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宗强先生的治学方法与人文情怀刍议

邓婷

摘要：本文主要通过对罗宗强先生的文学著作、相关文章以及人生经历的分析，来探究罗宗强先生的治学方法和他的人文情怀。通过立论方法、研究方法和行文的风度这三个方面入手，试着对罗宗强先生的治学方法和人文情怀作一些议论。

关键词：罗宗强;治学方法;人文情怀

罗宗强先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方向的研究专家，罗宗强先生的专攻方向是文学批评史专业，但他对中国古代士人心态的研究却尤其出色，他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是从研究士人心态的演变轨迹入手，从而去确切地阐释文学思想发展的变化于原因，这样的研究思路可以说是别开生面、独树一帜的，使得文学思想史研究有了新的进展。

傅璇琮先生在为罗宗强先生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这本书作序时，曾说：“他的几本为数不多的专著，总是为学术界提供精品，无论是从立论上，研究方法上，还是整个行文的风度上，总表现出由深沉的理论素养和敏锐的思辨能力相结合而构成的一种严肃的学术追求。”[1]看到这些话以后我不禁思考了起来，罗宗强先生的学术研究真的是如此吗？借此我便从这三个方面入手，试着对罗宗强先生的治学方法与人文情怀作一些议论。

先看罗宗强先生的立论方法。简单来说，立论是运用充分有力的证据从正面或反面证明自己论点正确性的论证形式，从罗宗强先生文章的立论方法上看，正面论证和反面论证两种立论方法他都运用自如。正面论证，如他在《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中，论述西晋立国之初司马炎为政失准则的那一节：他先是提出司马炎的政权本身是违背了儒家名教准则的，在为政时，司马炎进退两难，提倡名教将导致立身不正，不提倡名教则失去君臣纲纪的约束力。因此司马炎为政的准则必然是矛盾的，是没有准绳的。接着罗宗强先生举了“杀高贵乡公曹髦”这一事件来证明这一观点。这部分的立论很明显就是属于正面证明自己论点正确的论证形式。

反面论证罗宗强先生用得更好了，在《从思维形式看中国古代诗论的一个特点——对“象外之象”说的一种考察》这篇文章中就能体现。在解说司空图的“象外之象”这一诗论时，他先指出这一诗论不是借助义理的抽象演绎和逻辑的推理，而是一种借助于情感和图像的思维形式。但他并不直接论述司空图诗论是如何如何地借助情感和图像的思维方式，而是先说明抽绎和逻辑推理是什么样的，再说明司空图诗论的思维方式并非如此，而是如何如何。这就好比我先我拿住一面镜子的反面，我介绍这个反面长什么样，再说镜子的正面不是这样的，进而再说出镜子的正面到底是什么样子。这可以说是一种“先立一个对立的靶子——将它否定——再竖立真正想要立的靶子”的论证模式。这种论述模式看起来好像比较复杂，但是其中效果很好，能很明显的看出罗宗强先生想要表达的想法，能更容易达到让读者认同作者观点的目的。

在研究方法上，在罗宗强先生曾在他的第一部著作《李杜论略》中，说到自己的研究是“从理论和创作实践两方面进行考察，作出评价，特别是对当时的代表人物的研究尤其必须如此。”[2]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罗宗强先生在治学过程中，注重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的相结合。具体的体现就是他在论述中会结合相关的文学作品。如他在《玄学与士人心态》中，对西晋士人向秀的心态分析，主要就是借助了向秀的《思旧赋》来进行剖析论证，再结合时代的背景，得出“向秀的改节，实在是一种无可选择的选择。西晋士人，正是从这一点，走向一个新的精神天地。”[1]的评价。为什么要这样做研究，罗宗强先生自己在为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作的序中说道：“有的文学家可能没有或很少文学理论的表述，而他的创作所反映的文学思想却是异常重要的……社会上的一切影响，终究要通过心灵才能流向作品。”[3]反过来说，士人的深层心理最终都会通过作品流露出来。罗宗强先生正是抓住了这样的特点，将士人的心态清晰地描绘出来。

往更早时期罗宗强先生的研究方法来看，士人的深层心理就算没有从自己的作品中表现出来，也会从自己推崇的作家的作品中透露出一些端倪。在《从思维形式看中国古代诗论的一个特点——对“象外之象”说的一种考察》在这篇文章中，罗宗强先生说：“如果从分析一首诗所引起的反应，来说明‘象外之象说的思维形式还不够有说服力的话，那么我们还可以从另外的角度，例如，从司空图的《诗品》来测度他的这一思维形式。”[4]这样一来，研究的方法又回到了作家自己的作品中了，所以才有了后来罗宗强先生在《宋代文学思想史》序中所说的“文学家……他的创作所反映的文学思想却是异常重要的”[3]这样的研究思路。

前面已经提到傅璇琮先生评价罗宗强先生的学术研究是“一种严肃的学术追求”，我倒觉得在罗宗强先生的学术研究中，严肃的是对学术的态度，他整个行文的风度，却流露出细腻柔软的人文情怀，具有别样的“风流人格美”。冯友兰先生曾在《论风流》中说道“风流是一种人格美”，而这种人格美在冯友兰先生看来具备四个要素：“玄心”、“洞见”、“妙赏”、“深情”[5]，其中“玄心”关乎义理，“洞见”源自天生，“妙赏”因为审美，“深情”则以前三者为土壤而萌生。在我看来，罗宗强先生起码是具备了“洞见”和“妙赏”这两种人格美的特质，而这两大特质都需要一颗细腻的心。

在拜读罗宗强先生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时，略微能从罗先生的自述中窥见罗先生细腻、理性的内心。说罗先生细腻，是在他的文章著作中都能感受到他对一闪而过的灵感的捕捉是非常敏锐的，就像在《从思维形式看中国古代诗论的一个特点——对“象外之象”说的一种考察》这篇文章中，他能够跟读者对话，剖析读者思维模式的内在转变，能细致入微的探析我们这些读者的心境和情思，这些都是最不易把握，转瞬即逝的思维变化。而在《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这本书中他着重研究魏晋士人的心态变化，这也需要心思细腻方能隔代揣测出那些士人的心境和情思。这也许就是一种“洞见”。冯友兰先生说“所谓洞见，就是不借推理，专凭直觉，而得来的对于真理的知识”[5]，这句话放在现在学者身上恐怕不完全合适，但从做研究的过程来看，却是很正确的。就像罗宗强先生在《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的后记中说明了自己写这本书的初衷是“动手写《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时，越写便越感到，有一个问题我是无法回避的，这就是魏晋士人心态的巨大变化。于是，我便在写文学思想史的同时，动手写了这本书。”[1]有时候这样的灵感就是靠着直觉判断出来的。

关于“妙赏”，冯友兰先生是这样解释的“所谓妙赏，就是对于美的深切的感觉。”[5]从罗宗强先生的自述中或可窥见：“记得有一次，正在大树下接受批斗，忽然传来一声清脆的鸟鸣，下意识地抬头一看，阳光在绿叶上闪烁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生的欢乐与生的向往猛然震撼着我……我仍然觉到生的甘泉的滋润。人生不易，但人生毕竟值得眷恋。”[1]阳光映照着树叶是极其平常的景象，但“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生活的美，往往就是在这些平凡不起眼的景物当中。在我看来这种审美的能力应该是与生俱来的，有些人终其一生也不能参悟到这种瞬间的感受，可能是路边的花花草草，也可能是天气的变化，又或者是路边的某个场景，这些微小的景、物，若非有心人，实在是无法体会其中的精妙之处的。

可以说，罗宗强先生在写这些研究著作时，已经把自己对感性、对生命、对美的理解和体验深深地融入研究对象中去了。

参考文献：

[1]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1.

[2]罗宗强.李杜论略[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2.

[3]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4，7.

[4]羅宗强.从思维形式看中国古代诗论的一个特点——对“象外之象”说的一种考察[J].社会科学战线，1986，3.

[5]冯友兰.论风流[J].哲学评论，1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