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航道（上）

[美]巴里·洛佩兹　张建国 译

巴里·洛佩兹

一

帕里第一次探险的经历一点儿都不顺利，这与其《从大西洋到太平洋：西北航道发现之旅日记》中所描述的完全不同。《北乔治亚公报》上的报道暗示，“格利波尔”舰上的高级船员没了权威。探险队外科医生关于一个名为威廉·斯科特的人的死亡报告表明，水手的命运更悲惨——这位水手死于酗酒外加急性抑郁症。还有，亚历山大·费舍是“赫克拉”船上的助理外科医师，他2月28日的日记写道：“在后甲板上，我们宣读了战时条款第二条、第十九条和第二十二条的部分内容，接下来宣读一份很长的裁决书，主要裁决前些天两个高级船员的意见分歧。”

帕里日记中描述的探险航行的情形，与史料中对这次航行的通常描述略有不同;帕里的些微掩饰如果不能预示一种模式的话，可能只是为了含糊其词。此后，呈现给公众的这些北极探险记录，越来越主观化，以服务于这一目的：支持人们以前就存在的这一地区没有人情味的观点，以及人类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北极成了个人为国效力的典型环境，而各国则纷纷吹捧其探险之旅的成功。后来，北极成了像罗伯特·皮里、弗里德约夫·南森，还有弗拉米尔·史蒂芬森这些人个人探索和展现个人英雄主义的舞台。19世纪末的地理探险成就竞赛，变得与此前的商业优势竞争一样激烈，并且，运用媒体宣传这些探险航行的手法也变得日益高超。

海军部控制帕里的所有探险记录的要求缘于欲望——有人怀疑主要是约翰·巴罗爵士的欲望，旨在保持一个成功、一致、健康、催人奋进的探险事业形象。巴罗强调，这些航行纯粹是为了科学与地理发现，没有任何私念;任何因此而获得的商业优势都无足轻重。他在1818年带着贵族施舍式的姿态写道：“任何可能的新发现”，都是为了使其他国家受益，“无须这些国家支付探险费用，或承担探险风险”。

为了捍卫帕里的探险之旅绝妙地体现出的崇高理想，巴罗总结说：“知识就是力量。”其国际声望的提升，以及未来的经济霸权前景的诱惑，对刚从拿破仑战争中脱身的英国也起了一定作用。当俄罗斯似乎要准备去完成英国在北极开创的航道探寻事业时，巴罗通过自己的言论，成功地阻止了这一事件的发生。他写道：“在西北航道两端的大门被我们自己的船打开后【詹姆斯·库克（1778）和威廉·巴芬（1616）】”，而把该航道的打通“让给一个外国的海军去完成，这无异于国家的自杀行为”。

当然，像巴罗这样的人努力去影响公众在开辟西北航道方面的情感，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公众对相关地区地理的构想。然而，把这些努力称为计谋是不准确的——即使该计谋像以前那样，不可避免地涉及一些个人，他们为了私利做出欺骗行为，或者，像当今这样，涉及实业部门不露痕迹的诉求，要求科学顾问以有利于这些部门的方式去建构环境数据。约翰·L.艾伦等地理学家暗示，这里的关键，是渴望准确地确定要着手探寻的航道的位置，并渴望调整探寻结果，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即使是这样的调整遇到抵触，也在所不辞。

我想，重要的是不要忽视这些事件的初衷。人们要了解未知事物的欲望很强。而且，希望用新知识为人类谋利，是西方文明的一个特点——无论这些新知识如何被曲解。很少有历史学家能说清，像巴罗和罗伯特·皮里这样的人，在何种程度上不再是为社会效力，而仅仅是为了其个人，或能说清，工业化的计划在何处越界了，以至于更着眼于国家的经济，而不是着眼于该国人民的福利。

在北极旅行就意味着等待。當地的交通运输系统，尤其是在冬天，或是在夏季雾蒙蒙的海岸，是非常不便的。旅行者可能会在一个小型机场附近滞留好几天，为飞机即刻来临的承诺，或者仅仅为不可变更的计划所束缚。在此类情况下，我经常读一些探险日记，特别是那些描述我所在地方的日记。我这类阅读，部分是为了理解这些人迹罕至的景观区的人类踪迹。在阅读过程中，我在康沃利斯岛的一个岬角上所看到的一个石堆纪念碑，或是愤怒海滩上一艘船的贮存物的散乱残片，或是许多人丧命于此的威廉王岛荒芜的海岸线——这一切都可以从飞机上看到——对我来说灌注了更深的意义。看到它们，我感觉到兴奋、移情、同情——还有遐思，也就是对历史的敏感——不仅是自然史因素，而且是这种敏感，使我们居住的地区具有了特殊意义。

在所有这些旅行日记里，在探险者的自传里，在近现代的叙述性历史中，出现了探寻和失败、抱负与成就这类共同的主题。然而，从一定的距离来看，这些主题与当地的实际景观几乎全不相干。这片土地，无论其特征是什么，都被赋予特定的角色，而且常常是逆境这一角色，也就是说，它是人们的梦魇。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片土地对人类的冷漠，却为其加了分。在被赋予与其不相干的角色中，这片土地几乎成了一个舞台，用以展现一种个性，用以推出科学理论或经济理论，用以上演国家竞争或个人竞争剧目。人们不难发现，在让约翰·戴维斯的旅行变得不同凡响的那片土地上，不乏专横的规划;戴维斯的旅行是其深思熟虑后才出现的奇迹。在19世纪，与这片土地打交道的方式缺乏的是温情，流行的是野蛮。与这片土地的交往方式为维多利亚时期的世界观所左右：渴望竭力与可怕的逆境抗争，使性格崇高化，在异域旅居，收集物品并树立标石。没有修道士会怀有友好访问的意图，会在领悟与敬畏之间来回穿梭;没有旅行不带占有欲和功利性的想法。而且，很少有旅行者不为建功立业的日程表所囿。

然而，人们每次到这片风景区探索，总抱着会有新的开始的希望：希望这片土地会露出真容，或者希望相关地图将被证明是精确无误的，或者希望能深深地体验到美感或孤独感。只有极少数人认为，这片土地是智慧的可靠源泉，但他们也渴望体察其光明面和阴暗面。

所以我读了那些带有使命感或目的性，或者为了迎合其时代的历史记载，希望看到一些会透露这片面纱尚未揭去的土地之优势的意外评说，或希望发现会把这片土地感受成某种有生命的存在的那种直露的人类情感。

紧随帕里之后对北美北极地区的探索，几乎都是英国人组织的，直到19世纪中期不幸发生在约翰·富兰克林勋爵身上。每个越冬探险队都如锁浓雾之中——杳无音讯，直到一年之后，或三四年后，在某个地方再现。或者永不再现。海岸线和水道在地图上都被有条不紊地标了出来，但相关日记显示，富兰克林勋爵的勘探之旅，在勘探者心中激起了一股可怕的力量。许多被斗胆带到那儿的人都想不明白，为什么要遭受如此多的艰难困苦;高级船员则逐渐厌倦了开导那些有怨言而愠怒的人的尝试。

由于寒冷，越冬船上的船员惨遭冻伤和截肢，头部麻痹，神思恍惚。没有任何衣服或遮蔽处能够完全抵御寒冷。寒冷使与铁接触变得难以忍受，让所有任务变得更为困难，更为复杂。甚至获得饮用水都很艰难。而且，阴暗、酷寒的船上居所产生的令人窒息的无聊感，加剧了对坏血病和饥饿的恐惧。就像帕里此前所做的那样，人们能够防止衰弱乏力;但普通船员仍然大喝违禁威士忌，以致酩酊大醉，有些高级船员则精神失常。

冰冻的海能够突然摧毁一艘船，就像两块石头顷刻就能夹碎坚果。这一认识会让人心力交瘁，坐以待毙。一连几天，冰层似乎在成心玩弄船只，把它慢慢举出水面几英尺，或把它翻转15°，然后把它卡在那儿。人们一连几周和衣而睡，准备弃船，知道船头部分可能会突然崩裂，碧绿海水会漫过裂缝把他们淹没。在漫长的极夜，要么是冰体刮擦着船体，不断发出沉闷的噪音;要么是，远处的冰体像一个报丧女妖在尖叫着，在黑暗中隆起，随即碎裂。

春天，光明来了。这给这些人带来“一种难以言表的放纵解脱之感”。但由于无知和放纵，他们患上了雪盲症。他们的眼睛感觉针扎般疼痛，眼眶如塞满沙子。他们拖着雪橇越过冰沟和碎冰带，穿过松软的雪集成的巨大雪坑。跋涉在这片广袤土地上使这些人筋疲力尽，他们漫无目的地拖着沉重的步伐行走着，可能倒地而亡——亡于极度疲惫，绝望，或失算。也可能亡于突然张开的潮汐裂缝中，或亡于一场看似滑稽的简单事故。饥饿的人们吃掉所带的狗，然后吃衣物，最后竟吃起了人。

其中的一些伤亡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英国海军探险的优势在于其严格的纪律，而且纪律执行者都绝对自信。它的失败源于其民族优越感——认为其道德和技术水平都优于因纽特人，认为这片土地是被遗弃的无名之地。当时，英国人没有认识到，皮毛制作的衣服、雪屋子、新鲜肉比海军制服、纤维帐篷、罐装食品有优势，因而，19世纪他们给北极探险带来的少许技术进步——橡胶材质做的铺地防潮布、折叠式帆布艇及便携式酒精炉——就显得无足轻重了。实情是，英国船只带的人数，常常超出他们探索的土地所能产出的毛皮衣服和鲜肉的产量;但是，他们考虑的只是庞大的队伍，无论是否必要，而不是更适应这片土地的小而精干的队伍。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英国这次探险失败的原因：这次经历的所有参与者的素质和渴望并不相同;经济效益和军事任务的复杂性，以及像约翰·巴罗那样的人的识见，把其他人置于这样的境地——他们在一片土地上需要竭力领会与理解的东西和他们的渴望恰巧相反。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地理知识是以一些人的生命为代价换来的。但认为他们毙命时都相信他们是为了某种比较伟大的目标而献身，则有失唐突。

1837年9月，乔治·巴克使严重漏水的皇家海军“惊恐”舰得以在爱尔兰西海岸靠岸。他被困在福克斯海峡的海冰中，遭受强风扫荡，熬过了令人伤透脑筋的冬天。“惊恐”舰的舱壁翘起，甲板开裂，螺栓脱落，船头被火炉烤着——它遭受冰体如此强的挤压，以至松节油竟从船体的木头上滴落。查塔姆的修船工人说，在这样的挤压力下，其他任何船只可能早就碎裂沉船了。

柏克的这次历险，是被派去绘制从愤怒海峡和赫克拉海峡到肯特半岛的美洲北海岸的地图的，这在英国根本就不被看好。船上所有人员只是与死亡擦肩而过，这多亏有一艘坚固的船，和一个平易近人、处变不惊的船长。西北航道当时已经不再有诱惑力——帕里已经为捕鲸船探明了从彼得海德和敦提进入“北部水域”的航路，但捕鲸船能走此航道，原因是多数人当时在这些航行中看到了利益（且不说为了纯科学和应用科学研究，以及国家荣誉）。另外，酿酒者菲利克斯·布斯这样的公共捐助者也在资助探险;哈得孙湾公司也派出探险者——议会打算让其为这次探险和可能获得的任何收益买单。

然而，巴罗巧妙而成功地争取到另一次航行机会，这次航行装备完好精良，目标明确，看似不可能失败。于是，1845年5月19日，皇家海军“惊恐”舰和“幽冥”舰从伦敦起航，船载134人，听命于约翰·富兰克林爵士。他们的目标是，通过兰开斯特海峡和巴罗海峡，把帕里的航路和北美海岸连接起来，然后往西行驶至白令海峡。从艾西角（库克1778年航行的最远地点）到布西亚半岛的整个海岸当时都已探明。对大多人来说，这次探险航行有敷衍之嫌。

除五人在“惊恐”舰和“幽冥”舰遇到海冰之前转船，富兰克林一行人1845年与1846年之交在毕切岛过冬，三人死在那里，死因不明，被就地掩埋。1846年，富兰克林沿惠灵顿海峡向北航行到北纬77°，然后沿着康沃利斯岛的西海岸南下，穿过巴罗海峡进入皮尔海峡。他被困在充满多年浮冰的维多利亚海峡，1846年与1847年之交在那儿度过。富兰克林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他选错了航道。他本该沿威廉王岛东岸的航道，经由詹姆斯·罗斯海峡、瑞伊海峡和辛普森海峡，进入毛德皇后湾，这样，他只会遭遇年度冰。而且，那是唯一行得通的航道。

这一悲剧性的错误是由于詹姆士·罗斯的错误观察引发的，罗斯1831年曾在布西亚半岛西岸探寻航道。“幽冥”舰和“惊恐”舰从未从海冰中脱困，包括富兰克林在内的21个人在维多利亚海峡度过第二个冬天时死掉了。罗斯认为，威廉王岛与布西亚半岛是相连的，他把后来被命名为瑞伊海峡的地方在地图上标成了地峡。

二

到1848年，对失踪人员的关切不断上升，最终由于关切度太高，当局派出了搜救船。海军部持续搜救富兰克林——政府、私人机构和国际机构组织了大约40次搜寻，持续了10年之久——直到1854年3月，当局正式宣告富兰克林和他的随行人员死亡。除了冬天在毕切岛宿营的证据外，没有发现这次探险的其他任何踪迹。因纽特哈得孙湾公司的雇员约翰·瑞伊博士在佩利湾附近遇见一群因纽特人。因纽特人告诉他，他们以前见过一群到威廉王岛的人，这些人放弃了船，还说，他们后来发现了这些人的尸体。瑞伊从因纽特人那里购买了这些人的一些遗物，其中包括刻有富兰克林名字的一个小银盘。英国政府奖励瑞伊一万英镑，因为他的这些发现揭示了探险队的命运。但约翰爵士的妻子富兰克林夫人对这个结论并不满意。她想知道，这装备精良的队伍（在她看来）是如何失败的，又为什么会失败。她花费自己很大一部分财产，并向公众筹资，资助个人探险队继续寻找她丈夫的船只。其中最后一次探险，是由一个小型的、改装过的游艇完成，由弗蘭西斯·麦克林托克率领。1859年春，他找到了有关这次灾难的原始记录，而且是被发现的唯一记录：在威廉王岛西海岸的两座锥形石堆纪念碑里的两册笔记，还有一捆因冰冻而损坏导致无法阅读的信件。

对富兰克林的搜寻激发了英国人的想象力，这在巴罗探寻西北航道时从未发生过。以英国和美国为出发点的数十次探险，搜寻了加拿大群岛所有未经探寻而有必要去探寻的地方，尤其是海岸线。这一方式标志着北极探险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此前，探险目标仅仅是通过一条航道去往某个地方，此后则是准备在此地区过冬，并将该地也作为其关注的焦点。春天，小分队带着人拉的雪橇，向各个方向进发，探寻数百英里，所到之处几乎都发现了新的岛屿、海峡、海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努力产生了第一批涵盖范围广、精确度高的北极高纬度地区地图。然而，六年后，英国人不再抱有幻想。1854年，凭直觉认为，海军部对花费昂贵却没结果的探寻越来越不耐烦，愚蠢的统领爱德华·贝尔彻爵士草率地把皇家海军搜寻船“坚毅”舰、“无畏”舰 、“援助”舰和“先锋”舰丢弃在冰域中，离开北极。此刻，英国人的注意力是西克里米亚， 其腹地有英国人在丧命。

富兰克林的灾难终结了英国人，乃至几乎所有人，寻找西北航道的兴趣。约翰·理查德森爵士说，富兰克林的船员“用生命才促成了西北方向航道的打通”。麦克林托克写道，他们“死在执行任务途中”，而对他们来说，那次探险是一项“光荣使命”。这些评论被广为认可。海军部颁发了第一次成功通过这条航道的奖励，得主是罗伯特·麦克卢及“调查者”舰的船员——尽管人们对此不无异议。麦克卢一行人1850年穿过了白令海峡，1851年与1852年之交、1852年与1853年之交两个冬天被困在班克斯岛，然后徒步穿过冰地，来到位于迪利岛的“坚毅”舰，该岛正好在帕里曾到过的冬季港湾西边。下一个冬天，他们被困在巴瑟斯特岛附近，1854年9月与贝尔彻一起航行回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坚毅”舰上的雪橇名曰“约翰·巴罗”，该舰曾到过停在默西湾的“调查者”舰所在处，并于1853年春护送这些人回去。）

为了不贬损富兰克林已付出的努力，海军部奖给麦克卢一万英镑，只是原来为发现一条西北航道而设的2万英镑奖金的一半。

搜寻富兰克林的那些探险队，成功地测绘了帕里群岛南部和西部幾乎所有北极岛屿的海岸线。（阿蒙德森和史蒂芬森分别于1905年和1916年完成了对维多利亚岛东北海岸的勘察，这一地区最难到达）。帕特里克王子岛在这些岛屿里面最靠西，为铭记参与搜寻的爱尔兰人而命名。有几个岛屿以为这次搜寻提供资金的团体的名字命名，包括在富兰克林海峡一端的塔斯马尼亚群岛，该名称是为了铭记（富兰克林曾当总督的地方）为富兰克林夫人的探寻队提供捐助的人。班克斯地和威廉王地被探明是岛屿。贝洛特海峡也被发现。所有这些勘察工作几乎都是通过雪橇小分队完成的，而雪橇勘察技术是由麦克林托克完善的，此人1853年在105天内旅行1328多里，创下了一个纪录。

随着对富兰克林命运的兴趣开始减弱，人们的注意力慢慢转到其他两个目标上：一是去发现有人宣称的无冰北极海洋，二是到达地理北极点。这两个目标主要是由美国人完成的;实际上，通往这两个地方的主要通道——格陵兰岛和埃尔斯米尔岛之间的海峡，开始被称作美国通道，而且，这个地区本身也开始被一些人极其谬误地认为是美利坚合众国的一部分，尤其是在皮里把此地区作为其探险基地的那些年。

到1850年，北美北部已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域。哈得孙湾公司继续出口加拿大亚北极地区的毛皮赚钱;一些北极勘察队宣告发现了煤矿;美国捕鲸船凭其“进取精神”在楚科奇海又获得新的成功——投资者认为，也许这个地区有巨大的深入勘察潜力。这也向任何可以帮助“拓展航海图”的人，向任何可以绘制帕里群岛以北地区的地图或到达北极点的人，抛出了得名望及获声誉的承诺。1853年，由于到处弥散着这样的观点，美国船舶巨头亨利·格林内尔、慈善家乔治·皮博迪以及一些科学社团，决定赞助一个叫埃利萨·肯特·凯恩的美国探险家，此人意志坚定，名气不小。

事实上，在他向北航行时，凯恩本来要成为搜寻富兰克林的一员。但因为除了在毕切岛的宿营地，什么东西都没找到，凯恩觉得有必要朝一个不可能的方向搜索——北上史密斯海峡，并进入凯恩湾。1853年与1854年之交，他在格陵兰岛西北部的伦斯勒港过冬。1854年至1855年，他的船又被困在那里。他的雪橇队沿格陵兰海岸向北推进到北纬80°。1855年春，凯恩一行人整理好日记和地图，吵吵嚷嚷，徒步走出了北极，一直到戈德港，在那里他们遇上了救援队。

巴罗统领下的北极探险具有军事和科考特征，这是无私地为上帝和国家服务的。美国人进入北极却毫无这样的幻想。从凯恩到皮里，美国探险考察的特征既受其率队人个人的影响，又受其赞助人设想目标的影响。

凯恩身材小，体弱，痴迷于北极探险。加拿大北极历史学家L.H.尼特比评价说，他是“最后一批聪明、多才多艺的业余探险家之一”。他不同寻常的表现，他的勇气和多愁善感，他的浪漫想象力和品德极具美国特点。他去世时年仅37岁，但他的葬礼在当时与林肯的葬礼一样隆重。正是他的虚弱才凸显了美国人非常崇拜的品质——干劲、毅力和勇气。由于凯恩的船在海冰中又被困了一年，他用船上的老鼠熬汤，烧掉船上的一些东西取暖，用镜子把阳光反射到船仓里——他的船员患上了坏血病，躺在那里。与偶遇的当地猎人交涉时（因纽特猎人去他的船上偷东西，他们遇到陌生人，往往试探对方，看有无可乘之机），他先是很严厉，然后有点报复心理，最后处理得很得体。他成功地和他们达成协议，要求他们为他的船员提供食物。

凯恩跟随英国探险家爱德华·英格尔菲尔德去过史密斯海峡，他重申了英格尔菲尔德早些时候的报告（1852年），该报告认为，凯恩海盆的海冰以北有无冰水域，这一信息引起了外界的极大兴趣。无冰北极海洋的理论在此以前的300年里已经被提过很多次，但在地理学家约翰·柯特兰·莱特看来，19世纪支持这一理论的人“出于一厢情愿的商业目的，怀有民族主义的扩张野心”。人们有一些合理的理由去推测，遥远北方存在一大片无冰水域。早在1810年，俄罗斯探险家赫顿斯托姆已经描述了冰间湖。斯瓦尔巴群岛以西可以捕鲸的无冰水域，某些年份可延伸至北纬82°。海面结冰的范围，尤其是在格陵兰海，每一年的确有很大不同。但北极存在一片海洋的推测，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建立在一些零星的信息基础上——洋流形式，特定海域出现从遥远海岸漂来的浮木，海洋气温和陆地气温的级差分布，海洋哺乳动物的迁徙模式。即使按当时的标准来说，那也是不严密的科学推理。

19世纪末，随着较为严谨的科学的兴起，探寻无冰北极海洋的企图不再受到重视，但也并没遭到公开毁谤，因为公众不会接受这样的批评。从内战到一战伊始这段时间，美国受众极其渴望了解和阅读有关极地探险的经历。凯恩和查尔斯·弗兰西斯·豪尔，以及稍晚的史蒂芬森和皮里，这些在远离美国产业工厂的异域旅行的人，成了受人追捧的英雄人物。尤其是皮里这一果断品质的化身，一直受到人们尊崇，直到他的貪婪、傲慢的品行表现得太过分，从而引起大众反感。

卡尔·魏普雷希特是一名奥地利军官，1873年，他和朱丽叶斯·冯·佩叶一起发现了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1875年9月，他促使一批科学家在奥地利的格拉茨会晤，以便对北极做一个同步的，从而也更有用的考察。魏普雷希特认为，近期前往北极的尝试只是一些噱头而毫无价值;他批评那些热衷到北极发现新岛屿的国际竞争。他想搞清楚，极地气候的特质是什么，它对欧洲的天气有何影响，能否撇开沙文主义，积极推进国际合作，以便共同解答这些问题以及其他涉及北极的科学问题。他的同行认为，这些目标有可能实现。魏普雷希特的草案被修改完善，成为第一个国际极地年的计划方案。1882年，11个国家建立了12个考察期为一年的北极考察站。

最靠北的北极考察站是美国人在埃尔斯米尔岛的康吉堡建立的，由中尉阿道弗斯·格里利负责。根据一个历史学家的说法，格里利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普通指挥官，“一个不稳重的……脾气急躁的严峻军纪官”，并且没有北极经历。秉承美国传统，他选择的是博人眼球的探险，而不是乏味的科学观察——派詹姆士·洛克伍德少尉沿格陵兰海岸北上，如果可能的话，超越当时英国人所创造的到达北纬83°20′的纪录。1883年5月15日，洛克伍德和大卫·布雷纳德中士以及一个因纽特同伴，抵达北纬83°24′，比曾在同一海岸探险的内尔斯远征队多北进了4海里。“我们兴奋地互相握手，”布雷纳德后来写道，“甚至拥抱了因纽特人，他因莫名其妙而感到非常吃惊。”非常遗憾的是，在返回前，布雷纳德中士在岩石上刻了一些单词，来为知名的麦芽酒做广告。

张建国 南渑池人，郑州大学英美文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英美自然散文和科学散文。2009 年至2010 年在美国内华达大学（里诺校区）英语系做访问学者，师从斯洛维克教授，布兰奇教授，格罗特费尔蒂教授等国际著名生态批评家，研修生态批评与英美自然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