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要忘却的事

陈瑞琳

动笔才发现，当初想要出国的念头，竟是因为那天教工宿舍里的公厕发了大水。

房子的噩梦

那天是周六，我妈突然来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家里都没电话，母亲肯定是找了一个小空当，急呼呼地在外面敲我的窗子。我知道家里的老爸很不喜欢我妈出门，但我妈呆不住，又老是想我，几天不跟我说说话她就觉得憋屈得慌。

我妈那天穿着新鞋，衣裳也是新做的，只是没想到，好不容易走到了西北大学教工二楼的楼门口，却根本进不去。还好我就住在楼口第一家，她就拼命敲打窗子。我拉开门一看，也吓了一跳，原来是公共厕所里的臭水已经蔓延到了我的宿舍门口。我赶紧找了几块砖头垫着，扶着我妈踩着屎尿才进到屋里。

楼道里的水房老是堵，平日都是在污水池里洗衣洗菜，没想到这一回连厕所也堵了，真是让人难堪。没办法，我和母亲也只能踩在门口的砖头上做饭，因为炉子就在走廊里，还时不时地把墙上的黑灰搅拌到锅里。那年月的年轻人，能够住上筒子楼的宿舍那都是幸运。

第一次看见母亲用那种特别忧伤的眼神看我，好像外婆去世的时候她都没有这么难过。在我妈心里，我不光是她的骄傲，还是她的希望。她老是跟人家念叨我闺女十三岁发表小说，十五岁考进大学。这回她努力咽了好几回唾沫，还是说出来：“你都读完研究生当大学老师了，怎么还住得这么可怜！”我都没敢再告诉她这间小屋还是先生的同事主动在外面流浪，让出来一半叫我们结婚的。

母亲走后的那个晚上我辗转反侧，我是多么喜欢当大学老师，但母亲的这次到来却让我有了极大的幻灭感。看看身边的那些前辈老师，包括那些老教授，已经白发苍苍了才好不容易熬到了一个有卫生间的小房子，这条路竟然是如此漫长，难道真要等我老了，才能住上一个能够在自己家里烧饭的房子？想来想去，未来的人生顿时好压抑。

互联网的时代还未来临，渴望看世界的心蠢蠢欲动。长安城里的日子过得很慢，每天看城墙上的太阳怎么还不落下，想起从前唐皇宫里闲愁的仕女，黄昏时独上西楼，望断天涯路。夜里就跟先生说：“咱们离开这儿吧，我想去北京读博士。”先生说：“你读了博士也不一定有房，还是出国吧！”

出国要考试，考试要钱，申请学校也要钱。大学讲师每个月的工资只有一百多元，存五块钱都很难。先生就选了美国北部的一所偏远大学，申请费才十五美元，全美最低。然后是签证，记得先生坐着熬夜的火车去了北京三次，终于拿到了学生签证，离他开学的最后期限只剩下三天。赶紧让美国的同学预付了机票，家里的钱只够买一件西装外套（想买裤子钱不够），亲朋好友也来不及告别，急急飞向太平洋，那是1992年的夏天。

入冬的那天，母亲最后一次来城墙下的校园看我。很想带母亲去吃一顿她盼望了很久的广东早茶，但囊中羞涩，只是给母亲炒了一碗尖椒白菜。夜里母亲与我睡在凹凸不平的沙发床上，感觉她有好多话，却说：“你都三十了，去了美国别太苦，早早生个孩子啊！”我心里又伤感又难过，到了而立之年，请母亲吃顿饭都难，还要让母亲为我担心。我笑着对母亲说：“面包会有的，房子也会有的，一定要在自家烧饭、洗澡、上卫生间！”母亲的眼睛立马红了：“妈会来看你的！”

北风呼啸，飞机冲上蓝天，我问自己：“这是飞蛾扑火吗？”脚下模糊的是生我养我的黄土大地，窗外是急速变换的云彩。从此我一無所有了，每个月不再有人发工资了，三十年的岁月从此挥别，前方的路，我真的还不知道。

小城故事多

第一次坐飞机的感觉很不好受，家里的杂物被我打成了七个行李，两个托运，其它五个背在身上，包括被子床单，还有我省吃俭用买下的那些瓶瓶罐罐。因为脚下都是大包小包，只好靠着舷窗坐着动也不敢动，一路就睁着眼睛，懵懵懂懂而惶恐不安。

终于降落在风雪弥漫的苏瀑城，先生来接我，后面还跟了一个膀大腰圆的老美。原来这里距南达科大州立大学城还有好几个小时的车程，没车的穷学生们都是请老美帮忙。先生说这里的老美个个都是活雷锋，只要听说有中国留学生来，都愿意帮忙出车。有的留学生行李太多，老美就甘愿日夜兼程地跑上两趟。

小车停在一座两层的公寓大楼前，先生急急打开房门，一股暖气扑来，我的脚踩上毛茸茸的地毯，幸福地跳起来。先生又推开一个门，说：“你看，我们自己的卫生间，还可以洗澡！”真是开心啊，长大之后第一次不用再跟一群人一起洗澡，泡在浴缸里以为在做梦。赶紧找出自己的真丝睡袍穿上，光着脚在地毯上旋转。

这个叫布鲁克斯的大学城给了我最初对美国的美好印象。新来者大多都会被邀请去教堂里参加学习，教会的朋友互称兄弟姐妹，不断送来二手的锅碗瓢盆和家用。其实大家喜欢去教堂，主要是为了学英语，但美国人特认真，还把我们真诚地请到家里去念《圣经》，我的开心是可以吃到手工制作的西式茶点。

在南达科他州立大学，当时有一百多位中国留学生，因为在海外，大家也不分台湾还是香港，只要说中文就能抱团取暖。少数有车的同学常常会带着我们去苏瀑城里买东方食品。为了能买到烧肉的中国酱油，跑一趟竟要花掉一天的时间。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比台湾、香港的留学生更节省，他们发现了附近的屠宰场定期处理肥肉和各种内脏，这可比每天吃最便宜的鸡腿幸福多了。我家先生每次把多余的肥肉存货冻在公寓的窗外，比冰箱还冷。大陆留学生们老是聚在一起，有一件重要的事是“互相凑钱”，即把大家的钱先存在一个人的账上，帮他接老婆做签证时的经济担保。等他老婆签上了，再存给另一个需要的人。大家都是穷学生，日子过得紧巴巴，但脸上却都洒着希望的光。

来美国的第一个职业竟然是“陪读”，想想都不好意思。因为好奇，就在小镇溜达，或去图书馆里看书。好羡慕有的陪读妻子竟然自己开着车去城里打黑工，然后看见他们夫妇在超市里大张旗鼓地买鱼虾吃。我们的钱刚刚够交学杂费，蔬菜类只能买土豆或莲花白。先是学着美国人烤面包，抹了几天果酱，胃就痛起来。两块钱一桶的牛奶一喝就拉肚子，一看见邮箱里送来的广告上都是夹得红红绿绿的汉堡包，肠子就愤怒地蠕动。

有一天，我全力搜索了老美超市里的每一条货道，终于发现了那种跟白糖差不多包装的小纸袋面粉。就在当晚，迫不及待地请了几个北方来的中国同学来家里吃陕西的扯面，面虽然扯得很短，但我“偷渡”来的生姜、大蒜、花椒、辣子面却是绝对的正宗，那冒烟的油往上一泼，香味扑鼻，大家齐声欢呼。晚饭后大家讲学校里的新奇事，先生说他最感动美国学生的诚实和善良，老师布置作业，美国学生做不出来，跑来问先生怎样做，知道怎样做了却还是把错误的卷子交上去，因为诚实最重要。我的感慨是在美国买回家的物品一个月内可以无条件退换，退的时候人家还说谢谢。

为了不麻烦人，为了生计也要学开车。先不说想出去打工，就是每天的面包、水、牛奶，甩开大步来回也要走上几个钟头，在美国没有车就像没有腿。

决定先买辆1000元以内的旧车。连“嘟嘟”都不会按的我们正在发愁，又遇到一位小镇活雷锋，他用英文说：“车不在漂亮，有力则灵，即发动机要好！”此言极是，拜托他挑一辆，他老兄竟然开来一辆七十年代的邦迪亚克！就是它了，坐上去一点油门，车身已经窜出几百米，惊魂丧魄之际发现油表已经吃下去一格，好家伙一个油老虎！先生劝我不要心疼油钱，保命要紧，这车坚实，撞上别人不会吃亏。

买了车要学，只能是夜深人静披星戴月，我和夫君互帮互学。他站在停车场上手举“号志灯”——手电筒，指挥我右转或左转，还找来两个大可乐瓶子插上杆子当作停车线，要我钻进去。我小脑有限，任凭他如何指手画脚，总是把瓶子碾得粉碎。

三天后我斗胆开进警察署，申请驾照的笔试答案我已熟记于心，前面考过的留学生嘱咐我别得满分，要故意错一题。路考的警察是个慈眉善目的老头，坐在我身旁的车位上笑眯眯地对我充满了信任。我心里暗叫：“您可千万别为难我，否则咱俩的命都保不了！”

车子开出警察署，老头叫我先左转再右转。正向前时，忽然碰到一立交桥口，要命的是那信号灯不是绿也不是红，却是一闪一闪的红灯。我本能停下，心里犯急：红灯才要停，可是这一闪一闪的红灯手册上说是什么来着？正在左顾右盼之际，觉得不能久留，开出去再说！待我开出100米，老头咧开嘴笑道：“好极了，你过关了，这闪闪的红灯正是要你先停下，再左顾右盼，然后小心开出。很不错，可以回去了！”我心里叫了一声“上帝”，手心里有一股细汗流下。

假期来临，留学生们开始鸟兽散，都去外地打工了，为了挣出下学期的学费。拿到驾照的我也以为自己有了翅膀，想要出去闯世界。先生也开始明白即便念完物理的博士在美国也很难找到工作，眼看互联网如火如荼，不如改学计算机，早日就业。只是学物理才有奖学金，要学计算机就得自己准备学费。于是我决定孤身南下，看看有没有挣钱的机会。

休斯敦不相信眼泪

一辆慢悠悠的“大灰狗”（长途巴士），沿着美国的中轴线南下，车上的我一直紧张地抱住胸前的小书包，里面有先生辛苦攒下来的一千元。每次停站，上来的都是非裔美国人，心里很有些害怕。不知道晃了多少站，终于到了得克萨斯靠海的大城休斯敦。

已是掌灯时分，忽然见到灯火里的摩天大楼，很是辉煌，不禁激动起来：“这才是真正的美国啊！”多年未见的表姐好不容易才在市中心的交叉路口找到了灰狗车站，拉着我赶紧上车，说这地方危险。

踏上虎踞龙蟠的高速公路，表姐目视前方，说稍不留神就会开错，然后就绕不回来了，叫我一定要记住这个59与45相交的岔道口，我強按住自己慌乱的情绪，拼命点头。眼前的高速是八条线，每辆车都是风驰电掣，这样的路况打从娘胎里出来还是第一次看见，我坐在车上心惊肉跳，感觉休斯敦要先给我一个下马威。我开始为自己担心，在这么可怕的地方怎么才能活下去。

万事开头难。表姐说：“不论你想干啥，第一步挣钱！”一早我跑到公交站，目标是位于西南的新中国城。第一次站在店铺林立的百利大道上，那天太阳出奇地亮，身上的白衬衣特别白，我，一个抖抖索索的异乡女子，正孤零零地靠在一根滚热的水泥电线杆上瑟瑟发抖。

因为走了太多的路，胃里饿得发痛，拐进一家最便宜的越南面包店，店主随口问我是哪里人，我说完“西安”就特后悔，因为她的表情告诉我“西安”两个字怎么写都不知道。直到太阳下坠，百利大道上也没有一家愿意雇用我的餐馆，理由是我既没有车，又不会说粤语。

休斯敦不相信眼泪，但我需要钱，需要一份工作。眼前的这个城市不肯讲我会的语言，更糟糕的是我忘了回去的路。在市中心的高楼下，需要转乘的最后一班巴士已经开走，天黑下来，还下起了暴雨，我不敢去就近的大楼下躲雨，空荡荡的市中心只剩下一些流浪汉在屋檐下指着我窃窃私语。终于找到电话亭，听到了表姐的声音，等她的车子过来接我，至少还要在雨中坚持一个多小时。我开始哭，反正也不用擦眼泪，那一刻地球也仿佛停止了旋转，孤独的我就好像站在地狱之门。

1993年，美国经济萎靡萧条，所有的中餐馆都挤满了中国留学生。没办法，我不能闲着，决定包速冻饺子，先是拿到东方超市的门口去卖，可怜的水饺未经卖出已化作一团。还剩下一条路，去应聘保姆。

做保姆的好是不要求有车，还管吃管住。面试我的这一家是中西联姻，可以讲中文。女主问我有没有养过孩子，情急之下拿出了妹妹刚刚寄来的她女儿的照片，紧张得脸红心跳。

照料这家人的吃饭并不容易，男主要吃西餐，女的要吃中餐，两个孩子是中西合璧。我常常是手忙脚乱，站在餐桌后面随时听命，几乎忘记了自己也要吃饭。最难的不是白天，而是晚上要陪两岁的小女孩睡觉。因为没有照顾孩子的经验，我的破绽还是很快露出来，三个星期后被解顾，但女主人慷慨地给了我在美国的第一份满月的工资。

就在被解雇的前夕，听说一个台湾留学生愿意低价卖一部旧车。见面那天我的钱不太够，他决定成交，条件是他要把车开到最后一天上飞机。

那天从机场独自回来，我的手握着方向盘拼命发抖。因为我不敢开上高速公路，就一直在高速路底下转啊转，越转越糊涂，眼看天就要黑了，一咬牙一踩油门，冲上了高速，把自己卷进了钢铁的洪流之中。那几乎是一场生死的较量，用命换来的成功，冰冷的汗水顺流而下，浇灌的不是回家的路，而是我从此可以去餐馆打工了。

餐馆辛酸

令人沮丧的是，有了车轮的我竟然创下了三家中餐馆关门大吉的打工纪录。

先是在餐馆打杂，我都一把年纪，他们叫我“BusGirl”，收盘子、扫地，给客人倒水，每天50元。没过多久，老板就看出我是可造之才，很快升级为企台，可以直接帮客人点菜。

我的醋溜英语其它都好，但老是把“莲花白”（cabbage）念成“垃圾”（garbage），客人一问：“春卷里包的什么？”我越紧张，越回答成“垃圾！”吓得客人每每失色甩手离去。那些不问“春卷”的客人对我也很不高兴，老远看见绅士们抖抖衣襟吃完站起来，我怕他们忘记给小费，就拉高了嗓门大喊一声“Thank You！”客人吓得一屁股又坐了下去。别说老板对我直瞪眼，我恨自己怎么变得这么没出息。

母亲在电话里心疼我在餐馆天天端盘子，这其实比我在大学里当老师难太多。比如两只手要一次端出五杯水，一次出四碗汤，稍不留神，就会杯盘跌落，烫了自己事小，打了老板的盘子，或是撒在客人身上才是大事。最要命的是扛大盘出菜，一米多直径的盘子，上面要放满四五盘大菜，还有四五碗饭，不仅左手要托起大盘，右手还要拎一个架子，不能有一点摇晃，稳稳地走到客人面前，一盘一盘端上桌。为了练这“功夫”，我半夜里把砖头放在菜板上快步如飞，自己斗志昂扬，就是把看见的人吓够呛。

说起中餐馆的老板，有恩也有“威”。出错了菜，老板要叫你赔，算错了账你要掏钱补上，浪费了他的一杯可乐自然也会愤愤不已。发工钱时能少给就少给，能叫你多干就不会让你休息。我真正的痛苦是受不了餐馆里的三六九等，不仅要看老板的脸色，还要照顾大厨的情绪，否则客人的菜半天才出来，如果故意做得不好吃，小费就完了。最要命的更要讨好大堂带位，她若不高兴，就会把不给小费的客人老是带给你，让你累了一天也挣不到钱。我的神经老是处在紧张之中，性格也发生了变化，想着办法讨好客人，每天的喜乐竟是随着小费的高低跌涨。

曾经遇到一个一起打工的北京小伙儿，50美元来美国，第二天就去餐馆洗碗，第三天就去考驾驶执照，一个星期后，一辆几百元的旧车就开始伴随他踏上了打工生涯，供自己读完了工程学后成为美国大石油公司的技术骨干。在美国，没有人会歧视打工的人，你今天端盘子，明天也许就是走进这家餐馆吃饭的“白领”，每个人的命运都在变化不测之中。怀想自己，从根本听不懂什么是“芥末酱”，到能够应付客人笑容满面;从拿不了三杯水，到能够扛着大盘健步如飞;从看老板的脸，到老板看我的脸;从老企台欺负我是“生手”，到平等地情如姐妹，流下这么多汗水和泪水，我知道希望正在来临。

那是一个周末的黄昏，一个拄着拐棍的孤寡老华侨忘了给我小费，却无意间丢给我一份洒满油腻的中文报纸，那是我在美国看见的第一份正规的中文报纸，其激动不亚于见到亲爹亲娘。翻过整版的招工广告，会计、秘书、炒锅，抓码，换屋顶，看仓库，沮丧之际发现了“文学副刊”，一字一句读到最后，竟然看到电闪雷鸣的一句话：“提起笔就是作家！”夜半时我心潮澎湃，到处寻找纸笔，几乎喜极而泣：亲爱的方块字哟，你终于来救我了！

白天打工，夜深人静时趴在床上写作。他乡的见闻先寄给家乡的《西安日报》，那是给思念我的母亲送去海外的生活报告。妈妈一面帮我收集文章剪报，一面写信说：“如果太苦就回来吧！”

先生终于转来休斯敦念计算机。我的那辆低价买来的小白车，一早把先生放进学校，然后去餐馆打工，直到晚上11点，我再去学校把先生接回家。车上放了两盒餐馆的剩菜，正好是先生第二天在学校里的伙食。这样没白没夜的日子虽说有点辛苦，好处是先生很快就把计算机专业的课程全部念完了。

母亲走了

1995年，恰逢美国经济复苏，提前拿到学位的先生顺利找到工作，这意味着脱贫的新生活开启。拿到工资的第一个月，先给妈妈寄了100元的红包。

脱贫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善伙食。跑进中国超市，毫不手软地买豆腐、虾仁、粉丝、榨菜、大活鱼。捧起一把韭菜放在鼻子上闻得不肯撒手，吓得店员还以为韭菜出了什么毛病。回家开吃红烧猪蹄、麻辣肚丝，不亦乐乎。

有日邀了一帮朋友在家包饺子，面粉不够，临时差一人去买，谁知这老兄买回的面做成的饺子下进锅里竟然变成了大包子！大家同声斥责他买错了面，我却像发现了金子似地赶紧从垃圾桶里找回那个面袋子细细查看，这一看不要紧，正是我日思夜盼的那种能蒸成大馒头的自发面。

母亲好想来看我，但我一直在寻找那种不用酵母也能发面的面粉，妈妈一生最爱馒头，尤其不能吃超市里卖的那种加糖的南方馒头。自从发现了自发面，只要看到优惠价，我就买回家来囤积，已经堆到几尺高了。另外就是为老妈研究各种辣椒，生的熟的，泡的炒的，这俨然成为我那些日子最用心、最有成就的功课。

七月高温，给家里打电话，听到的是小妹的声音，却不是平日里母亲跑过来激动接听的急喘。妹妹说母亲住院了，怎么也想不出曾经是国家运动员的母亲怎么会生病呢？过了一周再打电话，还是妹妹在接，说母亲还没回家。我心里有点慌了，不祥之感涌上心头。一个月后，妹妹的信到了，颤抖着撕开来看第一行字：妈妈已经走了！顿时眼前一黑，世界上最可怕的事还是发生了。

一声晴天霹雳，震得我身心坍塌。母亲是突然在夜里走的，还没有到她57岁的生日。爸爸知道我们没有绿卡，冲回去也见不到母亲，所以让妹妹一直瞒着，直到办完丧事，才决定写信给我。心口痛到麻木，也没有眼泪，很想嚎哭，竟然哭不出。

母亲走了，不仅仅是全家人的天塌地陷，更是让我突然生无所恋。那个时候，我多么想讓母亲看见一个不一样的世界，想让她坐上自家的小汽车，住上有洗澡间的房子，去超市想买啥就买啥。在异国他乡，再苦我都能忍，但是母亲走了，生命的源泉就枯竭了。

彻底垮下来的我每天呆坐，人生如同釜底抽薪，旅人的梦原来是如此苍凉，长空的孤鹰从此折断了翅膀。母亲是我的情依，她竟然什么也没看到！生命原来如此短暂，记得出国前母亲还回忆她结婚的情景恍若昨天。而我的外婆走得更早，当年只有55岁。或许，我也不会长寿？这个念头着实吓了我一跳。

下午在游泳池泡着，因为发呆，差点在深水区窒息。余下的生命似乎没那么多，原本想在美国好好读书、在学界大展拳脚的念头完全打消。飘萍与漂泊，我可能要废掉了。

为了出去散心，答应了一家中文小报的邀请，做了社区的采访记者。钱虽然不多，但有个好处是经常免费吃馆子。那夜月黑风高，走进一家小餐厅，老板娘的脸很是亲切，开口说话我就听出是陕西老乡。她立马把我拉进了小包间：“娥给你做碗羊肉泡馍！”端起那只兰花大碗，一股儿时的味道，从舌尖滚到胃里，再穿过肠道，一节一节抚慰着我饥渴已久的身体，所谓肝肠寸断也可以是肝肠寸暖，一碗羊汤荡尽了我多少酸苦与伤感。

五月端午到了，电话铃忽然炸响，却是陌生人，地道的老陕口音，说是要请我吃正宗的老孙家羊肉泡馍。二话没说，开车狂奔，地点在中国城对面的一个破旧公寓。

登梯上楼，推门一股热气，眼镜上立刻两片雾。终于看清楚了，是一群陕西男人，有十多个，脸色黝黑，身上油漆斑斑，待张口说话，还以为是回到了当年的西安解放路，间杂着火车站道北的河南口音。他们的职业主要是从事装修，其中一个戴白帽的小伙子正在锅台上忙碌，大家指着他说：“这小子从前在老孙家干过，煮羊肉最地道！今天专门给大家露一手，叫你这个记者来尝尝！”我不知是心里热还是身体热，汗淋淋地坐下，招呼我的领头班主听说是刚从梯子上摔下来伤了腰背，猫着腰急急端给我一大碗，嘴里说：“这羊肉泡馍比啥都管用，吃一顿能熬一年！”

儿子与书

1996年夏天，某夜忽然梦见莲花盛开，原来是母亲的周年忌。当日要去医院检查身体，忙碌的医生窜来窜去，拿了一张纸进来，都没看清我的脸，说了四个字：“你怀孕了！”

大学毕业时曾去五台山问卦，老和尚掐算“命中一子”，并未在意。难道冥冥中真有天意，母亲走了，一个新生命来了。我其实从来不相信母亲真的离开这个世界，她只是在另一个维度空间里继续守护我，而我能做的就是把欠母亲的还给自己的孩子。

身体里有了孩子，心情平静下来，平静就能思考。于是，每天面对电脑，灵感源源不绝，直到肚子里的孩子自发地拳打脚踢，一部粗糙的书稿也写成了。儿子出生那天，可能是我坐得太久，18个小时难产，最后还是上了手术台剖腹。凌晨四点，疲惫的医生眼睛里布满血丝，孩子的父亲不敢接过护士手中的小包裹：“啊，这是我儿子吗？”

虽然人人都能做父母，但是养孩子真的是人间最难的功课。小儿没有母乳，只能吃奶粉，却消化不良，夜夜啼哭。每天夜里他非要趴在我的胸口听着心跳才能入眠，他爹则要把他扛在肩上才能吃完晚餐。为了对付这个小小“夜哭郎”，半夜里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狂奔，再打开收音机里的杂音让孩子安眠。可是回到家，孩子的哭声再次表达身心的强烈不满。为此邻居还招来了警察，开门时警员看见我们的一头汗水和一脸愁容，只好挥挥手说一声“保重”。没想到最后是水管里的哗哗水声救了一家三口，只要听到那高山的流水，小儿竟安静下来，为了节约水费，我们只好录了水声放在他的耳畔入眠。

儿子就这样长起来，他常常是躺在摇篮里陪我去采访，有的时候摇篮放在会场的角落，路人不留心，就差点踢翻。我也常常带着孩子去送报纸，休斯敦很热，孩子被绑在座位上满脸通红。最难为的是拉广告，我们这一行叫“扫街”，大街小巷一家一家去扫。更难的是收账，尤其是那些美国人开的脱衣舞厅，老板都是凌晨才上班，孩子和他爹就一起陪我到门口，等着我在霓虹灯里穿过酒色吧台，拿到拖欠的支票。

每天出门，登上那条通向山姆休斯敦大道的环城高速，得州大平原上特有的云朵在空中翻卷，时而如海浪绵延起伏，时而如群雄逐鹿草原。眼前这座年轻又雄心勃勃的城市，竟然有九十多种活跃的语言，住在这里的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人是在外国出生。车子闪过高速两边一幢幢神秘的大楼，在那些透亮的玻璃窗后，隐藏着多少生命的故事。

1998年，一本蓝色封面的小书终于寄来了，书名是《走天涯——我在美国的日子》。这是我的第一部域外散文集，其中的文字，虽然有些仓促，记录的却是想不到的“艰难时事”，漂泊绝不是荒凉。因为这本小书，里面所写的华人奋斗故事，休斯敦市长特别颁发我“荣誉市民”和“文化亲善大使”，写作，真的有了救赎的意义。

看看蹒跚学步的小儿，再看看手里的这本纸墨飘香的小书，曾经的那个学者梦虽然破碎了，但命运显然将另一扇窗为我打开。寻找自由的意义原来是先失去所有，打碎后的再造才是真正移植的生命。

悲情的书店

因为想写书，还想读书，在美国找汉语书太不容易，突然心血来潮，合伙买下一家老书店。这样的冲动，一是恋着那书香，也是盼着鸿儒清谈的雅趣，想着有茶、有书、有人，既挡住了外面的侠盗高飞，又为自己营造了一个新鲜世界。

进入2000年，原本是世纪初，却露出世纪末的惶恐和浮躁，科技虽然日行千里，但人的存在感越来越低。人们很少愿意停下脚步思考，疲惫地在各种时尚中追赶。每日去书店，看路上那些奔波的人，个个神情躁动，辣辣的日光下，莹莹的汗迹渗在一个个车窗内油亮的脸上。旁边有人向我按喇叭，一看是熟知的朋友，开着铮亮的奔驰车，我举手相邀：“来书店看看？”他笑了：“这年月哪有时间看书！”

买书的人少，书店里却总是人声喧哗。早上来的多是生在大陆的台湾老侨，心里盼着“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如今身在海外，只能远看两岸风云，空议孤岛狼烟，说着说着有时都老泪纵横。

早上买报的人流过后，书店里会来些打发时间的女宾，或者控诉“陈世美”，或者哀叹自己活着只剩下钱。也有无奈的偷渡客，网恋上当的单身女。送走了客人，整理好内务，从架子上找出自己喜欢的书，再泡杯咖啡，感情这书店就我一人要读书。

晚饭的前后，租看录影带的人多起来。那些生动的或不生动的脸上，都抒写着人性斑驳的故事。有些风尘里的女客，眼眶上还残留着夜生活的迷晕，白日的消磨就只靠连续剧的漫长。她们对我说：“人要谋生，你用知识，我用身体，只是各自选择的生存路不同。”来的男客，或爱武侠，或爱看“儿童不宜”。我的尴尬是常常会弄错客人的身份，以为是姐弟，原来却是夫妻，以为是娇妻相随，却原来是妻子之外的“女朋友”。笑语过后，整理那一卷卷光怪陆离的录影带，心里想：这些编纂的故事哪有眼前的风月来得更真切呢？

也是因为我好说话，好多客人回来退换录影带，每月结账，多是亏损。平生最怕理财，这回作了回店东家，才知道“生意场”真不好玩。白天忙碌，夜里还要劳累全家人帮我录带子，到头来是自己交租金，交水电费，然后是自己讀书。赔钱事小，赔进去的时间受不了。

结束了悲情的书店，终于有时间带着小儿游走在东西海岸。那日走进哈佛大学的校园，看到那尊假的“哈佛先生”雕像，举着小儿也去摸他那锃亮的“脚”，然后站在像前合影，举头目视前方，就看到新生宿舍楼最高层的一扇打开的窗子，心里祈祷：要是小儿能来这里念书就好了。

后 记

2015年8月的那天，真的送儿子赴哈佛大学读书。提着行李上楼，往下一看，没想到，正是我当年默默遥望的那扇窗口。

与儿子告别，他竟然开我玩笑：“妈，你自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