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的大视野、 大格局、大担当（下）

王丛

二、蔡元培的大格局

大格局亦即大胸怀，主要表现在教育实践上，而蔡元培的教育实践，主要体现在教育的管理和领导领域方面，具体点说，主要在他的北大校长任上。

蔡元培的大格局，表现为八个字：“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1919年4月，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在《公言报》上发表了《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一文，阐明了他在北大的办学主张：“至于弟在大学，则有两种主张如下：（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

1919年8月，在其所述《传略（上）》中，蔡元培又重申了他的这一主张：“孑民以大学为囊括大典包罗众家之学府，无论何种学派，苟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兼容并包，听其自由发展，曾于《北京大学月刊》之发刊词中详言之。然中国素无思想自由之习惯，每好以己派压制他派，执持成见，加酿嘲辞，遂有林琴南君诘问之函，孑民据理答之。”蔡元培为《北大学刊》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又强调：“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无论何种学派，苟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兼容并包，听其自由发展。”

言出法随，蔡元培在北大很好地实现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主张。

他将政治倾向不同，思想流派各异，但却都有着真才实学的硕学鸿儒青年、俊彦都收罗旗下。如他自己所说：“例如復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按：即辜鸿铭），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按：即刘师培），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甚至，“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因为，蔡元培有一个理念：“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

蔡元培的“兼容并包”，还表现在他对学历限制的突破上。

1916年9月，聘梁漱溟，梁只是顺天中学堂毕业，但对哲学、佛学研究颇深。1916年9月，在《东方杂志》发表《究元决疑论》，蔡遂决定聘他来北大任教，为学哲学的三年级学生讲授印度哲学概论。

1917年夏，聘刘半农。刘少聪慧，六岁即能作对咏诗，被人称为“江阴才子”“文坛魁首”。他中学未毕业即去社会闯荡，而译、著颇丰。1917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等文章，对文学革命从形式到内容都提出诸多深刻见解。于是，蔡破格聘他为北大预科国文教授。

1920年8月，聘鲁迅为讲师，讲授中国小说史。鲁迅毕业于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路学堂，后来赴日学医，并未毕业，等于只有中专学历，且还与文学无关。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为了能够聘到某些人，蔡元培竟公然为他们在学历上造假。

1917年1月，经友人推荐，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相当于今之大学中的学院院长）。蔡是翻阅了十余本陈主编的《新青年》后，遂决意聘陈的，且亲自去陈的住处拜访。陈习惯晚睡晏起，蔡几次登门陈都尚在高卧，蔡就耐心地坐在门口的一只小板凳上，等陈醒来。这比之刘备的三顾茅庐，有过之而无不及。陈其时并无学历，只是在清末考取过秀才，相当于中学生，蔡竟为陈独秀编假履历，称他毕业于“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

1917年7月，聘胡适为教授。胡适时年26岁，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从著名教育家杜威，虽通过了博士学位的考试，但尚差一篇论文，故并未拿到证书。蔡元培为了让胡适进入北大，又故伎重施帮其伪造学历，称他已取得博士学位。

放在今天，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不符合程序公正的原则。如被人举报，定会被责以不正之风，蔡元培这校长怕是就有点危险了。但其实，程序公正也是双刃剑，也有弊端，就是容易一刀切，而一刀切又往往是拔尖人物乃至创造创新的天敌。别的不说，依程序公正，蔡元培就不能聘陈独秀、聘胡适，而没有了陈独秀没有了胡适的北大，还是我们今日心中的北大吗？

所以，多亏了蔡元培的大格局，“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不拘一格用人才，使得当时的北大，成了一片洪流。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也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大家都追逐着自己心中的那一片浪花。有的逐新，有的守旧;有的激进，有的保守;有的主改良，有的主革命……大家都各有其所各有自己的言论武器和阵地：逐新的说白话，守旧的操文言;激进的办《新潮》，保守的出《国故》……真是群英荟萃，流派纷呈，百家争鸣，生机弥漫，可谓极一时之盛。而这，似乎也成了中国教育史上的绝响。

语文学科新课改的主持人温儒敏先生，提出要把“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作为北大的校训。我以为，这是一个极有见地的建议。

蔡元培的大格局，既源自中国古代的“中庸”智慧，又得益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教育思想。亚里士多德提出三条教育原则，第一条就是“中庸”：“教育明显应基于三项准则：中庸、可能与适当。”1931年，蔡元培发表《中华民族与中庸之道》一文，说：“西洋哲学家，除亚里士多德曾提倡中庸之道外，……鲜有注意及此的;不是托尔斯泰的极端不抵抗主义，便是尼采的极端强权主义;不是卢梭的极端放任论，就是霍布斯的极端干涉论;这完全因为自希腊民族以外，其他民族性，都与中庸之道不相投合的缘故。独我中华民族，凡持极端说的，一经试验，辄失败;而惟中庸之道，常为多数人所赞同，而且较为持久。”

相较之下，那些党同伐异的人及其做法，就未免有点小家子气了。

三、蔡元培的大担当

所谓大担当，即李大钊所谓“铁肩担道义”，亦即以道义为准则处事立世。

如某事合于心中的道义，就挺身而出，不计利害得失，甚而不顾身家性命。

1904年，37岁，他在上海组织建立了光复会。光复会是清末著名革命团体，以推翻清廷为宗旨，以暴动暗杀为手段，入会誓词即为“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蔡为会长，陶成章为副会长，中学生熟知的秋瑾、徐锡麟，都是该会成员。

1905年，38岁，与光复会性质类似的组织同盟会成立，光复会并入，孙中山委任蔡元培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

1932年，65岁，12月，与宋庆龄、鲁迅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积极营救政治犯，以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曾电救杨开慧烈士，援救许德珩等爱国民主人士及丁玲、朱宜权等共产党员。

而如果某事不合于心中的道义，则据理力争，力争而不可得，则宁可拂袖而去，也不肯同流合污。所以，有人说，蔡元培一生都在不断地辞职。

1917年，蔡任北大校长才几个月，7月1日，发生了张勋复辟事件。7月3日，为表示抗议，蔡向黎元洪总统提出辞职。好在复辟闹剧只持续了12天就告失败，蔡于当月23日回北大。

1918年5月22日，因“中日防敵军事协定”，他反对政府变相卖国，又向大总统提出辞呈。

1919年5月8日，“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为抗议政府逮捕学生，于5月8日提交了辞呈。并于9日离京。1919年5月13日，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向政府齐上辞呈，支持蔡元培。

1919年6月15日，在他发布的《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中说：“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后由于北大师生极力挽留，蔡元培答应只做北大师生的校长。

1923年春，蔡元培因不满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彭允彝破坏法制的行为，提出辞职，离京南下。秋间转赴欧洲，从事研究和著述，并参与要求英、法等国退还庚子赔款兴办教育事项。

不要以为蔡元培只在学校和当局之间选择学校，在教师和学生之间发生矛盾后，他有时也会支持教师。1922年56岁时，10月19日，北大发生了“学闹”——少数学生反对征收讲义费，肆意喧闹，甚至围攻蔡元培。蔡元培震惊之余，痛感“平日训练无方，良深愧惭”而愤请辞职。学生这才意识到捅了大娄子，“相顾惊骇”，紧急开会，全体一致驱逐个别闹事学生，一致议决挽留“我们平日所信仰的蔡校长”。后胡适等多次调停挽留，蔡方复职。

今天，一旦学校与社会与当权者之间，教师与学生与学生家长之间有了矛盾，做校长的还能像蔡元培那样，挺直腰板维护学校和教师的权益吗？蔡元培的担当是不是也给了校长们一个警醒？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病逝于香港，享年73岁。

蔡元培逝世后，备极哀荣。千名北大学子执绋，万名港人送葬。中共中央在唁电中誉其为“老成硕望”“勋劳卓著”;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赞其为“高年硕学”“万流景仰”。毛泽东在唁电中誉其“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周恩来的挽联则高度概括了蔡元培的一生：“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中外名流也给了或曾给过蔡元培高度的评价。

梁漱溟曾说，蔡元培从思想学术上为国人开导出一股新潮流，冲破了旧有习俗，推动了大局政治。从这个意义上讲，蔡元培不仅是现代北大的缔造者，也是中国现代大学理念和精神的缔造者。

1920年，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访华，他称赞北大是教学生以自由思想的场所，“五四”时期的学生，不仅自己富有公共精神，而且还具有唤起全民公共精神的一股强大力量。他还说，女生在北大的地位比剑桥还要好，她们可以参加考试并获得学位，女生中那种自由发问的精神，恐怕连英国的女校长见了也会不禁愕然。

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在北大听了蔡元培的演讲后，由衷感慨：“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的身份，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找不出第二个人。”

我以为，“找不出第二个人”，就是对蔡元培最高的，也是最好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