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色错位与情感错位
——由《皇帝的新装》的讽刺艺术说开去

马 莉 张利波

《皇帝的新装》是一篇很接近小说的童话。说它“接近小说”，是因为文章揭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心照不宣的谎言，其讽刺意义已经超越了一般童话的道德教化价值；并且，文章也具备了小说情节（冲突）的要素。

作为传统篇目，本文在中学语文教材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长期以来，在“开端、发展、高潮、结局”传统的小说情节理论的影响下，课堂教学对文本解读多流于泛泛，缺乏足够的广度和深度。笔者运用孙绍振先生的小说“错位”分析理论，从艺术功能的层面尝试对“皇帝”这个形象做一分析，以期为教学同仁提供一个新的思考方向和借鉴。

一、角色错位：文学与历史共同的艺术选择

文章讲述了一个荒诞的故事，这个荒诞故事的始作俑者就是一位有着奇特癖好的荒唐的皇帝。作为一国之君，他本应朝乾夕惕，宵衣旰食。但安徒生却一反常态，将人物打出常轨：

“为了要穿得漂亮，他不惜把他所有的钱都花掉。他既不关心他的军队，也不喜欢去看戏，也不喜欢乘着马车去游公园——除非是为了炫耀一下他的新衣服。”

这个“爱衣如命”的嗜好有问题吗？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如果这一系列行为是一位服装设计师所为，读者还会感到荒谬吗？或者说，文章还能具有强烈的讽刺意义吗？显然不能。这就是角色错位带来的喜剧效应。

童话中的人物自然都是虚构的形象。但这样的虚构为什么不仅没有让人觉得“假”，反而觉得很“真实”呢？因为读者在阅读之余，能于其中看到自己隐隐约约的影子，或是文章所折射的历史现象——就帝王而言，历朝历代角色错位者并不罕见。

高雅者有之：南唐后主李煜，精书法、工绘画、通音律，醉心经籍，不问政事，终致亡国下狱。作为诗人，他是个神话；但作为皇帝，他是个笑话。宋徽宗赵佶，在危机四伏的北宋末期，除了治国安邦发政施仁修整武备等帝王之事外，他于奇花异石、飞禽走兽表现出极大兴趣，尤擅笔墨丹青，“文采风流，过李主百倍”，最终酿成“靖康之变”。

平庸者有之：明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对当皇帝处理国家大事没兴趣，却对做木工活极为热心，没事就拿着刨子、锯子对着木料又削又斫，做个椅子、桌子出来，把朝政事务交由魏忠贤去处理，“朝夕营造”“每营造得意，即膳饮可忘，寒暑罔觉”。一次驾着自己设计的小船荡舟深湖，却被狂风掀翻，落水生病的朱由校服用“仙药”身亡，终年23岁。

无论是历史人物，还是文学形象，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在其位，不谋其政”。

所谓“楚王爱细腰，宫中多饿死”，由“皇帝爱新装”引发了一连串的“错位”的连锁反应：本应竭诚尽节的老大臣却选择了背叛，本来诚实、高贵的官员、骑士选择了欺瞒，满城的百姓竟然也对谎言选择了盲目地认同！这已经不仅仅是一场闹剧，而且具有了警策的色彩，让读者由捧腹大笑转向冷静思考：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人性的异化？——这正是“角色错位”艺术手法的高明之处。

二、情感错位：将隐藏在常规背后的人性放大到极致

夸张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法，也是一种写作技法。除了“该干什么不干什么”这种角色的错位，文章还把皇帝对衣服的喜好做了一番夸张的描述：

“他每一天每一点钟都要换一套衣服。人们提到他，总是说：‘皇上在更衣室里。’”

爱衣服这种行为本身并没有错，但一个人对一件事物爱过了头，就容易犯错。一个皇帝，每天每一小时都要换一套衣服，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只不过作者把“喜好新衣”做了一个放大，将这种情感渲染到了极致，人物形象、情节发展俱由此而来，文章便有了更高的审美价值。从这个角度来讲，夸张也是一种错位，我们称之为“情感的错位”。

文学创作，尤其是批判现实的讽刺文学，似乎特别钟情于以这种手法来探索人物的精神世界。限于篇幅，本文仅列举两例。

其一是严监生，最为精彩之处当为“严监生之死”的描写：

“话说严监生临死之时，伸着两个指头，总不肯断气，几个侄儿和些家人，都来讧乱著问；有说为两个人的，有说为两件事的，有说为两处田地的，纷纷不一，却只管摇头不是。赵氏分开众人，走上前道：‘爷!只有我能知道你的心事。你是为那盏灯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茎就是了。’说罢，忙走去挑掉一茎。众人看严监生时，点一点头，把手垂下，登时就没了气。”

这段堪称神来之笔的描写，将一个封建时代守财奴的吝啬充分放大，“爱财”的情感产生了错位，超越了社会常态心理：“两茎灯草”居然成为生死关头最后的价值判断！可笑之余，又感到可怜、可悲。

其二，泼留希金。这是《死魂灵》中的人物，其经典的吝啬鬼形象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绝难撼动。他虽为富豪，却形似乞丐。家财万贯，但穿的衣服“后背还有一个大窟窿”，他的酒杯“装些红色液体，内浮三个苍蝇”，他的牙刷早已发黄，“大约还在法国人攻入莫斯科之前，它的主人曾经刷过牙的”，他家里的粮堆和草堆“都变成了真正的粪堆，只差还没人在这上面种白菜；地窖里的面粉硬得像石头一样，只好用斧头劈下来”。即便如此，对财富和物质的占有仍不会停歇：

“泼留希金已经不大明白自己有些什么了，然而他还没有够，每天聚敛财富，而且经他走过的路，就用不着打扫，甚至偷别人的东西。”

泼留希金对物质变态的执念扭曲了他的人格，盲目的聚敛表现出对金钱近乎无知的狂热和愚昧。果戈理在塑造这个人物时，故意让“贪婪与吝啬”超越正常的“喜爱与节俭”的尺度，使之产生错位，把一个正常人沦为行尸走肉。“可笑”已经不足以表达我们的感觉，相信每一位读者都会有这样的体会——惊诧！

三、突变与对转：源于错位的审美功能

在梁释慧皎所撰的《高僧传·晋长安鸠摩罗什》中有这样一则故事：

“如昔狂人，令绩师绩线，极令细好。绩师加意，细若微尘，狂人犹恨其粗，绩师大怒，乃指空示曰：‘此是细缕。’狂人曰：‘何以不见？’师曰：‘此缕极细，我工之良匠，犹且不见，况他人耶？’狂人大喜，以付织师，师亦效焉，皆蒙上赏，而实无物。”

当然，这则寓言是来阐扬大乘佛教“有法皆空”的要义，但从人物和情节的角度来看，故事与《皇帝的新装》极为相似。不同的是：一个是骗子抓住皇帝的心理，从头至尾编造谎言，因错位而行骗；一个是敷衍狂人的无理取闹，先实情而后谎言，由欺骗而错位。虚幻与现实的交织，真与假的碰撞，均与“错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早就提到过“突变”与“对转”的概念，意即打破常规，形成反差，从而把人潜在的、不像他平常的那一面暴露出来。艺术创作和文本解读都应了解这个方法，否则，作品很难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和反思，而阅读也只能停留于“形而上”的空泛分析，不易达到贴近文本的细致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