、四世同堂，后来是核心家庭，而现在很多大城市，比如上海中心城区里面30%是空巢家庭。二是老龄化、少子化。三是网络社会化。现在有的孩子不和老人住在一起的，即使来看老人，还是拿着个手机在看。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实际上有载体的，而这个载体在短短40年中崩塌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很严重，这也是十九届四中全会为什么讲国家治理基础，社区治理和基层治理，是需要好好研究的问题。

基于以上方面，“十四五”当中，市场化改革需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中几点可以考虑。

第一，宏观政策上应该采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匹配的政策，这在去年经济工作会议上有突破，2015年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是供给侧解决的问题是长期的、结构性的问题，它必须在短期的需求侧管理中保持稳中求进。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实际上已经提出了逆周期调节，这将是个短期需求侧的管理。这两者必须匹配，不能仅仅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第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一上来就讲“三去一降一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重要的首先是创造新的供给，是创新。国有企业在创新上可以发挥相应的作用，该国有企业做的国有企业应该做，但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事应该多交给民营企业去做，这是国有企业做不了的。因为私营企业是人格化的，国企是任命制，这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当中，应该发展一个新产业，场景产业。很多新的技术可以创造场景，比如讲到区块链，区块链和很多的产业结合，可以创造很多的场景产业。

第三，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加强，关键是要解决资金贵、资金难的问题，这和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关系很大。从2017、2018年至今，银根收紧了，相较国有企业，很多民营企业找不到资金，资金链断了，就把资产给了国有企业，把资产变股权，这很危险。所以企业混改时，千万要当心这个现象的影响。

第四，物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应该作为“十四五”的重中之重。我国离发达国家物流成本差8.6个百分点，降成本，往往是盯住企业，其实在降物流成本上面有很大的空间。“十四五”中是否能够打造一个以水运为基础、以多式联运为支撑的立体物流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可以把中欧班列纳入到水运为基础、多式联运为支撑的物流体系当中。如果把这8.6个百分点的物流成本差距哪怕降到一半，产业竞争力也将提高了4个多百分点。

第五，农村宅基地改革，已经启动，但是力度还不够，有很多企业家愿意到农村去投资，为了防范地皮炒作，国家可以出台负面清单。农村乡村振兴需要市场主体，没有市场主体是空谈，宅基地的流转将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第六，企业混改问题。企业混改做得好是件好事，做得不好，是个大败笔。如果企业混改最后都是国有企业收购股权，那是混改的失败。如果在混改当中，有的企业是民营企业占大头，有的是外资企业占大头，有的是国有企业占大头的，根据发展的需要、市场的需要，形成这样一个格局，企业混改就成功了。

第七，高质量区域发展战略。它和原来讲的粗放型增长的区域发展战略最大的区别是三点。一是原来的排序是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东部沿海地区转型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排序倒了过来，现在抓的四个点全部在东部，京津冀、粵港澳、海南、长三角，这就是说，只有东部转型发展了，才可能产业转移，带动中部、西部的发展。二是从面上号召变成了发展极轴。两线四点：两线即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东部四个点，京津冀、粤港澳、海南和长三角。现在，高质量区域发展战略已经进入2.0版，标志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的讲话，提出中部崛起的问题，然后在河南布局了黄河流域生态大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三是精准施策。京津冀解决的是去非首都功能的问题，协同发展;粤港澳实际上是给中国香港一个发展目标，一方面是“一带一路”超级联系人，一方面是粤港澳在金融贸易上起引领作用。海南，实际上是为怎么把南海打造成和平之海给予一些政策，长三角提升为国家战略，实际上是在改革开放中当排头兵，怎么继续提高开放水平，做深层次的改革。这个战略在“十四五”当中，会继续深化。

最后一个小建议，可能对当前扩大内需会起大作用。建议全国对60岁以上的老人进行一次数字化脱盲培训。迄今为止最大的代沟发生在这一代，是数字代沟。现在中青年月月光，老人钱不知道怎么用，像50年代脱文盲那样政府购买服务组织培训，培训智能手机的使用，这会极大的调动这部分有钱但是不知道怎么花的人去花钱，是个短平快的举措。

（本文摘自作者在十七届中国改革论坛上的发言，内容有删节）

（作者为上海市社科联主席、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