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落桃园（短篇小说）

刘庆邦

开篇的话

重凤昆启万，敦本庆家昌。这像是一句五言诗，我试图读出其中的诗意。可我读来读去，实在寻找不出诗意在哪里。我愿意承认，这每一个字都是好汉字，都像是挑粮食种子一样挑选出来的，粒粒结实饱满，掷地有声。可惜每个字都是孤立的，字与字之间并没有建立起内在的联系，没有生发诗意。虽说每个字本身都有它的意思在，都可以单独阐释，但还是停留在说文解字意义上的意思，而不是诗歌的意思。还拿粮食作比，尽管每一粒粮食都是好粮食，如果没有融合，没有发酵，没有蒸煮，就不会变成酒浆。谁想从“粮食”中品出酒味儿，只能是徒劳。

那么，这些字是干什么用的呢？告诉朋友们吧，这是排列在我们《刘氏族谱》上的字，是我们刘氏家族的人起名字用的。一辈又一辈的人，都必须按照族谱规定的字严格执行，绝不允许有半点乱谱。除了我在开头写到过的十个字，后面以五言形式整整齐齐排列的还有不少字。我不知道这些字最早是谁挑选出来的、排列出来的。但我敢肯定，这些字的敲定，是有文化并对文字有深究的人干的。我还敢肯定，那个人就是我们刘家的先人。先人早已离我们而去，像仙人一样不可寻觅。但先人留下的这些字，不能不让我们这些后来者心生敬畏，并有一些神圣感。

有心的朋友可能注意到了，我提到的十个字中，有一个庆字。对了，庆字是我名字中间的一个字，我属于庆字辈。从庆字辈往上数，就是本字辈、敦字辈、万字辈等。本字辈是我的父辈和叔叔辈，敦字辈是我的爷爷辈，万字辈就是我的太爷爷辈。在我的记忆里，我还很小的时候，村里万字辈的太爷爷已寥寥无几。仅存的几位，也是老态龙钟，朝不保夕。反正我从未见过我的亲太爷爷。敦字辈的虽说比万字辈的多一些，但也处于整体性的衰落期，行将退出村里的历史舞台。比如我爷爷弟兄四个，大爷和四爷早就死了，在我尚未出生时就死了。我爷爷呢，在我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他也死了。只剩下一个三爷。三爷也是满头白发，进入老境，只能做一些在生产队的场院里看场院的轻活儿。此时村里的中坚力量是本字辈的叔叔们。我粗略算了一下，属于刘姓本家的叔叔们大约有一百多位。在那个阶段，村里到处都是他们强壮的身影，粗喉咙大嗓的声音，还有旺盛的雄性气息。不仅犁地耙地、摇耧撒种、放磙扬场等一应庄稼活儿由他们承担，连生产队的大队长、小队长、会计、记工员，包括学习毛主席著作辅导员等，都由叔叔辈包揽。如我之辈的庆字辈，还远远排不上队。按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说法，我们庆字辈那时还没有形成波浪，对本字辈的叔叔们还起不到任何助澜作用，而叔叔们的波浪正在滚滚向前的浪头上，的确把他们敦字辈的前浪推得够呛。可以说，在當时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旗帜下，在整个公社化、集体化时期，我的叔叔们在村里都是主导性的力量。如果说本是根本的话，那个时期我们刘楼村的历史根本上都是他们创造的。如果说本是一本书的话，书本里的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都是那些叔叔们。

四十多年来，我已经写了不少小说，在小说中也刻画了众多人物。每个人的生命有限，经历有限，写作资源也有限。有时我觉得，自己的写作资源已经使用得差不多了，好像没什么可写的了。有一天蓦然回首，我竟然发现，那么多的叔叔，我一个都没有写过。真的，有的叔叔我可能在作品中偶尔提到过，但都是一些陪衬性的边边角角，从没有把写作的焦点对准其中任何一个叔叔，没有把其单独请出来，当成一个主要人物来写。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在本字辈的那一辈人中，我父亲是第一个出生，排在打头的位置。其后陆续出生的本字辈的人，都是我父亲的堂弟。也就是说，所有的本字辈的人，没有一个人是我的伯伯，统统是我的叔叔。为了把众多的叔叔相区别，在叫某个叔叔的时候，我往往要按他们的排行叫，或连他们的名字一起叫，比如本成叔、本生叔、本功叔等。

叶生叶落，月圆月缺;四季更迭，生命更替。在我们看来也就是一转眼的工夫，叔叔们开始走下坡路，一个接一个走到地平线下面去了。我几乎每年都会听到村里的堂弟们向我报告，说哪个叔叔走了，哪个叔叔也走了。他们走到哪里去了呢？他们从村里走到村外，最终走到坟地里去了。地上鼓起一个个圆圆的坟包，上面安着一个圆锥形的坟头，坟包代表着他们的身，坟头代表着他们的头，每个叔叔都成了一成不变的“胖叔叔”。

不用说，我们村的时代，目前进入了由庆字辈的哥哥和弟弟们当家主事的时代。庆字辈的弟兄们表现得不是很好，除了少数人在村里留守，大多数都选择了逃离。不要说别人，我自己就是较早的逃离者之一。不过，只有脱离了村庄，我才有了故乡的概念，成了有故乡的人。同时，离开故乡我才知道，故乡是我们的根，人虽离开了故乡，根还留在那里。一如每个人都不能擅自改变自己的梦境，故乡还是最让我梦绕魂牵的地方。因此，每年清明节前夕，我都要回老家看一看。在墓园里扫墓烧纸的时候，大姐、二姐会把周边隆起的新坟指给我看，说东边的那座坟里埋的是哪位叔叔，西边的那座坟里埋的又是哪位叔叔。不管大姐、二姐指给我看哪个叔叔的坟，我都会马上想起那个叔叔生前的样子。恍惚之中，我似乎看见有的叔叔在坟中站起身来，在跟我打招呼。我还仿佛听见有的叔叔在对我说：听说你这孩子不是会写点东西嘛，你怎么不写写我们呢？

好吧好吧，我现在就着手写你们。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本书，都值得书写。可村里那么多叔叔，我不可能把每个叔叔都写到。我要挑故事比较多、有代表性的叔叔写，或者说挑我自己比较感兴趣的叔叔写。我所写到的叔叔，难免会有一些对逝者怀念的意思，但我不打算为任何一位叔叔立传，更不会为任何一位叔叔歌功颂德。我想通过叔叔们，写出人生的苦辣酸甜，写出人性的丰富和复杂，写出个体生命起伏跌宕的轨迹，写出艰难的尘世带给我们的命运感，并写出时代打在他们心灵上的深深的烙印。有写得不好、不对和对叔叔有冒犯的地方，请叔叔们不要生气，一定要谅解你们的侄子啊！

有评论家朋友知道了我要写关于叔叔们的系列小说故事，说我的小说写到这个份儿上，胡写都可以。这话让我吃惊不小，胡写？什么叫胡写？怎么才算胡写？这个我得想想，我得好好想想。我想，所謂胡写，是不是希望我放开想象，打破小说原有的规矩，突破小说原有的界限，写得新颖一些，给读者一些陌生感呢？我还想，朋友的话后面也许还有话，话后面的话，是不是嫌我以前的小说写得过于保守，过于老实，过于循规蹈矩，写的小说太像小说呢？我怎么办？要不咱也玩一把玄的，弄一把疯魔，胡写一下试试？我想来想去，不行呀，那一套咱不会呀，玩不来呀！我的体会是，每个人的写作，是跟这个人的天性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是由天性决定的，怎么写，不怎么写，一出手就决定了，想改变是很难的。勉强改变，有可能会失去天性，同时失去自我。算了，饶了我吧，我真的不会胡写，请允许我还是老老实实地写吧！

加上我这次写的对象都是我的叔叔、我的长辈、我们同宗同族，血脉相连，我对他们是尊重的。我写了他们，已经过世的，有可能会在天上注视着我;尚未过世的，会在人间关注着我，我应该写得小心翼翼，更加严谨，更加诚实，怎么敢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呢？

好了，开篇的话已经说得不少了，下面开始讲第一位叔叔的故事。

这个叔叔，我叫他大叔，他是我三爷的大儿子。

从小到大，直到十九岁外出到煤矿参加工作，我从没有见过这位大叔。别说见了，我连听说都没听说过，好像这位大叔压根儿就不存在。三爷有三个儿子，我只见过他的二儿子和三儿子。我目睹过三爷的二儿子娶新媳妇儿，也目睹过三爷的三儿子娶新媳妇儿。他们娶的新媳妇儿脸上都搽了粉，都穿了新衣服和绣花鞋，的确很新的样子。他们结婚后，仍和我们家住在同一个大院子里。三爷、三奶奶和他们的两个儿子、两房儿媳妇住在坐东朝西的四间草顶房子里，我站在我们家坐北朝南的堂屋门口，就可以看到他们的门口。有时关起门来，我都能听见叔叔和婶子吵架的声音。在那段不算短的时间里，我误以为三爷只有两个儿子，我擅自把他的两个儿子的排位上移，把老二排到了老大的位置，把老三排到了老二的位置。记得有时我把二叔喊成了大叔，把三叔喊成了二叔，他们并没有纠正我。三爷和三奶奶还有一个大儿子，作为父母，他们肯定不会忘记，但他们表面上像是忘记了，因为我从未听到过他们提起大儿子的事。我母亲记忆力极好，她应该记得三爷还有一个大儿子，在对我们讲过去的事情时，母亲像是故意回避着什么，也只字不提三爷家大儿子的事。

这是为什么呢？若干年后我才知道，原来大叔十九岁外出当兵，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当上了一个小军官。淮海战役之后，他在死人无数的战场上捡回一条命，跟随溃逃的国民党军队，跑到台湾岛上去了。他一到台湾，就与家人中断了联系，一中断就是三十多年。三十多年对大叔来说是漫长的，他时常隔着大海，向着大陆家乡的方向眺望。但天茫茫，海茫茫，他什么都看不到。他和家里亲人的隔断，像是生死之隔，阴阳之隔。要打通隔离，恐怕像打通生死和阴阳一样难。

按我们村大多数人的估计，大叔凶多吉少，十有八九是死在战场上了。乱飞的枪子儿又不长眼，谁碰上枪子儿都得死。既然大叔当的是国民党的兵，既然国民党是战败方，大叔死了就算了，别提他了。除了大叔，我们村还有一个姓范的年轻人，他也是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当兵，也是大战之后生死不明，音信全无。三十多年后，大叔总算和家里亲人联系上了，总算又回到了故乡，可那个姓范的年轻人至今如灰飞烟灭，一点儿信息都没有。

我们老家离淮海战役的战场不是很远，我三爷就当过淮海战役的支前民工。他推着一种叫“小土牛”的独轮车，去前线为解放军送过粮食。事情就是这样有意思，三爷明知他的大儿子是在国民党的军队里服役，也明知解放军打的是他的大儿子所在的部队，他却心甘情愿地去给解放军的部队送粮食。国民党的军队之所以失败、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之所以胜利，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小小的原因。你想啊，连当爹的都不向着儿子了，儿子哪有不失败的道理呢！三爷知道，国民党的军队战败后，在战场上的雪地里丢下很多尸体，根本来不及收拾就跑了。直到第二年的春天雪化、尸化时，哪里有腐化的尸体，哪里的麦苗就长得旺一些、高一些。三爷难免联想起他的儿子，他估计自己儿子的命运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但他还抱有侥幸心理和一线希望，暗想自己的儿子也许还活着，也许跑到台湾去了。在这方面，三奶奶堪称一个有执念的人，她坚定地认为，她的大儿子还活着。她的理由很简单，人在世上行走，只要没得到具体的、确切的、不好的消息，就说明她的大儿子还在人世上活着，她不会掉泪，不会放弃对大儿子的思念。

老两口对大儿子的思念和念叨，只能在家里，或在夜间，都是在私下里进行，白天当着别人的面，他们守口如瓶，从来不提大儿子。哪怕三奶奶是在私下里念叨大儿子，三爷也顿时有所警惕，好像怕隔墙有耳的耳听去似的。解放后，三爷家被划成贫农成分，三爷当上了贫协会的成员。在斗地主、分田地的时候，三爷表现得相当积极。听我母亲讲过，在批斗一个刘姓万字辈的地主时，因地主个子高，三爷个子低，三爷跳起脚来才能抽到地主的嘴巴子。三爷当然清楚，在那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阶级敌人除了地主富农，后来还增加了反坏右。反是反动分子，或反革命分子;坏是坏蛋分子;右是右派分子。按上面划定的标准衡量，如果三爷的大儿子还活着，而且是在台湾，当是黑五类之一的反动分子。而三爷家呢，当是反动分子的家属，简称反属。天哪，那可不行，万万不行！那不是从革命的骨干变成革命的对象了嘛！三爷所采取的办法就是两个字，不提。五年不提，十年不提，二十年不提，在人前关于大儿子的事半个字都不提。世上人来人去，如果一个人老不被人提及，时间一长，这个人就被淡忘了、遗忘了，跟消失了差不多，跟从来没存在过差不多。应该说三爷的不提取得了应有的效果。拿我来说，很长时间我都不知道大叔的存在。我母亲跟三爷的想法是一样的，她也是害怕家庭社会关系中多出一个反动分子来。在类似的事情上，我们的母亲已饱受折磨，变得格外敏感。这是因为，我父亲就在冯玉祥部下当过国民党的军官。虽说我父亲在抗战胜利之后就退伍还乡，并在1960年去世，但他还是被人说成是历史反革命分子，以致使他的子女受到株连，受到歧视。我初中毕业后，曾两次积极报名要求参军。体检是合格了，一政审就把我刷了下来。

大叔第一次从台湾往家里写信是1979年，从他1949年离开大陆，时间整整过去了三十年。如果他离开大陆时还是一个青年的话，三十年后他差不多已经变成了一个老人。三十年的一万多个日日夜夜，大叔不会忘记他的家乡，不会忘记他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也不会忘记对大陆动态的关注。大叔定是从台湾的新闻报道中注意到了，大陆开始了改革开放，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变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陆把地主富农的帽子都摘掉了，每个人都是国家公民，处在平等的位置。大陆发布了《告台湾同胞书》，调子上开始出现了缓和的迹象，并向台湾同胞发出召唤。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叔试探性地给家里写了第一封信。后来大叔回忆说，为了写这第一封信，他不知流了多少眼泪，眼泪不知打湿了多少信纸。算起来，他的父亲母亲都七十多岁了，他不知父母还是不是在世。一般来说，农村人的岁数能超过七十就算不错，能活过八十岁的不是很多。他担心这一辈子恐怕不一定能见到父母了。一想到这里，他就禁不住流下泪来。当时台湾和大陆还不通邮，大叔把信寄给在香港九龙的朋友，由朋友转寄到大陆的河南省沈丘县刘庄店镇南面三里的刘楼村。在信封上，收信人大叔没写三爷的名字，写的是自己的名字，他的名字叫刘本德。我们村还有一个叫刘本德的，他是刚刚摘帽的地主家的儿子。队长从大队里把信捎回后，就交给了村里的刘本德。村里的刘本德确有一个舅舅在香港居住，他以为是舅舅给他寄的信。他拆开信，找识字的人把信念来念去，信上的话跟他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于是，他把信退还给了队长。既然信已经拆开了，队长就把信交给一个在村里教小学的老师，让老师在吃饭场里把信念一念，看看这封信跟村里人到底有没有关系。老师念信时，三爷也在饭场里吃饭。三爷对这封信并没有很注意听，他不会想到会有人给他写信。但是，当他无意中听到写信人自我介绍说：我的大名叫刘本德，我的小名叫天增。天增？三爷听到天增二字，如在晴天里听到天边传过来的一声雷，他一下子愣住了。同时他的手不由得哆嗦了一下，手里的饭碗差点儿掉在地上。他对念信的老师说：你再念一遍，他是说他叫天增吗？老师把那段话又念了一遍，确认写信人的小名是叫天增，老师说，天是天地的天，增是增加的增。三爷的眼圈儿顿时有些发红，说话也有些喃喃，他说：天增是我的大儿子啊！又说：天增你这孩子，你真的还活着吗？

快，快把信念给他娘听听！三爷让老师拿着信跟他一块儿回家去了。

三奶奶生了病，正在床上躺着。听老师念了信，特别是听大叔在信里写道：娘啊，儿不能在娘跟前尽孝，都是儿的不孝啊！三奶奶一下子哭了起来。她还像儿子小时候叫儿子的小名一樣，说：增儿啊，增儿啊，你真是小增儿吗？

老师是本字辈，他劝三奶奶说：三大娘，大哥有信儿了，这是天大的喜事，你应该高兴才是啊！

三奶奶不哭了，挣扎着从床上坐了起来，她说：我早就知道，俺大儿不会死。他娘还没死呢，他怎么能死！他不回来，我就不死！

大叔的信，在村里产生的效应是轰动性的，一时间，全村的家家户户都在谈论这件事。要是搁前几年，特别是在“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出这样的事情可不得了，一定会被村干部视为阶级斗争新动向，把大叔视为阶级敌人、反动分子，并把大叔的来信与蒋介石反攻大陆联系起来看待。说不定村干部还会把这件事向公社革命委员会汇报，还说不定革命委员会要派人对信件和三爷三奶奶进行审查。然而，山不转水转，三十年河东转河西，随着风向的转变，人们的看法像被新风荡涤过一样，很快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村里人没有再如临大敌，只是有些惊奇，原来村里还有这么一个本字辈的人，三十年没有一点信儿，现在终于有了信儿。村里年轻人说，以前没听三爷三奶奶说过他们还有一个大儿子呀，两个老人的嘴可真够严的。村里人估计，名字叫刘本德的大叔既然还活着，一定是在台湾做了官，发了财，混出了人样儿。当时生产队还没有解散，土地还没有分田到户，打工的潮流还没有兴起，人们还都在村里待着。听到大叔来信的消息后，人们纷纷到三爷三奶奶家里去了，好像大叔已经从台湾回来了一样，他们要看看大叔长什么样。来到三爷三奶奶家里，他们要求看信，要求把信的内容听一听。看到了大叔的信，他们像是看到了大叔一样。喜事让三奶奶的精神好了不少，她不在床上躺着了，要求吃饭，要求吃药，说一定要等到他的大儿子回来，跟他的大儿子见上一面。接着，三爷三奶奶就把已经分开家的全家人召集在一起，开始商量给大叔写回信的事。商量的结果，一是告诉大叔，他的爹娘都还活着，全家人都很好。二是希望大叔能赶快回来与家人团聚。三爷的二儿子也是读过初中的人，这封回信本应由他来写，但他不敢写，他说他现在是提笔忘字，写不成句儿。他又说，台湾使用的是繁体字，他不会写繁体字。家书抵万金，给大叔回信的事事关重大，没办法，三爷只好请那位念信的老师来写。

此时我已从河南的煤矿调到北京工作，大叔从台湾给家里写信的事，我很快就得到了消息。欣喜之余，我想三十年哪，都是中国人，都在一个地球上，中间只隔着一片海，却三十年不通消息，不相往来，这是多么悲哀的事情。好在这种悲哀总算到了该结束的时候。我还想到，一个人一辈子能有几个三十年呢，能活过两个三十年就算幸运，能活到三个三十年的总是少之又少。如果再过三十年，大陆仍闭门不开，三爷三奶奶肯定会成为逝者，再也得不到大儿子的信息，再也见不到他们的大儿子。大叔也是一样，他已经在台湾熬过了第一个三十年，肯定熬不到第二个三十年，只能在终生遗憾中离开人世。我当时已经开始学着写小说，每天都想发现新的小说题材。以三奶奶盼望大儿子归来的过程为线索，我能不能写成一篇小说呢？因为每个人的一辈子都活在盼望之中，不管干什么，其实都是在创造盼头。人有了盼头，就活得提精神，有劲头。而人一旦失去了盼头，就像霜打过的瓜园一样，瓜秧子很快就枯萎了，就没了生气。三爷三奶奶也是一样，他们心里定是装着对大儿子的盼头，才提着劲儿活了下来。小说还真的写出来了，题目只有一个字，叫《盼》。小说很快在河南的《奔流》杂志发了出来。

在三爷三奶奶的热切期盼中，大叔终于回来了。等大叔踏上大陆的土地时，时间又过去了九年，到了1988年秋天。大叔在台湾住在桃园县，他从桃园机场坐飞机，绕道香港，飞到郑州。从郑州下飞机后，他打了一辆出租车，不惜长途奔跑几百里，不惜花费好几百元的打车费，直奔家乡而来。听老家的人对我描述，大叔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手上戴着镶有红宝石的金戒指，气宇轩昂，完全是一副衣锦还乡的样子。是年，大叔已六十多岁，两鬓已有了白发。“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大叔一见到三爷三奶奶，就按传统的礼仪，双膝跪地，给二老磕头。他说：爹呀，娘呀，都是儿子不孝啊！大叔喜极而泣，磕第三个头时，眼泪已经流得一塌糊涂。

三爷和三奶奶也哭了。三奶奶说：我的儿，赶快起来吧！你回来了，啥都有了！

三爷也说：你不能回来，这不能怨你，不能怨你。

三十九年还故乡，这在刘楼村的历史上是开天辟地第一回。大叔的真人还乡，乡亲们的反响比大叔第一次往家写信造成的轰动还要大。得到消息后，村里人纷纷到三爷家看大叔去了，上岁数的人去了，年轻人去了，孩子们也去了。三爷家屋里挤满了人，院子里涌满了人，连院门外的村街上都站了不少人。来看大叔的，除了一些上岁数的人经过自报家门后，大叔依稀还能辨出一点当年的模样，绝大部分人大叔都不认识。这些人需要说出他们的爹、爷爷，甚至是太爷的名字，大叔才能知道他们是谁家的后代。不断介绍，不断回忆，不断对号，屋里发出一阵阵感叹和笑声。秋高气爽，天地澄明。这真是一幅生动的游子归来图啊，这真是难得的盛况啊！

大叔带回的有足够的香烟和糖果，男的来了有烟抽，妇女和孩子来了有糖果吃。除此之外，凡是去看望大叔的成年人，大叔发给每人十元钱。十元钱，在当时来说，在农村来说，可以买一篮子鸡蛋呢，不算少了。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去看望大叔的人更多些。有的残疾人因行动不便，平日并不出门，听说去大叔那里能领到钱，也让家人把他带到大叔面前领钱去了。有的人外出打工并不在家，但他的父母谎称其走亲戚去了，也代他领了一份钱。一个傻女人直言不讳地向大叔伸手：給我钱！还有一个妇女，以为大叔不认识她，记不住她，她领了十元钱，转了一圈，又跟大叔要钱去了。大叔是没认出她来，但别人记得她领过钱了，指出：你不是领过钱了嘛，怎么又要领！这一弄场面就有些尴尬，有些不愉快。大叔认为，人一穷，就不太顾脸面了。他说：算了，不就是多给她十块钱嘛，没什么！

大叔从台湾归来的消息，迅速传遍十里八乡。一些嫁出去的闺女听到消息，也从四面八方回娘家去看大叔。比如我姑姑，我的大姐、二姐和妹妹，都备了礼品，赶回刘楼看望大叔。这让大叔很高兴，也有些感动。少不得，大叔也要给她们一些钱。二姐对我说过，大叔给她的钱就不是十元钱了，而是五十元。二姐她们注意到了大叔手上戴的宝石戒指，问大叔他的戒指能值多少钱？大叔说，他的戒指是用美元买的。美元？啥是美元？她们问。大叔说，美元嘛，就是美国的钱。一美元能换八九块钱人民币。大叔的样子有些谦虚，说他的这枚戒指不值多少钱，也就是一两千美元吧。姐妹们在心里用乘法乘了一下，乖乖，这一个戒指就值一万多块钱哪！

总的来说，大叔第一次回老家给人的印象是台湾很富裕，大叔很有钱，这次回老家，大叔撒了不少钱。相比之下，大陆的人就显得有些穷酸，让大叔很是同情。

大叔第二次回老家是1990年秋天。如果说第一次一个人回老家带有探路的性质，第二次回老家就显得比较正式，比较隆重。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大叔带着家眷一块儿回来的。他不仅带了夫人，还带了大女儿和二儿子。在礼品方面，大叔带回了两台日本产的彩色电视机，还带回了不少金首饰。有点儿可笑的是，据说大叔还带回了一袋子面粉。不过这个说法我没能得到证实。大叔的夫人，也就是我的大婶子，是台湾本地的高山族人。大叔比大婶子大十多岁，大叔和大婶子结婚后，生了三个儿子，两个闺女，可谓儿女满堂。大叔虽说流落在异乡，但他在外乡生了根，开了花，结了果，过成了一大家子人，这也是他值得骄傲的地方。问题是，老家各方面的条件太差了，大婶子他们吃不惯，喝不惯;坐不惯，睡不惯;听不惯，看不惯。一切都不习惯，每一天都很难熬。特别是老家的茅房，他们觉得老家的茅房太脏了，脏得臭气熏天，简直不敢进去，每次进茅房他们都视为畏途。大婶子和堂妹的忍受能力还好一点儿，那个堂弟就不行了，他留着长发，一副现代青年的样子，一点儿都不懂掩饰自己，一点儿都不配合大叔，一天到晚不开眼、不开心、不开颜，甚至连口都很少开，表现的是抵抗的态度。堂弟在台湾土生土长，好像对所谓的老家一点儿都不认同，他仿佛在说：什么老家不老家，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堂妹在老家期间，也发生了一件事，她的钱被人偷走了，偷走的还是美元。她在老家并没有外出，她放在背包里的钱怎么会被人偷走呢？是谁偷了她的钱呢？这让堂妹很是不解，也很是不悦，对老家的印象不是很好。

好在大叔事先对大婶子、堂妹和堂弟有许诺，这次回老家看望老人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是要带他们到北京旅游。结果他们在老家只强撑了两三天，我母亲就带他们到北京来了。

大叔他们到北京来，自然是奔我而来，我和妻子都热情欢迎他们。我们家虽然只有两居室，我还是让大叔他们住在了家里。家里是显得拥挤一些，但卫生条件毕竟比老家好多了。大叔他们要在北京玩几天，让我给他用美元换一些人民币。有一个细节我记住了，大叔从身上往外掏美元时，先把自己的皮带从腰里解了下来。原来皮带是双层，是从两侧往背面对缝折叠起来，形成了一个夹层。把美元竖着一折，正好藏在夹层里。这样一来，美元就是大叔的皮带，也是大叔的腰，大叔在，美元在，贼人想把美元偷走不大容易。我想，堂妹肯定没有采用这种办法带美元，她的美元才被小偷偷走了。看来还是大叔有经验，有防范意识，善于保护自己的财富。

当时，北京有不少人想到国外淘金、发展，美元相当走俏。记得大叔给了我两千美元，我没出我所在的工作单位，美元就被同事们争相兑换走了。

大叔拿着换来的一万五千多元人民币，带领家人游览了故宫、颐和园、天坛、长城等名胜古迹，玩得很是高兴。接着，他们一行人乘车到南京去了，要在南京继续游览。

这次大叔回到台湾时间不长，也就是到了转过年的1991年春天，三奶奶就去世了，三奶奶享年九十一岁。三奶奶已经两次见到她的大儿子，临死前是欣慰的，没留什么遗憾。

大叔有遗憾，因为三奶奶去世时，他没能赶回来为母亲送葬。

到了1994年的冬天，三爷也去世了。三爷比三奶奶小三岁，去世时也是九十一岁。

在我们刘楼村的历史上，寿命能超过九十岁的，在三奶奶之前史无前例。两口子的寿命都超过九十岁，更是前所未有。可以说，三奶奶和三爷在我们村的人寿史上创下了两项纪录，先是三奶奶的单人纪录，后是三奶奶和三爷的双人纪录。村里人认为，他们两个之所以如此长寿，是与对大叔的盼望和大叔的回归分不开的。

可叹哪，在三爷去世的时候，大叔仍没能赶回见三爷最后一面。听我母亲说，三爷临死前，不断念叨大叔的小名儿，一再问大叔回来没有？家里人只能说快了，快回来了！台湾和大陆虽同属一个中国，但因为有这样那样的限制，大叔不是说回来就能回来，不是想回老家奔丧马上就能如愿。按老家的规矩，作为长子，在给三奶奶和三爷送葬时，柳幡应该由大叔扛，恼盆应该由大叔摔。大叔不能赶回，扛幡和摔盆只得由二叔刘本堂代替。大叔后来再回老家，只能在三爷三奶奶坟前长跪大哭。

2003年初春，我接到中国作家协会的通知，要我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去台湾访问，与台湾的作家交流。接到通知后，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大叔，觉得正好可以借机去台湾看望一下大叔。大叔回到大陆好几次了，我们作为在大陆的大叔的亲属，却从没有一个人去海峡对岸看望过大叔。有来无往非礼也，这不太应该。三爷和三奶奶当年年事已高，不宜远行。大叔的两个弟弟和弟弟的孩子们因经济条件不允许，也不可能去看望大叔。只有我有条件，也有机会，代表我们家族去看望大叔。这一年的三月五日，我母亲因病去世。大雪纷飞之中，我在老家刚办完母亲的后事，是胳膊上戴着黑色的孝标去的台湾。这时去台湾仍不能直飞，我们从北京飞到香港，从香港转机飞到了台湾的南部城市高雄。从高雄坐大巴车一路北上，过阿里山、日月潭等地，最终到达台北。在台北活动期间，我向作家代表团团长陈建功请了一天假，专程去桃园县看望大叔。见到大叔，大叔一眼就看到了我戴的孝标，知道我母亲去世了，神情有些黯然。我在大叔家靠后墙的供桌上，看到了三爷和三奶奶的大幅黑白遗像，遗像前面是烧香用的香炉。这表明大叔把三爷和三奶奶的魂灵请到了台湾，逢年过节就给他们烧香。听人说过，台湾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坚守比大陆做得要好。大陆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又是“文化大革命”，又是“破四旧”，又是“批孔”，老是跟传统文化过不去，以致连祖先都不尊敬了。拿我们家来说，因为我们家是刘家的长门，三辈先祖的灵牌都在我们家的堂屋里供着，有重字辈的刘重车，凤字辈的刘凤来，还有昆字辈的刘昆刚，我们家跟祠堂差不多。然而“文化大革命”一来，那些灵牌，包括三座用檀香木精雕而成、用来放置灵牌的主楼子，都被拉到西地埋到地底下去了，弄得刘家的人后来过年时想给祖先磕头都找不到地方。

中午，大叔带我到外面的饭店吃了一顿具有台湾风味的饭。大叔的大女儿和大儿子也过来了，亲切地叫我大哥，陪我一块儿吃。在大叔家里，我没见到大婶子。吃饭时，我仍没见到大婶子。我只是礼节性地问了一句大婶子呢，没敢多问。大叔说：你大婶子在高雄上班，赶不过来。其实，对于大叔和大婶子的婚姻状况我是知道一些的。大叔有一个台湾朋友，过北京时曾托我给他用美元换人民币，他跟我说了大叔到台湾后的一些情况。大叔在台湾退伍后，长时间孤身一人，迟迟找不到对象。后来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山里穷人家的农村姑娘，他答应给姑娘和姑娘家一大笔钱，比他小十多岁、才十几岁的那位高山族姑娘就答应嫁给了他，就成了我们的大婶子。婚前和婚后，大叔确实给了大婶子和大婶子的娘家不少钱，但与大叔当初的承诺还有一定距离。因此，大婶子一直对大叔有意见，说是大叔蒙骗了她。大婶子生下的几个孩子，大婶子都不怎么管，几乎都是大叔一手喂大的、带大的。后来，大婶子就一个人到高雄去了，说是在美发店当理发员。大叔和大婶子长期处于分居状态，没离婚跟离婚差不多。那次大婶子和大叔一块儿回大陆，不知大叔背地里跟大婶子说了多少软话，做了多少动员工作，才把大婶子拉到老家去的。大叔对大婶子的确有愧疚的地方，他拿不出那么多钱，以兑现他对大婶子的承诺。大叔退休后，名誉上虽被称为“荣民”，工资并不是很高。为了赚钱回大陆，大叔都过了古稀之年，还去工厂打工挣钱。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大叔的朋友告诉我，大叔还捡废品卖钱。这么说来，大叔回老家送给乡亲们的钱，既有大叔作为“荣民”的退休工资，也有大叔打工和捡废品挣的钱。像大叔这般年纪，应是含饴弄孙、安度晚年的时候，可为了积攒回大陆的路费和其他花销，大叔还得以老迈之躯，辛辛苦苦挣钱，这不能不让人唏嘘！

转眼到了2008年，这年北京要举办世界瞩目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春节期间打长途电话给大叔拜年时，我顺便邀请大叔到北京看奥运。借用一句外交辞令，大叔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大叔说：可以呀，到时候我一定去！大叔问给我带点儿什么，是带酒还是带茶叶？我说，什么东西都不要带，现在台湾有的东西，北京都有。说不定台湾没有的东西，北京也有。

奥运会开幕前夕，大叔像从全世界云集到北京的运动员一样，提前来到了北京。说了不让大叔给我带东西，大叔还是给我带了一盒台湾产的茶叶。大叔说：这个茶叶好呀，这是台湾的高山茶。我说好好，谢谢大叔！本来我想说，我冰箱里有西湖龙井，有信阳毛尖，这才是中国的好茶，但我没有说。大叔还带了一些小礼品，让我妻子挑选，那些小礼品有手表、手串、手镯等。自从使用了手机之后，妻子看时间都是从手機上看，已经不戴手表了。对于别的小东小西，妻子也看不上。可是，既然大叔大老远地把礼品带来了，妻子不挑一样也不好，不能扫了老人家的兴。于是，妻子要了一只电子手表。

大叔到街上转了一圈，回来一再夸北京的东西便宜，什么东西都便宜。他从市场上买回了一大块猪肉，还买回了一双皮鞋。妻子悄悄看了我一眼，意思是说，现在大家都在减肥，这么多猪肉什么时候才能吃得完呢！大叔把皮鞋拿给我看，说多好的皮鞋呀，才三十块钱就买了下来。大叔说，这双皮鞋他穿上有些小，就送给我穿吧。我明白大叔的心意，这双皮鞋他原本就不是为自己买的，而是特意为我买的。我一眼就看出来了，大叔买回来的皮鞋虽说也油光闪亮，有模有样，但根本不是皮鞋，而是塑料仿制品。这样的所谓皮鞋一点气都不透，穿上就烧脚，我是不会穿的。有句话我差点对大叔说了出来，我脚上正穿的皮鞋是花了六百多块钱买的，比大叔买的皮鞋贵了二十多倍，这才是真正的牛皮鞋，而且是名牌皮鞋。话到了嘴边，我没有说出来，只是笑了笑，对大叔表示了感谢。这说明，大叔对大陆的看法有可能还停留在他第一次回大陆的1988年，以为大陆的经济还是不够发达，大陆的人还是很穷。大叔有所不知，从1988年到2008年这二十年来，大陆已发生了日新月异、翻天覆地的变化，大陆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超过了台湾，个人收入也大大提高。从大的方面说，北京能举办奥运盛会，对国家的综合国力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从小的方面说，国家的发展变化看人民的日常生活，穿鞋的变化，就是有力的说明。还有，我的工资收入，加上我的稿费收入，已远远超过了大叔的收入。

我在北京的郊区密云买有一套房子，妻子驾车，送我和大叔去密云，我们叔侄通过电视直播看奥运。中国运动健儿每天都能拿到金牌，大叔看得兴致勃勃，一再说厉害，厉害，太厉害了！我每天都和大叔喝酒，一块儿碰杯，干杯，为夺取金牌的运动员祝贺，给中国喝彩。高兴之余，我们谈到了祖国统一的问题。大叔对台湾的现状很是不满，希望大陆与台湾能早日实现统一。大叔有些悲观，说他年纪大了，可能看不到统一的那一天了。大叔谈到，从大陆到台湾的老一辈，都盼着大陆与台湾统一，而台湾的一些年轻人，包括他的孩子们，对统一不是很积极。之所以不积极，是他们担心，说不定什么时候大陆又要搞什么政治运动，经济上又会出现什么波动。

我买的房子在六楼，楼里没有安装电梯。大叔每次和我一块儿往六楼爬时，我发现大叔都气喘吁吁，有些费劲。我要扶一把大叔，大叔很要强，说没事儿，不让我扶他。我劝他慢点儿，爬两层，喘口气，歇一会儿，再接着往上爬。大叔说：没关系……我……我还行……还是坚持一口气爬到六楼。我意识到，大叔已是有着八十四岁高龄的老人，这次回到大陆，下次还能不能回来就很难说了。奥运结束后，我还意识到，应该千方百计搞到一两张奥运比赛门票，带大叔去奥运场馆的现场看一两场比赛。这样让大叔在家里看电视，跟大叔在台湾看电视有什么两样呢！我有些懊悔。

五年之后的2013年冬天，我们敬爱的大叔在台湾的桃园与世长辞，自从2008年那次回大陆后，大叔再也没有回过大陆。这年的春节前夕，当大叔的大儿子刘庆国打电话告诉我大叔去世的消息时，我心里一酸，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生前大叔回老家时，每次都要到我们的老坟地里看一看，拜一拜。大叔亲口对我说过，等他百年之后，他的骨灰也要埋在我们的老坟地里。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大叔的这个愿望能不能实现？

责任编辑 王 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