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的商业思想与实践探究

摘要：盛宣怀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企业家，是对中国近代民族企业成长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人物。他的商业思想源于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起初表现是官督商办，随后在实践中发展为实业商办。实践上，盛宣怀筹办了轮船招商局、开办了汉阳铁厂，并力排阻力，创办了通商银行。他不惧与外商抗争，在一定程度上阻遏了外商对中国的垄断。他的实业和商业实践，推动了民族工业的近代化，促进了近代经济思想的进步，将民族的开放性与独立性有机结合，对今天的改革开放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盛宣怀;商业思想;商业实践;影响

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19）20-0119-03

一、盛宣怀的商业思想内容

（一）经世致用

这是他商业思想形成的第一个时期，父亲盛康对其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盛康生活在急剧变革的时代中，通过对社会现状的深入思考，加之受到常州学风的影响，逐渐形成了经世致用的思想。经世致用是指要立足于国情现状，深入思考社会实际问题，学以致用。少年时期的盛宣怀曾随父亲在湖北任所居住，在父亲的引导和鼓励下，他格外关注现实问题，专注于“有用之学”。

盛宣怀之所以能够萌发经世致用的思想，除了父亲的言传身教之外，还与他所处的动荡变革的历史时期以及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有着直接联系。

盛宣怀通过深入考察社会现状，逐渐认识到中国已经远落后于世界，继续固守传统的伦理纲常只会加深清廷的危机，国人必须以敌为师，倡导经世致用的有用之学才能摆脱沦为列强附庸的命运。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在国内逐步兴起。以李鸿章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派在这一时期开办了许多近代军工企业，推动了我国军事领域的近代化进程。而以启迪人们向西方学习，寻求强国御辱之道为核心的洋务思想在汉族官僚知识分子中广泛传播开来。这些历史事件都对盛宣怀发展完善经世致用思想產生了重要的启蒙引导作用。

盛宣怀的商业思想中始终存留有经世致用的印记，这种思想引导他以后在处理民族企业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时，能够摆脱封建官僚的僵化思维，用学习的态度去接纳不同的观点，从而促进了他的商业思想的成熟完善。从这一点上来说，经世致用是盛宣怀极力倡导并努力付诸实践、践行实业救国的思想源泉。

（二）官督商办

1870年，26岁的盛宣怀经父亲盛康的朋友杨宗濂的举荐，他成为了李鸿章的一位幕僚。敏而好学的盛宣怀很快就凭借自身进步的思想和善于解决现实问题的卓越能力，得到了李鸿章的认可并委以重用。在李鸿章的扶掖下，从19世纪70年代到甲午战争，盛宣怀成为了洋务实业的督办者。在协助李鸿章兴办经营洋务实业的实践中，盛宣怀官督商办的商业思想开始萌生并逐步得到发展完善。

他官督商办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他主张开办经营实业的目的是“与洋商争利”。盛宣怀曾在《轮船章程》中写道：“与其听中国之利权全让外人，不如藩篱自固”。其次，发展实业必须涉及关系国计民生的各个领域，如交通、金融、钢铁业等，而不能仅局限于某一产业。最后，他强调经营实业必须采取官督商办的模式。唯有如此才能“非商办不能谋其利，非官督不能防其弊”。

在此种思想的指导下，以及李鸿章的提携，19世纪70年代，盛宣怀被任命为轮船招商的首任会办，这使盛宣怀开始了举办中国近代第一批重要实业的主要主持人的生涯。在实业创办的锻炼中，盛宣怀的官督商办思想逐渐丰富起来。再加之李鸿章的悉心栽培，他于1881年被任命为电报局督办;1885年被任命为轮运局督办;1896年被任命为汉阳铁厂督办。

盛宣怀在担任这些实业的督办时，拥有着封建官僚与进步商人这两种看似矛盾的双重身份。一方面，他凭借官员的优势尽量为实业争取清廷的优惠政策，努力减少对企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的各种势力的阻力;另一方面，他又以商人的思维来经营实业企业，以谋求利益最优化为目标。努力打破列强对中国各个重要领域的垄断局面，借此来达成“与洋人争利”的爱国实业目标。盛宣怀在开办经营官督商办实业的同时，与此相关的商业思想也逐步发展完善了。

（三）实业商办

19世纪90年代以后，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日益壮大，他们希望摆脱封建官僚控制、独办企业的愿望日益强烈。另一方面，官督商办企业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结合，它的弊病在实业经营的实践中逐渐显露出来。封建官员的控权与近代商人的谋利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样的企业现状使具有半官半商身份的盛宣怀对于官督商办企业的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思考。盛宣怀虽然为实业的督办，是封建官员的代表，但是这些洋务企业大多有盛氏家族的股份，从这一层面上来讲，他又是商人的代表。实业企业的兴废不但影响着他的从政生涯，更直接影响到盛氏家族的经济权益。因此他一旦意识到了官督商办有碍于实业企业的长远发展时，就会产生思想的转变。在他接管汉阳铁厂时，把“局”改称“厂”的举动就是他思想变化的具体体现。

1893年，盛宣怀奉命督办汉阳铁厂。他在招商引资之后，将“湖北铁政局”改称为“湖北钢铁厂”。他没有直接改称为“公司”，体现了封建官员身份使他有一定的妥协性。但他改称“厂”的做法却表现了他意图避免封建官权对于实业企业的控制，按照实业商办的思想来经营管理洋务企业。

不难看出，虽然19世纪90年代以后盛宣怀仍担任着某些洋务企业的督办，但是他的商业思想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他摒弃了不再适应时代发展的官督商办模式，开始接受符合民族企业发展的实业商办思想。这是盛宣怀商业思想的一大进步，是他顺应时代潮流所做出的正确选择。

二、盛宣怀商业思想的实践

（一）筹办轮船招商局

19世纪70年代，李鸿章任命盛宣怀为轮船招商局的首任会办，这使盛宣怀走上了举办中国近代第一批重要实业的主要主持人的道路。

中国办轮船航运业，有一个特殊的背景。19世纪60年代后，随着清朝又一次战败，长江各口岸开始允许各国商船出入。列强凭借长江航运将物资运到沿海口岸出口，从而牟取高额利润。于是西方列强竞相在沿海口岸开办了轮船运输业务。丰厚的利润，不仅刺激了外商的投资，而且刺激了清廷官员及社会有识之士，引起了他们对轮运业的关注。

1872年，盛宣怀“遵奉李傅相面谕，拟上轮船章程”，表达了他对自办轮运业的思考，“伏思火轮船自入中国以来，天下商民称便，以是知火轮为中国必不能废之物。与其听中国之利权全让外人，不如藩篱自固……”此举意在打破洋轮垄断航运的局面，实现富国的目的，再将所得利润投入军工企业，实现强兵的目的。此外，盛宣怀又提出了中国自办轮运业的关键在于国家看重商人的利益。在以盛宣怀为代表的洋务派的努力下，轮船招商局终于在1873年正式投产运营。

轮船招商局从筹议到创办，从官款公局到商本局，盛宣怀都参与其事，并提出了很好的主张和计划，因此他再次被任命为招商局会办。从分工来看，盛宣怀在商局的身份很微妙，既是代表官——管漕运，又是代表商——揽载。李鸿章将身在官场却对商人、商界有比较成熟看法的盛宣怀安排在招商局作为联络官商、调和官商的重要人物。商局既管漕运又管揽载的工作，以及商局日益增多的资本主义经济性质，不断地改变着盛宣怀，他虽仍为官，但资本主义实业家的气息开始在他身上愈来愈浓了。

招商局的开办使洋商受到了空前的打击，利润暴跌。在激烈的竞争中，招商局买下了全部旗昌公司船产，实力大大增强，使营运的轮船增加到29艘，规模较之以往颇有扩充，逐渐变为近代国内颇具实力的轮运机构。

（二）创办通商银行

1896年9月，盛宣怀专门向清廷呈奏了关于自办银行的奏折，论说了自己对于开办银行的看法。随后他又向总理衙门呈递了相关节略，较完整地论述了自办银行的必要性和措施。而此时，时任清朝海关税务司的赫德也提出了同样的主张。清政府内部官员对于两人提出的兴办银行的建议的态度各不相同。绝大多数官员意识到了赫德此举的目的是控制中国的财政金融业。但是一部分满族官员因为害怕政权落入汉人手中，所以也不赞成盛宣怀的主张。在此种情况下，盛宣怀唯有多方奔走，积极宣传。因为当时清政府必须偿还《马关条约》中所规定的大量赔款，唯有挪用政府拨给民族企业的经费来解决燃眉之急。不仅如此，随着西方列强在中国侵略的深入和加剧，更多的国人开始重视维护国家民族利益，这样的社会氛围加速了当时国人独办银行的历史进程。盛宣怀利用社会舆论较为系统地阐述了独办银行的重要意义，最终使开办银行提上了清政府的日程。

经过盛宣怀等人半年多的筹备，1879年上海通商银行正式成立。这是中国自行创办的首家银行。国人在此前并无独办银行的先例可循，也无具备相关知识的人才，因此银行的运营模式唯有参照外资银行。通商银行的董事会由9人组成，盛宣怀位列其中并负责制定银行的各项规章制度。清政府授予通商银行发行银两、银元的特权，在盛宣怀的努力下，清政府开始逐步扭转数十年来西方列强控制垄断中国财政金融领域的局面，打破了外币在中国一家独大的局面，使得中国货币获得了与外商银行的货币分庭抗礼的能力。

三、盛宣怀商业思想及实践的影响

（一）推动了民族工业的近代化

盛宣怀处于中国发生深刻变革的时代，他通过创办实业逐渐认识到中国已远落后于世界，唯有通过以敌为师，才能实现“自强”、“求富”。

在经济上，盛宣怀参与创办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涉及航运、电报、铁路、银行等领域，这些企业改变了当时中国的经济面貌，起到了一定的加快我国社会向近现代转型的积极作用，客观上推动了民众思想观念的转变。

在思想上，我国近代民族企业自出现之日起遭到封建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盛宣怀抱着“有志者，事必成，谗谤亦不暇计耳！”的态度去做“知其不可为而为”的事情。盛宣怀用实际行动开国人创办实业风气之先。他用尽毕生心血来创办经营实业，这激励当时更多的国人投身于创办实业;也正因为如此，近代民族工业虽然发展缓慢，但却得以延续。

在学习西方上，盛宣怀更加重视培养人才。虽然经营实业常常出现资金短缺的情况，但盛宣怀却始终坚持派留学生去学习先进技术。 从1898年到1906年，被他外派出国学习的留学生高达58人。他们回国以后大多投身于实业，推动了近代经济的进步。他还采取了一系列的兴办学校、训练新式人才的措施。他兴办了训练新式人才的培训机构，开设了初具大学性质的上海南洋公学等高校，为近代实业的发展输送了所急需的新式人才，为近代实业的进步提供了人才保证。

（二）促进了近代经济思想的进步

盛宣怀的商业思想在当时颇具进步意义，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盛宣怀倡导自办银行的思想，他比前人更加深刻地了解到了银行的作用。此外，他认识到独办银行的必要性在于创办实业亟需资金支持以及能够抵御列强通过银行实行经济掠夺，而并不是在于解决清廷的财政危机。他否认银行是政府经济的附属品，反对清廷干涉银行的管理。他不仅重新阐述了独办银行的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创办的具体措施有较为详细的规划。盛宣怀有关独办银行的主张在那时颇具进步意义。

第二，盛宣怀的铁路国有思想。在1900年的中国，随着重商主义的广泛传播，国人提出了铁路民办的倡议。民众大多认为借款修建铁路是丧权辱国的行为，“至中国一言及借外债，便畏之如鸠毒”。但盛宣怀却不曾动摇，始终倡导铁路国有。虽然他因为坚持铁路官办方针而受到众人的唾弃，但是他的思想却一直延续至今，促进了中国铁路的发展。

（三）弘揚了理性的民族观

盛宣怀在兴办实业方面的所想所为充分体现了理性的民族观，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理性民族观表现在他商业主张的形成过程之中。他意识到中国只有拥有匹敌西方的金融和军事实力，才能够实现富国强兵。这样的思想使得盛宣怀乐于钻研经世致用之学，这就为他一生倡导实业提供了思想源泉。盛宣怀可以理性看待西方科学技术，提倡“师其所能，夺其所恃”。他在兴办实业方面的所作所为，充分体现了他的爱国思想及其进步意义。

其次，盛宣怀深知和平稳定的环境对于发展实业的重要性。盛宣怀作为封建官僚，他希望清政府的统治能够长治久安;作为商人，他又希望能够稳定经营。拿他最著名的“东南互保”来说，时人大多用“北方糜烂，东南得以安居无事者，实赖毗陵公（指盛宣怀）苦心联络，诸大帅合力保护，始克致此，为国为民厥力甚伟”来赞许盛宣怀。

第三，盛宣怀争取按照合同或条约的规定来处理外商纠纷。与列强不对等的地位没有使盛宣怀畏惧与外商合作。这种新理性民族观是将民族的开放性与独立性有机结合，从而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紧密联系起来。因此，盛宣怀的理性民族观直到今天仍有很重要的鉴戒意义。

结束语

盛宣怀的商业思想是在对动荡时期的社会现实深刻理解和思考的前提下逐渐形成的，顺应了当时发展民族实业的现实需要。他改变了国人对于创办实业的态度，促进了近代经济思想的发展，从而推动了民族工业近代化的进程。深入探究他商业思想与实践中所包含的合理因素，对于发展新时代的中国经济仍有借鉴之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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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八）[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作者简介：魏明贺（1995—），女，汉族，山西省大同市人，单位为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研究方向为边疆史。

（责任编辑：李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