绛州“丁戊奇荒”概说
——基于晚清、民国地方志的研究

田 森

(复旦大学 古籍整理研究所， 上海 200433)

“丁戊奇荒”是光绪初年发生在北方区域的持续性特大旱灾，其中又以山西灾情最为严重。光绪《山西通志·田赋略》记载：“晋省户口，素称显盛，逮乎丁戊大祲，顿至耗减。”[1]4667《荒政记》：“赈册所赈饥民约大小口四百万，其死亡莫得而稽，以户册互核，计不下千万，诚自古来未有之奇惨也。”[1]5639山西“受灾最严重的还不是太原府，而是平阳府和临汾、洪洞和闻喜等县”[2]118。

位于今运城北部的绛州是“丁戊奇荒”的重灾区，绛州所辖一州五县(据《光绪直隶绛州志》，绛州包括今天的新绛、绛县、垣曲、闻喜、稷山，新绛为州城)均在此次灾荒中遭到重创。灾荒严重固然有自然原因，但人祸也是重要因素。面对灾荒，绛州地方官员虽然积极实施荒政，但是此次灾害仍然给绛州社会带来巨大伤害。这些情况在晚清、民国的绛州地方志中都有相关记载。

一、绛州的受灾情况及社会问题

(一)绛州的受灾情况

“丁戊奇荒”以光绪三年(1877)、光绪四年(1878)为甚，在此之前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异常天气。绛州同治十一年(1872)“三月，寒甚，陨霜杀麦，旬余复生，不为灾。”[3]369到光绪元年(1875)、光绪二年(1876)绛州境内已经出现了大范围饥荒，垣曲“光绪二年大饥”[4]239，光绪二年“绛县旱”[4]455，河津“光绪元、二年连遭荒歉，民间已无盖藏”[5]217，稷山“光绪二年饥，秋草木重华”[6]32。到了光绪三年、四年，绛州旱灾全面恶化，“光绪三年日有重珥，六七月，浍水竭两次，各旬余”[3]643，如此严峻的旱灾不仅农作物会大量死亡，野生草本植物乃至木本植物也逐渐枯萎，那么在没有外部粮食运进时，人的大规模死亡是无法避免的了。

除了由旱灾导致的饥荒外，绛州多地出现了并发灾害，主要是瘟疫和鼠患、狼灾。这些并发灾害进一步加剧了灾民的苦难，瘟疫和狼灾直接威胁灾民的人身安全，而鼠患的肆虐则严重阻滞着农业生产的恢复。新绛“是年，鼠多甚，禾穗一夜尽数亩，室内无完器，狼食人，甚有及州城村院者。”[3]643绛县“光绪四年，县境旱益甚，疾疫大作。”[4]456“光绪五年，县境春旱，夏秋多螟，鼠尤甚，食田禾立尽。”[4]456垣曲“五年奉文蠲免二三等年钱粮，秋鼠食，禾殆尽。”[4]239稷山“自夏徂秋，瘟疫流行，死者复相枕藉。虸蚄害稼，狼鼠为灾。五年尤甚，鼠伤人、食猫，自相残杀，破坏衣物器具田禾无算，狼群啖人，难更仆数，或劫之马上、车中，甚至登太学列黉门者，并罹凶残。大吏饬属县赏捕获狼。鼠甚众，七年其患始息。”[6]32绛州诸县狼灾、鼠患以稷山为甚，以至于光绪《续修稷山县志》卷二“烈女”专门胪列了为狼所害的妇女。

大灾之后，绛州诸县人口损失严重，绛州全境“今之户口，较之道光咸丰之间不过十之一二”[3]63。新绛“村中户绝半，人十毙六、七”[3]643；河津“饥民九万余口”[5]217；稷山“县北附山村落有尽数饿毙，或十之七八”[6]32，光绪三年受灾以前土著有28 234户，224 387口，光绪六年土著21 698户，74 716口[6]10；闻喜“此岁旱饥，户口减去大半”[7]285，“较前光绪三年未荒之时，户则减一万一千余口，且减十万矣”[7]286；绛县同治五年至光绪三年16 977户，139 303口，光绪四年至光绪五年8 637户，30 347口[4]512。

(二)灾荒造成的社会问题

灾荒造成了一连串问题，加剧了社会混乱，给绛州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第一，饥荒之中，粮价暴涨。绛州地狭人稠，境内生产的粮食不足以供应本地人口，所以不少人外出经商，以所获利润购买粮食。清代晋南地区的外来粮食主要来自陕西、河南，但是“丁戊奇荒”时期的陕西、河南也出现粮食歉收、绝收，因此晋南市场上的粮食极度短缺，粮价暴涨。同时，晚清山西糟糕的交通运输条件也使得从外省调粮时限漫长、所耗颇多，进一步造成粮食供应受阻，粮价抬升。灾荒期间，绛州粮价暴涨，“前此嘉庆八九年、道光二十六七年……米麦每石市价至二十两而止，杂粮次之。丁丑以前，岁非大有，而米麦不过二两……迨半年不雨，而粮价腾贵，其至三十两一石”[3]68。在粮食短缺、粮价暴涨情况下，草籽、蒲根的价格也随之抬升，新绛光绪三年、四年“米麦市斗银三两六钱，四、五月粟绝，市草籽、蒲根每斗银一两余”[3]643。

第二，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这对以宗法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造成巨大破坏。由于粮食短缺，饥民不得不以草根、树皮充饥，即使如此也难以为继，遂发生人吃人的惨剧，“始犹草根、树皮以充饥，继则拆屋卖田以救死，至于售无可售、乞无可乞，而邻里相残、骨肉相食”[3]68，新绛“光绪三年四年，岁大祲，人相食，甚有骨肉相残者，饿莩遍野，坑坎皆满”[3]643，绛县“人相食，道殣相望”[4]455，垣曲“三年大祲……冬月人相食”[4]239，稷山“祖孙父子母女夫妇兄弟相食道殣，相望闾左，枯骨成邱，卢舍拆毁无数”[6]32。大范围存在的人吃人的情况足以说明绛州饥荒的惨烈程度。

第三，出现了抢劫和暴动。在灾荒造成大规模人口死亡的情况下，通常都会伴随粮食劫掠和饥民暴动。由于光绪初年山西旱灾程度猛烈，许多人在短时间内倒毙，加之清政府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山西在灾荒之中并未发生大规模民变，但是仍然出现了小规模的粮食劫掠和饥民暴动。绛州属县绛县光绪三年“大旱，县民多流亡，六七月饥民大肆劫掠。知县孟词宗捕首盗二人，寘之法，乃安”[4]455，稷山“三年秋，大祲，赤地千里，蠢动者啸聚掠粟，树皮、草根、干泥、雁粪俱搜括充饥”[6]32。

二、绛州灾荒严重的原因

(一)客观原因

绛州社会在“丁戊奇荒”中遭受严重打击的客观原因有三个：

第一，光绪初年的干旱是清朝二百余年前所未有的，此次旱灾不仅持续时间长(从光绪元年直到光绪四年)而且程度猛烈，绛州的主要河流汾河、浍河均出现断流，如光绪三年，新绛“六七月，浍水竭两次，各旬余”[3]643，新绛上游的曲沃“六月，汾、浍几竭”[8]687。

第二，绛州境内有大块的平原区域，从上古至今一直都是重要的农耕区，也是山西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耕地面积占比高，一旦遭遇严重旱灾，绛州社会所遇到的困难要远远高于人口稀疏的地区。

第三，交通不便，相较于华北其他省份，复杂的地形和糟糕的交通状况也是导致山西在“丁戊奇荒”中遭受重创的重要原因。就绛州而言，西侧的河津交通情况较好，是晚清晋南重要的码头，也是接受陕西、东南漕米赈济的主要口岸，但是东侧的垣曲境内多山、地形崎岖，垣曲的“驮运道路多为崎岖山路、羊肠小道、阁道、栈道，或临危崖深渊、或傍黄河，陡峭艰难，常因雨雪阻断”[9]241-242。恶劣的道路状况使得运输主要靠肩扛和畜力驮运，不仅使得赈济粮食运输时间漫长，大大增加了运输成本，而且送达灾民手中的粮食大为减少。

(二)人为原因

造成此次灾荒的人祸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战乱频仍，同治年间兵灾所造成的一系列破坏使得绛州备荒艰难，绛州有四个县遭遇兵灾，稷山、垣曲、河津、新绛等地从同治年间就受到捻军和流民不同程度的劫掠。清廷为应对叛乱而设置的防务军队也给绛州地区造成很大的财政压力，“同治五年，甘陕不靖，河津设防，军差络绎不绝。本州设里甲局常川支应，数年以来民间所费不支。光绪五年知州李焕阳革除”[3]59。根据王金香《山西“丁戊奇荒”略探》，清军镇压秦、晋、豫处的“起义军”时还在晋南摊派军粮，肆行劫掠。咸、同以来的兵灾还造成晋南经商环境变得恶劣，“商家世业十破其九”[7]402，正常的粮食贸易受到很大影响。

第二，罂粟种植侵占了粮食作物土地。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不得不承认鸦片合法化，为抵抗鸦片输入，更为了增加税收，清政府甚至在一些地方鼓励罂粟种植。山西由于地狭人稠，粮食作物所得不能够满足晚清不断增长的苛政滥派，而种植罂粟所得远远高于粮食作物，所以农民纷纷改种罂粟。当时山西吸食鸦片的人数众多，如闻喜直到民国时期还是“十人而八嗜鸦片”[7]402，这种情况无疑为山西罂粟种植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导致罂粟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侵占了用于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1877年山西省耕地面积约为530万亩(当时全国耕地约8亿亩)，有60万亩好地种鸦片，占九分之一强”[10]67。罂粟种植不仅侵占了大量耕地，直接影响了山西的粮食总产量，鸦片贸易也让山西民间财富被大量挥霍。

第三，官方、民间储备均不足。常平仓是备荒重要建制，但是自嘉、道以来，许多官员对常平仓仓储不重视，如垣曲“常平仓……历年散放无存”[4]59。山西地方财政在灾荒以前就已经破产了，但自清军1868年镇压西捻军起到戡定新疆，山西就是重要的协饷省份，这使得山西官方面对灾荒没有足够的储备进行赈济。同时，绛州民间备荒也不积极，不仅战争、税负等等客观原因造成民众无力备荒，而且民众的备荒意识也是欠缺的。绛州地狭人稠，很多人选择经商谋生，图利之风弥漫到农民之中，农民往往粜粮换钱进行商业投资，不计储蓄。“丁丑以前，岁非大有，而米麦不过二两，岂真仓有余粟哉？民争逐末尽粜以营什一之利也”[3]68，这种风气延续到民国时期，“新绛迩年商务发达、日事浮华，城乡之民相习成风，不务本而逐末，耕三余一不可睹矣”[3]429，“迩来民争逐末，以棉花能售外洋，冀获重利。于是百亩之田，种棉者且五六十亩，而金钱到手，又复任意挥霍，不计储蓄”[3]438。

三、绛州地方的赈灾

(一)大灾之中的赈济

饥荒往往伴随着民变，因此在经历太平天国和捻军两场大规模农民起义后，清政府面对山西饥荒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一方面敦促曾国荃巡抚山西，严防民变，一方面以前工部侍郎阎敬铭为钦差大臣督导受灾最严重的河东救荒。光绪《山西通志·荒政记》云：“灾赈之要有三：借给仓谷，是为‘赈贷’，以救稍贫。减价平粜，是为‘赈粜’，以救中贫；设厂散粥或银米兼施，是为‘赈济’，以救极贫。”[1]5623清政府在绛州的赈济还包括以下措施：

第一，连续蠲免钱粮。由于旱灾持续时间长，绛州地方官员不断上书请求蠲免钱粮，清政府也一律准奏，并酌情扩大了蠲免的范围。绛州一州五县普遍蠲免光绪三年下忙，四年上下忙和五年上下忙，并大范围蠲免无主荒地钱粮。绛州诸县中，稷山获得的蠲免最多，清政府不仅在饥荒期间减免税款和耗羡银，甚至“自光绪五年起，停征三年”[6]8，税赋停征范围扩大到牲畜税、田房税。这个情况应当是稷山受灾最为严重的反映。

第二，平抑粮价。在粮价暴涨的情况下，“按地方政府有限的赈银，灾民每天所得赈银连一两粮食都买不到”[11]70。驻节河东的阎敬铭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平抑粮价，“前任部堂阎平粜济贫民，严查弊窦”[3]217。绛州属县平抑粮价的情况以光绪《闻喜县志补》记录为详细，“光绪四年四月并五年二月三月，共领平粜小麦29万9 000斤，闰三月又领小麦高粱小米黄豆共15万525斤出粜以平市价”[7]286。总体来看，由于清政府行动缓慢和部分官员与奸商勾结，绛州平抑粮价的效果很有限。

第三，下拨钱粮赈济。绛州的赈济钱粮在灾荒早期还能依靠本省周边府县周转，到后来则需要从外省调拨了。如绛县光绪三年“十月初八日开赈，计口授粮，继以常平仓谷3 962石”[4]456，又“奉旨给常平仓谷5 784石5斗有奇”[4]456，光绪四年“给麦900石、高粱100石，南漕米2 559石，东漕米3 300石”[4]456，“十月给棉衣、袴600件”[4]456。

另外，闻喜县还采取了以工代赈的办法，“署县陈念古人以工代赈之义，乃兴工修理水西门，在工者数百人赖以济，至光绪五年竣事”[7]286。

民间方面，一些士绅进行了捐赈，新绛“绅富捐银25 100余两，续捐500两，俱行赈放”[3]62，“郝耀堂……光绪三年，庄人大半乏食，散粟周之，全活甚众。城内设赈务总局，尽心襄办，不辞劳瘁”[3]211，闻喜“富民或指鲁肃之囷而捧黔敖之食，综而计之，前令捐廉一千两，邑绅等多寡不齐，合捐银二万一千九两助赈，哀此茕独虽不救者，犹知哉”[7]286。不过部分捐赈似乎是被胁迫的，绛县光绪三年“知县设局劝捐，专赈本县”[4]455-456，闻喜“是时城内设立保赤局，署县陈倡捐银八十两，邑人复捐银一千七十两”[7]286。

(二)灾荒的善后

绛州地方政府在灾荒的善后上主要做了两方面工作：

第一，恢复农业生产。“丁丑戊寅之灾，小民死亡大半，田亩全荒”[3]61，因此恢复农业生产是灾后最紧要的工作，这直接关乎人口与社会的恢复。绛州地方政府向农民下拨和低价出售种子、农具和牲畜等生产资料，并在光绪五年(1879)全面展开善后工作，如新绛“省局发马16匹，照原价减二成卖给贫民开垦荒地。省局发牛230只，照原价减半卖给贫民开垦荒地。以上共得牛马价银1 799两7钱5分，散给认种荒地并有主无力种地未种地亩籽具之用”[3]62，垣曲“本地绅民捐银683两，采买谷物籽散给有地无力农民”[4]239。

第二，建设仓储。仓储不足加剧了绛州灾荒，因此在灾后重建仓储以备后忧就非常必要。“绛州并所属稷山、河津、闻喜、绛、垣曲五县总数，常平仓额谷共85 000石；义仓无定额，现存谷778石2斗2升；社仓无定额，现谷7 016石7升有奇。”[3]68绛县对仓储进行了全面重建，除了常平仓、义仓、社仓外，绛县还在县署东南大门、仓神祠、南北厫房设立了七楹仓储(合计谷物4 277石8斗6升5合)。[4]294但是，一些县没有认真对待仓储重建工作，如垣曲的社仓、义仓在灾后没有填仓[4]59，而闻喜的常平仓、社仓、义仓在民国八年之前就全部废圮。[7]405

总之，光绪初年的大灾荒重创了绛州社会，不仅导致人口锐减，更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对传统道德形成巨大冲击。灾荒严重固然有客观因素，但是种种人祸的累积无疑扩大了灾荒的伤害范围和程度。在灾荒发生时，绛州地方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救助了部分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