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建设环境论析

章勇

【摘 要】 文章从四个方面论证分析了我国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建设环境：经济发展与农村党组织政治建设;政治文明与农村党组织政治建设;文化繁荣与农村党组织政治建设;社会进步与农村党组织政治建设。

【关键词】 农村党组织;政治建设;环境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日渐凸显。[1]农民群体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环境、生态等需求越来越多，他们渴望改变当前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现实，对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前景充满期待。这种民意构成源于客观环境变化，人们的需求结构发生变化。这些变化成为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建设的动力因素。

一、经济发展与农村党组织政治建设

市场经济激活了人们的利益意识，从而形成有利于基层党组织政治建设的有利条件。有学者认为，高水平的政治参与总是与更高水平的发展相伴随，而且社会和经济更发达的社会，也趋向于赋予政治参与更高的价值。[2]可见，经济发展从根本上看对政治建设是有积极作用的。但也应看到，与经济发展伴生的一些不良因素对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建设也会产生消极影响。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打破了传统的利益格局，利益分化逐步加剧、利益差距逐渐加大，利益主体越来越多元化。同时，市场化力量逐渐深入到农村社会各个层面和各个领域，农民群体的权利意识和利益意识日益增强，追求利益成了人们生活的主要动力。与市场经济相伴随，农民群众的公共参与越来越多，公共生活空间日益扩大，从而自由、平等、竞争、合作、参与的观念就逐渐支配农民群体的生活行为。农村经济生活中的理性、契约、合作、博弈等精神的溢出效应渗透到农村社会的方方面面，逐渐改变农村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从而需要增强农村党组织政治建设的实效性。

与经济发展相伴而生的消极因素也不能忽视。由于人们对经济利益的过度追求，常引起基层社会内部经济理性泛滥。一些基层群众在政治参与中只考虑经济得失，而不顾政治影响，包容和合作意识倒退;一些基层干部在公共服务中也把经济利益作为导向，造成损公肥私和贪污腐败问题;不少人在社会交往中以是否获利作为价值标准，把金钱作为评价感情、价值和道德的标准，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冷漠，进一步加深基层社会的分散化和原子化问题。

二、政治文明与农村党组织政治建设

基层政府管理体制及城乡基层治理模式创新为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建设提供了强大动力。适应乡村治理历史方位变化，城乡基层治理模式在不断优化。在优化县乡村管理体制过程中，优化县级政府的政策调控能力，提高乡级行政机构的公共服务水平，健全农村内部的治理结构，形成“三级联动”长效机制。一方面是广大基层群众民主参与不断扩大，一方面是基层政府对居民自治事业保障和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局面正在成长。

从宏观上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基层群众对公共事务的高度关注，基层群众通过自身、社会、媒体、网络等途径参与到公共事务讨论中，促进国家在处理各种冲突中更加公平、公正、公开。国家对社会的尊重为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建设提供了体制和机制上的有利环境。从中观层面看，多元治理主体的形成适应了农民群体权利意识觉醒、政治参与扩大的客观现实，各种社会组织、维权组织、公益组织、网络平台逐渐成了广大农民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重要平台。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为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建设提供了极大可能和丰厚土壤。从微观上看，基层内部各种治理关系的调整顺应了基层群众法治意识、权利意识和民主意识日益增强的趋势，构筑了基层群众政治生活公共场域和公共事务的参与途径。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建设在国家积极建构和社会自觉发育双重因素作用下不断发展。

农村基层治理表现为一个有效、动态、持续、完整的体系，制度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的变迁客观要求不断创新治理方式和治理模式，依托政府组织、民营组织、社会组织、民间组织等组织化网络体系对具体利益进行协调，把不同的利益主体通过有效的利益均衡机制进行整合。社会分化加剧和人口流动加剧又对农村治理带来了新挑战，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迅速增加对农村治理提出了新要求，农村基层的组织化、行政化倾向对农村治理提出了新课题。所有这些都为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建设带来了新的变革因素。

三、文化繁荣与农村党组织政治建设

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政治、经济领域的变革推进着人们价值观念深刻变化。市场经济浪潮对传统以国家和家庭为本位的整体主义价值取向造成冲击，个体作为市场行为的独立主体和承担者不再拘泥于行政命令驱使，个体价值通过独立、自愿、平等的商品交换体现出来，人的个体价值突显，孕育了人的自主、平等、独立和民主精神。个体利益的张扬使得竞争、进取、效率、逐利等新型价值观日益得到社会充分肯定。当农民群众在追求自身利益时，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价值理念又嵌入进政治参与中，对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建设产生重要影响。

利益意识从经济领域发展出来后，道德规范体系逐渐从侧重“义务本位”向侧重“权利本位”转变，农民的主体地位、基本权益和自由个性得到尊重。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和谐社会建设对道德诚信建设做出了多种努力，为农村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了互惠互信的网络支持体系，也积累了相应的社会资本。特别是以德治国方略的提出，凸显了农民的尊严和对社会的尊重。注重道德规范和道德修养对农村社會治理的重要作用，弥补了农村社会道德规范缺失和乡镇公职人员道德品质不足的治理困境。

农村习俗也在频繁的交往中发生变迁，社会生活的外部形态和内部机制随之改变。市场经济对社会生活的深度嵌入淡化了基于血缘型关系的道德性依附和基于地缘型关系的政治性依附，自由的和自主的社会生活习俗为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建设提供了空间。农村的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文化活动越来越多元，文化设施越来越完备，极大地丰富了基层群众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元的文化生活为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建设提供了现代多元文化认同的活动载体，有利于弥合人们在追求具体利益过程中的矛盾和冲突，增强相互之间的凝聚力。当然，也要注意文化发展中的消极因素对农村党组织政治建设动力的消减作用，对如极端个人主义、唯我主义、拜金主义等负面价值观要坚决打击。

四、社会进步与农村党组织政治建设

经济发展、政治进步、社会文明和文化繁荣推动了整个社会加快转型，由此引起农村基层社会结構异质化、社会关系理性化、社会组织网络化、交往方式多样化。这一系列变化客观上要求形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宽容的民主氛围和政治运行机制，从而形成促进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建设的动力元素。

市场经济发展引起的利益分化和利益冲突逐步打破了传统同质性社会结构，社会分化过程伴随着社会分工发展，其结果必然是相互依赖与相互合作的加深。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看，国家通过制度整合和社会整合的外部嵌套以及国家对社会个体进行的利益引导，都促进了社会个体相互合作及组织化趋势，社会内在孕育的合作机制得以强化。从基层社会主体看，由政策性建构和资源性优势而形成的社会分层，激活了社会主体的资源整合能力，为阶层的开放性和流动性打开了空间，协商对话机制和互助合作机制得以建立。

在日益增加的利益博弈、利益对抗、利益协调和利益合作过程中，自主性、组织化社会关系开始在农村社会慢慢培育。利益分化形成的异质性、原子化和自利性社会由于有了社会组织的整合，公共生活荒废和公共生活冷漠现象得以纠正，农民群体的公共精神和公共意识得以养成。另一个不可忽视的情境是，逐渐发育的网络化社会为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建设提供了新的应用场景。

经济社会转型剧烈，价值重构和制度供给滞后，也会产生诸多社会问题。社会断裂和社会分化加剧，社会结构变得不均衡，阶层流动性严重不足。社会分化过程中的城乡差异、地区差异和个体差异过大，以及货币依附程度过高，社会排斥逐渐显露出来。消费需求与货币依附相互强化，以及社会习俗的货币化衡量，改变了农村基层互惠型社会关系，人情冷漠、行动孤立、自由散漫、公共感缺失，金钱型社会关系露出端倪。这些因素消减了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建设的动力构成，需要引起重视。

总的来看，经济发展、政治文明、文化繁荣和社会进步给农村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都带来了深刻变化。这些变化总体上有利于促进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建设。但与之伴生的一些消极因素也对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建设带来不利影响，需要引起重视，以做到扬长避短。

【参考文献】

[1]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Z].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9.

[2] [美]P.亨廷顿、琼.纳尔逊.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74.

【作者简介】

章 勇（1975.12—）男，苗族，重庆秀山人，中共重庆市南岸区委党校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