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讽谏到爱情:略论《诗经·关雎》课堂教学中的文化传承与理解

2019-01-31 04:35葛志伟叶静芝
中学语文 2019年16期
关键词:题旨关雎朱熹

葛志伟 叶静芝

得益于丰厚的经典意义与文学价值,《诗经·关雎》入选当前多种版本的语文教材。由于文本本身较为浅显,再加上课本注释比较充分,多数学生理解起来并不存在很大的障碍。倘若问一问这些孩子,《关雎》题旨是什么?绝大多数同学应该都认为它是一首青年男女的爱情恋歌。中国知网上检索到的十余篇《关雎》教学实录或教学研究文章,为上述推测提供了很好的证据。但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是谁在什么时候首先赋予《关雎》以爱情恋爱的意蕴?《关雎》何以能从传统经学的世代阐释中脱离出来?这些问题如果不经过一番探索,恐怕很难得出可靠结论。我们认为,此类问题的解答必须要回归《关雎》阐释史本身。此举不仅有助于将《关雎》课堂教学从当前的字词句疏通、文本结构分析、课文涵泳诵读、情感审美体验等层面上升到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理解的高度,更能达到“举一反三”的效果,即从研究过程中总结阅读方法,引导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经典进行合理研习。事实上,无论是作为语文核心素养的“文化传承与理解”还是作为学习任务群的“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研习”,都是国家新颁发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的内在要求。

一、乐而不淫:孔圣隐而不发的阅读体验

《诗经》作为文学经典的观念起源较晚,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它都是公认的儒家经典。尽管我们都知道在《诗经》文本形成之前,其中大多数诗篇都是分散在民间的里巷歌谣。但这些歌谣如果不是通过采诗、献诗、删诗等方式汇集于周王朝的宫廷之中,它们或许早已湮没无闻,根本没有进入文本阐释史的机会。因此,我们的探讨只能从《诗经》业已成书之后谈起。总之,经过“行人采诗”(《汉书·艺文志》)、“公卿列士献诗”(《国语·周语》)、“孔子删诗”(《史记·孔子世家》)等程序,诸多民间歌谣得以进入西周宫廷,并按照周王朝当时盛行的礼乐思想被重新予以编纂解读,进而形成一套盛行于贵族士大夫群体之间的政治伦理话语体系。《论语·季氏》记载了一个小故事:“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曰:‘不学诗,无以言。’”孔子的这句名言“不学诗,无以言”,当然不是说不学《诗经》就不会说话,其潜台词是告诫孔鲤不学习《诗经》就没有办法与当时的贵族交往。用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的话来说,就是无法融入上层贵族群体的朋友圈。孔子认为,学习《诗经》可以“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再不济也能起到“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的作用。基于这样的认识背景,孔子告诉弟子们“《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呈现出温柔敦厚式的中和之美。很显然,对于《关雎》题旨,一代文化之圣的孔子并未给出明确的回答,他只是隐约讲出了《关雎》的阅读情感体验,这也为后世对《关雎》题旨的阐释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二、讽谏美刺:汉唐儒家的政治教化观

文学史知识告诉我们,汉代传习《诗经》者有齐、鲁、韩、毛四家。“齐诗”出于齐人辕固、“鲁诗”因鲁人申培而得名、“韩诗”出于燕人韩婴、“毛诗”由其传授者毛公而得名。前三家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成,属于今文经学,西汉武帝时皆立于学官,置博士。“毛诗”用六国时期的古文字写成,是古文经学,武帝时系私学相传,未得到官方承认,后盛行于东汉。四家诗在阐述《诗经》过程中皆力图宣扬儒家思想,对具体诗篇的解释可谓大同小异。具体到《关雎》的题旨来说,如“鲁诗”云:“周渐将衰,康王晏起,毕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关雎》,性不双侣,愿得周公,配以窈窕,防微消渐,讽喻君父。”“韩诗”云:“今时大人内倾于色,贤人见其萌,故咏《关雎》,说淑女,正容仪,以刺时。”“毛诗”认为:“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可见汉儒阐释《关雎》,无论是哪一家,也无论其讽咏对象是天子还是后妃,皆不曾脱离宫廷这一特定场所。这与早期《诗经》文本形成的实际情形相一致,也符合阐释学的一般规律,绝非臆测妄说。汉武帝以后,通过“诗学博士”的设置与家法传承,《诗经》走上了经典化之路,成为文人士大夫必读之书。儒家通过《诗经》实施政治教化的理想也因此得以实现与普及。故《毛诗序》明确提出,“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此种观念由汉及唐,在孔颖达奉唐太宗之命编纂的《毛诗正义》中得到进一步巩固与发扬,成为后世儒家“诗教说”最核心的内容。

三、性情之正:宋儒朱熹“未敢越雷池”的“淫诗”说

《诗经》阐释到宋代出现了颇为热闹的局面。一方面研究论著骤然增加,《旧唐书·经籍志》录汉唐时期《诗经》研究论著30部313卷,而宋代仅据《宋史·艺文志》统计,诗经类论著就达到88部1284卷。另一方面这些论著总体上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即在阐发《诗经》传统教化意义的同时,也注意到《诗经》蕴含的文学性,进而尝试从文学的角度进行重新阐释。宋儒研究《诗经》的诸多论著中,朱熹《诗集传》尤为值得重视。客观而论,朱熹对《关雎》题旨的阐释与汉唐儒家相比并无特别之处,“宫中之人咏大姒、文王”的说法也未曾脱离宫廷语境。因为朱熹坚信“《周南》《召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但此书还是打破了传统经学阐释的藩篱,朱熹《诗集传序》明确指出:“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对《诗经》的文学性质,尤其是对《国风》的民间歌谣性质及蕴含的“情”,有着非常自觉的认识。但朱熹说到底还是位理学家,“存天理遏人欲”在其思想观念中还占据着绝对的位置。在他要压制的诸多人欲之中,男女情欲当然是要被强烈遏制的。因此,朱熹虽然认为风诗为男女言情歌谣,但对这种“情”却始终持否定态度。朱熹把多数涉及男女爱情的诗篇称为“淫诗”,如将《邶风·静女》看作“淫奔期会之诗”、《郑风·将仲子》视为“淫奔者之辞”、《卫风·氓》说成“淫妇为人所弃,而自序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等。这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否定,是对男女言情之辞的贬称。对理学家朱熹来说,这是他唯一可能采取的态度。但他对“情”的发现以及极端的否定说辞,为后人正确认识《诗经》蕴含的“情”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影响足以造成《诗经》阐释方式在后世的转型。

四、以情反理:明代初见端倪的“异端”言论

元、明两代的《诗经》研究几乎都是朱熹的追随者。他们或是阐释朱子《诗》学,或是顺着朱子指引的方向,继续探讨天理人道关系,将《诗经》研究进一步理学化。此种现象与明代思想专制的政策颇有关联。朱元璋登基后颁布禁令,排除杂书异说,大规模地编纂 《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三部理学巨著,确立程朱理学的绝对统治地位。宋代理学原有的道德理性和人文精神受到扭曲,渐渐失去生机活力。理学家曾竭力遏制打压的“人欲私情”,反倒激起了部分崇尚个性解放与思想自由者的反抗热情,成为明代中后期“以情反理”思潮的前提。聚焦到《诗经》研究,即表现为对传统诗教说的怀疑与否定,少数学者能抛开美刺讽谏的传统观念,开始用艺术审美的态度观照《诗经》文本。如沈守正《诗经说通》认为《关雎》:“所谓忧之喜之者,不必泥定文王,亦不必泥定宫人,只是爱之重之,而形容无已之词。”很明显,此种说法是对朱熹所理解《关雎》题旨的否定。对“情”最激进的态度,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一代戏曲大师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中热情称赞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作者的“至情论”通过戏中人物言行表现得淋漓尽致。第九折《肃苑》中,先是杜丽娘读到《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一句时悄然废书而叹:“圣人之情,尽见于此矣。今古同怀,岂不然乎?”后来又借春香之口说道:“小姐说,关了的雎鸠,尚然有洲渚之兴,可以人而不如鸟乎!”众所周知,“关关”是雎鸠鸟的鸣叫声,从古至今从未有异议。然“为诗章讲动情肠”的杜丽娘却故意将其理解为被关闭的“关”。可以说源自宫廷的《关雎》题旨在《牡丹亭》的“戏言”中得以彻底解构,并成功唤起了闺中女子的春愁情思,成为晚明“至情论”的一个绝妙注脚。这一点,古今研读《关雎》者似乎未见有人拈出。

五、折中调和:清人趋于保守的文学阐释

清代《诗经》研究的影响远较明代大,以文学视角研究《诗经》更是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现象。如洪湛侯先生《诗经学史》一书始设“清代运用文学观点论《诗》的学者和诗人”专章对之进行了个案研究。在此方面影响较大者首推姚际恒、崔述、方玉润三人。胡适在《谈谈诗经》一文中赞赏他们说:“那个时候研究《诗经》的人,确实出了几个比汉宋都要高明的,如著《诗经通论》的姚际恒,著《读风偶识》的崔述,著《诗经原始》的方玉润,他们都大胆地推翻汉宋的腐旧的见解,研究《诗经》里面的字句和内容。”然而非常可惜的是,这三家对于《关雎》题旨的探讨未能如《国风》那般新见迭出,某种程度上反而趋向保守。如姚际恒认为《关雎》“只是当时诗人美世子娶妃初婚之作……为周家发祥之兆”。此说虽否定了《毛诗序》《诗集传》的观点,却只是转换叙述视角,阐释语境仍不离早期的宫廷。崔述则进一步发挥朱熹的观点,并补充认为:“先儒误以为夫妇之情为私,是以曲为之解。不知情之所发,五伦为最。五伦始于夫妇,故十五国风中男女夫妇之言尤多。”崔述不赞同将夫妇之情纳入儿女私情范畴,反而使其回归到儒家提倡的“五伦”观念之中。方玉润论诗旨在“求得古人作诗本意”,故自名为《诗经原始》。《诗经原始》的成就及价值学界自有公论,此处不遑多说,但其对《关雎》题旨的理解则表现出一种含混态度。他不赞同朱熹的观点,认为“此诗盖周邑之咏初婚者”,但又认为“然非文王、大姒之德之盛,有以化民成俗,使之咸归于正,则民间歌谣亦何从得此中正和平之音耶……故读是诗者,以为咏文王、大姒也可”。说来说去,反倒是将朱熹的观点包含其中了。我们不否认清代《诗经》研究在文学阐释方面的成就,但具体到《关雎》题旨的理解,以姚、崔、方为代表的清代学者却表现出保守倾向,稍有变化者不过是间或用“婚姻”代替了前人的“美刺”(颂美与讽谏),进而将其重新囿于儒家传统诗教说体系之中,未能对文本中蕴含的“情”作更进一步的宣扬。

六、文化革新:民国学者“爱情恋爱”出现于传播

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揭开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序幕。在批判、革新传统文化精神的启迪下,再加上欧美进化论思想的影响,《诗经》传统阐释体系进一步遭到解构。当时以胡适、顾颉刚、钱玄同、闻一多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普遍相信,《诗经》不过是一部古老的歌谣总集,它与政治教化、讽谏美刺等内容无关,并在此基础上努力还原其文学本体价值。如顾颉刚在《诗经的厄运与幸运》(1923)一文中说:“我们既知道它是一部文学书,就应该用文学的眼光去批评它,用文学书的惯例去注释它,这才是正办。”随后,胡适先生在《谈谈〈诗经〉》(1925)一文中指出,“大胆地推翻二千年来积下来的附会的见解,完全用社会学的、历史学的,文学的眼光重新给每一首诗下个解释”。后来,胡适在《周南新解》(1931)一文中明确提出《关雎》题旨是“男子思念女子,睡梦里想她,用音乐来引诱她,挑逗她”。这一说法很快即得到其他学者的响应,陈漱琴编辑而成的《诗经情诗今译》(1932)将《关雎》作为一首情诗收入其中,而《关雎》译者储皖峰也认为“《关雎》一篇,是一个男子片恋的恋歌”。闻一多 《风诗类钞》(1936)亦认为《关雎》本意为“女子采荇于河滨,君子见而悦之”。此外,陆侃如与冯沅君《中国诗史》(1931)、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1941)等文学史著作在涉及《关雎》时,都持爱情恋爱题旨说。如陆氏认为:“(二南)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写恋爱的诗,如《关雎》《汉广》《摽有梅》《野有死麕》等。我们以《关雎》为例……”《关雎》不仅是写恋爱的诗,而且还是这一类诗歌的代表。有学者指出,“文学史作者通过与古代文学经典文本的双向对话,使经典文本呈现出一个永远不断增加的意义链”。在这个所谓的“意义链”中,作为爱情恋爱题材的《关雎》又得以借助文学史这样一个平台,正大光明地走进大学与中学课堂,成为一种符合时代潮流的新诗篇。如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九年级下第六单元“《诗经》两篇”的导语说,“雎鸠啼鸣,荇菜参差,晨雾朦胧,芦苇飘荡……你听,他们各自为自己倾心的 ‘淑女’‘伊人’唱出了缠绵悱恻的情歌”。

七、结论及其他

套用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Bendetto Croce,1866—1952)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可以这样表述:一切文学阐释都是为当代人服务的。时至今日,鲜有人再胶柱鼓瑟般认为《关雎》是一篇政治教化、讽谏类诗篇。爱情恋爱的题旨作为一种阅读常识已经广为流传,但这不应该成为我们菲薄前贤观点的理由。笔者在一次中学观摩课上甚至听到这样的论调,开课老师数次谈到“前人错误地把《关雎》当作一首政治说教诗……”“这样一首美丽的情歌居然被埋没了两千年……”教育部颁发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在“学习任务群8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研习”里规定5条学习目标与内容,其中第2条说:“在特定的社会文化场景中考察传统文化经典作品,以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认识作品对中国文化发展的贡献”。伴随着《诗经》的世代传播,《关雎》已经拥有两千多年的阐释史,而我们将其当作一首爱情恋歌解读的时间充其量也不过一百年。历史长河之中,我们与其竭尽全力与前人辨是非,倒不如心平气和地把《关雎》阐释史告诉学生,帮助他们形成对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培养他们“在特定的社会文化场景中”理解前贤思想与观点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仅可用于《诗经》研读,更可推及至全部的古代文学经典作品。唯有如此,我们的语文课堂才能与时俱进,进而真正成为提升学生语文核心素养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主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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