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产业应对制造业回流美国的压力研究

金 成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经管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6)

制造业是工业的主体，保持制造业的领先地位是一个国家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上决胜的关键。上世纪80年代起，美国经济构成中第二产业的占比呈现出明显下滑的走势，而第三产业的占比则发展到了首位，并且远远大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在2008年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之后，美国政界和产业界学者纷纷反思，大多觉得制造业比例下降，以金融行业为首的服务业的飞速扩张和房地产泡沫的泛滥，是造成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奥巴马政府即开始致力于制造业的复苏和振兴。特朗普政府则推出了“美国优先”的方针，推行各样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并采用了减税、增大基础设施建设等众多措施，引导转移至外国的各类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回到美国。*王皓洁：《美国“再工业化”对我国制造业转型的影响及启示》，《武汉商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因此，我国吸引外资的难度加大，海外投资也面临美国的阻扰，制造业面临着美国强有力的竞争，对我国产业造成严重冲击。我国必须对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给予足够关注，在战略层面、全方位地和长久地理解其对我国产业升级产生的影响，找出优势，补齐短板，采取切实对策予以应对。

一、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及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

在社会发展历史上，从15世纪欧洲开始地理大发现时期起，各个时期领导世界发展的国家中，没有一个不是工业强国。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复兴也依靠了工业化的进步，也就是围绕着制造业为中心开展经济建设。当前，我国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比重尽管已大于第二产业，但是制造业比重仍然不小，而且在全球制造业中占有很大的分量，在质量上也是多处领先。为提升我国制造业的科技含金量和创新潜力，夺取全球高端制造业高地，领导全球科技进步方向，我国提出了“中国智造2025”的口号，旨在依靠提升我国制造业的创新水平来增强国际竞争力，提升我国产品附加值，达到产业结构转变的目的。在“中国智造”广受外部瞩目之时，美国政府在后危机期间总结了教训，指出了制造业对于人民生活、市场平稳和将来整体布局的特有影响，并决定加紧复苏美国制造业，也就是“再工业化”战略。原因是，美国经验表明，制造业可以维持该国的产业领先地位，并且能满足非常现实的就业需求。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后，西方研究者对自身问题持续地关注着，大部分人赞同美国经济在之前十年内的“去工业化”是引发本次经济危机且带来严重后果的源头。将来美国经济上行肯定要依赖“实体经济”复兴而不是金融。以往十几年，金融发展尽管带来了美国市场的兴旺，不过也并发了房产泡沫、金融过大、金融体量超出以及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并业运行风险失控等难题。就在这样的环境下，美国政府提出了所谓“新经济战略”，也就是美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方式，就是依赖制造业的复兴和出口推动上升，扭转美国经济服务业比重过大的现实，吸引“实体经济”回归，政策的制定都围绕国内产业特别是工业的扩大。

美国政府不仅对金融危机深处的“去工业化”方针做出补救，而且公布的“再工业化”新举措也是考虑了当下实际的需要。如今，第二产业在全国GDP中的比例只有12%上下，但在世界份额中仍达到20%，仍然保有全球第一工业大国的地位。以我国为典型的新兴市场国家也成为工业化中的新力量，在本国人口红利消失和外国资本退出等条件推动下，其工业也在走升级转型路线，例如我国在高铁、机电和其他重型工业中的科技和产业优势也已成形，而且对美国等传统强国带来了冲击。对此，美国试图运用“再工业化”策略振兴本国工业，不仅是出于预防制造业萎靡而丧失世界霸主优势的必要举措，而且是以产业升级缓解人工成本上升压力，培养“智慧地球”等用以支持将来经济发展，以及领导新一轮技术革命进程的战略举措，同时还是应付国内就业率缩小和通货膨胀的现实策略。

二、制造业回流美国对中国产业造成的压力

制造业回流美国肯定在上述方面对我国产业部署和战略制定都带来影响，并为我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的步伐带来干扰，削减工业品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宏观上，国际市场在特定时期中，资源、产能和需求基本保持在一个限度中，美国努力推动“再工业化”，肯定会在整个工业链的上下游多个节点夺取我国业已占据的份额，加大全球各地市场在能源、矿产、人力、消费等方面的压力，对我国完成经济转型和产业部署的步伐带来外部阻力。

(一)会加大中美制造业竞争

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产业产生了关键拐点，企业面临人力成本增加和资源环境问题，许多企业把传统制造业转向海外。而且，美国推出了“去工业化”举措，使得产业结构涌现出实业被掏空的现象，制造业在经济中的占比甚至下降到不到10%。但是，从全球市场角度来说，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强国，整体份额仍然可以达到20%上下，并且是以先进制造业为主，很多工业成品的制造都握有核心知识产权。对比来看，我国在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去工业化”和跨国转移潮流中主动吸纳外资、吸收各国的产能输出，很快造就了当今的世界工厂，且创下了“中国制造”的伟绩。但我国制造业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在很多方面并不具有核心知识产权，科研的投资仍然远远比不上美国。[注]王俊、欧美：《“再工业化”对我国先进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与对策》，《综合竞争力》2011年第2期。

美国推出“再工业化”举措，以技术和体制改革来领导将来产业改革，推进电脑、车辆、重型器械、电路配件等先进制造业转型，把清洁能源、生命科学、太空技术、医学器件、纳米技术、电动车和环保业等纳入关键的新型产业范畴，其实就是为了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全方位占领制造业的领导地位。我国以产业升级为中心，依次推出了“十大产业振兴计划”、“骐达战略性新型产业培养计划”和“中国智造2025”等面对中远期科技创新的战略，着重推动绿色节能、新兴信息科技、生物医学、新能源、电动车、新材料和高级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型制造业，并把它们培养为我国市场将来的支撑点。从两国制造业将来发展的方针部署可以看到，它们在各个产业方面都有重合点，预示着将来会在先进制造业展开全方位比拼。

(二)会加重中美贸易对抗

事实上，美国的兴旺最初得益于它在首次工业革命期间长久坚持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制了从包括英国等在内的工业国家输入的工业品，从而维护了国家相应行业利益，而在之后的制造业兴盛阶段，美国转为鼓动贸易自由主义。处在工业化各个阶段的国家通常按照自身制造业需求制订对应的外贸策略。美国在工业上升时期，极大地推行贸易自由策略，并在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强国的阶段中领导构建了意图削除传统关税限制的世界经济外贸体制，而WTO就是美国工业独步世界的最大层面的表现。但是，经过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去工业化”浪潮之后，美国逐渐减小制造业在经济中的占比。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美国努力恢复“再工业化”，为维护国内市场利益，其贸易保护主义趋势日渐增强。对此，美国一面制定许多决策引导工业回归，一面搞鼓励出口和制约进口的贸易保护主义，积极改变本国贸易逆差。在工业化历程中，采取贸易保护和发起汇率争端正是它的拿手好戏，而在外贸上采取自由主义还是保护主义就全由美国自身利益决定。目前，美国推出“再工业化”措施，已显出加强贸易保护的倾向，由此引发中美外贸冲突和矛盾。2018年，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就是典型例证。2018年12月1日中美元首会晤达成停止相互加征新的关税的共识。2018年12月19日，中美举行了经贸问题副部级通话，就双方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沟通。2019年 1月30日至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带领中方团队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带领的美方团队在华盛顿举行了经贸磋商，以两国元首阿根廷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重点讨论了贸易平衡、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实施机制等共同关心的议题，取得了重要阶段性进展，还明确了下一步磋商的时间表和路线图。2019年2月14日至15日，中美双方又在北京举行了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就共同关注的问题做了进一步深入讨论。中美贸易战停打的趋势明朗化了。但是，美国国内意见分歧大，特朗普守约意识差，即便达成协议，也有毁约、流于形式的风险，贸易战会长久存在下去。中美外贸冲突主要以如下几类方式出现：

一是美国增加从华进口商品的“双反”调查数量。据报道，2016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发起了“337”行动，牵涉企业中我国企业数量占到三成以上。近几年，美国国贸委对于我国的光能发电器械、纺织物、铜版纸、钢材、彩电和家具等发起的“双反”调查数量显著增大，并且有些商品收取了很高的关税，特别是对中国光能发电器械的向美输出实施打击。并且，美国对中国纺织物对美输出的“反倾销”控诉也显著增多，对我国纺织物的向美输出造成了很大打击。2018年3月初，美国当局决定为进口钢材和铝材加收关税，对中国和欧洲等的对美出口形成严厉打击。

二是采用约束手段控制我国制造公司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迁入美国境内。我国公司成长到一定规模后，其进军海外的意识也日渐增加，且我国高科技公司如华为、中兴等在美的活动频频遭受美国有关部门调查，并且其法律根据居然是妨害国家安全。2012年，奥巴马亲自操刀禁止了我国公司购买美国4个风电场项目，阻止中国企业打入美国风能的产业。

三是采用现货和汇率工具，拉抬中国企业生产成本。中国制造业要进一步发展，就要克服能源、资源窗口缩小的困难，而钢材、化石燃料等基本商品的价格从根本上说受“美国力量”把控。例如在2002年到2009年，我国因铁矿价上升就多付出了7000多亿元，等于当时我国钢铁企业利润的两倍。此外，美国还促使人民币升值。据报道，2005年之后，人民币汇率上涨幅度累计约三成。另据有关部门测算，人民币汇率短期内若上涨3个百分点，那么对应的外贸出口利润就会缩小30%到50%。人民币汇率上涨和我国工业品回报率的降低，不只使得我国公司运营问题更加凸显，而且还迫使外资出走，转到回报率更高的南亚、越南、印尼等地。

(三)会阻止更多外资进入我国

如今，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逐步进入了市场“新常态”。这要求我们应走向中高端制造业。在朝着“中国智造”发展的历程中，我国要增强自身改革程度，坚持对外开放的方针，加深、提升开放水平，主动引入外来投资并引流进入实体经济，并持续以开放我国市场为交换吸纳外国先进工艺方法，为中国工业升级增加动力。美国本次“再工业化”并不是资金单方面流入本国，更依靠高科技来改良传统行业，从而占据制造业的上游。这会对我国在新兴行业中利用发达国家的先进工艺方法形成限制，损害中国对外开放和推动国内产业结构合理转变的远期利益。事实上，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制造业已有了不弱的实力和体量，已完全摆脱了以前不分优劣的资本或企业吸纳模式，并且根据资源、环境要求对国外项目不断提升准入标准，对工艺和绿色的规范越来越严格，逐步走向更好的吸纳模式。美国推出“再工业化”方针，吸引本国公司回归本土，并吸引海外资金，显然对我国引入外国资本和科技造成影响。近几年，中国制造业引入外资比例下滑，而服务业引入外资比例有了上涨，表明外资有逃离中国实体经济的趋势。

对中美而言，制造业不但关系到国家实力提升，还关系着民生大计。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暴发以来，美国就业率长久位于低谷，学术界多数认为与制造业在经济中的比例持续下滑关系重大。而欧盟各国由本次经济危机引发社会危机甚至在某些国家中产生政治危机，也和制造业比例下降进而影响就业率长久低下关系重大。对我国而言，尽管近几年服务业比重大于制造业，但是制造业依然是保持我国巨量的就业岗位的关键行业。数据显示，我国制造业从业人员总量是1.5亿人上下，发展制造业成为吸纳农民工并维护社会安定的可靠手段。但是，我国制造业吸收了全部外来资本的一半以上，并且其中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在所有国家中排第4。外资投入制造业给中国创造了众多的就业岗位，万一美国“再工业化”方针逼迫外资出走或流回本国，可能增加我国就业岗位大量减少的风险。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对华资本总量下降，并且有的美国企业将生产环节设到国内，损害了我国制造业的扩张，削减了从业人数。特别是在我国“人口红利”减少之后，美国等发达国家朝着新的对象转移产业，表现为将产业转向印度和东南亚等人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区域，导致我国就业形势更加严峻。[注]马晓河：《对当前我国经济形势与宏观政策的判断与思考》，《江海学刊》2010年第1期。

三、我国应对制造业回流美国的方略

美国是一个“后工业化”国家，其工业化进程中的经验是中国推动工业化的参考教材。当前，中国处在由工业化中期朝着工业化末期推进的重要节点。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正在工业化中的各国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如何使产业结构合理转变，也就是以可持续的创造力推动产业结构科学、合理地布局，多数表现为工业在经济中的比例持续降低，而第三产业的比例持续升高。但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本次经济危机中反思了长时间推行的“去工业化”政策，又提出了“再工业化”考量和行动。这给其它国家以启示：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围绕制造业而发展起来的实体经济还是不可轻视的。特别是中国人口基数大，制造业在经济中不仅肩负了中华民族复兴的政治责任，而且关系到几亿乡村富余劳力的就业需求。因而，制造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的前途紧密关系着国家、民族的立命根本，乃至将来的国运。美国推行“再工业化”方针，对此正在转型升级的我国应给予充分关注，并在理解我国产业发展实际和潜在影响的基础上采用切实的办法，主动应对其引起的各类冲击，并把这种冲击引进长期的战略性考量当中。对此，中国应从下列角度，对美国“再工业化”方略展开应对：

(一)推动产业结构合理转变，重点发展高端制造业

中美之间制造业的冲突，中心就是中高端制造业的比拼。能否在将来制造业竞赛中占到有利位置，不但要靠人力和科技，还要建立一个成型且完整的市场体制和平衡而合理的产业结构。特别是对于当前的经济条件而言，制造业不只需要具备量的基础，还要具有质的长处。只有这样，中国在先进制造业范畴内与美国的对抗才有底气，才能在发展过程中稳健地克服海内外宏观环境带来的风险，给制造业前途及依靠制造业兴盛来振兴民族的目的打下实实在在的基础。如今，就中国工业来说，量的优势已非常明显，但是质的程度还需要提升，主要是因为制造业中还有着很多落后产能。落后产能在还存在市场需求的情况下对维持就业和推动经济发展确实有积极作用，但是随着近年国内外消费市场萎靡，其本身也有着浪费资源和破坏环境的负面作用。因而，中国应当主动减少落后产能，而淘汰落后产能的过程也将是资源得到重构和市场机制得到改良的过程。具体来说，我国应在压减和放弃落后产业、对外输出剩余产能、以先进工艺提升传统产业、扩充内需吸纳剩余产能的步伐中，一步步减少落后产能的不利影响，将落后产能依照市场状况和国家战略部署分成各个种类，科学地应对和规划。[注]杨英法、周子波、陈静：《以文化和智能制造推进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路径研究——以河北省为例》，《云南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

(二)提高技术创造力，培育长期可持续发展产能

绝大多数国家的工业化历程都要经过启动、发展、转化以及深耕等各个时期。在每个时期，其制造业发展的程度和环境各异。通常而言，在一国工业化的启动和发展时期，其中心是追逐量的增大而不是质的跃升，在这个历程中孕育出集群园区和原始资金。直至工业化到达了特定时期，出现了人口红利耗尽、资源和能源逼近天花板、海内外消费市场进入瓶颈等问题，前期的有利因素在削弱，工业化步伐就被迫进入转型的时期。经验表明，在我国先进制造业的建立和进步的历程中，美国通常都会采用限制措施作为应对。中美贸易中，美国持续禁止先进设备成品和高新科技流向我国。比如在电脑科技和对应的配件行业中，美国对中国投资的比重只有6.7%，IT行业只有2.37%。而且，美国还常常设立障碍，不准本土公司的先进科技输出到中国，并为中国公司输出到美国的能源及IT产业设立严格的准入条件。在全球范围内，我国一直在飞速进步，即将成为全球性的研发中心和创造中心，工业的技术含金量及工业品质量得到了广泛认可。我国加快推动产业升级，特别是在“中国制造2025”战略部署中产生了大量高端制造业单位。将来，中国在制造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范围内有可能会挑战美国的领先地位，成为美国众多竞争对手国家中最有潜力的国家之一。对此，中国应当全方位加强技术创新力量，加快培养战略性新兴产业。

(三)推进海外投资，鼓励我国企业到美国投资设厂

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振兴战略中所面临的产业结构转变引发的工业空心化问题越来越重，并形成了通缩、就业率降低甚至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困难局面，使得美国不得不推出众多举措，为停止产业转移和吸引制造业流回美国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上世纪80年代，美国产业进入关键拐点，企业面临巨大的人力投入和资源环境的困境，许多企业不断把淘汰的、高耗能的生产环节放到国外，并且美国提出了“去工业化”方针，引致了国内实业被掏空的现象，工业在经济中的比例最低点达到10%以下。基于这样的情况，美国不得不积极引进海外实体产业。事实上，美国这种动作也明显说明，就算在市场全球化得到极大普及和科学发明不断涌现的当今时代，制造业对国民经济也起到了最底层的支撑作用。而欧美国家的制造业在之前产能输出的历程中表现出的比例减小的现象，值得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我国这种飞速工业化的国家研究和参考。对美国的制造业回归政策，我国也应加以利用，顺水推舟，在增大国内企业实力的同时，可以引导有潜力的企业主动投资国外，甚至到美国建厂。对我国这种人力资源丰厚、自然资源缺乏的国家而言，工业化进入当前时期，就应当鼓励企业走出去。这不但能够使我国的资源和环境问题得到舒缓，还能极大地调动美国的关键资源，而且有利于缩减美中的贸易逆差。近几年，海尔、海信、山东威达等中国企业，已经开始跨洋投资设厂，也是我国企业顺水推舟，借助美国引进制造业战略的东风打入美国市场，并提升自我潜能的积极措施。[注]王明远：《投资金砖国家的优势与风险研判》，《南方企业家》2018年第1期。

(四)推动我国产业集成，培养我国的国际品牌

当前，我国产业发展已走过了改革开放初期的低级模仿时期，商品的生产技术和品质均得到了显著提升。然而，从全球范围看，中国商品和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刻板形象。这是由于商品的品牌形象不够好。例如不锈锅，中国大部分民众觉得国产不锈锅品质不如日本的好，而另一边，行业从业者用数据比对过美的、松下两个品牌的不锈锅，不论商品的品质、用料、制造技术，美的不锈锅都和日本同样类型的商品不分伯仲。甚至在对2018年初进入我国的日本商品抽查中，抽检出不少商品有品质问题。不止不锈锅，其他比如电动车、卫生器材，乃至马桶盖、牙膏、止痛药等物品，国产品质并不差于西方发达国家。而其中之所以给人留下“中国制造”偏向低端的刻板形象，就是由于国产的品牌观念淡薄，尚未建立起和产品质量相匹配的世界品牌。为此，我国应主动整合内部企业产能，引导我国同行的大中企业互相合作，尽量在每一行业范围内培养出一至两个世界闻名的品牌。

(五)优化产业配置和金融资源，吸引生产要素回流实体产业

在中国的极速工业化进步历程中，市场中的房产、金融得到了飞速的扩张，第二产业面对的成本困境却在加深，甚至在某些地方、某些行业中产生了产业空心化趋向。这一现象的浮出明显是因为制造业利润率下滑，以及房产、金融投资回报偏高。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红利长期作为我国制造业的战略优势，承接了全球范围的传统产能。我国也抓住了发达国家朝着发展中国家产能转移和发达国家淘汰落后产能的历史机会。但是，进入新世纪之后，我国劳动力成本也在逐年上升，甚至翻了几倍。而制造业面临的能源和资源、环境压力都在明显上升，引发中国传统制造业竞争潜力削弱的后果。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若要应对美国制造业回流引起的实体产业竞争压力，就应适当调整房地产行业的步伐，特别是适当调低房价从而减少土地交易价格，或者在土地利用方面给予实业更多更现实的帮扶。并且，中国还应正确引导金融资本转移到实体经济，加快创新金融服务，减少实体经济贷款压力，在充分调节房价并改变金融资本过度扩张的基础上，把富余的资金科学有效地投入新型制造业中。

(六)借力“一带一路”，改善中国境外贸易的部署

美国“再工业化”举措的推行，不只会对两国外贸格局有干扰，削减我国向美出口总额，而且将来还潜在地在一些工业领域中直接和我国产生竞争。随着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美国之外的西方国家也会反思金融危机并可能启动“再工业化”战略。以往倾向于自由贸易的全球市场秩序将会被打破。在我国以往的对外贸易布局中，包含中美贸易在内的中西贸易在我国外贸总量中占比非常高。因此，中国必须主动改变对外贸易方针，推进向美外贸的同时，还要借力“一带一路”的东风，增加与相应多个新兴市场国家、地区展开对口外贸，帮助实现中国外贸对象的多元化，减少由于过分依靠少数国家市场而存在的潜在外贸风险。并且，中国还应在自身产业尚有的成本优势基础上，通过“一带一路”外贸合作的政策架构，推动因地缘优势而建成的自贸区形成，通过基建、产业输出、金融协同以及经贸协作等途径提高相关国家的“互接互连”程度，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周边多国及地区充分、和谐、平等参与的国际外贸新秩序。此外，我国还应在“一带一路”中利用与沿线国家合作的便利，保障国家的能源和资源安全，在互惠共赢的同时使我国制造业升级转型获得一个安定、平稳而有利的国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