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严歌苓小说中的生态失衡

何芷诺 陈寿琴

摘要：严歌苓小说多以女性视角书写女性生活，在看似平淡的经历中描绘社会与时代的暗涌，在看似和谐的氛圍中摹写生活的失衡。她笔下的女性形象大多有一个共性，即如“地母”一般，以爱与包容应对种种磨难。但在这“地母”形象的背后，蕴含着巨大的悲剧感和丰富的生态意蕴——社会生态、精神生态、自然生态的失衡。

关键词：严歌苓;女性形象;生态失衡

近年来，严歌苓的文学作品红遍大江南北，《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陆犯焉识》等作品甚至被改编为影视作品，收视率一路狂飙，广获群众的喜爱与赞誉。在她的笔下，不同的女性形象在不同时空之中却往往有着相似的境遇，不管是《少女小渔》中的年轻移民女孩小渔，还是《扶桑》中的妓女扶桑，不管是《小姨多鹤》里的日本女人多鹤，还是《第九个寡妇》里的农村妇女王葡萄，尽管主人公生存的时代不同，但生活的经历却有着千丝万缕的相似之处。除此之外，无论作者是否有在作品中直言，这些女性形象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如“地母”一般温顺、包容、深情、憨厚。在严歌苓的小说中，无论生活给予这些女性人物形象怎样的苦难，她们无一例外选择逆来顺受，以坚韧平和的心态应对。有如自然之母，无条件的接受人类一切的馈赠与伤害。

尽管这一特点使得严歌苓笔下的女性形象丰盈起来，但在为女性形象的坚韧不拔而感动的同时，更应深思的是“地母”的产生之因，“地母”之所以为“地母”，不仅仅是因为女性的天性，更重要的原因是生态的失衡。这种失衡，是社会的，又是精神的。在双重的失衡之下，女性遭受巨大的压力甚至是压迫，于是“地母”得以成为“地母”。而与“地母”一样，处于被统治地位的自然生态的遭遇，也与女性人物形象一样引人深思。

一、社会生态的失衡

社会生态指人类内部进行交往活动的社会的各个单元和组成部分。社会生态的平衡与否，对人类生活影响巨大。男性依靠力量夺得了世界的主导权之后，社会生态就被父权牢牢掌握在手中。女性在逐渐被“他者化”的过程中，面对社会中复杂纠葛的权利活动，话语权相当微弱。更多时候，女性被牢牢的束缚在家庭之中，作为男性的附属物而存在。尽管女性不能够主导社会生态的平衡，但身为社会生活的一份子，严歌苓笔下的女性形象又不得不受到社会生态失衡所带来的影响与压制，充当着“地母”的角色。

《陆犯焉识》讲述的是知识分子陆焉识与结发之妻冯婉喻之间的阴差阳错的爱情故事。根据作者对冯婉喻这一女性形象经历的描写刻画，可以看出社会生态的失衡是如何对女性造成影响的。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陆焉识与冯婉喻便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成了夫妻。陆焉识出国留学以后，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的制约之下，冯婉喻只能在家苦等，操持家中一切。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陆焉识成为权力斗争中的牺牲品而被捕，冯婉喻为了解救丈夫，想尽种种办法，几乎散尽家财，最后却只能将自己的肉体作为钥匙，打开丈夫的原本已闭上的生存之门。长久以来，女性一直被物化，男性主导社会中权力斗争所造成的影响和伤害，不论一开始如何发展，最终都无可避免的转移到女性身上，如此一来，女性成为了权力斗争下的祭品。

面对那些看似理所应当的牺牲，严歌苓笔下的女性形象几乎没有察觉到这牺牲是无关、不该的。长篇小说《扶桑》中，扶桑远渡重洋寻夫，却沦落为娼妓。她外表美丽，如母牛一般的温顺，面对来自男性的压榨索取甚至是虐待，她任劳任怨到几乎愚昧的地步。她也许有过爱情，却从不努力追寻。即使扶桑躺在车上被众多男人轮奸时，她的眼神都依然如母牛一般的温顺，没有一丁点怨恨与抗争，反而是像“地母”一般，耐心承担一切，妄图以自己的包容拯救世界。扶桑最具有“地母”的特性，她的善良不争、愚昧不怨，都是父权制社会下男性所期待的女性品质。但女性就该不争不怨，任人欺凌吗？女性就该乖巧温顺，美而愚钝吗？这些充满“奴隶”意味的品质，都是男性所强加给女性，而非女性与生俱来的。严歌苓塑造并赞美这样一个女性，更是显露了深刻的悲哀性。社会生态的失衡与女性何干？何以要女性承担失衡的后果，遭受非人的对待？何以要女性逆来顺受，无怨无悔的度过苦难？

《小姨多鹤》中，中日战争的大背景之下，无辜的日本女人多鹤被卖给中国男人充当生育工具，过着苦不堪言的生活;《天浴》中的原本天真无邪的少女文秀，无可避免的成为政治运动的牺牲品，为了摆脱艰苦的环境回到城里而接二连三被人欺骗情感与肉体，最后干净的死在风雪当中。

同时，严歌苓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即在成长历程中，基本上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教育对人的三观的确立与形成，对自我价值的认知与肯定都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而在严歌苓笔下，天真无邪的小渔，沉默寡言的扶桑，为爱奉献的冯婉喻，甚至是来自侵略国的日本女人多鹤，在她们的成长过程中，教育基本上是处于被弱化甚至是缺失的状态。这导致女性无法对自我进行全面认知，缺乏自我意识与斗争意识，且深信女性的价值即是为人女、人妻、人母。

教育的缺失与弱化，更迫使女性与政治无缘，只能在汹涌的政治斗争中沦丧为牺牲品，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权利斗争、国土掠夺，这些男性所主导的纠葛一直将女性视作他者而排除在外，女性无权保护社会生态的平衡，便只能接受社会生态失衡的影响。“地母”的形象之所以会产生，并非仅仅因为善良、宽容是女性的天性，更是因为在这样巨大无形而又异常沉重的压迫之中，女性作为牺牲品而毫不自知，反而将生活的种种苦难看作是“命该如此”，于是逆来顺受，不争不怨。

二、精神生态的失衡

鲁枢元在《生态批评的空间》一书中指出，“人类的精神，是人性中一心向着完善、完美、亲近、和谐的意绪和憧憬……随着‘人类纪的到来，人们的精神已经成为地球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的变量，精神生态已成为地球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1]的确，精神生态的和谐越来越得到重视。在男性获得社会的统治权之后，人类的精神生态的“病”就愈发严重。男性在生理上的优势，不该成为男性对自然与女性进行统治的理论归归因。放眼现实，女性是女儿，是妻子、母亲，而非自身，这本身就已是一种精神生态的失衡。在严歌苓的小说中，精神生态的失衡使得女性人物形象“地母”的特点更加明显，这不仅是因为父权制社会中男性地位高于女性的传统而造成的，另一方面，女性对女性的束缚也使得精神生态失衡的发生。

在《陆犯焉识》中，冯婉喻有多爱陆焉识，其实未必。能让她无怨无悔付出一切的，除了夫妻情誼，更重要的是自小到大她所受的教育，恩娘对她的影响等原因。身为人妻，必须尽到妻子责任，正因如此，她吃遍了苦，却没有埋怨。对于自我认知的缺失，是女性精神生态失衡表现的一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恩娘与冯婉喻的明争暗斗。恩娘年轻守寡，含辛茹苦操持家庭，既是因为女性脱离男性无法生存的理念对她的驯化，也是因为她对陆焉识超越伦理的爱。正因如此，她一旦有机会，就要给冯婉喻施加压力。陆焉识回国，她与他并肩而行，婉喻只能跟在身后。陆、冯出门远游，瞒着恩娘才能找到爱情的霎那火花。恩娘的心理近乎畸形，畸形的爱与腐朽让冯婉喻受到她的变异的压迫。

《雌性的草地》中，沈红霞这一人物，几乎被神化。她自我要求严格，从不展示个人脆弱，以要求男性一样的方式要求自己。她对自我是女性的身份深恶痛绝，不愿意跟女子牧马班的其他女性打交道。她努力驯服红马，摔得下半身失去知觉。她轻视男女之情，认为人生有更加崇高的理想。沈红霞作为一个神秘的人物，整个形象都体现出在那个时代背景之下，权力斗争中组织所期待的女性人物的特点。她一方面臣服于父权制社会的统治，一方面对女性的美好嗤之以鼻，复杂的心理深刻的表现其精神生态的失衡。

尽管千百年来，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使得女性已对压迫本身不自知，但造成精神生态失衡的，绝不仅仅只是因为男性。只要可能，女人对同是女人的其他女人就大势排挤、打压，从而在压迫其他女人中获得心理的平衡或失衡的自我补偿。《白蛇》中，孙丽坤跌下“神坛”以后，原来的女学生千方百计的对她进行嘲讽与折磨，以此来满足自己变异了的心理，获得安慰。《小姨多鹤》中朱小环对同为受压迫的女性的多鹤更为刻薄，唾骂、侮辱、命令，甚至是掠夺，让多鹤本就艰难的生活愈发的困顿。

源远流长的“精神传承”要求女性摆正自我的定位，教导女性要甘心做好男性的附属品，而女性对女性的物化与压迫，则更是加剧了精神生态的失衡。正是出于以上两点原因，严歌苓作品中女性形象才会如此贴近“地母”。时代要求女性做的，女性要求女性做的，女性全都做了，可悲之处在于女性形象本身并不自知——何须如此？

三、自然生态的失衡

自然环境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保护它的一直是全人类的重要任务。男性依靠身体力量取得主导权之后，自然与女性就成为了被边缘化了的他者。严歌苓小说中，她有意识地写到了人类对于自然生态的剥削与压迫。

《陆犯焉识》开篇，对于大漠戈壁的描写，表现出作者对自然的赞美，而后笔锋一转，“黑潮一般的人群漫入绿色的大漠，只带着嘴来，本着“靠山吃山”的信念来吃草漠，吃海子，吃溪流，自然包括吃大荒漠草原上的一切货物。后来它们发现，活物被吃光后，他们是不挑食的，各种生物的尸首、枯骨他们都吃。”[3]寥寥数笔，就体现出当时涌入大漠的劳改犯人对自然生态的索取与破坏。陆焉识逃跑途中发觉了淀粉牧草，帮助他活了下来。组织知道了这件事，将淀粉牧草全部开采完毕，陆焉识还因此立功，被各个监狱邀请去演讲，对于自然生态的无止境的开采使得人类受益无穷，自然生态因无穷的利益而走向失衡。

《雌性的草地》这一小说标题也令人玩味。小说中讲述的是女子牧马班的故事，却用了具有原始动物气息的“雌性”二字来形容女性，“草地”一词则与自然相对，结合在一起解读，极具讽刺意味。这是一群被人遗忘的女性牺牲品，这是一块被人利用又被人忽视的草原，自然与女性在某种程度上是异质同构的，都变成由男人主导的“人类”的理所当然的“献祭品”。

严歌苓笔下的“地母”与“自然”的背后，是自然、社会、精神的生态的失衡。因为社会生态的失衡，女性形象不得不咬牙面对生活中本能够避免的困境，迷失自我，成为牺牲品;因为父权制社会的压迫和女性给予女性的欺凌，女性形象不得不在精神失衡中逆来顺受，以求“安稳”;因为人类的贪心，自然生态遭到惨烈的破坏，与女性一同被放逐在边缘的荒漠。严歌苓作为一名女性作家，以女性的视角写女性的生活，作品背后所蕴藏的叩问与反思，都表现出她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功。

参考文献：

[1]鲁枢元.生态批评的空间[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严歌苓.陆犯焉识[M].作家出版社，2014.

[3]严歌苓.严歌苓作品精选[M].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