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家总爱西昆好”小论“西昆”与李商隐

刘绍颖

元好问在《论诗绝句》中称“诗家总爱西昆好”，以“西昆”一词指代李商隐。而《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将“西昆”冠于李商隐是错误的，为辨析孰是孰非，本文探究“西昆”一词的出处及此称谓的演变历程。

《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四【李义山诗注三卷附录一卷】谈及李商隐诗集注疏时，扼腕刘可、张文亮诗注本已佚，云：“故元好问《论诗》绝句有‘诗家总爱西昆好，只恨无人作郑笺之语。”而此语下，有小字：“案：西昆体乃宋杨亿等模拟商隐之诗，好问竟以商隐为西昆，殊为谬误，仅附订于此。”

《论诗绝句》是元好问历评汉魏迄于宋代之诗人及诗派的作品，其十二云：“望帝春心讬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首句所引“望帝春心讬杜鹃”正是李商隐《锦瑟》中的诗句，而“锦瑟”一词的出现也验证了这一点，“郑笺”是指东汉郑玄所作《毛诗传笺》，郑玄以《毛传》为主，兼采今文三家诗说，加以疏通识别，使《毛诗》日益盛行，而其他三家诗渐废。李商隐诗词晦旨幽，众人读之，茫然不知其意味所在，对此，元好问借郑玄光大《毛传》之事感发李商隐诗用事颇僻以致其集无人注释发扬之憾。可以断定元好问在这首诗中评点的诗人就是李商隐再无其他诗人或诗派，据此句中“西昆”一词当指代李商隐。

而《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将“西昆”冠于李商隐是错误的，为辨析孰是孰非，应首先探究“西昆”一词的出处。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真宗景德二年九月丁卯，令资政殿学士王钦若、知制诰杨亿修《历代君臣事迹》，钦若请以秘阁钱惟演等十人同编修。”在编修之余，杨亿等人“因以历览遗编，研味前作，挹其芳润，发于希慕，更迭唱和，互相切靡”，后合“十有五人”之作为集，“取玉山策府之名，命之曰《西昆酬唱集》云尔”。“玉山”一词见《山海经·西山经》：“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郭璞注：“此山多玉石，因以名云。《穆天子传》谓之群玉之山，见其无险，四徹中绳，先生之所谓策府。”另外，王仲犖注《西昆酬唱集》解释其命名：“按杨亿等奉诏在秘阁修《历代君王事迹》，秘阁是帝王藏书册之府，有似西北昆仑之玉山策府，故名其唱和之集曰《西昆酬唱集》，而其后亦定名所修《歷代君臣事迹》为《册府元龟》云。”另据翁方纲《石州诗话》：“宋初杨大年，钱惟演诸人馆阁之作，曰《西昆酬唱集》，其诗效‘温李体，故曰‘西昆。‘西昆者，宋初翰苑也，是宋初馆阁效‘温李体乃有‘西昆之目，而晚唐温、李时，初无‘西昆之目也。”可见，“西昆”（或西昆体）特指宋初一个诗派，以杨亿、钱维演、刘筠等人为代表，师法李商隐诗创作幽深谐美的诗歌，追求雕琢密丽和音律铿锵。

通过对“西昆”的探源，可以得知“西昆”与李商隐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渊源，既而能够理解为何元好问独将“西昆”一词指代李商隐。但此说无疑是错误的，因此《四库全书总目》言其“殊为谬误”。

《石州诗话》又云：“遗山沿习此称之误，不知始于何时耳。”在现存的唐以后文人论诗文集中按图索骥，最早将“西昆”指代李商隐的文献当是宋代惠洪的《冷斋夜话》。其卷四在“西昆体”的标目下云：“诗到李义山，谓之文章一厄。以其用事僻涩，时称西昆体。”严羽在《沧浪诗话·诗体》中延续了惠洪的说法：“西昆体，即李商隐体，然兼温庭筠及本朝杨、刘诸公而名之也。”按照严羽的说法，“西昆体”以李商隐为主，温庭筠次之，杨亿、刘筠等反似西昆体后继之人。《南宋群贤小集》中赵汝回言：“近世论诗，有《选》体，有唐体，唐之晚为昆体，本朝有江西体。”赵汝回将“昆体”的时间段限于“唐之晚”，显然剔除了宋初杨亿等人。据此可知元好问作《论诗绝句》之前，宋人论诗文集中已有将“西昆”混用不别者，故遗山或沿袭其说或受其影响，将“西昆”指代李商隐。

此后，明清两代的论诗作品中仍然有论家持此说。明代高棅论及李商隐：“唐史本传云：李为文章，瑰迈奇古。长于律诗，尤精咏史。与温庭筠辈号三十六体。自称玉溪子云。亦曰西昆体。”高棅所说“唐史”当指《新唐书》，其称李商隐“瑰迈奇古”“时温庭筠、段成式俱用是相夸，号‘三十六体”，而“西昆体”一说则是高棅自加于李商隐。

明代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言“人讥西昆体为獭祭鱼”，“獭祭鱼”最早出现于《礼记·月令》：“（孟春之月）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鸿雁来。”獭喜排列鱼于水边，含有堆砌罗列之义，宋人吴坰《五总志》中说：“唐李商隐为文，多检阅书史，鳞次堆集左右，时谓为獭祭鱼。”后来，元人辛文房在《唐才子传》中进一步发挥：“商隐工诗，为文瑰迈奇古，辞隐事难。及从楚学，俪偶长短，而繁缛过之。每属缀，多检阅书册，左右鳞次，号‘獭祭鱼。”自此，“獭祭鱼”之称于李商隐，其戏谑之义犹如骆宾王被叫作“算博士”、温庭筠被称为“温八叉”。王夫之言“人讥西昆体为獭祭鱼”无疑是延续前人的称谓转述他人对李义山的嘲弄，句中的“西昆体”依旧误指李商隐。

“西昆”一词从宋代出现以来，其使用混沌之态直至清代冯班始纠此谬，在其《钝吟杂録》中冯氏针对严羽《沧浪诗话》中的误以西昆为李商隐体，云：“李义山在唐……于时无西昆之名，按此则沧浪未见《西昆集叙》也。何焯注云：‘……玉溪不挂朝籍，飞卿论于一尉，安得厕迹册府耶？”冯班论诗讲求“无字无来历气”，本着这种严肃细致的态度，冯氏始廓清原有旧说的舛误。继而钱曾于《读书敏求记》中也驳斥严羽之说：“按西昆之名创自杨、刘诸君，及吾远祖思公，大年序之甚明。其诗皆宗李商隐，故宋初内宴，优人有撏撦义山之谑。今云即李商隐体而兼庭筠，是统温、李先西昆之矣。”钱氏不满此说，排斥此等“疑误后学，似是实非”的谬论。更有直截了当点明者，如沈德潜、胡鸣玉。沈氏称：“宋初台阁唱和，多宗义山，名西昆体。以义山为昆体者非是。”胡氏语：“今直以义山集为西昆诗，非是。”至四库馆臣修书，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由元好问诗句“诗家总爱西昆好”重提纠谬之说。

何以宋代以后论诗诸家频频将李商隐冠于以“西昆”名号，究其原因盖自惠洪之说后论诗者不细辨是非，人云亦云。以其中严羽为例，严氏论诗执着于“妙悟”，其说“悟有浅深，有分限，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强调“一知半解”，自然不会在意一词指代的差别。而清代考据之学兴盛，且有论诗者如冯班讲究言而有证，批评空疏之词“似是而非，惑人为最”，进而字字探究，廓清“西昆”指代李商隐的旧说。另有藏书家如钱曾，藏书校对之时辨别问题，无怪乎《四库全书总目》评价其作《读书敏求记》“见闻既博，辨别尤精”。人们且不管历代论诗思想分歧与门派之争，单论此误用之事，给后学者以启示，做学问应扎实勤奋，持沉稳之态，多读多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