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空间与叙事策略
——基于云南少数民族医学的研究

李静燕 杨 燕 王庆奖 张宏斌

（昆明理工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云南·昆明 650500）

一、引言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医学所出现的“叙事转向”（narrative turn）[1]，是人文医学的一件大事[2]。所谓叙事医学就是基于医学话语构建而开展诊疗活动的科学。话语构建方式主要有医学档案文件、医学研究报告、病历、处方等文字性文本，医患双方的病情描述、医学讲座、生活故事的讲述等口头性文本；医学影像资料、图片、基于虚拟传播技术的医学信息等电子性文本，医者的诊疗方案、对疾病的处理决策等行为性文本[3]。医学的本质基本上是建立在叙事的基础之上，医学叙事通过诊断和治疗，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梳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医者有关病情的话语是以叙事的形式出现的[4]。叙事医学是建立在对基于西方自理性时代以来的技术主义不满和批判的基础上，因为叙事医学认为，由于医学具有个体性和人文性的特征，不能完全用所谓的技术主义的科学来加以阐释[4]。而基于技术主义的诊疗并非是完整的医学活动，只注重技术主义，不把医学作为人文科学来对待；只有诊断的设备，而没有解读的技巧，只能使医者距离病人越来越远。经济利益使得病患双方误入歧途、互不信任[4]，因而需要通过叙事医学来补充，因为医疗是采用科技方法、基于判断、利用知识、心怀病人的实践，并通过采取各种不同方法和缜密的防护措施来对抗诊疗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理解患者对医者讲述的故事对解决医疗问题有着重要作用，深入理解医学叙事是理解某些医学知识的关键，应将医学叙事置于医学教育的课程体系之中[1]。

叙事医学的理念不仅对一般的医疗活动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也对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诊疗活动有着重大的参考价值。在我国发达地区，叙事医学在诊疗活动中的实践取得了长足进步，上海北京等地的大型医院均在一定程度上开展了叙事医学活动，同时一些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对叙事医学展开研究，如北京大学医学部。但总体而言，我国的叙事医学理论与西方国家存在着较大差距，叙事医学实践尚未广泛普及。在云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由于民族文化多元、且具有乡土性（地域性）、封闭性、原生性等特征，导致医学信仰、诊疗思维和行为与主流有着较大差异，给医者在诊疗过程中的医学认知、医患交流与治疗决策等都带来了极大挑战。因此，加强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医学叙事研究，对提高诊疗工作的效率、节省医疗资源，提高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医学知识水平，维护边疆安全稳定，落实精准扶贫政策等方面有着重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同时也可以在学科知识构建、丰富叙事医学知识等方面提供参考和启示。

本文以法国哲学家、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Henri Lefebvre的空间生产理论为基础，探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医学话语空间，即民族文化在心理、信仰和表述方面的空间距离及其生产过程；并以美国叙事医学专家Kathryn Montgomery Hunter 等人的叙事医学理念为指引，阐述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医学叙事方式特征等行为，笔者的目的在于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医学认知进行一个框架式的认识，以为后续的研究提供基础。

二、医学信仰中的话语空间

空间感知和认知对人类思维和语言体系在本质上是有联系的[5]，因此空间对话语的叙事表达有着很大影响，而在云南少数民族聚居区，话语空间与主流文化的话语空间存在本质区别，这些区别不仅体现在物理场所、心理认知和社会实践等层面，也突出地表现在医学信仰中的话语层面，从而形成了与主流医学信仰的话语空间距离。

民族的空间性。Lefebvre认为，世界上有着各种各样的、模糊不清的空间，即使患者和精神失常者也有着自身特殊的空间，空间与空间之间呈现出重叠、包容的关系，具有地域性、经济性、群体性、社会性、生态性、民族性、政治性、商业性、洲际性和全球性等特征[6]。而表现在少数民族的这种空间特征主要是以下两大类：其一，地域性、民族性、社会性、群体性、生态性较为明显。其二，政治性、商业性、洲际性和全球性较为不明显。之所以在第一类中的几个特征比较明显是因为少数民族所处地理位置（固有的自然地理因素）比较偏僻和封闭（如交通通信）、民族文化身份特征突出，因此其社会性和群体有着自身的独特性。之所以导致第二类中的特征，其原因也是因为与外界交流比较隔膜，远离主流的医学氛围和语境，而如政治性和商业性特征几乎是主流的社会空间的特征一部分，更毋庸说是洲际性和全球性了。上述提及的空间特性有的互为因果，如地域性就是导致其他很多特性出现和产生的根源；有的外来因素和影响的存在所导致出现的特征，如商业性的缺乏是源于外来投资等活动的缺乏；类似民族性、生态性等与不同的空间相互交集重叠，也符合Lefebvre所讨论的空间特征。

民族的医学话语空间。Lefebvre把空间分为三大类，一是具有物理性质的空间，即宇宙。二是心理空间，包括逻辑与形式抽象概念，即基于逻辑数理的形式抽象概念。三是社会空间，即逻辑-认知空间，基于现实感知的社会空间[6]。在云南少数民族聚居区，这三种空间在医学上的主要体现：（1）以地理区位为主的物理空间导致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封闭性，因而使得民族医药具有原生特征。这使得这些地区的民族聚居区产生了独特的医学话语方式，形成了各自的医学话语特征。怒族对不同的疾病选择不同的祭祀场地，反映了对疾病的独特认识[7]。（2）话语空间的形成是导致叙事方式的主要原因，也是构成独特医学认知的主要因素，从而形成了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医学认知心理空间。如生育文化中对神灵的依赖，以求得平安；对妇女的某些禁忌等原始观念[8]。（3）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医学认知传统，使得具有民族特征的医学认知具有普遍性和约定性。“神药两解”的诊疗方式就是一个典型现象。在社会公共场合所开展的“神药两解”诊疗活动极大地强化了医学认知的社会空间，也强化了民族地区的医学话语空间。此外，某些民族还有自己的神医，如在美国聚居的苗族，他们的神医（txiv neebs）在苗族自己社会生活中具备很高的地位。以上几种空间中，物理空间是基础，其余空间都是建立在物理空间基础之上的。而“在同一物理空间里，可以构建社会空间且多种空间可以共存。这说明对内部外部（inclusion and exclusion）的话语和策略如何关联并对此加以分析是很有必要的”[9]。

医学话语空间的生产。在云南少数民族聚居区，诊疗方式大多为“药物治疗与驱鬼神、念咒语相结合，因而治疗主要依靠宗教”[10]。这样的医学话语空间的生产主要是依赖对传统的解释，所以Lefebvre说，“先前的空间会对后来的空间起到强化作用，先前的社会空间以某种特殊的方式继续和保持其真实性，因此尽管是习得的和虚拟的，以前的特征依然以‘第二特征’的方式存在。构建者不过是描述、解释这种持续性而已”[6]。这种解释的后果就是民族自身的医学话语空间，在没有外来干预的情况下，不断地得以历时性的解释与强化，话语空间不断地得以生产和再生产，从而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在没有外力影响下，这种话语空间的生产能力非常强大，因为这样的话语空间“直接表达了这种社会组织赖以建立的联系”[11]，因此要改变这种话语空间就会触动文化的根基而受到抵抗。当然，不同民族的医学话语空间是否具有很强的抵抗力，需要具体分析，其中的分析方式主要取决于该民族话语空间的质量：（1）在医学话语方面的物理空间、心理空间、社会空间与主流物理空间、心理空间、社会空间之间的距离有多少。（2）外在干预力量对该医学话语空间的干预程度、干预效度和干预的信度。（3）内在话语抵抗外在话语的强度和力度有多少，具体来说，就是内在医学话语在抵御外在医学话语所剩余的空间有多少。正如不同的人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构建空间，即可以采用权力斗争，也可通过利益的冲突[12]。

三、诊疗活动中的叙事策略

由于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原生性、本土性和民族性导致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基础文化与我国主流的文化基础有着很大的区别，即话语空间形成距离，因此少数民族医学叙事自然与主流的医学叙事风格有着很大差异，而且，如果主流医学叙事要介入到云南少数民族的医学叙事，其中的空间距离比起没有文化差异的医学叙事有着更多更大的障碍。与同质文化语境下的医学交流相比，云南少数民族的医学叙事主要存在以下三大差异，即医学信仰中的跨文化差异、认知方面的跨学科的差异、交流过程中跨文本的差异。

跨文化差异及其策略。有人认为医患交互体验是医生和患者经过角色互换，来理解对方的处境和感受的一种体验方式[13]，但实际上，在跨文化的语境中这一点是很难做到的。人类是一种“自我解释的存在”，人类通过自己的活动建构了社会文化世界，并使之打上人的心理烙印。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又通过社会文化建构了自己独特的心理和行为[14]。因为医患双方并不处在同一个文化空间，即由物理空间所培育出来的文化感受、心理认知和社会环境均不处于同一个圈子。如由各自文化培育出来的心灵相互之间大异其趣，通过心灵思想来开展叙事活动的方式、理念则有可能出现南辕北辙的现象，而心灵思想是身体的一个部分，与疾病紧密相连，也常常与治疗方法相关联[4]。如果相互隔膜的心灵思想在一起交流，其效果可想而知。云南少数民族聚居区，尤其是远离中心城市、远离现代文明的聚居区一般都被定位在物理空间的末端，因而保留着少数民族哲学具有的朴素直观特点。其传统哲学起到了文化解释的功能[15]，这种解释的方式与主流文化的观念甚至有着天壤之别。在《病魔附体》一书中，Anne Fadiman 以10年的时间研究了在美苗族的医学叙事行为，认为文化的差异导致医患之间互不信任；而且越异质的文化，这种信任的空间距离越大[11]。在跨文化语境下，医者的策略首先是竭尽所能成为文化内部人（cultural insider）[16]。但是如何成为跨文化语境下的文化内部人，Fadiman在策略上提出了几个注意事项：（1）文化能力（cultural competence）的获取，即具备另一个文化的知识，以及知识实践（如能够使用该民族的语言）。（2）文化羞辱（cultural humility），即不宜粗暴地以自身的医学信仰来取代、否定、甚至修正另一个文化中的医学信仰，或者打断另一个文化中的医学信仰叙事。（3）文化反应（cultural responsiveness），即鼓励毫无偏见地倾听跨文化患者的心声。从文化心态来说，她还认为具备处理、治疗跨文化病情的能力不应站在政治的立场上，而应该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之上[11]。对于云南少数民族聚居区医者来说，获取异质文化信任是开展叙事医学的基础，对缩短跨文化叙事医学交流有着重要作用，但获取文化信任并非易事，亦非一朝一夕所能达到。一个医者不仅要具备良好的专业素质，还要具备民族语言能力、沟通能力等文化能力。因此，组织培训民族地区乡村医生，在高等院校注重开设民族地区叙事医学课程等可能就会成为目前较为有效的手段。

跨学科的差异。一般来说，跨学科的医学叙事即便不在跨文化的环境下也是存在的。一方面是医者的专业学科叙事，另一方面则是患者的生活叙事。但在云南少数民族的跨文化环境下，这种跨学科的叙事差异则显得更为复杂。传统社会的成员不自觉地遵守着自身所处社会的规范，因而并不认为其为规范，他们以空间的方式与之共存（live them spatially）[6]，也就是说，跨文化患者的社会生活知识与主流医学知识体系之间存有差异，这是因为少数民族社会所产生的知识规范已经深深地植入其内心，形成了自身社会的认知和社会空间，并外化为某种本能的遵守行为；加之如前所述的封闭性等原因，其固有的知识体系并未受到外来知识体系的影响。针对这种情况，应采取以下措施：（1）平等地提供外来知识，使该知识能够接入到本地的知识体系之中可能是最佳的策略选择，因为在某种体系里，知识被直接整合到（空间）生产的力量之中并直接与社会关系的生产发生联系。（2）要实现上述目标，就需要将现代医学知识的叙事以平等的姿态走进少数民族聚居区并与当地的医学知识叙事结合起来。（3）不仅如此，外来知识叙事与本地知识叙事应当具备解读空间，从而形成空间生产能力，使之能够更好地为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医疗卫生服务。在此过程中，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外来医学知识强行介入，则有可能会出现不想看到的结果，因为知识“空间暗示着某种的意识形态，意在掩盖在利用被认为客观的知识与利用高度主观的知识过程中所具有的内在冲突[6]”。即便是在美国的苗族社区，虽然周边有着强大的现代医学知识叙事，但是少数民族的空间意识形态（包括医学叙事）也依然无法摆脱自身的传统叙事[11]。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由于民族种类众多，生活叙事各异，彼此之间交流也存在一定障碍。那么，现代医学知识如何介入这种复杂的生活叙事网络也就成为摆在民族地区医者面前的基础性课题。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神药两解”“以宗教为主的诊疗方式”等看起来与现代医学知识格格不入，但在叙事医学所能发挥的作用，在某些条件下则是现代医药设备难以企及的。因此尊重、理解比起否定、替代的叙事方式更具备空间生产潜能。

跨文本的差异及其策略。任何解读与叙事都离不开文本，而凡是可以解读者均为文本[17]。有些民族没有文字，无法形成系统的医药理论和完整的诊疗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自己的医学叙事。人类在与自然接触的过程中，一直是把自然作为文本来加以解读并从中得以认识自然的，而针对自然解读的成果，即对自然的认识，就成为人文知识。病体既有自然的属性，也有人文的特征，对医者而言，理所当然地要面对这两重属性，只有将这两重属性考虑在内，诊疗的过程才算完整。因此，在医学叙事中，病历是文本，病历本身就是对事件的解读与解释，再现了患者叙事，留下了患者身体的印迹。而患者也是文本。医者是这些文本的读者，并通过阅读这些文本来理解其中的符号，并使之成为可辨识和可以交流的整体。这也符合叙事讲究考信，实录的特征[18]。相当一部分云南少数民族跨文化患者不仅仅在语言方面与主流语言有别，在医学意识形态的表述方面也有异，甚至作为文本的病体也会随着其地域的封闭性而不同。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原生性使得他们的生活状态具有田园牧歌的特征，因而其叙事大多基于诗意。诗意的叙事空间多来自于心灵，而心灵是主观的，非客观理性的[19]，因而其叙事的典型特点之一就是诗意表达，这与主流医学的科学、理性话语形成鲜明对照，因此如何“把病人的生活叙事转换为医者的医学叙事”[4]，对医者来说是一项挑战。从问题入手，医者要解决跨文本差异的最主要策略就是翻译。这里所指的翻译不仅仅是不同语言文本之间的转换，更是指在广义翻译概念中所能够抵达的“设身处地”之境界，即文化概念、民风习俗的转换和理解。换位思考、将心比心的实践。另一方面，教育培训是解决这种差异最基本的策略，其对象不仅包括医者患者，也包括范围更加广泛的、医疗卫生事业所服务的云南少数民族对象。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来强化医者对跨文本的了解与运用，如建设不同民族医学文本认知语料库，对于交通不便、与现代文明空间较大的叙事风格有着重要意义。

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叙事医学的这三大差异对跨文化的医学交流形成了巨大障碍；然而跨越这些差异又意味着医学的叙事空间的巨大拓展，同时能够形成良好的叙事空间生产机制，促进现代科学叙事的普及。

四、讨论、余论与结论

通过对云南少数民族聚居区医学叙事的调研与观察，可以发现Lefebvre空间生产理论所带来的启示，即叙事的空间分类及其性质，各叙事空间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叙事空间的生产能力。

以Lefebvre的视角出发，首先承认空间物理属性的存在，即传统意义上自然形成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人们处于自然的生存状态，并在此空间开展各种活动。其次，除了其物理属性外，空间具有社会属性，由此人们形成了社会组织和社会秩序，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机地联系起来并开展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同时也通过该空间构建自身的传统和历史。第三，空间的心理属性，即前面所提及的认知感知空间，对空间的物理属性和社会属性有着反作用和反哺作用，影响着对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的认知、走向和发展。第四，也正是由于空间的心理属性，空间与时间发生了联系，把各个领域的空间有机地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了空间的历史性。空间历史性是Lefebvre抛弃传统的空间认识，或者说，是对空间理论的重大发展的标志之一。云南少数民族叙事空间基本上有着上述类似分类和特征。

上述各种空间虽然各有其自身特点，这些特点也是各种空间的区别性特征，把它们从中区别开来，但是Lefebvre并非仅仅为了区别而区分，而是为了阐明其间的联系而区分。Lefebvre为了联系而区分的观点是：人类的空间实践确保了人类历史的连续性，并具有不同程度的内聚力（cohesion），而内聚力不仅说明了社会成员与所处空间的关系，而且还意涵着某种程度上的社会能力和社会行为[6]。叙事，尤其是具有历史性的叙事，是强化内聚力的主要手段之一，因为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叙事可以说几乎是唯一能够凝聚民族一体的最佳手段。而叙事的语言特征具有长期保存记忆的功能，能够为一个民族的代际传递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叙事医学亦非例外。

Lefebvre 提出了社会空间生产和空间再生产的观点。由于人的主体能动作用，使得空间的心理性在某个社会空间的具体场域（locations）及其空间设置（spatial sets）处于主导其他空间的地位，给科学家、技术官僚、社会工程师等专业社会群体提供了最主要空间生产和再生产的机会。换言之，如果落实到具体的社会空间，其生产与再生产就为叙事的重构提供了基础，对空间的走向与发展产生主导性影响。那么再具体到叙事医学，专业社会群体就可以制定积极有为政策来改善和完善民族地区的叙事医学结构。但是在本文看来，必须强调的一点是，叙事医学结构的改善与完善不能在脱离民族传统历史语境条件下来进行，而Lefebvre也认为，无论是感知，还是想象与现存空间（the lived space），其再现都应是相互关联的[6]。

Lefebvre 的空间生产理论以自身独特视角，既与马克思主义学说有着一脉相承之线条，又有发展该学说之特色与贡献。就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叙事医学而言，空间生产理论有着比较充分的阐释性、实践性和启发意义。

叙事医学的认识框架。在空间生产理论和叙事医学理论的启发下，试图论证和说明三个框架性的认识：（1）充分认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和聚居区在医学信仰方面的历史空间绝对性（absolute history of space）。（2）充分认识民族医学叙事中的空间过渡性（transition from one space to another）。（3）充分认识民族医学叙事的接受性与阐释性（space generation and interpretation）[6]。在本文看来，所谓历史绝对性指的是民族医学叙事自原始状态到形成现状的草根性和封闭性，这对外来医学叙事或者现代医学叙事的介入与干预是一种抗拒力量，也暗示着外来叙事与本土叙事结合与融合是会产生难度，从而影响了民族地区医学叙事空间生产。所谓过渡性指的是民族叙事的流动、变化和发展特征。与历史的绝对性不同的是，过渡性恰恰给现代或外来医学叙事提供接入和干预的切入点和突破点，为与民族叙事结合创造了条件。最后的接受性和阐释性主要指的是如何将外来货现代医学叙事与本土的民族医学叙事结合起来，且该结合的有机性能够达到何种程度。

从理想解读出发，试图批判诊疗活动中的两种现象：第一，由于技术主义在诊疗活动中甚嚣尘上，医学界对医疗整体论（holistic medicine）采取蔑视的态度，而实际上技术主义误导了医学教育和实践，取消了受教育者成为优秀医者的成长、对个案欣赏、质疑方法的权利[4]，这一点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跨文化诊疗活动伤害至深。第二，叙事医学的学科跨度很大，不仅涉及到自然科学的几个学科，也牵涉到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许多方面，因此停留在叙事学的表面并非真正的医学叙事，正如Hunter所言，由文献文本所展开的代码被运用于空间时，人们只是停留在描述层次，只是将空间看做是信息的状态，其行为不过是对该信息状态加以解读，而这种解读行为却回避了历史与现实（history and practice）[4]，这一点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诊疗活动中有着典型的体现。

如同Fadiman所说的那样，即使承认另外一种信仰体系的存在对来自另外文化背景下患者的病患状况有改善作用，但要做到这一点却任重道远[6]。通过研究，我们首先发现，在教育与培训的完善过程中，需要考虑转向。Wilce曾说，在多元文化社会中，医者的培训必须从处理“不确定性”转向管理“互动过程中的不确定性”[11]，这一观点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诊疗行为也是恰如其分的。通过外来叙事与本地叙事的结合；通过专业化的、民族学、人种学、人文地理学、人类学、史前学及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寻求将空间中散乱的元素加以拼接。类似的空间被称为“有机的空间”；通过群体之间、群体的成员之间以及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直接联系[20]。来生产新的医学叙事空间，培育新观念，普及现代科学知识也非常重要。其次是物理空间的改善。空间的改善大多是主动行为（无论是外在还是内在的主动），因为“空间不会表现自身，而是需要通过策略、话语和组织所具有的权力关系来再现自身”[21]。物理空间的完善并不仅指把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修建在少数民族地区，更是指通过现代医学知识在这些地区的物质性社会实践（material social practices）来强化医学科学叙事的效度和信度。正如Sayer说的那样，社会话语既有描述功能，也有实施功能，因为社会话语可以置于物质性的社会实践、行为准则和组织体系构建的环境来得以体现[22]。说到这一点，即第三点，就必须考虑通过政府组织来制定与空间文化社会学（cultural sociology of space）相关的社会政策，空间政策话语可以带来和生产新的空间架构[23]，并使得相关专业人员（如科学家、规划专家等）能够对自己生产的空间概念化，从而产生新的叙事空间。这虽然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社会空间政策的完善对医学信仰的改善和医学叙事的科学化、现代化有着决定性作用。

民族叙事医学的价值。根据对云南叙事医学现状的调研，结合国内外叙事医学理论发展，认为叙事医学之所以能够产生价值在于：叙事医学的文化人文性，叙事医学的经济实用性，叙事医学的政治治理性，以及叙事医学的学科学术性。（1）人文性的体现不仅是因为医学主要针对的是人本身的学科知识和处理人身问题的手段，更主要的是叙事医学的出发点和目标都是通过对人内心思想活动及心理活动的关怀，因此比起基于技术的诊疗活动，即技术医学来说，叙事医学更加凸显人文的温度。虽然与技术医学一样，叙事医学也关心人身问题的起源、过程与存在，但与技术医学不同的是，叙事医学更加关注人的内心世界，这是现代技术医学所无法企及和无可替代的，因为现代技术只是当代的产物。从诊疗方式来看，如果技术医学的诊疗手段属于“器”道的话，那么叙事医学所采用的方式就是人道；从诊疗效果来看，叙事医学显然有着具有天然的必要性和不可替代性，因而其人文价值和文化已经不言而喻。（2）比起技术医学在资金、技术研发、时间成本等方面的大量投入，叙事医学的经济实用性显得渺小、经济而又实际。叙事医学最主要的投入主要是教育培训的成本，这项成本实际上也是任何接受医学教育人才本身就已经存在，亦即是说在此教育基础上，无非增添一些项目、课程和时间等而已。另一方面，现代社会产生以来，对人的投入一直处于不断增加的过程中。对人的投入不仅是现代人生的过程，也是现代人生的终极目标。叙事医学投入少见效好不仅体现在财政方面，也体现在家庭个体的收支方面。因此其经济实用性当是一种主要存在。（3）在现代政治学里，民生问题逐渐占据了主要地位，民生治理已经成为政治学中的重要话题，而叙事医学在民生治理中的位置也应成为，或者在某些地区，已经成为治理的方向和手段。在山高路远、交通不便、远离现代文明、边境沿线的民族聚居区，叙事医学更是对社会稳定、边疆稳固、民族和谐起到政治治理的关键作用。正如前面提到，家庭个体的健康稳定是构成社会国家稳定的基础，也对民生治理的政治有着积极意义。（4）叙事医学的发展虽然短暂，对整体医疗的观念起到补充作用，也促进了以医学学科为主的跨学科研究，拓展了医学的学术视野，极大地推进了医学学术的发展。医学学术视野的拓展和医学学科的跨学科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整体医学观念朝着各种合理化的诊疗理念、手段和方法迈进，使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更加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