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大众文化视域下知识分子权威角色重构

王真真

(山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山东 济南 250014)

知识分子是一个兼具历史韵味和现代气息的话题。知识分子作为知识的代言人，对社会每一历史发展阶段都产生深远影响。许多知名的专家学者对西方知识分子都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和剖析，探究他们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不同历史阶段所处的地位。在信息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当代，大众文化强势崛起，强烈冲击了西方知识分子的权威角色及其社会地位。在此境况之下，西方知识分子该何去何从，值得深思。

一、传统知识分子的权威角色与社会地位

(一)知识分子释义

对于“知识分子”概念的缘起，学术界众说纷纭。有部分学者提出可追溯到史前时代的“巫”，也有许多学者认同“知识分子”是19世纪西方德雷福斯事件起引而来的概念。具体到对“知识分子”概念的界定，《辞海》中定义为：“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夏征农：《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68页。西方关于“知识分子”概念的界定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主流观点认为“知识分子”源于波兰语“intelligencja”，代表那些接受过高等教育，心系国家并且拥有质疑精神的高精尖人才，这些人不满于社会现状，勇于批判现实。西方“知识分子 ”一词是在19世纪末的法国德雷福斯事件中产生的。当时德雷福斯受到诬陷，法国作家左拉向法国总统写公开信力求平反，此信被刊登在报纸上，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知识分子在报纸头条上的签名支持。主编克列孟梭看到在报纸上签名的人数剧增，巧妙的把形容词“intellectuel”改成名词“intellectuels”，“知识分子”一词由此得来。*余宏亮：《教师作为知识分子的角色重构研究》，2014年西南大学学位论文，第19页。据此推知，知识分子是指那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不满社会政治体制并带有批判性质的自由人士。在我国古代，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是“士”，当时的“士”阶层就是自身拥有知识，同时敢于对社会负责任的人。

(二)知识的创造者与传播者

“知识分子”一词自产生以来，不管是在古代、现代还是后现代都被赋予了丰富内涵。从历史的角度来说，由于古时生产力水平低下，原始初民蒙昧无知，需要具有一定知识或智慧的人来加以教化和引领，在此情况下，传统知识分子应运而生。在中国称之为巫、觋、祝、宗、卜、史，在外国则称之为神父、牧师。这些传授知识的人被认作真理的创造者、世界的立法者，成为社会的主宰者。原始时期的知识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一些有经验的年长者成为了传递知识的主要人物，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传统知识分子所传授的知识大都是在纯粹精神方面展开，和社会现实状态不太相符，过于理想化和神秘化。传统知识分子靠着知识的权威性和绝对性，向人们灌输着顺从的思想。生活在传统社会中的人们，接受着统一的社会规训，知识单一、思想禁锢，单方面地全盘接受来自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控制，因此缺乏独立的批判精神，容易随波逐流。

西方知识分子受到古希腊和古罗马传统的影响，最开始常常表现出较强的政治独立和“自律”性约束，但其独立性却在中世纪经历了宗教的洗礼。欧洲中世纪早期，基督教信仰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王权贵族和普通大众都没有机会接受教育，只有教会的教士接受过基督教教育，因此成为知识的垄断者。随后教会进入到中世纪大学，一些教士或僧侣成为大学的管理人员，后来大多数教师便都由教士担任。这就使肩负文化传播重任的中世纪大学带有浓厚的宗教性质。“在中世纪初期，教育发展走向低谷，教会承担起了传播知识文化的重任，培养了许多知名学者，这些学者大多数是教士，并出版了一些著作，为后期大学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注][美]E·P·克伯雷：《外国教育史料》，任宝祥、任钟印主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01页。自中世纪以来，宗教在西方社会中一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基督教垄断了解释世界的话语权，同时镇压异教，大多数传统知识分子被收入宗教麾下，令当时非宗教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受到宗教的压制。在宗教精神的影响下，培养教士成为了宣扬教义的主要途径。反映到教育方面，最突出的便是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都已被国教徒掌控，只有国教徒才可以入学学习，只有国教徒教师才能担任传播知识的主要人员。此时的学校受到教会的严格控制，作为传播文化的教师其教授的课程也以宗教信仰为标准。

(三)知识分子的特权

由于封建社会中等级制度严格，只有统治阶级才能享有受教育的特权，他们所要接受的知识便是如何统治国家。因此，传统知识分子的主要职责就是为统治阶级服务。在13世纪的欧洲，社会被分为多个等级，最高的等级是皇帝，中间的是公爵、乡绅等，最后的等级是城市贵族、教士、学者、市民。此时宗教对世界知识的解释权和话语权被皇权贵族控制。

随着文艺复兴的兴起，人文主义出现在人们视野中，它强调人是生活的创造者，主张自由平等，反对天主教神权，反对迷信，崇尚科学。人文主义主张教育要发展人的个性，挣开宗教的束缚，解放思想，反对人身依附。此时的知识分子已经从宗教规训和压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能够自由地表达观点。随着历史的发展，封建等级制度已经满足不了社会进步的需要，知识分子阶层便逐渐夺得话语权，为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和现代社会的到来创造了条件。

二、大众文化的崛起与现代知识分子角色

(一)大众文化释义

关于“大众文化”的解释有多种，有的认为大众文化是商业文化的综合代名词，比如电影、电视等传播媒体；有的认为大众文化是现代工业化的产物，代表了平庸和异化。人们对于大众文化的态度是双面的，一些反对大众文化的人认为它麻木了人的感知，让现代人更加低俗和平庸；而支持者则认为大众文化代表了普通大众的心声，是对现代社会现状的“颠覆”。[注]曾艳钰：《“纽约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批评之争》，《外国语言与文化》2017年第12期。

当代美国著名学者、批判家，以批判当代社会文化的保守主义者著称的丹尼尔·贝尔 (Daniel Bell)认为电视、广播等电子媒体的出现，使人们进入大众社会，这种大众文化极大地缩短了人们之间的沟通距离，开阔了视野，增强了社会沟通，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使人们形成新的社会价值观。在这些大众文化所带来的各种利益之下，贝尔更加关注大众文化的负面影响。贝尔认为在大众传媒时代，人们处在一个虚拟的社会中——逃避现实、做白日梦、爱幻想，从而消解了文化对社会的凝聚力。这体现了贝尔对大众文化的社会作用所表现出的悲观主义倾向。贝尔认为文化通过宗教、艺术、价值观念等形式，为人们提供一种信仰，是把整个社会紧密联系起来的精神纽带。[注]吕坤良：《大众传媒·大众文化·文化危机——丹尼尔·贝尔批判性传播观述评》，《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6期。但是，由于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处在这种奢靡享乐的大众文化中无法自拔，使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着一种“既没过去又没将来的”信仰危机或是一种文化危机。在最早受到冲击的美国，大众文化的出现直接导致美国本土化清教教义和新教伦理的瓦解。现代社会挣脱了传统文化的束缚，现代文化变得更加生活化、世俗化。

丹尼尔·贝尔坚持认为文化和宗教是紧密联系的，宗教存在的形式是以文化为象征的。在传统社会中宗教能够探究世界的未知，带有强大的认知性，掌握知识的人被神秘化、神圣化，因此在传统社会中处于居高至上的位置。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人们将新教作为社会的道德规范准则，新教的产生激发了人的创造力，促进了个人主义的发展。新教在解放人的思想和促进文化多元化的同时，也使文化带有浓厚的商业性质，变成低级趣味，成为消遣的载体。[注]王永欣：《丹尼尔·贝尔的宗教文化观研究》，2017年河北大学学位论文，第13页。最终，宗教由高高在上的神学权威被迫走下神坛。贝尔认为，造成宗教被亵渎的根本原因是现代性(modernity)，“亵渎源于现代性的专横自我”。[注]Daniel Bell,The Winding Passage:Sociological Essays and Journeys[M].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1：347.韦伯则将“世俗化”看作现代性的突出特征，其表现是世界的“祛魅”——宗教世界观的瓦解与世俗文化的产生。现代主义文化走出了宗教的藩篱，侧重对经验的探索，不再受宗教限制。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们，不仅仅是文化的创造者，同时也是文化的传播者。这些人通过电台、广告、出版或高教等平台生产和传播大众文化产品。贝尔称这些人为“文化大众”，即传播社会知识的新兴的知识分子阶层。这些人代表了大众文化的主流思想。

(二)理性主宰的现代社会

尼采生前最后一句：“上帝死了”，好像预示着自神权统治的中世纪以来影响深达几个世纪的宗教传统的衰微。世界不再像《圣经》中所阐释的那样——由上帝创造，而是由人的理性所设计，因此理性成了价值之源和真理之源，成了现代性的安身立命之地。传统社会由价值理性支配，而现代社会则由工具理性支配，现代性实质上是对传统和宗教的反叛，知识分子在其中起了巨大的作用。

与价值主宰的传统社会不同，现代社会对理性的崇拜代替了对宗教的信仰，诚如贝尔所言：“现代社会用一种依靠科技和革命来实现的乌托邦思想取代了宗教。”[注][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出版社1989年版，第74页。值得一提的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为革命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此时的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并在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知识分子有些是教师，有些是作家，有些是记者，他们以资产阶级革命代言人的身份出现在现代西方社会中。

现代社会推崇客观科学、普世的道德和法律，认为理性主宰一切。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知识与生产一样，不断向着标准化发展。与此同时，大众文化促使传统知识分子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一部分传统知识分子进入行政行业，成为循规蹈矩的技术专家，为政府和社会提供标准化的知识和服务；另一部分则进入教师行业，成为有规约和行规的学术知识分子。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人们逐渐认为自我理性能够把握历史、人性、社会和自然界。改变了原来由人文精神占据主导地位的趋势，更加注重人的理性。经验理性主义认为所有的传统知识都需要接受理性法庭的审判。这种对传统知识带有批判性质的价值观念的转变，使人们进入科学实证主义时代。尤其是大众文化的出现，使人们借助科学技术的力量，生产出富有高科技含量的多媒体电子设备，促进了知识的生产和传播。科学技术知识成为了社会的主流文化，科学理性占据主导地位，此时的科学知识分子取代了传统的知识分子，按照事实和客观的科学范式做事。[注]乔元正：《知识分子批判精神的历史考察及当代启示——兼论大学的权利性格》，《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4年第5期。艾尔文·古德纳曾经认为现代的知识分子是社会中最进步的一部分，为人类进步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注]赵睿：《西方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演进及其现代化的困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

(三)作为专业权威的现代知识分子

通过大众媒体的广泛应用，现代知识分子逐渐摆脱了传统媒体的束缚，不管是生产知识还是传播知识，都借助现代科学技术的这种便利工具，促进了文化的生产和传播。与传统知识分子不同的是，现代知识分子敢于对社会文化现象提出质疑，此时的知识生产与传播的过程不仅仅是复制官方知识，更是产生真理与正义的过程。知识分子通过自身的专业知识对一些片面的和错误的知识进行批判，并试图更正，即使是非专业性的内容，也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且毫不畏惧政权，这为知识的创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现代文化颠覆了传统文化的统治，使少数精英文化发展成为大众生活文化，传统时期的知识权威不复存在，生活中的许多人也成为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他们成为知识传播的新兴知识分子阶层。随着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的现代转变，大众传媒迎合了普通大众的趣味，使人们获得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愉悦。

大众文化引领下的现代知识分子越来越向专业化发展。到了20 世纪20年代，现代大众文化的形成和中产阶级的欣赏趣味紧密相关，出现了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他们成为现代社会中引领生产发展的主体，传统知识分子逐渐减少，这对传统的精英文化造成极大冲击。到20世纪60年代，受科学技术的进一步推动，现代知识分子逐步成为各专业领域的专家，构成了城市中产阶级的中坚力量。

三、后现代知识分子权威角色的重构

(一)后现代的文化状况

1.宗教传统的复归

历史的车轮不断向前，现代对传统的反叛使传统知识分子走下神坛，成为各领域的专家，专业化越来越明晰，而后现代历史时期的出现又掀开了对现代反叛的新篇章。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中提出的现代主义的根本问题是信仰问题的论断，使得被摧毁的现代西方文化价值体系一览无余，走下神坛的宗教传统随着工作意义的失去，最终也丧失了其自身的价值意义。贝尔的恐慌来自于西方社会的严重文化危机——型塑现代时期长达二百多年之久的资产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已近终结，同时走向终结的还有支配着资本主义西方社会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以符号表达为标志的现代主义文化运动。

后现代对现代性文化传统的反叛愈发强烈，它解放了意志，解放了冲动，解放了本能，同时也解构了现代的权威主义。后现代从对文化的反叛发展到对传统价值的反叛，甚至对滋生享乐主义和无道德标准的资产阶级也进行反叛。后现代对已被大众文化所取代的资本主义文化的正当性展开激烈的批判和攻击，主张实用知识、形象知识和宗教知识的多元性，认为宗教、形而上学和科学是知识形式的同步关系、互补关系，宗教传统逐渐部分复归。

2.现代科学主义遭到质疑

现代性强调科学和技术在推进人类进步和文明进程中的不可替代作用，认为科学构造世界图像，追求理性的绝对性，大肆标榜统治知识和有用知识。在后现代的当代，人权越来越受到推崇，在人权原则下，科学主义遭到质疑和抵制。正如作为西方文化传统之本源的三大因素：哲学与自然科学研究的本源，政治自由和公民个人自由的本源，基督教的宗教神学本源，亦即科学、自由和宗教的必然统一性遭到现代的统一解体，后现代亦对现代进行反叛，批判的矛头直指科学主义，批判现代无宗教的科学化和对宗教敌视以及科学的自律性，认为完全自律的科学会破坏人权原则甚至忽略掉个人，完全抛弃宗教价值，会为了一味追求科学的创新性而纵容好奇心无限发展，当失去约束的科学技术和实验技能发展到一定高度就会对人道主义社会和人类全体造成致命威胁。

作为现代文明下文化“立法者”的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一直被看做理性和科学的代言人毫无意外地也遭到质疑。既然科学和技术对人类的未来产生威胁，那么作为科技的创造者、发展者和推进者的知识分子自然也是危险的。他们的精英主义身份瞬间瓦解殆尽，质疑声和反对声此起彼伏。

3.道德领域自我克制的知识分子

与现代追求自我、崇尚自我解放和自我放纵不同，后现代主张自律——福柯强调的自我克制。对“我”和“他者”的自律性构成后现代知识分子在道德层面上的特征和要求。自律的知识分子不再是独立“漂浮”的波西米亚型知识分子，而是有组织、有规则的学院派知识分子，他们不再像他们的知识分子前辈一样无拘无束、自由漂浮，过着率性而放纵的生活，或高谈阔论或静默沉思，怀揣着对这个世界和人类的巨大好奇，创造性地生活，与思想共舞，不断追求理性和科学的新高度。在后现代的当代，时代精神引领着文化层面的创新和颠覆，型构着道德领域的反拨和复归，同时也塑造着知识分子在新时代的社会职责。在道德领域，知识分子愈加自律和克制，被自我和社会要求弘扬社会道义、宽容正义、良心和德性的培育。

(二)后现代知识分子权威身份的式微

后现代知识分子正面临着功能、作用和社会地位的全面衰退。他们从传统知识分子那种知识的创造者、掌控者，变成了现代社会中有一定技能的专业人士、专家，从尊贵的宗教贵族成为利用知识谋生的专业权威，逐渐失去公共话语权，成为政治权力的附庸。随着科学技术和大众文化的迅速发展，20世纪60年代后现代主义兴起，严重威胁到知识分子的专业权威身份和自由，知识分子的权威身份逐渐走向衰退。正因如此，在当今科技迅速发展的大众文化时代，知识分子为了在层序社会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开始为自己找寻社会位置，并把当前的困境看作一种促成自己发展的垫脚石，向着“广博精微”、“综罗百代”的方向前进。知识分子面临的境况愈严峻，愈能激起知识分子向前发展的动力，这也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源泉。

1.知识的商品化

当代学者何天云曾在《论知识分子的“后现代命运”》一文中指出，投入和产出的这种商业化的表现就是资本的基础原则，所以，大众文化最先体现的是经济效益。[注]何天云：《论知识分子的“后现代命运”》，《人文杂志》2000年第5期。大众文化是文化和科技的产物，代表了科学技术融入到现实文化中。人们通过购买电子产品和印刷媒介组成的大众传媒来获得所需要的文化产品。大众文化的出现，使人们走进大众消费时代。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文化和思想意识形态层面出现了很多变化，逐渐向着碎片化发展，大众文化对传统文化的权威地位构成威胁，并逐渐成为社会的主导文化。知识分子在面对大众文化的冲击时，表现得无所适从。在文化多元化、教育普及化的社会中，人们对于知识分子的专业化需求增加，成为人们价值观念形成的主导文化。为了获得生存和发展，作为知识代言人的知识分子逐渐远离现实社会生活，像小技术官僚一样，[注][英]弗兰克·富里迪：《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对抗21世纪的庸人主义》，戴从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页。把自己封闭起来进行专业领域的研究，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逐步丧失。

伴随知识大权旁落的是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这在大学教师身上尤其明显。克尔曾在《大学的功用》一书中这样写道：大学成为了具有国家目的的重要工具，大学教师的学术自由被学校的教学业绩成果所取代。知识成为易复制品、易消化品，正如市场上售卖的产品一样，知识商品被快速地传递出去。大学教师和学生成为一种赤裸裸的交易关系，学生直接购买知识，在教师那里学会如何学习；教师快速出售知识，而不再是和学生一起探讨高深学问。后现代知识分子在艰难的处境下为了生存下去，无可奈何地为社会提供可复制的知识，商业化越来越明显。

2.真理的相对性

后现代主义推崇“个人经验”或“个人知识”的实用且有效性。强调个人经验的价值，这对文化领域中的“知识就是真理”的论断产生了很大冲击。知识分子的学术权威性受到极大削弱。在实用主义盛行的当代社会尤其注重实用知识和个人经验，这驱使一些追逐经济利益的机构为社会提供其有目的的知识。知识分子在这种经济利益的诱导下，放弃了传统的价值观，走向知识为个人和社会带来双向利益的金钱观。朱利安·班达断言知识分子已经放弃了作为真理的守护者角色，转而求其政治庇护。[注][英]朱利安·班达：《知识分子的背叛》，余碧平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105页。

3.知识分子的边缘化

在大众文化的冲击下，时间的商品化与身份的物质化共同叠加，使知识分子产生了自我认同的危机感。教育领域正如一面镜子，把这种危机感毫无保留的折射了出来。美国学者帕克·帕尔默曾指出“教育的健康发展依靠我们有能力把神圣与世俗结合在一起，以便彼此间互相纠正，互相充实。”因此，作为知识分子的教师只有对自身的职业使命存在敬畏，才能实现其独特的传播知识的价值意义，从而获得崇高的自我认同感。然而，“在大众文化背景下，教育变得日益平庸，当什么都不再神圣，不再值得尊敬时，我们最多只能达至平庸。”[注][美]帕克·帕尔默：《教学勇气——漫步教师心灵》，吴国珍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页。一旦知识分子对于自己传播知识与文化的这种职业神圣感和敬畏感缺失，便会引起社会对学术职业产生世俗化甚至庸俗化的理解。贝尔通过对大众传媒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进行深入剖析，认为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之间是存在断裂和冲突的。[注]吕坤良：《大众传媒·大众文化·文化危机——丹尼尔·贝尔批判性传播观述评》，《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6期。文化通过宗教、价值观念和文艺等形式，给人们带来一种不可超越的信仰，化成道德纽带，增加了整个社会的凝聚力。社会的全新发展造成了单一而庸俗的社会价值标准，在此标准衡量之下，知识分子所代表的知识阶层处于边缘化的状态，而权力阶层和财富阶层则成为人们仰慕的阶层。在大众文化冲击下，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不再是荣耀的，反而成为廉价的可用于交换的商品。这在瓦解知识分子传统权威地位的同时也使得知识分子群体陷入群体性自我认同危机。

随着大众文化时代的到来，大众文化本身也成为知识分子反思和论争的焦点。麦克唐纳作为反对大众文化的著名代表人物，明确提出大众文化是低俗不堪的，这会导致美国文化由“高雅”逐渐沦落为“低俗”，他认为美国的初衷是想要使文化变得更加高雅脱俗，却不料适得其反，高雅文化随时代的发展逐渐走向没落，成为大众文化。另一位反对大众文化的代表人物罗森伯格认为生产大众文化的人应该遭到严厉的批判，这些生产者通过生产粗劣的文化产品来获得商业利益，腐蚀人们的精神生活。[注]曾艳钰：《“纽约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批评之争》，《外国语言与文化》2017年第12期。

但是，有许多学者看到的是大众文化带来的正面影响。他们认为大众文化的发展速度远超想象，已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通过电影、电视、广告和网络等多元化的形式深度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给人们带来了娱乐和便利。丰富多彩的科技产品的出现，丰富了大众文化的内容和形式, 并以一种非凡的影响力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大众文化的普及和发展离不开传播者，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成长为新兴知识分子，这些人大多处在白领阶层，有的是管理人员，还有一些是专业技术人员。他们在商业利益的带动下传播符合大众口味的大众文化。既带动了经济的发展，又促进了大众文化的传播。

在大众文化强势崛起的时代，大学首当其冲地受到影响。在后现代主义影响下，大学教师们整日忙忙碌碌，身份多样化，或是专业协会的领导和专家；或是企业的顾问和高管；或是事务所和工作室的老板，但仍怀有“闲逸的好奇”的自由学者却几近绝迹。赫钦斯认为，大学把关注点放到了追逐金钱上面，背离了作为大学应该担当的社会责任。作为知识分子代表的大学教师为了获得经济利益，不惜出卖自身的灵魂来满足权势阶层的需求，成为了权势阶层的附庸。诚如赫钦斯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美国大学除了金钱和公共关系之外，再也不会祈求什么标准。我意识到，对金钱的追求是美国大学蜕变的深层次原因”。[注]R. M. Hutchins,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5:41.

(三)后现代知识分子身份重构

经历了大众文化洗礼的后现代知识分子，在权威角色解构和民众质疑之下，逐渐陷入身份的迷失困境。在迷失与寻找的过程中，重新建构知识分子的身份和角色成为后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重要问题。迷茫是在新事物发展中出现的一种普遍怀疑的现象，包括对自身和社会的发展趋势的困惑，但是这也能够激发其发展的潜力和动力，对后现代知识分子来说，对自身角色的定位以及在社会群体中归属感的寻找是推动身份重构的基础。后现代知识分子应该意识到其自身身份的特殊意义，首先应该意识到，“现代上层身份理想的最大过错是在于严重歪曲了生活中何者最重要的问题，以及把物质积累过程抬高到人生最高成就的水平，然而在一个更加真实的、更加全面的对我们自己的概念之中，物质积累充其量只是决定我们生活方向的众多因素之一而已”[注][英]阿兰·德波顿：《身份的焦虑》，陈广兴、南治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197页。。知识分子应在其身份意义层面上抵御各种诱惑，在道德层面上有所坚守并有所引领，为整个社会价值取向的完善发挥独特的社会价值。

后现代社会是以中产阶级为主导、价值多元化的社会形态。知识分子受社会结构的影响，被进一步专业化、体制化，逐渐失去了社会批判的能力。后现代社会是“经济的和行政管理的合理性形式，渗入转变为货币和权力媒体的行动领域”的社会，由于经济系统与政治系统对生活世界的侵蚀，私人经济生活的自主性被市场消费欲求所控制，公民政治生活的自主性被迫转变为对政府权力的消极盲从。因此，主体间交往明显受制于货币与权力媒介的控制，以语言为媒介的沟通与共识为利益交换所操纵，行为者本人也丧失了目的性而沦为工具性手段。在中产阶级的后现代社会中，专业化、商业化、多元化和媒体化的浪潮异化了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没有了立足之地，这与中产阶级的精英阶层的同盟联系瓦解了。[注]汝绪华：《论西方知识分子的话语权与社会变迁》，《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11期。因此，后现代的知识分子为了挽回当前这种异化的境地，还需要重新获得知识话语权，从而重构其社会角色。

福柯对于后现代知识分子的建议和期望或可作为知识分子身份重构的可能路径。福柯认为后现代知识分子在面对大众文化带来的冲击和挑战时，不应感伤地解构乌托邦，也不应成为献媚于大众文化的新贵，而应建立“不同的网络共存和差异”。知识分子应当正视大众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并认可其存在现实。当前社会文化的发展方向正是沿着世俗化、大众化的方向发展的，从宗教神权时代走向理性时代，进而进入人文时代，人类文明精神的进步无不体现出世俗化、大众化的功绩。因此，对于后现代的知识分子而言，应该接受多向度的批判并全方位地总结那些馈赠于自身的一切，从中寻找到存在的文化意义，努力修复解构的痕迹并找到重构身份的桥梁和方向，借用利奥塔的名言，那就是“使它响彻云霄”，[注]何天云：《论知识分子的“后现代命运”》，《人文杂志》2000年第5期。此或许可为解决后现代知识分子面临的窘境之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