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力量，新的贸易体系塑造者

雷墨

与自由贸易理念相比，全球产业链是个相对年轻的概念。但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没有自由贸易的思想土壤，就不可能有全球产业链的诞生。

以国与国之间政治文件形式出现的自由贸易协定，正是自由贸易理念与全球产业链正向促进的结果。冷战结束以来，世界范围内自贸协定在量上的增长与质上的提升，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即把自由贸易的存在视为想当然，甚至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历史地看，自由贸易从来不是国际贸易的常态，而是例外。

很少有人怀疑特朗普是自由贸易的敌人，但他不太可能成为自由贸易的终结者。更值得关注的是，“特朗普现象”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国家在自由贸易实践中扮演何种角色？

自大英帝国以来，国际贸易体系都带有明显的权力政治色彩。国际贸易体系的任何一次进化，国家角色从来没有缺位。一方面，国家一直在为资本的逐利保驾护航；但另一方面，在需要的时候，资本的逐利也与国家的外交战略相配合。预判未来自贸协定的分布格局和进化方向，不能忽视这个逻辑。

国家权力与自由贸易的摇摆

现代意义上双边与多边（区域）自贸协定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起初，处于萌芽状态的自由贸易的践行者，主要是公司和个人。比如，1708年法国人让·德拉罗克率领法属东印度公司的三艘商船，首次绕过非洲好望角抵达也门的摩卡港，越过垄断咖啡豆贸易的阿拉伯中间商，直接从当时最大的原产地也门购买咖啡豆。

德拉罗克的那次远航，彻底改变了咖啡贸易的形态，影响一直延续至今。由于当时咖啡豆主产地非洲的产量满足不了西欧市场的需求，路易十四后期的法国人，把咖啡种子带到拉美殖民地。不到半个世纪，拉美就形成了奴隶劳作、成规模的咖啡种植园。19世纪中期，拉美咖啡豆大量返销非洲，主导那时咖啡豆的非洲主要市场—开罗。咖啡贸易演进到当时那种形态，已经明显带有国家力量的因素。在规模种植、远程贸易和行销世界这个链条上，每个环节都有殖民强国法兰西的身影。

他梳理工业革命以来的国际贸易格局后发现，世界主导国家对国际贸易秩序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自由贸易最有可能发生在霸权国处于上升期过程中。

除了法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欧洲殖民强国，都曾经在国际贸易上彰显国家的力量。但国家力量对生产链开始产生影响，英国才是先行者。19世纪早期，率先开始工业革命的英国，基本完成了工业生产的机械化，强大的生产能力与坚船利炮，确保了英国在争夺原料市场、海外商品市场上领先其他欧洲殖民强国的优势。

不过，英国能从欧洲列强中成长为历史上首个塑造国际贸易结构的世界主导国家，更关键的原因在于政治模式的成功实践，即国家作为资本的代言人，与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定。

这里面最值得一提的是《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这个1860年签署的英法双边贸易条约，从内容细节到谈判推动力，伦敦都是主导者。这个条约真正的意义，不在于英法两国对对方的特定商品降低和免除关税，而在于它具备了现代自由贸易的特征。

在此之前，国家间贸易条约的主流形式是关税同盟。也就是说，同盟内成员“自由贸易”，但对外实行统一的高关税。根据《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如果法国对葡萄牙的葡萄酒实行进口关税优惠，那这个优惠也适用于法国对英国葡萄酒的进口。这就是最惠国待遇的普适性，而这正是如今世贸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

不过，英国历史上对自由贸易的实践并非从一而终，而是“有收有放”，其中起主导作用就是国家之手。1860年的《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签署之后，欧洲曾出现了一波自由贸易的小高潮。但随着法国、德国、美国等工业革命后起之秀制造业的崛起，国家实力的排序出现变化。对贸易是否自由的考虑，让位给国家是否能通过贸易获得竞争优势。

一战前后，西方国家之间进行了多次贸易战，最终将世界经济带入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这段历史中，英国的角色尤为值得关注。早在一战前，英国的工业实力已被美国超越。但直到二战爆发前，英国都还是当时国际秩序的主导者，实力更强的美国对规则塑造兴趣不大。长期扮演自由贸易旗手角色的英国，在1932年建立了“帝国特惠制”—英联邦国家之间减免关税，对外则统一征收高关税。这事实上回到了关税同盟时代，也是贸易保护主义。

对于英国的这种“返祖”现象，美國学者斯蒂芬·克莱斯勒在《国家实力与国际贸易结构》一文中给出了解释。他梳理工业革命以来的国际贸易格局后发现，世界主导国家对国际贸易秩序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自由贸易最有可能发生在霸权国处于上升期过程中。“因为只有这样的国家才有利益和资源，去创造一个低关税率、高贸易额、少区域保护主义的国际性贸易结构。”

美国学者理查德·查克维克和卡尔·多伊奇，在《国际贸易与经济融合》一文中的研究显示，1820年至1900年，国际贸易结构的特征是逐步走向开放。而1900年至1939年，态势是开放与闭合交替出现，并总体上走向贸易保护主义。国际贸易结构的这个趋势，与英国作为世界主导国的成长与衰落曲线基本吻合。

美国主导的贸易博弈时代

作为首个对国际贸易秩序产生深远影响的国家，英国某种程度上说只是书写了自由贸易的“前传”，美国才是“正剧”的主要推动者。

克莱斯勒的分析能解释英国为何“返祖”，也能解释美国为何“进化”。而美国“进化”的结果，就是取代英国扛起国际自由贸易的大旗。美国扛起这面大旗，是从“矫正”英国的“返祖”倾向开始的。标志性的事件是1934年，也就是英国“帝国特惠制”诞生两年后，美国国会通过了《互惠贸易协定法案》。这个法案倡导非歧视的无条件最惠国条款，指向的正是英国歧视性的“帝国特惠制”。

“帝国特惠制”对英国经济几乎没有实质性的提升作用，它还未来得及施展拳脚就被终结了。实力大不如前的英国，面对新的秩序塑造者美国，几无招架之力。美国《互惠贸易协定法案》中的核心条款，很多成为了1947年签署的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的前身）的重要原则。

那段历史中的一个小插曲，很能说明贸易政策如何配合国家的外交战略。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政府在考虑结束贸易保护主义、推行自由贸易政策时，当时的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与总统贸易政策特别顾问乔治·派克出现了一番争论。

赫尔主张非歧视性的最惠国待遇原则，倾向于建立范围更广的多边贸易体系。而派克主张采取双边贸易谈判的方式，因为这样可以发挥美国的实力优势。很显然，贸易顾问派克琢磨的是贸易利益最大化，国务卿赫尔考虑的则是外交战略问题。这场争论中赫尔的胜出，为后来开启关贸总协定谈判奠定了基础。

这段时期，在环太平洋地区，美国制造业产品进口中中国的占比，从7.6%猛增到54.2%。

关贸总协定的签署，是国际贸易走向更加开放的新开端。尽管囿于美苏冷战对抗，这种开放涉及部分国家，但在广度上无论如何也算得上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美国是二战后自由贸易的主要推动者，但却不能说是后续剧情的主要书写者。1951年《欧洲煤钢联营共同体条约》，可谓现代意义上自贸协定的先驱。该条约削减关税和贸易壁垒、仲裁解决贸易争端等核心原则，演变成高度一体化经济的现实，至今仍是自贸协定的标杆。

直到冷战结束，自由贸易的主要活跃者，同时也是最大的受益者，是西方国家以及东亚新兴经济体。在这段历史时期，美国对自由贸易政策是“有收有放”。最突出的例子是20世纪80年代里根对欧洲、日本发起的贸易战。这场贸易战的一个重要述求是要求欧盟、日本“自愿”限制对美出口。这显然与自由贸易精神相悖，但美国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钳制欧洲和日本经济竞争优势的目的。

进入90年代以后，美国经济迎来一波高速发展期，与之相匹配的是克林顿政府更大力度地推行自由贸易。1994年关贸总协定升级为世贸组织与此不无关系。此后国际自由贸易发展的主要特点，是自贸协定数量的爆炸式增长。

根据世贸组织官网的统计，1994年世界上有44个自贸协定，2018年增加到291个。尽管内容和水平参差不齐，但目前世界上每一个经济体，都参与了至少一个自贸协定。自由贸易的活跃者和受益者在增多，并呈现出主导国不再“主导”的局面。

这样的局面，是奥巴马政府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重要原因。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要让美国而非中国来书写未来世界经济秩序”。这里面的贸易因素在下降，战略竞争的考虑在增多。

根据2018年1月提交给美国国会的一份《美中贸易问题》报告，1990年，在美国制造业产品进口中，包括中国在内的环太平洋地区占比是47.1%，2016年这个比例是46.8%。也就是说，美国与环太平洋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并没有发生变化。变化的是中国在区域生产链中的角色。

数据显示，这段时期，在环太平洋地区，美国制造业产品进口中中国的占比，从7.6%猛增到54.2%。特朗普政府对贸易的抱怨，真实的原因是中国成长为生产链上的中心角色。这已经不是单纯的贸易问题，而是国家战略竞争的问题。

不要低估美国的意图与能力

特朗普政府已经退出TPP，对是否以及何时谈TTIP也不置可否，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会放弃以贸易规则来获取竞争优势。与此相反，特朗普政府的意愿会更强烈、手法更强硬。

罗斯福总统未采纳贸易顾问派克双边贸易谈判的建议，主要原因之一是当时美国拥有绝对的竞争优势，有“利益和资源”构建多边贸易体系。如今特朗普政府采取双边模式的背景，是美国相对实力下降。《美墨加贸易协定》虽然属于区域自贸协定，但谈判依然走的是双边渠道。2019年年初美国将与日本开始自贸谈判，未来与欧洲的贸易谈判中，特朗普政府也不会放弃双边的尝试。

自由贸易依然是国际贸易的底色，这本质上是由资本的逐利性决定的。从经济理论上说，地理邻近性与比较优势，是自贸协定的天然驱动力，区域贸易协定大量涌现就是很好的证明。但对于大国来说，自由贸易底色里不能缺少政治色彩。

美国的第一个自贸协定是1985年与以色列缔结的，这既不涉及地理邻近，与比较优势关系也不大，当时美国的中东政策才是主因。欧盟、日本、美国、中国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但在去年7月欧盟与日本达成自贸协定前，这些主要经济体之间都没有自贸协定。关键的原因在于，大国的考虑会超越贸易因素。

“我们一定要留意，从陌生人那里购买的东西不能多于我们卖过他们的东西，否则我们会让自己陷入贫困，让那些人变得富有。”

维持竞争优势才是更重要的考虑。奥巴马政府力推的TPP被其称为自贸协定的“黄金标准”，关键的原因不在于这个协定能让贸易更自由，而是美国在维持竞争优势上更自由。比如该协定中的劳工标准、环保标准、国企条款等，已经超出了贸易的范畴。特朗普政府谈成的《美墨加贸易协定》，TPP里的重要條款都得到保留。不难想象，这些以维持美国竞争优势为目的的条款，会不同程度地体现在美国未来的贸易谈判中。

英国托马斯·史密斯爵士，在16世纪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一定要留意，从陌生人那里购买的东西不能多于我们卖过他们的东西，否则我们会让自己陷入贫困，让那些人变得富有。”

16世纪的这句重商主义名言，成了21世纪美国总统的贸易理念（特朗普把贸易赤字视为经济威胁）。这里面体现的或许不是时空错乱，而是国际贸易规则的脆弱性和可塑性。特朗普政府在《美墨加贸易协定》中加入“毒丸”条款，事实上是在限制他国的贸易权力，已经带有关税同盟甚至“帝国特惠”的特征。

根据斯蒂芬·克莱斯勒的研究，工业革命以来的国际贸易秩序一直都是大国主导。如今自贸协定的发展趋势，也在印证他的判断。在2008年奥巴马政府参与TPP谈判之前，自贸协定的活跃者主要是小国和中等国家。这个趋势已经发生变化，自贸协定正在重回大国主导的时代。欧盟与日本已经达成的贸易协定，以及美国与日本、欧盟即将开启的贸易谈判，对国际贸易秩序的塑造将是决定性的。

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世界主导国贸易政策影响力的边界，就是其地缘政治实力可到达的边界。英国19世纪中后期在欧洲掀起自由贸易浪潮时，刚刚结束南北战争的美国，为了保护新兴制造业而实行高关税政策。从国家实力上看，当时的英国还不足以在贸易政策上对美国施加决定性影响。如果用这个逻辑来分析如今地缘政治实力依然覆盖全球的美国，那就不能低估其对国际贸易规则的塑造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