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及其解决办法
----兼评伯克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罗 顺 元

(广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经济学系教授保尔·伯克特(Paul Burkett)是当代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之一,他的学术理论在世界上具有深远的影响。著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说,马克思对生态学的贡献之所以能在当今世界获得广泛认可和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伯克特的工作[1]ⅶ。我国学者吴宁评价说:“伯克特针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阐述被认为彻底改变了马克思及其人与自然新陈代谢关系争辩的论域,并将商品使用价值议题置于生态危机讨论的前沿。”[2]在伯克特看来: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不可能在现有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框架之下解决;要想解决,唯一的途径就是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消除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社会分离,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今天,分析借鉴伯克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建设美丽中国”[3]、实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

认清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是人类建设生态文明的首要条件。伯克特认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正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认清什么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首要问题。然而有不少人对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没有认识清楚。他们误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利润危机或周期性积累危机,并误认为这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比如,威斯科普夫(Thomas Weisskopf)就持这样的论断[4]。伯克特指出,这样的论断是一种误判,利润危机或周期性的资本积累危机只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并不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本身。

那么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到底是什么呢?伯克特用马克思《资本论》的一段话来说明:“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本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5]278显然,马克思并没有把资本主义的“真正限制”认定为利润危机;而是把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基本矛盾)认定为一种比利润危机更基本的矛盾,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和目的”是为了私人利润而不是为了人类的需要。换言之,其基本矛盾体现在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只是为了赚更多的钱,并不是为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另外,马克思还更具体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限制表现在”:其生产“不是取决于生产和社会需要即社会与发展了的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5]287,而是“取决于利润以及这个利润和所使用的资本之比,即一定水平的利润率。”[5]287-288根据生产者与必要生产条件的社会分离,这种生产动机和目的与人类社会需要之间的疏远异化,包含了在利润的驱使下对必要生产条件的占用和发展。所以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历史起源是“a process of divestiture of labour, of alienation, whereby its own social forms are presented as alien powers。”[6]311。据此,伯克特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或“真正的障碍”(真正的限制)可以表述为“社会生产条件与实际生产者分离”[5]293。

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生产条件从它们的实际创造者手中获得独立的地位, 这对资本主义而言是一种障碍。 资本主义的这种障碍正是由于它的“this entire development proceeds in a contradictory way, and that the working-out of the productive forces, of general wealth etc., knowledge etc., appears in such a way that the working individual alienates himself[sich entäussert]; relates to the conditions brought out of him by his labour a those not of his own but of an alien wealth and of his own poverty。”[7]541伯克特认为: 只要工人拥有劳动的社会特征和生产条件天生作为社会联合劳动生产条件的社会特征“表现为资本主义的, 如同某种独立于工人且内在于生产条件自身的东西”[1]178, 起的作用就像是一种“存在于他们外部的力量……除了是劳动者的剥削工具外, 什么也不是”[1]178, 那么他们这二者就都被异化了。

通过对劳动和生产条件的异化,“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productive powers of labour and the conditions for this development appear as acts of capital”[8]392。资本对生产的私人控制“越来越表现为社会权力,这种权力的执行者是资本家……资本表现为异化的独立化了的社会权力,这种权力作为物,……与社会相对立”。伯克特认为:“实际上,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就正是独立的劳动条件对工人的统治,这些条件已经被弄得独立于工人”[1]178。所以,资本主义的“真正障碍”或基本矛盾也可以表述为“由资本形成的一般的社会权力和资本家个人对这些社会生产条件拥有的私人权力之间的矛盾”[5]294。这种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家私人占用之间的矛盾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历史危机的设想中起着关键性作用。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伯克特概括道:“总之,为了利润的生产和为了人类需要的生产之间的冲突,对生产者和他们群体的相关生产条件的异化,以及社会生产与私人占用之间的矛盾,所有这些都是马克思眼里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等价表述。”[1]178无论使用哪种表述,“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障碍”明显包括资本利润驱使的对自然条件的占用和随后的从生产者的需要与整体社会的“生活过程”需要方面对这些生产条件的异化。马克思对“生产条件异化”的分析明确地包含了“自然要素本身”。马克思所述的生产条件中包括的“自然力”,在资本主义“appear only…as means of appropriating surplus-labour, and hence confront labour as powers belonging to capital。”[8]391-392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环境就像所有的必要生产条件一样,天生具有一种社会特征,那就是作为一种生产条件服务于社会的联合劳动。然而,只要自然被资本家根据竞争性货币积累的需要而占用、重塑和掠夺,那么自然环境的这种社会特征就是资本主义的。自然生产条件的异化,使生产者变成“nature’s servant”;体验“the sensuous external world…nature, as an alien world inimically opposed to them”[9]109,111。所以,自然生产条件的异化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设定里是居于中心地位的,“production are set by the profit of the capitalist and in no way by the needs of the producers”[10]。

正如伯克特认为的,在马克思的论著里这种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性描述即“生产同生产者相矛盾,生产漠不关心生产者”[1]179是贯穿始终,随处可见的。例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断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11]156,因为“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笨”[11]158。结果,“工人之所以还保留着人的种种特性,只是因为这些特性是为异己的资本而存在的。”[11]170

资本主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基本矛盾呢?就如伯克特所说,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即“把生产条件商品化的社会生产”过程的主要特征就是,“它以直接人类生产者与必要生产条件分离为前提”[1]58。而且,“劳动者与他的所需的生产条件必须被社会性地分开,这样资本主义生产才能开始进行”[1]60。作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根源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它造成的生态危机有两种表现形式。

二、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表现形式

认清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表现形式,是解决生态危机的必要条件。 伯克特认为,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造成两类环境危机: ①资本积累危机, 基于资本的原料需求与原材料生产的自然条件之间的不平衡而产生; ②人类社会发展的质的危机, 这是一种更加一般意义上的危机, 来自于对物质与生命力的循环的扰乱, 由资本主义产业对城镇和乡村间的分割引起[1]107。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与资本积累危机是病根与表征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不可以减化为积累危机的; 相反,这种危机“揭示了”这种基本矛盾,由此表明资本主义只是生产的一个过渡历史形态[1]180。 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有限制”, 即为利润而生产的这一方面与为生产者和他们的群体而创造财富的另一方面之间的冲突,“部分地出现在周期性危机中”[5]293。 伯克特强调:“这里的基本观点是,积累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一个表现, 绝对不应该把积累危机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等同起来。 因为这样的等同是在假设,对资本有好处的就会固有地对社会有好处。”[1]181-182认清积累危机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这二者的联系和区别, 对于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解决十分必要。

1. 资本主义发展的环境危机给人类发展的自然环境造成损害

伯克特认为, 资本积累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环境危机, 同时也给人类发展所需的自然环境造成了损害。 资本积累指价值的积累, 然而价值必须通过使用价值来表现, 所以资本也就采取了对可销售使用价值或商品进行无限积累的形式。 在这种意义上, 资本积累包括了一种价值积累与积累作为依赖自然条件的物质过程之间的日益加剧的量的不平衡。 就如高兹(Andre Gorz)所言, 这个制度的“生产率上的经济要求, 已经完全不同于保护自然的生态要求”[12]。 资本主义对吞吐量的加速, 还包含了一个时间上的冲突, 即自然需要时间去吸收物质和能量,而竞争强制执行的动力学却要在任何特定的时间把货币积累最大化, 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物质资料。 马克思坚持认为剩余价值的生产在工业和农业两者中都能依赖自然条件使农业中的工人(包括牲畜养殖、林业和渔业)生产超过他们自己所需的生活资料。 剩余价值的自然基础也包括提供生产所需的主要原料和附属原料的自然条件。 马克思断言,资本积累唯一的真正普遍危机是作为工人生活资料或作为工业原料的主要农产品的供应的短缺。 这样的农业短缺, 威胁到资本从工人提取剩余劳动并将其客体化于可销售的使用价值中时所需的物质条件。 马克思指出:“至少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只有当普遍歉收----不管是主要食物歉收, 还是最重要的工业原料歉收----的时候, 才可以谈到生产资本的实际不足。”[13]在马克思看来,一种“历史的教训”是: 资本主义的原料供应问题源于“资本主义制度同合理的农业相矛盾, 或者说, 合理的农业同资本主义制度不相容”[14]。

2. 资本主义的发展给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生态危机

伯克特认为,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过程,也会逐渐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而造成生态危机。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根据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分割和随后的“城镇与乡村的对立”,来分析资本主义发展对环境的影响。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和其国内市场的创立包含了对农业和工业的分离,这种分离主要通过没收农民的必要生产条件,特别是土地来进行。资本在剥夺农民的土地、摧毁乡村手工业后,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就进行了生产集中,逐渐形成了城镇、城市,甚至城市聚集群。相互竞争的企业免费占用了自然和社会的环境生产潜力,并将其作为剥削劳动力的工具。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城市造成了两种物质能量吞吐量的提高。一种是日益增长的工业生产率转化成了物质能量吞吐量“正常”水平的不断提高;另一种城市吞吐量增加是城市人口不断增多而形成的人的新陈代谢的物质能量的增加。城市排放的垃圾废物尤其对那些缺少足够房屋和卫生设施的工人阶级的不利影响最深重,马克思对此曾评价道:“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15]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城市废物问题的增加与土壤肥力下降保持同步,因为城镇的工业聚集扰乱了先前的土地通过自身进行的物质循环;它不仅损害了农业生产的自然环境质量,而且损害了人类发展所需的更一般的自然环境质量[1]126。农业化学家李比希(Justus Liebig)曾指出,“人应该把从土地获得的东西归还给土地”[1]127。然而现实情况却是,城镇,特别是大城市群阻止了资本主义履行李比希的要求。通过这样的整个过程,资本最终“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16]

3.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导致更普遍的生态危机

伯克特认为, 除了分割城市和农村所造成的生态危机外,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还必然会导致更普遍的生态危机。 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的为利润而生产与为人的需要而生产之间的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后, 资本主义就会面临历史危机。 历史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人类需要满足和人类发展的一种形态的普遍危机, 它不能被减化为长期的利润问题。 马克思没有在他的设想中明确包含生态危机, 但他的理论框架有助于揭示这样的生态危机; 因为他把资本主义的历史危机视为一种生产条件社会化的特殊的阶级剥削形态危机[1]190。 ①社会化生产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的日益增长方面蕴含着生态危机。 既然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作为一种经由劳动的社会化的普遍的对自然的占用过程, 那么问题就不再是为了人类的目的社会是否应该占用自然, 而是这些目的应该是什么。 也就是说:讨论自然是否会被社会化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样的社会化将会发生。 是社会化为竞争性货币积累的控制范围之内, 还是相反,社会化由可持续人类发展来管理[1]190? 随着生产的社会化, 私人积累过程变得越来越依靠对自然条件的免费占用, 包括直接的免费占用,也包括间接的免费占用。 资本仅把自然的和社会的条件转换成用于剥削和积累货币的工具。 其发展趋势当然会朝向生态危机。 这就表明,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管理形式(这里是价值、资本和竞争)能够系统地异化人类需要的必要条件, 从而造成这些条件的失衡。 ②马克思对价值作为财富的一种形式的历史局限的分析,也类似地揭示了生态危机。 价值与自然的矛盾是:价值只有量的属性,但自然和劳动却具有多种多样的质的属性,所以价值这种单一的量反映不了自然与劳动的多种多样的质[17]。 而且,马克思的价值论能够对资本主义定价体系的反生态本质进行深刻的批判[18]。 当人类需要与占用自然关联在一起时,剩余价值具有的反生态特征比价值在质上的反生态特征更为严重。 人类对任何来自自然的特定使用价值的占用都必须在量上服从于生态和生物圈的限制, 如果超过了限制, 就会迫使可用自然财富发生质的退化。 然而, 货币的剩余价值积累目标在量上是无限的:资本不考虑它对环境的影响, 只要资本能获得活的、可剥削劳动力和物质条件的供应, 它就能且一定会继续从物质和社会两方面积累。对于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困境, 伯克特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可能不喜欢, 但是事实是资本主义能够在任何生态灾难中幸存, 只要人类生命还没有灭绝的话[1]192”。

三、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解决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解决,要从其根源着手。伯克特认为,马克思主义能为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提供有效的办法。

1. 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关键

马克思主义为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提供了方向上的指引。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关键是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要清楚认识到,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正是生态危机的根源。要解决生态危机,就要“区分资本积累的环境危机和人类发展的自然条件危机”[19]260之间的区别。从马克思的视角出发,“可以把资本主义的可持续发展与人类发展的可持续发展区分开来”[19]261。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生态潜力来自于,它没有人为地将物质生产领域与社会的交换分配领域分割开。相反,它把阶级关系视为物质-社会的关系,由此阶级关系就作为经济-环境交往的具体形式。阶级剥削就被视为既是一种社会的生产关系,也是一种环境的生产关系;它的基础是生产者与包括自然条件在内的必要生产条件的异化分离,并不仅仅是不公平的分配问题[19]292。所以,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方案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其实质是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让生产者与必要生产资料重新弥合成有机整体,让以人和自然共同进化为目的的生产取代以资本的货币积累为目的的生产,最终实现生态文明。反观当代西方主流生态经济学家的解决方案,无论是自然价值论、自然资本论,还是生态经济的“熵论”等,它们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批判,以及所谓“对策”,由于缺少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关系分析,“遭受了某种历史的肤浅”[19]130,认识不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从而导致这些理论在真正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问题上的无能为力。西方生态经济学家把资本主义的积累危机与人类发展的自然环境危机混为一谈,以为维持现有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可持续发展就是在维持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殊不知:“资本主义能够承受生态系统的毁灭----紧跟其后的是又深又广的‘生态足迹’,然后在时空上继续以‘刀耕火种’的模式前进”[19]137;积累趋势的环境危机将是周期性的,并且不会严重威胁到这个制度的再生产,“除非人类灭绝,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会使资本主义永远地‘破产’”[19]137。

2. 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路径

工人为自身权益的斗争与环境保护斗争的联合,为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提供了路径上的可能。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广义上,人的生命内在地包含支撑其生活的自然环境。在资本主义之前的劳动者没有与所需的必要自然生产条件分离的社会里,“工人是仍然与具体的自然联系在一起的,这些自然就像他自己的无机的生命”[1]61。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生产中的创造性的、主观的因素,是人与自然物质新陈代谢中的一个必要部分。他经常把人类劳动和劳动力描绘为自然且社会的力量,以此来强调生产的既物质又社会的共同特征。他的关于劳动和劳动力作为自然且社会的力量的概念,包含了人类作为自然且社会的物种的特殊历史特征和潜力[1]54。也就是说,作为人类的劳动者,他既有包括自然在内的物质条件需要,也有各种社会条件的需要,这些自然的和社会的条件是人类生存发展必不可少的共同基础。劳动者反对资本主义敌对自然生态环境。伯克特指出,“实际上,……劳动者反对资本家的贬低自然的斗争就跟他们反抗资本家对劳动的剥削一样不可避免”[1]216。所以,如果让人类生产者来控制生产而不是像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被竞争性货币积累控制,那么人类生产的目的将是人类的健康持续发展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可持续发展,而不是目前的为了资本的货币积累而生产。由此可以看出,工人阶级是通往生态文明的合适代理人,他们同资本家为获得更多权益的斗争同一般人民大众的环保斗争在更广义的本质上是一致的。而且,这种斗争目标也是一致的,都是要建立一种更自由、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文明社会。工人为了自身权益的斗争与人民环保斗争的“统一性”,二者的有机融合将形成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主要力量,为资本主义过渡到生态文明社会提供了路径可能。

3. 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蓝图

共产主义社会蕴含着生态文明,为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勾画了社会制度构建上的蓝图。就人与自然关系而言,共产主义社会与生态文明社会高度一致。在生态文明方面与资本主义最根本的区别是,共产主义克服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伯克特反复强调,“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的最基本的特征是,它克服了资本主义对生产者与必要生产条件的社会分离”[20]34-62,[1]230。即共产主义社会能够从根源上解决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可从三个维度来认识马克思共产主义的环境可持续发展。①共产主义对自然资源的使用有管理之责。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共同管理公有财产,人与自然之间的亲密联系被重新确立,自然资源的使用权利与保护责任共存。他们把自然环境视为生存发展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必将土地等自然资源“以一种更好的情况传给下一代”[20]34-62。②增加自由时间的生态学意义。在共产主义社会,劳动者工作时间不断减少,自由时间将不断增加。增加的自由时间不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用来挥霍消费物质财富;而是“被视为社会个体的智力发展即掌握科学发展的自然力和社会劳动的一种必要条件”[20]34-62。“自由时间的增加”表现为“个人全面发展所需的时间”以便能“理解他自己的作为一个过程的历史,以及认识到自然作为他的真正的身体”[20]34-62。增加的自由时间,加上潜在减少的生产活动,减少了对自然环境的压力。只要生产者得到的补偿是工作时间的减少而不是物质消费的增多,那么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不需要增加物质和能量的吞吐量。这些就是增加自由时间的生态学意蕴。③财富的增长和使用劳动时间作为生产成本的衡量标准[20]34-62。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共产主义社会中财富生产的继续增长,是与人的自由和良好全面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那种为了物质资料生产和消费本身而进行的增长,与那些需要自然资源的工业过程(物质和能量吞吐量)不一样。在共产主义社会,劳动已经由纯粹的谋生手段变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生产由人的需要本身控制,而不是由竞争性货币积累控制。当然这些人的需要是指正常需要,包括第一和第二需要,而那些仅存在于特定社会的非正常需要将会被剥夺存在的条件。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劳动(和自然一起)仍然是财富的根本来源,社会劳动总量上的花费将仍然是它们成本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共产主义对劳动时间的节省服务于使用价值,特别是自由时间的增加;而资本主义的时间节省,却是为了增加生产者的剩余劳动时间[20]34-62。在资源分配中,“需要满足的社会需求”包含了对自然环境的维护和改良责任。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将消除对自然资源的浪费。

4. 生态文明社会的标准

共产主义符合生态良好社会的七个要求。伯克特认为,生态文明社会应当符合七个标准,即:①对自然及其人类占用的社会管理责任的清楚认识;②生态学知识的系统性增加和它在生产者及社区间的社会传播;③生态风险厌恶,以人类知识对自然过程了解有限和对自然过程的管理有限的认识为基础;④从全球水平往下延伸,都通过社会合作有效地管理人类的生态影响;⑤尊敬和鼓励人类生活方式的多样性;⑥一种包含成员共同承担意识的生态伦理观,人类社会沉浸于自然环境之中;⑦财富的亲生态(pro-ecological)定义,清楚地认识到人类以外自然对人类生产的贡献和任何特定质量的自然条件的有限性特征[1]240。共产主义与这七个要求比对后表明:共产主义与生态良好社会的七个标准是完全吻合的。这从另一面表明,共产主义社会是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良方。

四、 结 语

伯克特的学说以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为基础,逐步引申和分析出资本主义制度与生俱来的反生态本质特征,强调不改变资本主义的异化生产关系,就无法真正解决今天的生态危机。强调要特别注意区分“资本主义积累的环境危机”与“人类发展的自然环境危机”两者之间的差别,尽管二者有不小的重叠,但不能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持续错误地当作人与自然共同进化发展的可持续,因为资本主义可以在环境质量不断下降中继续延续;除非人类灭绝,资本主义就不会消亡。工人阶级为自身权益而同资本主义的斗争与环境保护斗争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而根据马克思的设想,工人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后建立的共产主义社会则与生态文明社会的要求高度一致,因此也就成为了解决当今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真正良方。综上所述是伯克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涉及社会的生产方式,也涉及每个人的生活方式[21]。马克思的生态思想为我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和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和思想启示[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