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理论基础与实践逻辑

王洪树，张茂一

(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成都 61020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以凝聚各方力量追求革命胜利、建设发展和民族复兴为政治目标，诞生于中国共产党以统一战线思想为指导团结民族力量推翻“三座大山”的历史进程中。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协商建国，彰显了协商民主在凝聚力量推动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中的巨大作用。此后政治协商经受了历史的考验而弥久益坚，获得了更加丰富的内涵，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多党合作方针。改革开放以来，根据20 世纪80年代的社会协商对话、21 世纪初的协商民主多元探索尤其是新时代以来协商民主的综合实践，中共中央办公厅2015年印发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对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了全面部署。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进程中的一种内生性民主形式，协商民主具有独特的政治优势，因而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1]30。这既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对协商民主的重要政治定位，也是具有时代性的重大理论命题。它的全面贯彻与具体落实，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理论上的探讨和实践上的探索。

1 理论基础：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内含巨大的政治协商号召力

“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我们党依据马克思主义提出来的一个重大理论命题。该命题以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基础，探索以协商民主方式谋求党内外共识，既实现党内民主，又使党高度团结和坚强有力。它还以人民民主理论为基础，思考如何在人民民主中实现党的领导，又以党的领导保障人民民主有序推进。无论是以协商民主实现党内民主，完善党内领导，还是以协商民主实现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的深度融合，最终目的都是人民的善政善治，促进人的自由与发展。

1.1 协商民主：以党的领导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逻辑产物

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探索过程中，马克思提出了“推翻资产阶级! 工人阶级专政!”[2]469的革命口号。而无产阶级要上升为统治阶级，“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3]173。无产阶级组织成为政党以后，要通过各种协商的方式——比如集会、讨论、宣传、教育等，既统一内部认知，使无产阶级政党成为“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4]592，又传播马克思主义，启迪人民群众革命觉悟，汇聚磅礴革命力量，最终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党是直接执政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领导者”[5]423。

首先，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的实现要求普及马克思主义及其时代化的产物，用先进理论武装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工人的一个成功因素就是他们的人数;但是只有当工人通过组织而联合起来并获得知识的指导时，人数才能起举足轻重的作用。”[3]10一方面，党内的宣传教育、理论学习、协商沟通，使党在思想上高度统一，立场坚定，方向明确，行为坚定有力，因此“他们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他们能运用革命理论来确定斗争方法和活动方式”[6]274。另一方面，无产阶级政党还要向党外人士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团结领导广大的党外群众以实现革命和建设的目标。这就要求无产阶级政党以政治协商等诸多方式来宣传普及先进理论知识，赢取更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与支持。

其次，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的实现要不断确认和巩固党内协商和党外协商的原则共识。在党内外的协商交流中，共产党自身和人民群众都要不断地确认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人民)的整体利益，是革命和建设中“最先进的和最坚决的”领导力量。因为共产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它也“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2]413。

再次，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最终要以先锋模范性发挥引领示范作用而得到实现。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要知道，只是自称为‘先锋队’，自称为先进部队是不够的，还要做得使其余一切部队都能看到并且不能不承认我们是走在前面”[6]367。这就要求共产党在理论上不仅是最彻底的，而且在协商沟通中能够以彻底的理论说服人;不仅在理想信念方面是最坚定的，而且在各种协商沟通中能够以炙热的情感和顽强的意志打动人;在实际工作中不仅是语言上的巨人，还是行动的先锋，以卓越的业绩吸引人。

1.2 协商民主：以党的领导促进人民民主的重要路径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仅要团结党内外力量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更重要的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邓小平强调：“中国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7]249社会主义民主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多数人享有的民主，在最广大的人民范围内实现民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一再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8]111。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以开放的政治态度不断探索人民参与国家社会事务管理的渠道和方式方法。民主探索和政治实践的标准，一方面是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政治积极性。“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7]242另一方面是注重民主质量。“要真正民主地决定问题，只召集该组织选出的代表开会还是不够的。必须让该组织的全体党员在选举代表的同时就整个组织所关心的有争议的问题都能人人独立地发表自己的意见。”[9]249这就要求在社会主义民主探索中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并行。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摸索民主政治发展道路时也逐渐意识到，“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与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选举、投票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两种民主形式比一种民主形式好，更能真实地体现社会主义社会里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10]347。所以，2007年《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明确提出“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一大特点”。党的十九大报告更进一步指出：“有事好商量，有事多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1]30因此，以共产党为领导，以协商为主要民主形式，不断追求民主质量，使中国特色人民民主的理论先进性具有巨大的现实号召力，既贴近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政治需求，又有序地推进人民民主的不断拓展。先进的理论和实践的需要，都要求中国共产党以协商作为重要民主形式不断探索人民民主发展。

1.3 协商民主：以党的领导追求人民善政善治和人的自由与发展的必然要求

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在新时代具体表现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及其实现。坚持“人民中心论”和“人民主体论”的中国共产党一再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1]4美好生活的构建需要群策群力，共建共享。为汇聚众意、形成追求美好生活的共识与合力，在党的领导下，中国正逐渐建构“三纵七横”的协商民主结构体系①“三纵七横”的协商民主结构体系，指纵向的政治协商、社会协商和基层协商，横向的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队协商、社会组织协商和基层民主协商。。中国共产党通过协商民主体系的运行，追求人民善政目标，不断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群众感知度和民主运行质量。不仅如此，党还通过体系化协商民主的运行，追求人民善治目标，实现对社会力量公共参与的体制化政治吸纳，加强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新时代，党领导人民正以协商民主形式深入推进以多元参与、合作治理为特征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构中国特色的善政善治。

在多层多维的协商民主实践中，参与主体不仅确认了自己是政治主体，得到民主训练，而且丰富了政治素养、提升了政治参与能力、拓展了政治自由空间。人们不断消除各种政治关系对于人的异化，最终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政治保障。因而在民主协商中，公民个体也逐渐“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3]817。

2 历史实践：协商民主的内生性使党的领导具有强大的政治生命力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萌生了协商意识，协商思想与实践也一直伴随着党的发展。协商民主是党的协商意识、协商理论与协商实践经验的总结与创新的成果。协商民主作为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与实践基础。

2.1 协商民主：实现党对革命活动的领导的重要方式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在思考如何促进社会力量的组织化发展和团结社会各方进步力量。在传统“和合”政治心理、近代民主共和思想与列宁统一战线思想的共同作用下，中共一大的部分代表在会议讨论期间就曾主张“应该在行动上与其他政党合作反对共同的敌人”，认为这“并不违背我们的原则”，“我们的力量会因为这个进展而强大起来”[12]558。这表明党的社会联合思想在此时已经开始萌发。而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阵线”的决议案》就此提出了三点具体建议。其中第三点建议就是“在全国各城市集合工会、农民团体、商人团体、教员联合会、学生会、妇女参政同盟团体、律师公会、新闻记者团体等组织”构建“民主主义大同盟”[12]66。由此可见，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党就已经开始以协商谋求革命力量的联合，团结和带领各方社会力量，合作推动中国革命的开展。

协商民主也因此成为实现党对中国革命活动领导的重要方式。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出现的两次“国共合作”、抗日根据地“三三制政权”建设尝试、国民参政会和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等一系列的社会联合与政治合作实践，形成了以社会协商促进政治协商的多方合作共同革命的逻辑。所以，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革命方式方法的过程中逐步建立和完善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伟大政治创造。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以社会联合为基础、以党派协商为主干、以从下到上为内在路径的社会协商思想[13]。协商民主的内生性也反过来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与民主党派之中，具有深厚的政治根基和极强的政治生命力。

2.2 协商民主：实现党对创建新中国的领导的重要方式

协商民主深深扎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创建过程之中。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4]146。从1948年8月开始，各民主党派人士、无党派人士等社会各界人士陆续到达解放区，就民主建国和新政协的召开等重大问题进行协商。同年10月，中国共产党开始筹备召开新政协，经过多方反复协商，最终达成《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来自中国共产党等23 个单位的134 名代表，为新政协成为集中代表全国人民意志的大会奠定了基础。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三个建国文件。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程中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通过协商团结了各方力量和汇集了民族意志，各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人士通过协商实现了民主参政。它们互相作用，使协商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建国活动的重要民主方式，也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广泛的政治认同。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议决，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地位写入了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2.3 协商民主：实现党的内部领导的重要方式

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重要组织原则。民主是集中的基础，集中是民主的指导和归宿。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既要充分发扬民主，又要维护中央的权威。在社会结构日益复杂的情况下，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贯彻遇到了许多新情况。党内发展和完善协商民主，也就成为有效贯彻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方式，因为协商能够最广泛地发扬党内民主，能够最有效地汇聚党内共识，形成广为认可的党内统一意志和决策共识基础。

通过协商这种平等的对话方式，党员可以毫无保留地、直接地向党组织表达自己的意愿。党组织最广泛地听取党员的诉求，最大范围地汇集党员的意愿。同时，党组织也可直接与每一位党员进行思想沟通，阐明党的方针、政策，让党员自觉树立起对党组织的服从意识和“四个意识”。在与各方协商中，党听取民意、集中民意、整合民意，有助于出台更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政策。因而协商民主有效保障了民主集中制的良好运行。在政党运作层面，协商民主的广泛、充分、有效的开展，使民主集中制所追求的民主与效率、自主性与统一性的实现成为可能。以协商民主推动党内民主集中制的运行，将党的集中领导建立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上，有效地培育和维护了党的领导权威。

2.4 协商民主：实现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的重要方式

政党在现代国家政治生活中有着不可代替的作用。就近现代民主政治的组织实施来看，民主政治也就是政党政治[15]441。研究一国的政党政治，必然要研究该国的政党制度。我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并在后来的建设和改革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具体说来，中国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政党制度是通过协商民主的方式逐步形成的，而且协商合作也成了这种政党制度运行的主要民主机理。抗日战争时期“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的尝试，广泛吸收党外人士参政，为协商民主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政党制度形成积淀了政治经验。响应“五一”口号，1949年1月到达解放区的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等55 人发表了《我们对时局的意见》，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16]。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政治上已自愿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49年第一届全国政协全体会议的召开，则标志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

2.5 协商民主：实现党对社群力量的领导的重要方式

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践行统一战线和群众路线，实现对社群力量的领导的重要方式。统一战线是党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在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群众路线是唯物主义世界观与认识论的具体体现，是党的政治生命线。党的领导与执政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都是由此二者(统一战线与群众路线)构建起来的[17]49。

发展协商民主，党既能了解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又能了解社会各阶层、各团体关心的问题，人民群众也能对党的方针政策有详细的了解。协商民主为人民提供了一条合法、规范和有效的表达意愿与利益的渠道，有利于加强人民同党和政府的沟通。通过协商民主这种双向参与的民主方式，党一方面深入群众，倾听民意、汇集民情，保证了党的方针政策符合人民的实际需要，另一方面又积极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使党的大政方针赢得更为广泛的政治认同。协商民主增进了协商民主参与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有力地促进了社会共识的形成。因此，通过协商民主这种平等的对话方式，党有效地团结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各民主党派、各社会组织，甚至能够最大范围地团结海内外爱国人士支持和拥护社会主义事业。

2.6 协商民主：实现党对基层民主的领导的重要方式

在基层公共生活中，党领导人民以协商方式实现民主，主要是由党的领导与协商民主各自特征的互相契合所决定的。

第一，协商民主参与主体的广泛性与党的组织领导的互契。在基层民主自治过程中，协商民主的参与主体包括组织与公民个人。组织包括基层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基层党组织、乡镇政府、企事业单位等各种组织与公民个人都是基层协商民主的参与主体。而基层党委的组织领导，则保证了基层自治与协商中参与主体的广泛性和公正性，具有利益相关性的每个基层组织或公民群体都能有自己的代表参与公共协商，避免出现体制性的公共参与排斥。

第二，协商民主参与主体的平等性与党的政治领导的互契。此处的平等性，强调的是面对基层公共事务每个协商参与主体的权利是平等的，都有平等表达自己利益与价值诉求的权利，即各自表达自己利益与意愿的机会平等和话语权平等。党在各类基层自治与协商中的政治权威地位，则有助于维护协商参与主体的权利平等，消除对参与主体平等话语权的侵犯，使与基层公共事务相关的各方利益与诉求都能得到公平的、充分的公共表达与公共讨论。

第三，协商内容的广泛性与党的议题把关的互契。所有与公共利益相关的重要问题都能成为基层公共协商的内容。从国家大政方针的基层贯彻到自治性公共事务，都可以通过基层协商民主的方式传递民意、汇集民意、整合民意，最大限度地维护基层民众的利益，提高人民对基层公共决策的参与度和满意度。而基层党组织常常在各类协商中承担着议题审查和筛选责任，它引导基层自治与协商渐进有序地开展，避免了因内容超载而导致基层治理体制梗阻等不良政治现象。

第四，基层协商民主发展的多元性与党的统筹谋划的互契。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基层获得了多层次、多类型、宽领域、多形式的政治实践探索。2015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将协商民主整合为“三纵七横”的结构体系。多元多维的基层民主协商也被纳入该结构体系，被视为协商民主体系的基础。该《意见》要求积极开展基层民主协商。党对基层民主协商的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既消除了基层民主协商实践的政治乱象，又规范了基层民主协商的整体发展，使之成为实现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的有效路径。

3 功能拓展：在协商民主中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协商民主不仅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同时也是加强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在国内国际情况日益复杂的今天，党的领导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在此复杂的情况下，协商民主的深入开展，有力地加强了党的领导。

3.1 以协商民主提升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领导力的本质是影响力。加强党的领导，就要提升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和全球化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受到了诸多挑战。一是利益主体和利益分配方式的多样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使利益主体多样化和利益分配方式多样化。按劳分配虽然还是主要分配方式，但是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比重不断增加，人民收入方式日益多样化。党对一些利益群体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弱化趋势。二是新兴社会阶层和社会组织的兴起。社会阶层结构变迁和基层社会的民主自治性成长，对原来管治式的政治领导提出了挑战。管治式领导时过境迁，难以有效吸纳和引导这些新兴阶层人士和社会组织，甚至党对这些人和组织的影响在现实中还出现了部分真空地带。三是社会思潮多元化的挑战。进入网络信息化时代以来，每个人所面临的社会环境、获取信息的途径、思考问题的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信息资源独占或管控的情况已经难以为继。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广泛，信息传播更及时，对外交流更频繁。多元并存和互竞生长的社会思潮对党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了一定的冲击。

直面这些挑战，开展多维协商，党能够加强与各个阶层人士的沟通与交流，熟悉和掌握各种群体的思想动态;党能够加强对各个阶层人士的思想工作，对各种非主流思潮进行疏导;党能够深入了解各阶层人士的所需、所求、所急，以实际行动切实解决各社会群体的困难。总之，通过协商民主方式，党能够更好地从思想上引领各种社会思潮，从行动上解决民之所需，从而提高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3.2 以协商民主促进党的民主执政和实现党的科学执政

进入新时代，民主集中与合作治理逐渐成为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管理国家和社会，简单的行政命令已难以奏效，以法律法规为核心的规则治理和多方社会力量平等参与的协商治理呼声渐高且多方关注。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理念与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时代呼唤，都对党的执政方式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发展协商民主是实现党民主执政的重要方式。它有利于改善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和对党的政策的理解、认同与支持。党制定政策是为了解决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重大问题，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保障和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改善党制定政策的质量，就要求完善和发展协商民主，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引导人民群众参与到党的执政过程，特别是政策制定过程中。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又存在一定的利益差异。要推动党的政策最大程度地、最大范围地得到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也需要人民群众主动和广泛的决策参与。协商民主的发展，在改善党群关系的同时，必将极大地提升党的政策质量。

发展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科学执政的重要途径。要保障各级党委的决策科学合理，需要深入推动协商民主的发展，了解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了解社会各个群体关心的议题。协商民主的深入发展，有助于各级党委民主征求社会各界人士的建议和意见，广开言路，群策群力;有助于保障民意表达渠道畅通，及时发现政策的缺陷，在政策执行者和政策受众民主反馈的基础上及时调整政策;有助于党政领导直接与人民群众交流沟通，了解人民群众的利益和价值诉求，督促责任落实到人，减少办事程序，加快政策反馈速度，降低执政成本，提高执政效率。

3.3 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与时俱进的重要方式

社会主义民主持续发展的态势要求提高党的领导的民主程度。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民主的诉求随着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而不断提高，反过来党对人民群众的领导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也需要党积极推动人民民主。同时，改善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合法性认同也需要积极深入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对于中国来说，协商民主是人民民主的重要方式，是符合中国历史传统与现实国情的独特民主形式。发展和完善协商民主，就是扎根于中国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民主是世界的潮流，但实现民主的方式不是固定不变的，也没有一种统一的模式。中国的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互为补充，有机统一。这两种民主形式拥有各自不可替代的政治作用，共同促进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以既具有人类政治文明意蕴又符合中国政治实际需求的姿态行稳致远。

4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协商民主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协商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并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协商是人民民主的真谛。新时代更好地实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协商民主。

4.1 完善协商民主重在实现和改善党的领导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1]16-1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也离不开党的领导，根本上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必须以坚持党的领导为前提，在民主推进中实现和改善党的领导。一方面，新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国情决定了中国的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创造，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才能有序发展并取得成功。而在此政治探索和创造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将政治领导融入民主活动中，既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保障了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权利，又实现了民意汇聚，在集众智与汇群力的基础上取得较高政治绩效，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认可和政治支持。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所提供的是一元领导和多元参与有机统一的民主形式[15]332。一元领导是指坚持党的领导，它使协商民主具有政治保障、权威指导、参与和效率的平衡。多元参与是指社会各界人士(或其代表)都拥有平等参与各类协商的权利。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不仅没有因为多元参与而弱化党的领导，相反，在新时代协商民主成为广泛吸纳民意和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有助于党的领导与时俱进。

4.2 保障人民民主和人民利益是党领导开展多元协商的根本目的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其领导方式对国家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依据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变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也需要自觉调适，而发展协商民主就是这样一种调适。在党的领导下发展协商民主，以协商民主实现党的领导，二者共同致力于发展中国特色人民民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保障人民利益。

在基层协商层面，分工细化和深化改革使普通公民的利益意识、维权意识和公共参与意识日趋强化，基于权益维护的基层民众公共参与激增，因而协商民主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多维的基层协商民主探索，事实上既推动了党的领导的时代性调适，改进了党联系群众、团结社会各界和制定公共政策的方式方法，强化了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又在党的领导下广泛高效地民主吸纳基层民众的公共参与需求、治理诉求和利益主张，丰富了基层民主自治的方式方法，推动了基层善治和社会稳定。

在社会协商层面，市场经济中原子化的社会个体正逐渐组织凝结，自主自治的社会再组织化是社会发展趋势。自主自治的社会组织的萌生和发展，既改变了党的领导所面对的社会环境，要求党的领导要更加注重对社会组织意见的吸纳，建立与社会组织民主协商的机制，促进社会安定有序发展，又改变了社会民众表达公共意见和诉求的渠道、方式和力度。所以，社会协商推动了社会组织的内部自治，使社会诉求更趋精准化和更具有序性。社会协商与党的领导互相助益，在改善党的领导的同时，又使社会组织的意见诉求得到更好的公共表达和政治吸纳。

在政治协商层面，人民主体政治思维和服务型政府理念的深入人心要求广泛开展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和政协协商。这既使社会各界的诉求和意愿传递到执政党和公权力机构，又使党的领导和公权力的运行奠基在广泛民意的基础之上。

4.3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党领导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重要目的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1]30。“广泛”是指协商民主的参与主体、领域与内容要广泛;“多层”是指协商民主在政党、政府、社会和基层的各个层面要纵向深入发展;“制度化”是对协商民主的总体要求，即协商民主要有一定的规范与程序。党在借助协商民主实现和改善政治领导的同时，又以此探索中国特色的民主道路。第一，培育协商主体和拓展协商内容。培育协商主体，就是激活协商意愿、塑造理性精神和提升协商能力。拓展协商内容，就是既推动从下至上的自主性社会协商，为协商民主的开展奠定厚实的社会基础，又主动实施从上至下的引导性政治协商，为协商民主的开展把舵定向。第二，搭建多样化的协商平台。党内外各级协商平台具备各自的协商功能，必须充分发挥各级协商平台的特殊功用，实现协商民主的多层、联动、系统化发展。第三，建立健全协商制度和规范协商民主发展。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就是要建立和完善各级各类协商制度，细化协商程序。党要逐步出台意见指导协商民主发展，人大与政府等机构要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协商民主发展，社会要探索基层协商规范夯实微观协商的社会资本基础。

5 结语：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与协商民主发展的良性互动

中国的协商民主与西方的协商民主同中有异。西方的协商民主是在选举民主发展比较充分的背景下，为了修正选举民主的一些弊端而提出的民主补益方式。中国的协商民主具有先进的理论指导，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践行马克思主义民主理念和探索社会主义民主路径而内生性创造的一种民主方式。中国的协商民主以坚持党的领导为前提，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为根本。协商民主既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也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实现协商民主的广泛、多层和制度化发展，是在党的领导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发展路径的具体探索，既有助于中国式民主的健康有序发展，提升民主政治质量，又有助于构建大众共享的新时代美好、良善的公共政治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