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认同与共生：兼论“爱国汞”精神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逻辑

龙金菊 高鹏怀

【摘 要】在新时代民族关系及其发展语境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讨论离不开对民族地区共同繁荣发展的现实性关照。基于“丹砂王国”转型发展个案，从其矿业文明中所蕴含的“爱国汞”精神可以有效探寻这一区位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统一性。有必要从历史记忆、文化认同与文化共生方面加大对区位文化挖掘与建构，发挥各民族地区所共同缔造的文化合力，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区位文化;“爱国汞”精神;万山

【作 者】龙金菊，铜仁学院副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贵州铜仁，554300;高鹏怀，中央

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81。

【中图分类号】C956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9）06-0022-008

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义解及问题的提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我国新时代民族关系发展中的新要求。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要“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十九大报告中又高屋建瓴地提出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后在许多大小会议中谈民族工作方面也反复强调了这一议题的重要性。当前，围绕党中央的基本基调，学界也掀起了相应的研究热潮，其中文化解读无疑是学者们思考这一议题的主要逻辑之一。

（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义解

文化是人类生活中逐渐形成的基于价值判断的重要符号。格尔茨认为：“文化不是一种力量，不是造成社会事件、行动、制度或过程的原因;它是一种这些社会现象可以在其中得到清晰描述的即深描的脉络。”[1]16可见文化作为一种事关意义的符号，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本实，因此也成为人们观测生活现象的重要工具。亨廷顿从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力方面考量了文化的重要性，认为“文化与政治、体制、经济发展等其他变量可以是互为因果的”[2]41。如果说格尔茨只停留在文化的符号意义上强调深描与回归，亨廷顿则把文化更有前瞻性地带入到政治意义的分析中来，赋予了文化事关人类进步的重大意义。就民族关系而言，“文化是维持族群边界的基础”[3]16。文化本身就带有联结及可修复功能，是民族团结的重要动力。在现实运用中，文化成为人们在民族问题中主观能动性获得的最好诠释，往往也成为权力的象征，是当代我国政治秩序设置的主要考量因素之一。具体而言，“文化不仅能够通过一种在群体成员中共享的世界观和历史命运感将人们在情感与信念上连结为一个整体，塑造出共同的身份认同，而且可以通过对政治目标和政治过程进行合理化解释，建构起政治权威”[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身就是一种由具体的族群文化向国家高层次文化上升、聚合的过程，是一种由较为单一的民族认同向国家共同体认同的心理运行模式，是文化权力在现实意义获得中的具体呈现。遵循文化分析路径，是尊重中华民族文化实际与现代多民族国家建设需要的重要选择之一。

就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分析路径来看，学者们基本都是沿革我国自古至今多民族共存的学识传统，即长期以来在“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中形成的兼容并包的文化形态。在民族关系话语权构建中，费孝通所定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其中的“多元”已经成为文化逻辑梳理的较好依据。其他学者也强调了民族文化的根源性、基础性及凝聚性作用。沈桂萍认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在不同社会成员之间建构共享的历史文化记忆和共享的现实文化形式，从中凝练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遵循的价值共识。”[5]平维彬、严庆从中国思想史的角度把传统的儒家族类观作为重要的理论依据，认为“这是中国区别于西方民族主义建国初期帝国分崩离析的文化根基，也是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中没有发生裂变的凝聚性文化根源”[6]。麻国庆从记忆的文化属性认为：“记忆的多层性讨论对构筑现代中国多层次的共同记忆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7]赵超、青觉、范君、詹小美、宫丽则直接在议题中明义了文化路径的必要性及重要性，并从象征的再生产、民族文化的价值秉承与基本的文化原则、遵循文化发展规律与整合文化资源等方面展开了相应分析。①此外，诸多学者虽然没有直接以文化为主线，但是在相关讨论中依然介入了重要的文化逻辑，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可见文化逻辑已经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无法逾越的逻辑之一。

（二）问题的提出：发掘区位文化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基础性作用

中国的民族问题是具体的，不同的民族地区，族群结构、发展水平与文化呈现都不一致。在文化凝聚力的攫取中，若始终只是围绕中华文化的宽泛概念，未必能符合中国既有民族格局及发展现状的客观事实，文化解释的渗透力也会遭到削弱，或者大打折扣。再者，由于“民族”本身作为一个有争议的关键词，其作为一个舶来品的词汇并不能准确描述我国具体的民族构造事实，但它又是一个目前无法替代的较好的概念。若一味以56个民族为具体单位进行单一的文化解读，则很难调控单一民族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合理边界，进而陷入泛文化论的困境。并且，中國的民族问题，远非顺应“民族”概念所进行的56个民族单位制上的划分问题。麻国庆指出：“要建设适应新时代阶段性特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就必须从民族现象的基本维度出发，突破现在民族单位。”[8]因此，不应该把文化解释作为一种可以万物并蓄的随意性工具，必须对文化本身的作用多一些细节性、应时性的分析。“文化分析不仅是对各种理性制度分析的一种补充，而且时常就是对利益和制度本身的意义诠释。”[9]59当前，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成为我国各项政策制定的主要依据，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意旨依然是针对民族地区凸显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最终指向各民族“共同体繁荣发展”的客观局面。从这一战略意义来看，发掘并提升民族地区区位文化在现代性发展中的意义获得实为必要。

区位文化是比区域文化更小的单位，主要指某一行政区划下（区县乃至乡镇）里所呈现的文化结构。汤因比指出：“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该民族对其生成环境所做的挑战的一种回应。”[10]109从文化的环境回应性来看，区位文化更是居住在此区域内的各民族长期应对环境变化与挑战所共同缔结的文化成果。本文对区位文化概念的运用，旨在于更多关注民族地区各地方的具体发展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性意义，认为在相应的讨论中，应该把文化逻辑多做一些细节性的考量，不仅要基于“一体”之下的56个民族作为具体文化分析单位，同时也不能忽视基于“一体”之下的行政区划下的区位文化作为文化分析单位。前者更适合学理性分析，后者更适合现实性分析。就后者而言，既可以有效避开中华民族文化整体性运用的抽象性，也可以有效突破单一民族文化的狭隘性与限定性，更能从行政意义上贴合多民族国家建设及现代化战略布局的实际需要。具体来说，民族地区各区位如何根据地方发展实际，以文化的力量促使区位文化汇集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潮流中来，发挥其对共同体意识的根基性型塑作用，将更加具有现代性的意义。本文试图以万山“丹砂王国”为具体个案，从“丹砂王国”长期以来形成的矿业文明中所呈现出来的“爱国汞”精神进行梳理分析，探讨这一区位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如何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发挥驱动力作用，从区位性的发展带动中增强国家凝聚力的获得，形成现代性发展合力，以更好地助力新时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个案呈现：“爱国汞”精神的历史文化源流及其发展

万山区辖属于贵州东部铜仁市，曾因丹砂储量占全球8%，名列世界第三、亚洲第一，故享有“中国汞都”“丹砂王国”的美誉。“爱国汞”是周恩来总理对万山汞矿的一种赞誉。从新中国成立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万山累计生产汞（含朱砂）3万多吨，上交利税15.6亿元，为国家偿还苏联外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63年在接见万山矿业的劳模中，周恩来总理赐予了万山汞矿“爱国汞”的称号。由万山出产的朱砂石“万宝山”也一直置于人民大会堂里面，成为人民大会堂的“镇堂之宝”。如今，“爱国汞”作为一种精神，有着丰厚的文化积淀，已经成为万山人民迎难而上、努力奋进的精神丰碑。

（一）王朝时期万山朱砂的帝王认同与对民族交往的促进

从文化价值来看，朱砂可以说是中国红的缘起，自古以来有着根正苗红的中华文化底蕴。从可查询资料看，万山朱砂开采史可追溯至夏商时期。西周时期梵氏女子教土民敲凿取丹、武王服丹的故事一直流传至今，成为“万山”名字由来的主要历史考据之一。①由于万山盛产的朱砂具有优良的资质，一直受到历代皇室的青睐，武则天曾封其为“光明砂”。后来万山朱砂一直被列为贡品，且只能官至三品以上的皇室和达官贵人才能享用。可见，万山朱砂从先秦以来就具有了重要的象征性意义，成为帝王认同及中华文明的标志性文化符号，为“爱国汞”精神埋下了深厚的文化基因。此外，由于朱砂在生活中所具有的药用、辟邪等价值，吸引了各方人士前来取丹，一定程度也促使了早期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②“在族群构成上，以土、苗、汉三大族群为主体，兼有少量其他族群，這在各地方志中多有记载。”[11]从新中国成立初年至汞矿业辉煌发展的年代，万山汇聚了全国30多个省市区的人员，他们远离自己家乡支援万山汞矿业的建设。这些都是万山历史上多民族交往互动的具体体现。

（二）近代以来万山汞矿业发展与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因为朱砂的宝贵价值，万山成为殖民者强入的主要目的地。万山人民积极抵制洋人入境，对殖民侵略反抗不断，万山由此成为贵州省反帝反封建的工人运动发祥地。到反围剿战争时期，红三军军长贺龙部队盘旋黔东地区，受贺龙任命的省溪纵队队长姚玉清积极率领群众策应红军长征的活动，牵制敌军，使国民党政府十分恐慌。全面抗战开始后，万山人民为反法西斯战争积极储备战略物资，加班加点提升汞矿的生产，连创比抗战前年均产量10.61倍的最高记录，在抗日战争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59-1961年时值新中国三年困难时期，加之苏联撤走全部专家，在涉及赔偿问题上条件苛刻，欲图封锁我国经济，万山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也进入了空前的困难时期。然而万山人民没有被困难所压倒，而是奋发图强，砥砺前行。整个矿区工人不分昼夜地生产，产量连续四年突破千吨，为国家创收15.6亿元，还清了苏联的债务，解决了国难危机，由此万山汞矿也被周恩来总理亲切地称为“爱国汞”。也正是在这种“爱国汞”精神的鼓励之下，万山矿业生产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迎来了鼎盛时期。当时汞矿陆续远销达40多个国家和地区，处于供不应求状态，给万山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富足，万山人民的生活在周边县市乃至全省都处于领先地位，万山也成为当时人们心中的“小香港”。

（三）破产、阵痛与重生：“丹砂王国”转型发展的奋进精神

1.破产：朱砂资源枯竭及汞矿被迫关闭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万山汞储量和产量开始处于骤减状态。矿山原探明储量3.4万余吨，已累计开采了3.3万吨，余下的多为边角残矿，开采难度大，成本高，安全隐患严重，生产经营和收入开始处于“负增长”。1992年至1994年，万山汞矿一坑、五坑、岩屋坪三个坑口相继闭坑，朱砂主产地杉木董分矿、四坑也成为边角残采的地方。由于无矿可探、无井可钻，贵州井巷公司、贵州有色地质一队等单位纷纷从万山外迁。“富余人员”和待业人员达5000多人，矿区工人和工作人员要么外出“淘金”，要么下岗失业，生产生活十分艰难。其间，虽然也曾通过“横向联营”“接替项目”“多种经营”等多种经营模式的尝试，以寻求生存之路，但始终无力回天，不得不启动关闭破产程序。经过近两年多的多轮考察与讨论，2001年9月14日，贵州省有色金属行业管理办负责人作了《关于贵州汞矿实施政策性关闭破产的讲话》，同时形成了一份《致贵州汞矿全体职工家属的一封信》，信中对贵州汞矿的现状、关闭破产的意义、关闭后职工及家属的生活状况等作了阐述和说明，宣布万山矿业正式破产。从此，曾为国家经济建设写下了光辉一页的万山汞矿，在完成了光荣的历史使命后，沉重地关上了大门。

2.阵痛：艰难维稳期中的坚持与努力

从汞矿资源逐渐枯竭后，主体经济缺位、经济总量小、基础设施薄弱、失业人员多、居民生活困难成为万山的常态。这一度引起诸多的社会骚乱，甚至流传“坍塌”“毒气”等谣言，万山人民生活在极度的焦虑与恐慌之中。部分下岗失业人员常在地方政府门前上访、静坐和集会，甚至集体上市到省进京，上访人数不断增多和次数更加频繁，对万山的社会稳定秩序与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面对重重困境，万山党政领导始终没有放弃，一直苦苦思索和探求破茧重生之路。2003年初，万山特区成立了以副县级领导为组长、各个职能部门相互配合的10个社区工作组，分赴矿区10个社区指导工作，深入矿区居民家中，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与离退休职工、下岗失业人员和居民开展交心谈心，增强信心，共渡难关，并积极开展帮扶济困，寻找就业门路，竭力向上级争取向矿区倾斜的有关政策。一个时期，万山行政事业工作人员种过烟、栽过菜、养过猪来增加收入度难关，但由于“失血”严重和“造血”功能衰退，都没能从根本上解决万山的发展问题。

3.重生：“丹砂王国”的转型发展之路

万山，正所谓“兴亦汞矿、衰也汞矿”。万山党政领导与万山人民一同努力找准发展定位，经反复论证，于2010年12月确立了“两个转型”的发展思路。其一，城市异地转型。即把经由铜仁市划转过来的谢桥街道规划成万山城市异地转型的主要承接区，努力打造商务核心区、综合服务产业区、谷地休闲产业区、现代休闲产业区、科研创新区这“五区一体”的城市新格局，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造较好的城市空间。其二，产业原地转型。根据万山的特殊历史情况，以万山老工业基地为中心，坚持生态修复与绿色发展理念，规划30平方公里的“转型工业园区”，通过加大招商引资和项目争取力度，以项目带动促进产业的绿色生态化转变。

当前，万山在“两大转型”战略的指引下，已经展开了全面发展新态势，具体围绕三大产业绿色转型发展，通过魔幻般的“三变”打造新时代的美丽万山。其一，促使农业绿色现代化转型。2015年，万山秉承观光农业与休闲旅游为一体的理念，建成了九丰农业博览园，为万山农业的发展播下了科技的种子。此外，全力推进“一乡一业”“一村一品”建设，培育形成敖寨食用菌、谢桥竹荪、黄道油茶、大坪蜂箱养殖、鱼塘花卉等各具特色的规模产业，有效激活了村级集体经济，形成了具有特色产品的乡村产业格局。其二，推动工业绿色升级转型。主要是对万山朱砂文化进行品牌升级打造，走一条由“资源依赖”到“文化升级”的产业转型之路。当前，已经以统一的标准建成了朱砂工艺品产业园，把50多家零散的朱砂工艺品企业整合为一体，重点加强产品研发设计，融入创意设计、现代科技、时代元素，建设国内最先进的朱砂生产线，推动朱砂产业起死回生、再焕新机。其三，全面提升全域绿色旅游业的转型。万山人民充分用活历史悠久的矿业文明，在汞矿遗址中打造了中国第一个以山地工业文明为主题的矿山休闲怀旧小镇——朱砂古镇。当前，朱砂古镇已在汞矿业博物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影视基地、悬崖泳池、玻璃栈道、玻璃天桥、万亩红枫林等景点的配套中发展日趋成熟。此外，在周边还发展了与朱砂古镇相匹配的其它旅游产业，比如错位发展万山彩虹海，把梅花水库打造成为梅花湖湿地公园，以“江南·水乡·烟雨”为主题，打造“江南水乡·滨河公园”，等等，有效形成了多层次绿化的景观长廊。

如今，万山先后获得了“全国生态文明城市与景区”“中国最佳投资环境城市”“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市核心区”等荣誉称号。万山于2018年9月已正式获批退出贫困县，为国家扶贫攻坚战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当前，以“丹砂王国”转型发展为背景的大型电视连续剧《看万山红遍》已举行了签约仪式，这不仅将有效提升万山的旅游品牌，更能让“万山红遍”这座魅力之城成为新时代的佳话。

三、“爱国汞”精神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文化价值分析

“爱国汞”精神作为万山矿业文明的一种核心价值体现，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与现代性传承价值，一直支撑着与新中国共同奋进的新万山，无疑是紧跟时代语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佳典范。在新时代国家话语权构建中，从区位文化向国家认同的滋长过程中必然是一系列极具挑战性的文化细节问题。因此，如何在尊重每一种区位文化的具体历史源流中提升国家意识，或者说如何在具体的地方历史文化记忆中注入具有时代性的意义符号，并赋予这些意义符号以“国家”属性的涵义，让每一种具体的区位文化自觉并融入国家认同等系列问题，都应该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路徑探寻中必须不懈深入探索的内容。

（一）爱国主义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内核

爱国主义是人们基于作为“政治屋顶”的“国家”概念范畴下长期培养起来的一种爱国情怀，是一种长期以来以合理的信念崇尚理想国家的习惯性意向。列宁开宗明义地指出：“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12]608这反映了爱国主义得以形成的长期历史积淀性、个人与祖国的深厚关联性与及对国家感情的稳固性。爱国主义总是嵌入于复杂的社会系统当中，与国家政治体系和民族文化紧紧关联，是国家长期以来文化积淀的产物。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多次讲话中高度肯定了爱国主义的作用，认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核心”“是把中华民族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也是“激励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13]因此，必须有效汲取爱国主义这一核心力量，将其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根本的精神文化支撑。就万山汞矿业的历史文化渊源来看，“爱国汞”精神所集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有着最直接的表现维度，不仅集中体现在从王朝时代就积淀起来的帝王向心力，而且集中体现在抗战时期对殖民主义的反抗精神，更是集中体现在为新中国偿还苏联债务的奉献精神与现代性转型发展中的奋进精神。这是万山人民始终的爱国主义情怀，也成为万山人民始终紧跟国家发展战略不断奋进的精神动力，无疑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财富之一。

（二）民族团结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风标

民族团结是和谐民族关系的基本内容，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要的价值风标。“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4]从文化渊源来看，中华民族是人类文明史中没有出现过断代历史的伟大民族，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强大凝聚力。加强民族团结进步，就是要始终维护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作用，有效地化解国际国内引发的民族危机，维护好社会和谐有序的良好局面。从“丹砂王国”的历史与民族交往来看，万山矿业文明可以说一直嵌在各民族身份的持续建构中，促使族群空间得以扩大，不断促进民族团结。其一，万山属于武陵地区核心区，因为朱砂资源的吸引力，有效地吸引外来族群纷纷涌入，促进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潜移默化增进了民族文化的共同进步。其二，万山汞矿通过长期以来形成的矿业文明，对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及民族交往方式仍然起着重要的指引性作用。至今，万山区境内仍有18个常住民族，是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主要聚集地之一。可见，万山丹砂文化作为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不仅体现了早期的帝王认同与及各民族平等互助精神，而且有效打破了少数民族在过去常常与“边缘”“落后”“不文明”等话语相关的民族偏见，其文化意义是极其深远的。因此，必须有效凝聚每一股民族文化的力量，尊重每一个地方各族人民在共同缔造中华文明历史中的贡献度，始终秉持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基本原则，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讨论才会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三）自强奋进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驱动力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在民族地区体现得更为凸出。党中央的一贯理念是：中国要强大，是各族人民一起强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一个民族都不能掉队的小康社会。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能仅限于价值规范层面的讨论上，而是应该更有前瞻性地从民族地区整体性发展战略出发，激发区位文化所引发的时代驱动力，从地方发展中有效凝聚民心。从万山的转型发展来看，一方面，万山的转型发展的速度与效度，与党中央对万山人民的关怀与政策扶持密切相关。万山曾经在国家危难的时候为国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样，在万山发展困难的时候，党中央也始终惦记着万山及万山人民，给万山人民带来极大的鼓舞和鞭策，促成了万山人民强劲的转型发展驱动力。1另一方面，万山的转型发展，与万山人民始终自强奋进的精神有关。在曾经的重重困境之下，万山人民始终没有放弃，始终秉承“爱国汞”的奋进精神，及时转变发展理念，以创新的时代担当精神，从行动上积极探索一条适宜自己的绿色转型发展之路，在充分尊重区域区情的情况下，最终以“两个转型”的方略为万山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如今万山已经顺利退出贫困县，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以积极的姿态响应了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体现了万山人的自强奋进精神，也较好地阐释了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驱动力。

四、结论与思考：记忆、认同与共生的文化考量

民族文化多元并存、交相辉映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特征，在文化框架下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该对文化单位多一些细节性的考量，充分尊重单一民族文化单位（倾向于历史性、学理性）与区位文化单位（倾向于共时性、实践性）在不同语境中的各自优势。“当代中国不仅代表着中华文明统一政治体的历史延续，也标示着这个海纳百川的古老文明正在现代语境下焕发出新的生机。”[15]可见现代语境对文化理解的重要性。当前，就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及民族工作来看，解决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已经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基准线，从民族地区区位文化渊源、传承及现代性发展来增强中华文化的聚合力，才能更好地与时代语境实现有效的对接。因此，必须努力挖掘民族地区区位文化资源，有效地从历史记忆的守护、文化认同的提升与文化共生体系的优化层面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

（一）守护历史记忆，丰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文化资源宝库

历史记忆是共同体得以形成与维持的重要纽带。守护历史记忆，一方面要关注历史记忆的激活与获取问题，一方面要思考历史记忆如何与新时代有效对接，进行现代性发展问题。心理学家巴特莱特认为，“记忆不只是‘痕迹（traces）的重新兴奋，而是反复推敲的‘构念（construction）”[16]译序3。从记忆的心理属性来看，历史记忆是现代人对历史事件的一种心理图构过程，因为涉及到要与现实情境进行现代性有效对接，往往带有很强的目的性与反思性。而这种目的与反思总是指向于更高的政治文化认同。在民族的历史记忆讨论中，王明珂比较重视留下记忆的“当代情境”，认为“这是一个民族或族群根基性情感产生的基础”。[17]基于共同的情境性，小区域内共同居住的各民族更能从心理的微观层面共睹山河变迁、共担历史苦难、共探未知未来，等等。如此历史情境积淀之下的区位文化往往更好地保持与维护了这种民族情感的根基性。因此，必须守护好各民族及其在区位历史发展中的文化记忆，这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得以繁衍生息的文化根基，也是中华民族在当今世界格局中不可捍卫的族情姿态。要充分运用好这些历史記忆所汇集而成的强大文化力量，丰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文化资源宝库，更好地为新时代多民族国家建设添翼助力。

（二）增进文化认同，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形成的文化核心

认同始终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问题。认同源自于心理学，主要讨论心理归属问题。埃里克森认为：认同是个体在情感或信念上与他人或其他对象联结为一体的心理过程。[18]22～24认同不是凭空产生的，文化是认同得以发生的基本条件。文化认同从心理上表现为“个人对一个民族群体的文化特性的接纳”[19]， 这种心理接纳正是共同体得以长期维系的重要精神和文化资源。就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而言，文化认同是对各民族文化与中华文明的根本性肯定。“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20]252可见文化认同在民族关系的和谐稳定中的重要地位。而在实际运行中，加强具体文化的符号性表达，寻找更加符合现代性国家建构的象征性意义，这些都应该是文化建构与认同培育中必须重视的细节问题。弗朗西斯·福山认为创建民族认同是国家建设成功的关键所在，并列举诸如非洲一些软弱国家之所以成为世界的副产品，症结在于这些国家获得独立之后没有努力铸造新的民族认同，“居民习惯于生活在一起，但没有共通的文化感与认同感”[21]294。今天，我们讨论多民族国家建设无疑绕不开福山所论述的文化认同逻辑。当下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选择中，无疑是要以更具有冲击力的符号、象征及意义的文化建构体现出来，不断丰富文化认同的基本内容，增强文化的凝聚力，进一步巩固中华民族认同这一思想体系的文化核心。

（三）促进文化共生，优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发展的文化生态

“共生”（Symbiosis）一词由德国真菌学家德贝里最早提出：“指由于生物生存的需要，它们之间必然按照一定的模式互相依存和互相作用，从而形成共同生存、协同进化的共生关系。”[22]10这一理论后来逐渐由生物学领域被广泛运用于其它学科的研究。就我国的民族政治学来讲，所讨论的“多元一体”民族格局实质上就是共生问题，正所谓费孝通先生所描述的“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共生不仅仅局限于民族文化之间面向的并列式呈现与互动，共生的最高层次是超越具体的文化表现，实现与既有政治体系相统一的大文化生态体系。因此，共生实质上是兼顾文化层次之内与政治体系之外的排序与升华过程，是一套适宜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文化价值体系。在共生文化生态的构建过程中，必须有效地尊重民族共同体自身的自然状态与现代性状态的二重性互构问题。在自然状态中，各民族依据自身条件有序发展，形成自在秩序，而现代化往往是击溃自然状态的杀手锏，各民族为了应对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与冲突，总会优化选择组成新的共同体。也就是说，现代化总是以复杂的新元素把民族共同体带到新秩序的重构中来，正如亨廷顿所说：“现代化不只是产生阶级意识，还带来了各种新的群体意识。”[23]38正是在不断的现代化过程中，单一的民族边界难免受到职业、地区、社团等组织单位的覆盖而逐渐被模糊化，以单一民族为单位的文化建构已难以满足新时代民族共同体构建的客观事实。因此，把区域文化带入共生文化体系建设中来，实现与社会发展的整体性对接，这是应对现代化引发的社会结构及民族结构重组的需要，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遵循的客观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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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Y， IDENTITY AND SYMBIOSIS：ON THE SPIRIT OF

"PATRIOTIC MERCURY" AND THE CULTURAL LOGIC OF CONSTRUCT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COMMUNITY

FOR THE CINESE NATION

Long Jinju，Gao Penghuai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national relations and its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the discussion of construct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realistic concern for the common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ethnic areas. Based on the case of "cinnabar kingdom"， we can effectively explore the internal unity of the regional culture and the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from the spirit of "patriotic mercury" contained in its mining civiliz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excav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local culture from the aspects of historical memory， cultural identity and symbiosis， give full play to the cultural synergy created by all ethnic regions， and lay a solid cultural foundation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Key words： the consciousness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regional culture; the spirit of "Patriotic Mercury"; Wanshan

〔責任编辑：俸代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