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疫苗运动：民众有说“不”的权利

2015年4月28日，美国萨克拉门托市，反疫苗人士抗议加州政府的强制注射疫苗法案（IC图）

点开那张照片时，苏珊·塞内托尔刚刚读完一则关于美国21个州爆发麻疹的新闻。新闻里说，2018年8月中旬，已有107人确认患有麻疹，大多数都没接种过疫苗。

苏珊在心里默默祈祷了一句，把视线转向屏幕上的照片：一个小女孩开心地坐在婴儿车里，旁边的父亲满脸笑意，任由自己的一根手指被女儿攥在手心。照片的发布者是意大利奥运金牌得主伊万·扎伊采夫，他在简介中写道，刚刚带7个月大的女儿去接种了疫苗。

苏珊看到的时候，这张照片已在网上挂了一月有余，恶意满满的攻击占领了它的评论区——有人说，扎伊采夫定是拿了疫苗厂商的“脏钱”;还有人诅咒小女孩，“希望她快点得病死掉”。

“这些人都是怎么回事。”苏珊皱着眉，摇了摇头。她发觉自己已经对这些反疫苗人士的行为心生反感了，尽管20年前，她也曾是其中的一员——当时，她的大儿子奈特被确诊患有重度自闭症，苏珊一度相信，那与疫苗有关。当然，她没有这么恶毒和激进。

在疫苗效果早已得到科学界公认的当下，西方仍有不少人和过去的苏珊一样，对疫苗满腹狐疑。

反对的理由形形色色，比如不相信科学，或者更直接些，不相信政府，但落实到行动上，选择却非常一致：他们拒绝打疫苗，或是拒绝给孩子打疫苗——过去十年间，没有接种疫苗的美国儿童数量增长了60%;在欧洲的部分地区，疫苗覆盖率甚至不足70%。

拒绝的效果“卓著”：美国官方曾于2000年宣布已经消灭麻疹，2014年却又再现644个病例，打破了15年来的最高纪录;2018年前10个月，欧洲共确诊了5.4万名麻疹病人，达到20年来的最高水平。

一度偃旗息鼓的麻疹，在欧美死灰复燃。

反对的背后

回想起当初的“反疫苗”岁月，苏珊在博客中坦承，当时，她只是想为儿子和自己的痛苦，找一个可以责怪的“替罪羊”。

簡单从时间关系上看，疫苗是个合适的“凶手”：麻疹、腮腺炎和风疹三联疫苗（MMR）首针一般在1至2岁时接种，而自闭症状的显露则往往在3岁左右，在这样一个先后顺序下，患有自闭症的儿童大多确实接种了MMR疫苗。

“没错，你确实可以告诉家长们那都是巧合，但对于经历过一切的人，这样的论述还不够。”波士顿大学教授乔治·安纳斯说。

1967年，哥斯达黎加，一个小男孩在接种天花疫苗（@视觉中国）

这或许正是反疫苗运动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人们不断用亲身经历去加强捕风捉影的恐惧和根深蒂固的成见，却拒绝理解和接受与自己观点相悖的声音，哪怕那些声音有主流科学界背书——甚至主流科学界也会因此被激进者认作“帮凶”。

必须承认，疫苗的本质是灭活或减活的抗原，虽然概率极低，但确实存在副作用和不良反应的可能性，“恶魔抽签”难以杜绝。“人祸”也是风险的重要来源，并进一步加剧了反疫苗者的恐慌感——20世纪初，美国曾发生过天花疫苗被污染的事故;1955年春天，美国的一批脊髓灰质疫苗出现质量问题，令4万接种者染病。

然而，反疫苗人士抓住零星的反例，却对另一个更庞大的事实视而不见：疫苗没有令世界变得更糟，反倒推动它走向美好。比如，MMR疫苗出现以前，世界平均每年都有约260万人死于麻疹，如今死亡率降低了84%;再比如，在1980年被正式宣布扑灭前，天花曾在世界范围内夺走上亿人性命。

甚至人类对疫苗的误解，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疫苗的成功之处——“如果他们从未见过一个孩子因水痘而致盲，或因百日咳而智力发育受阻，就很难意识到接种疫苗到底有多大的好处。” 哈佛大学医学教授巴里·布鲁姆说。

“一种特殊而肮脏的巫术”

反对和怀疑原本情有可原。在疫苗诞生的18世纪，医学一半依据科学，另一半全靠猜测，最早的天花疫苗也无非就是有意感染的牛痘，能否成功免疫全凭运气。

哪怕到了20世纪上半叶，包括大文豪托尔斯泰在内的许多名人仍然对疫苗心存疑虑，萧伯纳还把它称为“一种特殊而肮脏的巫术”——在言辞上，他们或许可被视为现代反疫苗人士的前辈。

反疫苗运动中真正的“英雄式人物”，“诞生”在1901年。

当年，天花病毒在波士顿肆虐，政府为了对抗疫情，鼓励市民都去接种疫苗，却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无奈之下，时任美国波士顿健康委员会主席发起挑战，称反对者既然执意不肯接种疫苗，那他们就要证明自己的信仰：在毫无防护的情况下，只身前往隔离着众多天花病人的盖洛普岛。

伊曼努尔·法伊芙是唯一接受挑战的人。在各家媒体的大肆渲染之下，“天花测试”很快变成了美国家喻户晓的事件。这个曾夸下海口、称自己能治愈所有慢性疾病、疫苗毫无用处的医生，从小岛归来后就病倒了。《纽约时报》悲观预测：“他大概命不久矣。”不过，事情发展至此，却迎来惊人转折：到了1902年3月，法伊芙医生奇迹般地康复了。

反疫苗人士大为振奋，继续坚守拒绝疫苗的立场。于是，同年晚些时候，天花在波士顿大规模爆发。

这仿佛是后续所有反疫苗运动的缩影：人们怀着一个朴素的信念，在某个人或者某种理论中寻找支撑，无论那个人的事迹是多么难以复制，那个理论是多么缺乏实据。而最后的结果，往往都是疫情的卷土重来。

麻疹和自闭症的强行关联就是一个再典型不过的例子。这个阴谋论的始作俑者是英国肠胃病学家安德鲁·韦克菲尔德，1998年，他在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上发表文章，称MMR疫苗会影响儿童大脑发育，引发自闭症。虽然后来证实，这一“发现”毫无证据，韦克菲尔德本人接受了向疫苗制造商提起诉讼的当事人的资金，有违科学伦理，《柳叶刀》也于2010年正式撤稿，可这一说法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成为了众多反疫苗人士的“理论指南”和“行动纲领”。

它甚至跨越了物种——一些人认为，宠物狗也会因为接种疫苗而受到自闭症的荼毒。

2017年6月3日，意大利罗马发生“反疫苗”示威活动（IC图）

谋取政治筹码的工具

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政客中，也不乏反疫苗运动的“坚定”支持者。

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是其一。2012年，当时还只是富豪的他在推特上称，“健康的小孩被打了各种各样的疫苗，然后就变成了自闭症患儿——这样的例子太多了。”2016年末，刚刚在总统竞选中获胜，他再次迫不及待地表明立場——给“反疫苗先驱”韦克菲尔德发去就职典礼的邀请函。2017年，上任伊始，他就提名著名的反疫苗人士罗伯特·肯尼迪担任“疫苗安全和科学诚信小组”主席——两年过去了，小组的建成依然遥遥无期。

没有人知道，特朗普到底是真诚地相信反疫苗理论，还是只是在试图“迎合民意”。不过，总统如此，无异于给美国的反疫苗运动注入一剂强心针：2017年3月，华盛顿爆发大规模反疫苗游行。

俄罗斯的相关研究认为，疫苗是个极易制造分化和对立的话题，对于想要散播混乱和不安情绪的人来说，这是个相当合适的入口——它天然地画下了一条沟堑，一边是医疗知识不足的民众，另一边是占据话语权的大型药企和政府。正如罗马国际社会科学自由大学政治学教授乔瓦尼·奥西纳说的那样，“如果医生说孩子必须接种疫苗，人们不会觉得医生专业，反而会想，医生是不是从销售疫苗的公司那里拿了钱。”

也正因为此，这场旷日持久的反疫苗运动，如今已超出了医学讨论的范畴，其背后蔓延的怀疑情绪正被西方民粹主义政客利用，演变成谋取政治筹码的工具。

2015年，意大利民粹主义主义政党“五星运动”提出一项法律，认为“疫苗接种与特定疾病之间存在密切联系”。2018年7月，卫生部长——亦是“五星运动”成员——朱利亚·格里洛发布公告，取消了孩子入学需提交疫苗接种证明的要求。

法国极右政党国民联盟的领导人玛丽娜·勒庞则将拒绝接种疫苗上升到了公民自由的高度：2018年8月，当法国政府因为MMR接种率低而决定对11种疫苗进行强制接种的时候，她表示，应该赋予民众说“不”的权利。

只是，疫情也有权说“不”。目前，法国MMR疫苗覆盖率不到80%，在2017年已有多名儿童死于麻疹。至于“五星运动”当道、采取各种手段抵制疫苗接种的意大利，2017年则确诊了4885起麻疹病例，位列欧洲第二——用《卫报》的话说，其疫苗覆盖率“和非洲纳米比亚差不多”。

澳洲科技新闻网ScienceAlert用一场慢速播放的恐怖电影，来比拟麻疹的卷土重来，“主人公明明手持厉害无比的武器，却总是做出愚蠢的糟糕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