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两潘”之潘尼的诗文思想

潘之

潘尼（250—311）字正叔，荥阳中牟（今属河南）人，是西晋著名文学家，官至太常卿。他一生追求清闲安逸，过着与世无争的名士生活。他虽然混迹于官场，也跟社会名流、权贵有接触，但很有自知之明，从不居位自傲，以谦虚自守，不轻易与人争。当时形势“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他深知天下乱，“贤者避世”（《论语·宪问》）的道理，甚至要比个别“隐士”的思想和情绪控制得更稳定。由于他的小心谨慎，而没有结下任何冤家，最终得以善终其身，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

一、《安身论》与老子哲学

潘尼的《安身论》是其所有文章中的代表名作，和潘岳《闲居赋》、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陶渊明《桃花源记》等一样均是阐述自己人生观点的名著，当然，他们都是因为“看破红尘”后借作品吐露出老庄哲学思想的，其目的是妄想摆脱世俗，追求一种理想的社会，因此从表面上看大多有消极悲观的一面。在那个朝外藩王纷争，朝内强权豪夺的年代里，权贵官僚也好，百姓士子也好，对于自己的生死都是孰难预料的，明人们都深感有一种不安全感，他们往往追求的不是显赫的权势，而是追求太平善终，这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潘尼虽无意中身居要位，任中书令、太常卿但一直有如坐针毡的感觉，《安身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酝酿而成的。

《安身论》的核心思想是提醒、告诫人们在人格和处世上要追求无私、寡欲、无名、存正、安身的思想境界，这种理想境界显然是受了老子的思想影响很重。潘尼“安身”的人格思想，和那些你死我活的争斗者起了一个鲜明的对照，按照当时所处的不稳定政治形势，这种思想的提出，是极有利于统治阶级的。因此与其说“安身”是明哲保身，不如说是一个很好的政治主张。

（一）无私、寡欲

“无私、寡欲”的提出，对有些哲人提出的“无私无欲”来说，更觉得合情合理些。他在文中道：“人人自私，家家有欲，众欲并争，群私交伐。”这种贪婪和自私，是乱之本，往往会造成有损于他人的不良后果，甚至会危害整个社会，《老子》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告诫人们对私欲要有节制，不可贪，这样社会才能安宁、文明。潘尼进而又提出：“怨乱既扬，危害及之，得不惧乎。”他对由于私欲而引起的怨乱，及造成的危害深感焦虑和不安。《老子》说：“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潘尼在文中又揭露了官僚们在“握权”、“失宠”、“求利”、“争路”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嘴脸和丑态，对他们这种争夺名利造成的严重后果概括为“大者倾国丧家，次则覆身灭祀。其故何邪？岂不始于私欲而终于争伐哉！”他的这番警告，似乎在为人们敲响警钟，引以为戒。老子说：“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潘尼说：“进也者，进乎德者也。”否认“进德而不能处富贵”，他强调“君子则不然。知自私之害公也，然后外其身;知有欲之伤德也，故远绝荣利。”又说“止则立乎无私之域，行则由乎不争之涂（途），必将通天下之理，而济万物之性。天下独我，故与天下同其欲;己独万物，故与万物同其利。”说明了当人们知道私欲会损人伤德时，就应抛弃这些身外之物，这样反而会保全自己，即“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老子》）去克制私欲，战胜自己。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如真正地看透这一切，须有“知人者智，自智者明”（《老子》）的道理。潘尼要求人们“能释自私之心，塞有欲之求，杜交争之原，去矜伐之态。”

（二）存正

潘尼在文中对君子的行为概括为“动必适其道”，“语必经于理”，“求必造于义”，“行必由于正”，讲究做人要讲道理，讲正气，朔造自己的人格形象，并“死生不能易其真”（《安身论》），为了维护终生求真存正的人格，自始至终，坚持不渝。

（三）无名

“无名”为万物之宗，何晏在《无名论》中日：“夫圣人，名无名，誉无誉，谓无名为道，无誉为大。”《老子》说：“功遂身退”，“挫其锐……和其光”。潘尼也曾有所误，有过其相似的观点，他在一首短诗里道：“成名非我事，所玩琴与书。”他还在《答陆士衡诗》中曾流露出想过田园或休闲式生活的想法，如“口咏新诗，目玩文迹。予志耕圃，尔勤王役。”在另一首《逸名吟》里口气更坚硬地道：“宠辱弗荣，谁能羁绁。”抒發出淡泊名利，冷对宠辱的内心世界。潘尼知名为祸，会遭来是非，亲眼目睹了许多名士、官僚因图名位而惹火烧身的，所谓“人怕出名，猪怕壮”不是没有道理的。潘尼更进一步地认为“名位为糟粕，势力为埃尘”。这就是他“性静退不竞”（《晋书·潘尼传》）的性格。在功成名就里或许暗藏着灾祸的隐患，即“祸兮福所倚”（《老子》）也。有自知之明者，功成身退，尚可得以保全自己。在现实中，潘尼虽处在官僚上层，握有重权，但也是骑虎难下，身不由己的，这与其观点的建立并不矛盾。他在《逸民吟》中道：“我愿遁居，隐身岩穴。”发出了他那时的真实心态。在行动上他虽一直没有机会，但早存有寻找脱身之策的想法，这在后来的借故携家东归，可以证明到这一点。《老子》说：“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如制有各，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王弼《老子指略》说：“有名必有所分，有分则有不兼，有由则有不尽。”阮籍《大人先生传》中日：“无贵则贱者不怨，无富则贫者不争，各足于身而无所求也。”潘尼又在文中强调不得与他人“齐荣”、“比逸”、“争功”，他说：“谨行而不求名，故行成而名美。”“夫荣之所不能动者，则辱之所不能加也;利之所不能动者，则害之所不能婴也;誉之所不能盖者，则毁之所不能损也。”要做到不为宠辱得失而动摇，淡然处之，所谓“宠辱不惊”，这完全是“无名”之功。文中说：“达则济其道而不荣也，穷则善其身而不闷也。”《老子》说：“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这是对名位看法的一个总结，是能让人值得玩味的哲理。

（四）安身

安是与危相对的，文中说：“然思危所以求安”，“身不安则殆”。当然，“安身”非一般意义上的安身，是不与“齐荣”、“比逸”、“争功”为基础，是一种“良民”的素质，故他说明道：“故安也者，安乎道者也。”又强调“未有安身而不能保国家”。显然其安身的态度不完全是消极状态的，小言之，为保全自己，大言之，为国家安宁，所以从另一角度来讲，已上升到了政治理论。

以上《安身论》的种种观点和学说，如从消极的一面去理解，就不能真正地理解其真正的内在含义。从表面上看其思想观点是隐退不争，但实际上是“知退而进”。他说：“苟崇乎德，非不进也。”认为这是“以德自守”的人格表现，并不是退缩不前。又说：“安身而不为私，故身正而私全;慎言而不适欲，故言济而欲从：定交而不求益，故交立而益厚;谨行而不求名，故行成而名美。”这些道理也正如《老子》所说的：“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从政治角度来讲，潘尼认为这样“可以御一体，可以牧万民，可以处富贵，可以安贱贫，经盛衰而不改，则庶几乎能安身矣。”这就是他的安身之最终功效。因为个人的私心会引发战乱，伤害无辜。但只是从表面的平乱、严惩等是得不到根本性的治理的，故要从治心出发，他提出的：“治也者，治乎心者也。”他又反问：“治心而不能治万物者也？”认为治心能治一切事物。所谓治心之内容，在他的《安身论》里都已讲透。

二、逍遥的庄子思想

潘尼在一首《逸民吟》里道：“游鱼群戏，翔鸟双飞。逍遥博观，日晏忘归。嗟哉世士，从我者谁。”前段借鱼鸟的比喻，来抒发、寄托自己的自由情怀。作者显然对自己所处人间世俗的烦恼表示厌倦，而对鱼鸟的无忧无虑生活深表羡慕不已。在魏晋时期人们往往认为禽鸟通人性，因此，文人们就通过幻想把自己的心境依托到禽鸟身上，寻找一种超然自由，逍遥自在的生活，这也是受庄子《逍遥游》中喻“大鹏”的影响。在后段紧急着发出当今世人大都不能像他一样看破世态，以致成为皇族斗争的牺牲品。

潘尼的另外一首无名短诗日：“鸾鸟栖堂庑，不若翔寥廓。”他觉得与其寄人篱下，还不如自由自在地遨翔。他在《安身论》中说：“静则入乎大顺之门，泰则翔乎寥廓之宇。”其中的“寥廓”是一个虚幻的、自由的空间，可以任其潇洒、逍遥，就像当时有些文人写的“太虚”、“太玄”一样，都是指虚无的理想空间。其目的在于突破功、名、利、禄、权、势、尊、位的束缚，使精神活动达到优游自在，无所挂碍的境地。

动荡不安的社会，使潘尼这样有才情的人不敢把才能用到治国的政治上，而只能用在文学的抒情上，这是当时世态留下的悲哀。所以他的追求超脱和自由与当时的恶劣环境是不无关系的。

三、答赠诗简评

潘尼的诗以答赠诗居多，有涉及名流权贵，也有普通官僚。这种答赠诗的形式，在当时很多文人都善于此，他们是作为文人间的一种雅好，也是交友的一种特殊的交流方式。虽说是交流思想，但大都是赞美对方，为对方竖碑立传。因此其内容空洞，意义不很大。当然此种诗的形式起到普及，以致广为流传，这对诗的发展是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潘尼的答赠诗中可以看到，其涉及的人有太子、潘岳、陆机、傅咸、刘正伯、张仲治、吴子仲、杨士安、卢景宣、卢晏、李茂彦、刘佐等，现将答赠中颇有影响的人物如潘岳、陆机、太子、傅咸作一简评。

（一）与陆机、傅咸答赠

陆机是东吴丞相陆逊之孙，曾以一篇《文赋》创造了我国历史上第一篇系统的文学创作论。他在东吴被灭后，曾退居旧里，闭门苦读十年书，在289年与弟陆云一起来到洛阳，经中书监张华推荐，辟为祭酒，后又累迁太子洗马、著作郎，他就在此时才开始认识任太子舍人的潘尼，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常在一起互赠诗句。从目前的资料来看，陆机在这段时间里共有四首赠答，如《祖道毕雍孙刘边仲潘正叔》、《答潘尼诗》、《赠潘尼诗》、《赠潘正叔》。其代表性的句子如“彼美潘生，实综我心。探我玉怀，畴尔惠音。”“过蒙时来运，与尔游承华。”潘尼也曾作《答陆士衡诗》，道：“今放丘园，纵心夷易。口咏新诗，目玩文迹。予志耕圃，尔勤王役。”從中抒发了自己的志向。在吴王司马晏出征淮南时，陆机迁郎中令，潘尼在其上任前写了首《赠陆机出为吴王郎中令诗》，诗中给予了诸多赞美，篇幅较长，写得较完整，绝不是三言两语的应酬之作，可见是花了些心思的。

傅咸，是哲学家傅玄的独子，曾官至尚书右丞。在《答潘尼诗》的序中道：“司州秀才潘正叔，识通才高，以文学温雅为博士。”对潘尼的才华作了很高的评价。潘尼在《答傅咸诗》序中也赞道：“司徒左长史傅长虞，会定九品。左长史宜得其才，屈为此职。执天下清议，宰割百国。”

（二）赠太子诗

此太子即愍怀，他虽四处被排挤，受皇帝、皇后等的陷害，很让人同情，但从他制造的“坐如针毡”的恶作剧，不听忠谏的行为来看，他也是一个十足的无能之辈，以其智力也只能成为皇族间争斗的失败者。潘尼曾在太子门下任太子洗马，与当时的其他门客一样，常为太子写赠诗，他和陆机是其中写得最多的一位。潘尼在此其间为太子写下的有《皇太子集应令诗》、《皇太子社诗》、《七月七日侍皇太子宴玄圃园诗》、《皇太子上巳日诗》等诗。

（三）三赠潘岳诗

潘尼与潘岳，其家学渊源，两人双双成名而被誉为“两潘”，因他们之间有一层特殊的感情关系，或许更是对叔父的敬意，在潘岳最具有代表性的三度任职时均以增诗来表达心情。

在潘尼十八岁时，第一次为潘岳写的赠诗是《赠司空掾安仁诗》，长达十章，对潘岳的才华、德行给予赞美，文美意达，作者不愧为拥有“少有清才”（《晋书》）之称。写这首诗时，潘岳年方二十二，正属风华正茂，以才华得到司空的赏识，被辟为司空掾，虽为小吏，但属初出道，首次正式任职，是人生旅途的第一步，对美好的未来充满了幻想，真是前途似锦，志在必得。诗中盛赞潘岳为“表其髫龀（少年），成名弱冠。”“终贾杜口，杨班韬翰。”与史载的“岳少以才颖见称，乡邑号为奇童，谓终、贾之俦也。”（《晋书》）是一致的。

第二次写的《赠河阳诗》，就写得较为简短概括，完全属于另一种心情。潘岳的前途并非所想象的那样顺利，曾十年滞官不进，真是怀才不遇，就像他后来在《闲居赋》里所总结的“没有巧智”之故，当然这也是他的牢骚而已。在“静养”了十年后，才有一次出任县令的机会，虽区区小官，但作为一县之长，总算摆脱了在人屋檐下，独立治政的机会，潘尼在诗里向他道喜，称其为“立宰三河（河阳）”。因此潘岳的出任也算是一次小小的转机。当然十年不仕只能说明在仕途上的不畅，不能说明其才华上的荒废。他在诗文的创作上丝毫没有懈怠，反而越加成熟，知识面也越加丰富。因此人的经历越是坎坷，其思想越会变得有内容，越有回味感。陆机在吴被灭之后，闭门苦读十年，其收获同样是最大的，为后来储备了能量，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功底，巧在潘尼自己也曾告假回家，十年不仕，因此这十年在某种程度上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表面上的风光十年也许是在颓废，而十年的潜心苦读倒是终身受益的。

《献长安君安仁诗》是潘尼的第三次赠诗，长达十章，有言不尽意之感。叔父潘岳此时已经历了一段挫折，并险些送命。潘岳的这次获赦后，被委以远任长安，其滋味与前次满怀信心出任县令的心情是不同的，故潘尼在诗中多有劝慰，如“衮职有阙（缺），思君之归。”同时也表达了自己也要匆忙上任的心理。

参考文献：

[1]《晋书》、《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老子直解》（刘康德著）、《潘岳评传》（潘玄明著）、《陆机集》、《庄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