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 卵

凌岚

老卵到美国以前，我一直以为他已经死了。

老卵是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新新诗的代表人物。在北京他像一只开关坏掉、用电不加电表的灯泡，永远地炽热地亮着，旁边围着一窝一窝的女生，以漂亮的中文系和英文系女生居多。

那个时候，诗人像摇滚明星，所到之处，引起文青和普通青年地震般的欢迎。偶尔观众太多引来警察，则更是加分项，给他们平添英雄光环，没有比革命加文艺更激动人心的了。1985年我在北大读本科，新新诗出了《新诗潮》这样一本圣经级别的诗选，收入老卵的二十首诗，他的盛名如日中天。老卵是《新诗潮》中唯一出自本系的学长，我对他格外关注。他那二十首诗每一首我都会背，那时我以老卵的诗为模版，每天至少出产五首诗，希望在未来几年《新诗潮》出版增订版的时候，我的诗可以忝列其中。

老卵的二十首诗，其中一首写未名湖，在初春破冰的夜里，冰面裂开，发出“子弹穿空的响声”。还有一首，“举目无亲，所有的方向都是彼岸，我游不到的地方”。我在宿舍里高声朗诵，下铺仓健在宿舍里唯一的小桌上用电热器煮方便面，等我朗诵完了，他探头上来，问我的那份要不要加辣椒酱和粉肠，辣椒酱免费，粉肠是他晚饭从学三食堂多买的一份，我欠他两毛钱。我恢复平时说话的嗓音，回答都要，然后坐好，重新酝酿丹田之气，继续朗诵。

这些诗在大学生中引起轰动，不亚于那深夜里的破冰之响。我们在夜里喝完啤酒，砸了瓶子，北京夏天干燥的夜风吹动油腻的头发，我们汗津津地骑着自行车，歪歪倒倒，回宿舍的路被钠灯照成橘黄色，我们对着空荡的校园大着舌头喊几声“所有的方向都是彼岸，我游不到的地方”。

老卵来母校的讲演，最有名的一句话，“诗歌是人类的通天塔”———这是多么深刻的感悟，我听得热泪盈眶，通天塔，巴别塔，雷峰塔……它们矗立在我的诗歌未来图景中。那几年里我暗下苦功写了逾千首诗，抄送、投稿到各种诗刊和诗歌竞赛上。我相信我的诗比起老卵的巴别塔，更加贴近生存的苦难。但我从来没有发表过，也没有得过任何的奖。

1988年12月初，老卵来北大参加“新文化运动”的回顾与展望讲座。我作为学生会的干部，负责邀请和接待，这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诗神。他本姓徐，说一口上海口音的普通话，络腮胡子，有先天眼疾，照片上看不出来———老卵的两只眼睛各有不同的焦点，他用一只眼睛看人，另一只空闲的眼睛，像蜥蜴那样在眼眶里自由转动，是为异禀。

老卵每次登台，架势大得像一辆坦克。他不分春夏都穿着一件人造革的仿真皮夹克，头发乱蓬蓬，加上那只滴溜溜乱转的蜥蜴眼——但他一开口，语惊四座。他有一副中气很足的男中音，口若悬河，时而高声朗诵，时而倾心低语，自由地驾驭观众情绪的波峰波谷。开讲前我在台上介绍诗人，听众报以热烈的掌声，老卵上场，也许是感激我对他充满溢美之辞的介绍，他不急开讲，先问我的名姓。我说姓栾，朋友叫我老栾。他没听清，道：“不，你不是老卵，我才是老卵，诗歌巴别塔里的老卵。”说完他又用上海话重复一遍，“老卵”，这个骄傲的自我宣言，再次引来满堂喝彩。于是老卵这个雄性响亮的名字就叫开了，讲座上他像宽厚仁慈的银背猩猩那样享受桂冠诗人的威严。

老卵这个桂冠非他莫属，我坐在主席台的一角沉默不语，想象着未来自己能写出的金句，很激动。老卵朗诵诗有一个特点，那些晦涩的诗经过他的金口，都显得那么自然，信手拈来，意蕴又那么明显，好像任何能识文断字的人随便扒拉几下都能写得出来。这当然是一种假象，诗歌是巴别塔，每一个文艺青年都梦想建造一座通天之塔，但最后剩下的通常都是一堆语言的废墟。我吃着仓健煮的方便面，一边朗诵着当天我的诗，仓健头也不抬地一边听一边吸溜着面条，等我开始读老卵，读完第一句，他放下筷子，用目光朝我手上的稿纸掠一掠，跷着兰花指用手背擦了一下嘴唇，问这句是不是老卵写的？每一次，他都不会搞错。我习惯把自己的诗跟诗神的诗并排抄在稿纸上，我要跟大师并肩作战。这瞒不过仓健，仓健后来成为中国当代文坛最著名的评论家，以慧眼识珠闻名，凡经过他指点的文学新人没有不成为一线作者的，仓健也因此做了作协副书记。

老卵是诗神，不是苦行僧，他的身边随时被当时北京高校校园里最漂亮的莺莺燕燕所环绕。老卵在北京高校最受欢迎的诗是《草莓》，每次他开始念“我漫长一生的散步是从草莓开始的……”在座的中文系夏娃们像被催了眠一样，随着他的耳语一样的男中音，这些小妖精双颊泛红，眼里发出迷茫又渴望的光彩，像迷途知返的绵羊或者欠揍的母猫仰望主人，性的最高的境界是信：燈蛾扑火，饮鸩止渴……老卵一个字一个字舌灿莲花，“我久已忘怀的青青草地，我将落未落的小小泪水……”老卵好像不是在朗诵诗，而是酷刑折磨后的烈士说出临终誓言，即将交出最后一笔党费——“这并非一个抒情的时代，草莓只是从牙齿到肉体的一种速度……”饱和的阳刚之气已经把他的声音推向高潮，只欠那最后致命的抽动，随后精尽而亡的雄蜂嗒然倒下。艰难地吐出最后一个字后……“当他们累了，无意中回头，这是多么美丽而茫然的一个瞬间……”老卵双目微合，表情安详，拼尽最后一口力气，死而无憾……

在听众如痴如醉全场安静无声的时候，老卵有时会偷偷从口袋里掏出准备好的哮喘喷雾干剂，侧身对准嘴喷一下，哧啦一声轻响，入戏很深的观众被这一声拉回到人间，于是朗诵圆满结束……诗歌是那个无忧无虑的年代的毒品，老卵是祭祀，巴别塔里的最大一只公蜂。我们这些清瘦的、腰围不过二尺的小男生，模仿着老卵的诗，在脑海里对我们心仪的女生一遍又一遍地耍着流氓。那时北大校园对女生的标准有一套黑话，按河北香梨的斤两为计量单位，循序渐进，斤两高者为佳，一斤梨，二斤梨，三斤梨，四斤梨，五斤梨为上上佳，我环顾老卵左右的女生，平均颜值在三斤梨以上……这是我和母校狂欢的年代！

然后就到了九十年代。1990年是我在北大的最后一个学期，周围的人出国的出国，考研的考研。老卵销声匿迹，没有人再提起，提起也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1991年初我来到了美国，这之后我唯一一次朗诵老卵的诗，是在东亚系做助教的时候。那是一门翻译中国当代诗歌的课，作为博士生我承担了一半以上的诗歌翻译和中英文讲解。选这门课的美国大学生，基本都有多年的中文基础，我再一次过了一遍朗诵的瘾。学生中的女生，其姿色平均可达四斤梨，她们没有仓健的辨诗能力，但是她们比仓健好看太多了。我的第一次，献给了其中一个叫珍妮的女生。她是那个晚饭后愿意跟我回宿舍的唯一一个。

在我的手触摸到珍妮的颈项时，我改了主意，朗诵了老卵的诗《草莓》：

我漫长一生中的散步是从草莓开始的

一群孩子在鲜红迎风的意念里狂奔，

当他们累了，无意中回头

———这是多么美丽而茫然的一个瞬间

我久已忘懷的青青草地，

我将落未落的小小泪水

初恋能从一颗草莓递过来吗？

这并非一个抒情的时代

草莓只是从牙齿到肉体的一种速度

……

随着中英双语，我的手缓缓解开珍妮胸口的扣子。对诗人才华的膜拜让珍妮这个大三女生在我的怀里无比顺从，兴奋中她喃喃地呻吟，好像每一次高潮都跟艺术真谛更近一步，与亚洲的山川地貌更合拍。她眼神迷离，完全不顾我的房间二手家具之简陋，隔壁传来令人尴尬的邻居夫妻吵架声，然后是小小孩儿的哭叫……在他们争吵的高潮，其中一个狠狠摔门离去，墙震动着，带动墙这边躺着的我和珍妮。

成功诱惑美女的，不是我，是老卵的诗把美丽的珍妮送到了我的床上，我只不过是一个替代的肉身，老卵的灵媒。他是那些喘息、亲吻和激情下欲仙欲死后面真正操纵的巫师。想到这里我就泄气无比，我把珍妮送回家，除了一次免费的性，并无太多的骄傲。

之后我不再写诗，也不再读任何中文诗。美国不是请客吃饭，诗不能当饭吃，我得搞定比较文学系的教授和东亚系语言班的学生，我做助教，拍教授马屁，混推荐信，申请奖学金，暑假在图书馆把书上架，扫厕所，攒钱买二手车开车送比萨饼外卖……慢慢像所有冒充天才的二流枪手，我不能忍受再回头读老卵的诗，宁愿它们像宝石一样被遗忘在异国他乡的鸟语里，我要把老卵忘掉，也把自己忘掉，才能活下来。

七年后，我这个老童生终于完成了比较文学的课程，博士论文的主题是中国当代诗歌运动，跨越了八十年代的十年，包含很多敏感的人名地名，很快引起书商的兴趣。我在东北岸的一家人文小学院找到助理教授的位置，是几年后有资格评终身教职的那种。为了配合论文出版前后的新书宣传，印着我名字和照片的海报出现在地区公共图书馆和大学书店的墙上。我开始成为纽约州读书节上的嘉宾，接受公共电台读书节目的采访。我用英语说着中国的问题，混乱，美丽，前进，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台下先听众寥寥，慢慢变成座无虚席，衣冠楚楚的听众，像当年被老卵的诗句诱惑的珍妮，顺从地听着我高谈阔论，献出他们的注意力和情怀，然后掏钱买书。

我总担心观众席中会有人像仓健那样站起来，食指指着空中，另一只手捏着煮完方便面后拔了插头的热得快，火眼金睛，摇着头，批评我没有资格谈论中国，曝光我是个会说英文的草包，我既没有真正的天才，也没有阅历和洞见。谢天谢地，仓健分身乏术，他现在已是国内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忙于发现各种现代文学大师的转世灵童，给作家的小说集写腰封，奔走于年度评奖典礼和小说排名评委会。仓健一直官运亨通。

时间停留在2001年的九月初，那时整个美国还没有被即将到来的爱国热情淹没。亚协的讲座开始，我忝列，遇到了帕特里克·科恩，东岸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上通白宫，下通纽约东岸土豪家的客厅和慈善基金的钱袋，据说他属于可以在海里行走的极少数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科恩是犹太人，但是长得却像南欧人，窄小的脸胡子占了一半，一双阴郁的鹰眼带钩子。他无故地让我紧张，好像他每次出现都吸收了空气中的大部分氧气。散会后科恩带我去喝酒，几杯Johnny Walker后，他跟我谈中国的诗人和运动（都是我知道的），他去过的地方（都是我没有去过的），喝得越多我越紧张，好像重新回到博士论文答辩的会场，科恩像上帝一样无所不知无所不往，我像伊甸园不争气的亚当。酒精让科恩越来越伟大，我越来越渺小，正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科恩扭头看我，说你知不知道徐则铭马上就要来纽约啦？谁是徐则铭？他看我在迟疑，薄薄的嘴唇吐出两个中国字：老卵。

像接头暗号，我和科恩立即在一个频道上了。

等我醒来，以为是半夜三更，屋中漆黑一团，我起身拉开窗帘，窗外是光天化日，千百个窗户折射着强烈的太阳光，空中黑色的剪影是鸽群，被鹰隼追逐着，在摩天大楼的阴影的对角线里飞速现身和隐没，原来我站在摩天大楼的中层，科恩的公寓的窗边。

这时公寓里就我一人，我的裤子，连着皮带，像强奸犯的罪证，堆在咖啡桌上。我低头看看自己花格内裤下的两条毛腿，似乎一切安好。环顾四周，对面墙上顶到天花板的书架，旁边的墙上贴着一张讲座海报，主讲人的头像乍一看是切格瓦拉，仔细看是科恩（大胡子，嬉皮士版）。

门铃叮地一响，随即锁打开，打扫的墨西哥女工像机器人一样走了进来，对我视而不见。

我出了门，走了一程到达华盛顿广场。肥胖的松鼠在街心的树上你追我赶，旁边坐的流浪汉举着讨饭的纸杯摇着，里面的硬币哗哗直响，小而皱的脸加上一簇山羊胡子像老年的洛克菲勒。买了一杯咖啡，我尽量远离流浪汉找了一把椅子坐下。周围匆匆行路的纽约人依然同情地看我一眼。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怎么回事，一个穿西装套裙的高大的女人往我的咖啡杯里丢了一个二十五美分的硬币，硬币溅起的咖啡洒了我一脸——把我当作流浪汉了！我生气地倒掉手里的咖啡，抹干自己的脸，这下从宿醉中彻底醒了。

昨晚科恩的话像拼图一样在我宿醉后的大脑中聚拢成形，慢慢生出意义：老卵即将到纽约做访问学者。那年老卵被发配到河北沿海的小工厂砸碱，几年后侥幸以腿病假释回到上海，后来回北京，在北京卖保险，后来写电视剧谋生。

他还写诗吗？

写的。还重译了金斯堡的《嚎叫》。

你想不想在纽约多住几天，帮他适应？

想不想？！这还用得着问嘛！

科恩说的“即将”是一个月以后。老卵还活着！而且马上能见到，而且我还能陪伴左右，帮他适应……我喜出望外，心潮起伏，若不是胃里空空，我真想一直坐在那里，体会这从天而降的喜讯。

然后就是9月11日，那个晴朗的秋天的早晨。我搭早上七点半的飞机从纽约飞往芝加哥，三个小时后我们停在克利夫兰城外的货运机场。停机坪外是延绵的玉米地，没有候机楼，只有一间厂房一样的机库，机库里唯一一架手提式电视机的十寸屏幕上滚动播放着同一个画面：纽约下城的双子楼同时坍塌，地面上腾空而起的黑塵瞬间布满整个屏幕。机场工作人员相拥而泣，穿制服的飞行员和空服小姐神色肃穆站在一边呆呆望着电视，所有乘客都对着手机在喊。

我孤家寡人，没有电话可打，没有人惦念，在机场里乱转，唯一的担心就是一个月之后老卵是否能够成行。机场里惊慌失措的气氛似曾相识，历史时刻，写诗的人不知道怎么办。没想到美国也有被袭击的时候，我望着电视屏幕上主播彼得·杰令丝的脸，十七小时连续播音后他的唇边已经显出胡髭茬，需要再次剃须。洋人的胡子长得真快！

一个月后我举着写着“徐则铭”三个字的纸牌，站在肯尼迪机场接站的大厅里，等着老卵坐的国航飞机降落。老卵出现时，我毫不费力地认出他来，跟过去版相比，现在版是一个老了，矮了，长相辛苦的双重曝光———驼背，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穿着灰不灰蓝不蓝的西装，里面是格子衬衫，像国企宣传科的老职工。他左手牵着一只尼龙小箱子，右手提着机场免税店的彩色塑料袋，里面装着一瓶巨大的Johnny Walker烈酒，足有两立升家庭餐的可乐瓶那么大，那是在机场免税商店淘来的便宜货。16个小时的长途飞行，窝在经济舱的小座位上把老卵折磨得够呛，现在他拖着两条沉重的腿在铺了油灰布的走廊里，找人找路。他看到牌子上的汉字，朝我招了招手。走近前，并不看我，他把可乐瓶烈酒夹在胳膊下，腾出来的手紧张地在西装裤上擦了擦，才握住我伸过去的手，他并没有认出我来。

我按部就班介绍自己，明德堡学院的助理教授，科恩派来接机，将合作翻译他的诗，所有的诗……老卵客气地点头，把烈酒拿在手里，请我在前面走，他跟在后面……我知道，那记忆的门并未打开，他只是对着前来接机的美籍华人礼貌地应付，我跟之前给他发盒饭、送热水的飞机机务人员没有什么区别。

他的礼貌和淡漠刺痛了我，我忍不住叫了一声“老卵”，他猛地停下脚步对着我，如梦初醒一样瞪大了蜥蜴眼中的一只，脸色凝重，不笑。这时我看清了老卵的另外一只眼睛里布满白翳，这只曾经自由粒子一样满眶转动、可以大送秋波的眼睛已经彻底盲了。这只盲眼无所适从地跟着另一只好眼看着我发呆。我的心作痛，眼前这个人瞬间千丝万缕地勾起我过去生活的蒙太奇，最后一次倒霉的座谈会，“回顾与展望”，我是小栾，你是老卵，巴别塔里的老卵，未名湖的夜晚与黄昏，楼道里的歌，仓健煮方便面的热汽里不停止的朗诵……

一只看不见的手拧亮了里面的灯，老卵的那只好眼亮了一下，小栾！他长开双臂拥抱我，手里那瓶宝贝烈酒随着他手臂的包围擂在我的后背上，他又急急忙忙把酒放下，再次拥抱我。老卵的嘴里发出牙周炎的腥味儿。他已经开始谢顶，头顶心裸露的那小块头皮折射出机场候机楼天花板上的灯光。他的身高，肩宽，说话的腔调和上海口音，都是那么的熟悉，那些跟我过去的母校、年代相关联的一切，都奔涌而来：41号楼黑暗的带尿腥味儿的过道，水房里永远有人在洗衣服，唱歌，宿舍里的砖形卡带机播放出流行歌曲，学三食堂那一排排的长桌子和打饭的小窗口，黄昏时校园里来往自行车后座上的女生，三月沙尘暴时空气里呛人的土味，严冬时路灯下卖煎饼馃子的小贩……老卵携带着这一切，跟我接上了头。

我激动得语无伦次，怕一开口就会飙泪，只能绷住脸沉默地等出租，出租车来了，再沉默地坐进后座，空调的热风吹在我脸上，我假装清鼻子，擦了擦眼角。

原来这一切都是真的，老卵来了，看了那么多年的地平线，忽然间走到了。

我把老卵送到纽约大学给访问学者准备的公寓，他疑惑地环顾四周，问我住在哪里。进门后他立刻找到两个玻璃杯，把那瓶巨型的Johnny Walker开封后倒了半杯，递给我一杯，拿了另一杯意思一下碰了杯，扬起脸狠喝了一口，酒精让他整个人立刻活转，说：“美国就这点好，洋酒便宜。”他的声音，忽然恢复了多年前的磁性，他的嘴角挂着一星酒液，一下子精神大振。

五个星期以后，左手一大杯金酒，右手拿着几页纸，老卵登台，吼叫，哀求，喃喃自语，复又咆哮那组题名为《狂人日记》的诗。趁诗人喘息的片刻，我接过话筒，机械地读出我的翻译。我对自己的英文发音没有自信，老觉得观众里有人在拿着小本偷偷累计我的错误发音，在麦克风前我的声音和节奏尽量保持平缓，以期在昏昏欲睡的语流里躲避发音上的错误。老卵则相反，他采取胆大吃胆小的策略，从低吟开始，节节上升，最后到达爆发性的顶点，全然不顾听众语言隔阂，他要用气势把异国的色目人镇住。敢于跟陌生与未知对视，好吧，尼采都比不上老卵的大胆，尼采只与深渊对视，又被深渊反视。

我们各自的表演路数相差太大，观众显然不敢相信那些不温不火的英文词句就是译自老卵的诗，即使一句听不懂，他们仍然喜欢听他抑扬顿挫充满戏剧化的声调，在他朗诵后致以热烈的掌声，那次朗诵会出奇地成功，结束后还有酒吧里的二场。

当时纽约下城如战后的废墟，离纽约大学校园不足一公里外就是世贸双楼被炸的两个大坑，空气中漂浮着来历不明的灰色灰尘，尸体烧焦的臭味久久不散，街上行人动辄抱头痛哭。诗歌这种没有人阅读的文字形式，忽然走红，变成疗伤的捷径。世贸中心的废墟外建了铝合金网的围墙，上面挂着失踪者的照片、寻人信息，也挂着手写的诗歌，老卵的诗歌朗诵就是在这个时候流行起来的。科恩略觉意外，没想到911这场倾城之难反而成就了这位过气的中国诗人，他很快替老卵的诗找到了出版社。

这样，老卵变成诗歌聚会和捐款会的固定嘉宾，他练出一套固定的表演招数，声音高低多变，姿势夸张，一会儿大鹏展翅，一会儿孤鹤独立，加上汉语的四声节奏，语感顿挫，比英文硬气，听上去就是向极端主义恐袭分子强烈控诉，再加上朗诵会开始前辅以男高音独唱《上帝保佑美利坚》，足以把观众的爱国情绪带到沟里。仅在纽约大学老卵就搞了七八场朗诵会，场场爆满，到华美协进社举行诗会时，老卵的朗诵已经是压轴节目，把气氛推到了高潮，恍如八十年代北京的诗歌热。每次朗诵他的独眼几乎热泪盈眶（真的眼泪），只有那只不听指挥的盲眼保持一贯的漠然，一贯的对世道的不屑一顾。

就这样，在全球反恐的大变局中，老卵与美国相爱了。

美国的肉身是一个四十五岁的律师，蜜雪儿·歌德伯格，纽黑文大学法学院的副教授，从《世界日报》坊间新闻版的照片看，她比老卵整整高了半尺，窄脸，白金色的短发，胸口别一个星条旗的徽章。照片拍摄于他们结婚后一同出席的康州詩歌节，老卵接受年度诗人的颁奖，那一年的十二月，纽黑文市的主街以他的名字命名，为期一个月，Xu Zeming Plaza。照片上的老卵穿着崭新的藏青色西装，还是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红光满面，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像新郎官一样，那是老卵与美国的蜜月，我为他在新大陆的第二春高兴。

老卵的最新诗集是献给新婚的美国丽人的：“给天使一样的蜜雪儿”，扉页上手写的英文名字下，还卡通地画了一个心形。《世界日报》刊登了他的诗歌的双语版，英文版是由“天使一样“的蜜雪儿译的。像所有老套的童话故事——从此他们就过上幸福的生活。没想到他这样一个放浪不羁的中国八十年代新新诗的代表人物，到了美国，这么短时间就能享受现世安逸岁月静好。

我没有再主动去找老卵，反正找与不找，他都在那里，在美国诗歌界他已经是名人。等我拿到出版社送到的诗集样书时，已经是2004年，伊拉克战争全面开始，老卵在他老婆的学院教诗歌写作还是什么的，我从封底折页的作者简介上读到。书中的自序是用英文写的，并无中文版，他那时已经可以直接用英文朗诵。封底的作者像，是他们夫妻二人的合影，老卵戴着一副雷朋飞行员式墨镜，遮了盲目，样子还很帅，我想起八十年代一本小册子的书名《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走向未来丛书。

过不久我自己后院起火，而且不止一把。先是秋季开学后仅一个月，我骑车把脚跌断，粉碎性骨折，不得不紧急告病假，请别人代课。我盘桓病榻数月之久，担心可能落下终身残疾成为铁拐李的时候，系里发来消息，我的终身教职评审的二审出了问题，并不是立刻丢工作，但系里仅给我一年的续聘，等于留校察看以观后效。这一年明德堡学院的亚洲语言系换新领导，芝加哥大学调来的日本问题专家兼当系主任。此人跟我的导师是汉学宿敌，从我请病假开始我就觉得来者不善，没想到这倒霉的第二只鞋这么快就落了下来。

不啻于晴天霹雳，我连找工作的论文都没有准备好，新年后仓皇奔赴美国现代语言协会的冬季年会，去联络关系找工作。年会在耶鲁也就是纽黑文市召开，我这才想起应该提前找一找老卵，叙旧，也增加些机会（他不是有个“天使一样”的教授老婆嘛），我给他发了一个简短的电邮。等到我开车到了纽黑文，就已经收到他打来的电话。

晚上我们在榆树街的酒吧里见面。星期一，酒吧里全是穿牛首犬校徽套头卫衣的耶鲁学生，几架电视机音量开得山响，正在直播美式职业橄榄球联赛的淘汰赛。一群巨无霸戴头盔的白痴跟另一群巨无霸戴头盔的白痴对撞，酒吧里爆发出一阵一阵的喝彩和喝倒彩。我和老卵缩在酒吧后部对着厕所的位子上，一杯接一杯灌加了冰的金酒和伏特加，任面前一盘稀汤一样的白起司比萨饼慢慢凉掉。我们交换着各种谣言，关于过去我们认识的诗人和革命家……谁还活着，谁疯掉，谁在巴黎街头讨饭，谁出车祸后来做了福音会的传教士挣了大钱开奔驰，谁开了反动网站，靠出版红人内参而发了财……说着说着，老卵沉默了，只有我还滔滔不绝地说着，把憋在心里多年来对美国的吐槽一吐为快，哦美国，这个最无趣最少文化月球一样的地方，我是多么厌烦被人一遍遍问是从哪里来的，然后被彬彬有礼的傻逼夸奖我的英文好啊！最自由也最不自由，买一瓶啤酒营业员都要要求你出示身份证上的年龄，但卖AK47冲锋枪查身份却是属于违宪这么一个绝无仅有的奇葩国家！最理性也最神经病，国民平均文化程度只到初中毕业，却要作自由世界之首领的小布什总统……

我口若悬河，根本没有注意老卵正低着头，摆弄手里的空杯子，最后他像做梦醒了一样，抬起头，说：“万恶之首是那些美国娘们！我受够气了！她们很歹毒呢！”然后他跟我说到他正协议离婚，“天使一样”的蜜雪儿露出了律师的真容，他要分居，他要脱离纽黑文大学出来找工作……原来我们俩都要再找工作，我沉默了。

我们从一家酒吧，跳到另一家酒吧，醉醺醺过了一夜，夜越深老卵也越开心，在凌晨的时候，说我带你去看看我的房子，三十年按揭贷款买的，首付里的钱是那本诗集的版税，靠！那个娘们居然想独占，没门！走！回家！老卵掏出手机往家里打电话，电话铃响了很久，但是没有人接，他一晚上都在不停地打电话，也都没有人接。老卵说没有多远，我们就在漆黑的夜色里出发，往老卵在美国的私产进发，我想想都好笑，老卵已经是美国中产阶级一分子了，家有悍妇但还是有家啊。

我们在堆满残雪的路上走着，我的一条伤腿走不快，走走停停，昨晚喝下去那些酒，让我的腿很有力气，雪落下来像汰渍洗衣粉。

终于走到，前门廊上放着一把铸铁的椅子，旁边一只玻璃钢小桌，小桌上的烟灰缸里都是烟头，积满了雪。我累得几乎跌坐在那把椅子上，顾不得椅子上的冰雪，老卵像自我搜身一样上下摸索着口袋找前门的钥匙，但就是找不到钥匙。

他敲门，门也不开。他看看手表，继续大力地拍门，忽然门大力地拉开了。

天使一样的蜜雪儿，裹着紫红色的毛长袄，蜡着脸堵在门口，老卵凑上去踮起脚尖去吻她的面颊，一边柔声细语叫她，我的最亲爱的蜜雪儿，我爱你。但是天使凛然不动，她上下审视他，厉声道：“你还敢回来啊！“说着嗅嗅鼻子，继续道：”你又喝醉了，你个该死的醉鬼，连夜不回家！还带了一个醉鬼流浪汉回来，滚！”

老卵满脸堆笑，继续说我爱你，指指我说这是我最好的朋友，明德堡的教授，他不是流浪汉。我赶忙知趣地站起来，点头哈腰，嘴里说着没关系没关系。若能放我进一个有暖气的屋里，让我坐到干燥暖和的沙发上，叫我什么都成。

蜜雪儿声音高起来，“滚！你和你的醉鬼流浪汉都滚！”

老卵再次强调我不是流浪汉，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几年才见面一次，他的声音已经高了几度。蜜雪儿大力地把他往外推，尖叫道：“醉鬼，白痴，和你的白痴朋友，下地狱去！”她想把他推出门外，再把前门关上，老卵被激怒，反抗，他双手抓住她的肩膀，用力搡着，想把这一个人的人墙推回到门厅里，这样我们至少可以进得了门。

天使挣脱，说，“你敢动手啊，我就报警！让纽黑文警察来带你走，记得管家暴的史密斯警官吧？”说着她转身就往厨房跑，紧接着就听到她在厨房里拨电话。我和老卵这下怕了，从前门往后退，结果刚离开几步，大门就自动砰地关上。

老卵站在他家的街对面，有足够的距离保护自己，又有足够的距离对着那栋殖民地式的房子喷射眼中的怒火。他用最纯粹的上海口音普通话骂着那个美国佬：操你妈的美国娘们，你偷人，操你妈的清教资本主义，操你妈的共和党总统，操你妈的移民局，操你妈的美式咖啡，操你妈的中餐馆外卖……老卵说得唾沫横飞，激动得开始喘气，我怕他哮喘发作，拉他离开。他推开我，从地上掬起一把雪，团成一个雪球对着房子砸过去。

那个雪球不成气候，在路中间散开来。老卵再接再厉，又弯腰去掬雪，准备再战。这时我看到他家那栋房子对着街的窗帘动了一下，透出里面的灯光。我怕老卵的悍妇真的端出雷敏顿步枪对着我们扫一下，我不想冒险死在万恶的美国律师家暴的流弹下，顾不得冷，我连跑带跳，逃到了十个房子以外的距离。

老卵呼哧呼哧地在后面跟着，他笨重的短腿在路上踩出一条新路。溃不成军后的自由，在雪地的寒冷里放大，我的屁股冻得很疼，一个趔趄栽坐在路边的雪里。老卵比我要灵活，总能在快要跌倒的时候停下来，站稳了然后转过头等我。街道上空空荡荡，渐渐亮起的晨光中，没有拉上窗帘的窗户里可以看到客厅中一闪一闪的圣诞彩灯，红白塑料的圣诞老人和金色玻璃钢天使通体闪光，映在停在车库前的沃尔沃和本田车玻璃上。

路边一只被丢弃的沙发上斜靠着一个彩色的泥塑马头，马头上彩色涂料有的地方已经剥落，马耳朵裂开来。老卵筋疲力尽，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手里捧着马头，像幼稚园里被分配到不中意的玩具的儿童，他手摸着马耳朵两眼发直，说：“今天是收垃圾的日子。”雪花落在他的嘴唇上，他用舌头舔了舔，然后坐直了开始哼一首崔健的老歌：

我要从南走到北

我还要从白走到黑

我要人们都看到我

但不知道我是谁

也许是雪，也许是清晨空荡荡的街道，也许是崔健的歌，我的心情变好，犹如解放的快感。如果此刻我們真在纽黑文的后街上冻死，那将是多么光荣的一死啊！至死都要给美国抹黑！临街房子的窗前站着一个女人，手里端着一杯红酒，在默默地警戒地看着坐在垃圾沙发上的我们。当我注意到这个观众的存在以后，我得意洋洋地加入老卵的唱：

假如你看我有点累

就请你给我倒碗水

假如你已经爱上我

就请你吻我的嘴

我有这双脚我有这双腿

我有这千山和万水

我要所有的所有

但不要———

“恨和悔”还没有唱完，那个窗前的女人已经一仰脖子把酒喝光，然后掏出手机打电话报警。我赶忙把老卵拉起来，再往前走。老卵嘟嘟囔囔把歌唱完，像谢幕一样不停回头看街口是否真的有警车前来轰我们。

凭着我的方向感，我们终于在四十多分钟的艰难跋涉后走出这个街区，到达主街。在主街上拦了一辆的士。的哥是一个锡克人，裹着深棕色的头巾，车里一股洋葱味儿，但我们不挑剔了，一屁股坐进那铺了竹珠子按摩垫的后座。锡克人从后望镜开始打量我们。老卵想打消的哥的疑惑，语无伦次地解释自己就住在这附近，这让锡克人更加疑心。我把纽黑文城中心的奥美丽酒店名字告诉他，的哥才稍稍放心。汽车启动，车里的暖气让我们都放松下来，老卵把头低下，发出轻轻的鼾声，他的羽绒服和头发散发出烂苹果一样的气味，好像冬天北京筒子楼里的大白菜。

到了酒店，我付钱打发走锡克的哥，然后半推半抱，把老卵拖进电梯里。他鞋子已经进水，在墨绿色的地毯上留下歪歪斜斜的脚印。一进电梯他就瘫坐下来，闭着眼睛，嘴里念念有词，都是他过去有名的诗。除了他胸口留下一道哈喇子，他几乎就是舞台上朗诵的模样：摇头晃脑，牛逼哄哄———“别开灯，黑暗之门引来圣者，我的手熟知途径，像一把旧钥匙，在心的位置，打开你的命运……”

我出了电梯，急急忙忙掏门卡开门，身后的电梯叮地一声关上，载着老卵继续向命运的上限缓缓而行。我把打开的房门用双肩包抵住，再抢到电梯门前按了按电钮，电梯顺从地把老卵载回来，叮一声开门把他吐了出来———“我像信仰一样追随你，你追随死亡。”老卵睁开眼睛，念出高潮性的最后一句，然后用手背抹了抹嘴角，站起来走出电梯，跟我进了客房。

进门他就一头栽到地毯上，我使出吃奶的劲把他拖到沙发上。他瑟瑟发抖，像真正的酒鬼那样浑身散发出酒精隔夜的臭味，混着汗臭，我只好把他的衣裤脱了，用毯子把他裹上。他的呼吸终于平稳，皱起的脸也舒展开来，眼睑合上，没有噩梦的痕迹，发出结实的鼾声，我放下心来，自己脱了衣服，也爬到床上躺下来。

耳边好像听到一声轻轻的叹息，随着晨光从窗外照进屋子，我慢慢睡着了，我希望永远这么睡下去，陪老卵昏睡下去，万事不知，没有警察来巡逻，不需要给人以交代。

那一天以后，我又见过老卵一次，老卵才真的死了。

附记：老卵的故事纯属虚构，文中引用的诗，《草莓》诗来自于欧阳江河，《三月》诗（“别开灯，黑暗之门引来圣者……”）出自北岛，其余诗句皆为作者杜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