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与写作

2019-02-09 11:45:14 山西文学2019年1期

韩石山

谢谢大家,来了这么多人。我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没法说,不是我来迟了,是你们来早了。你们花星期天的时间,来这里听一个70岁老人的絮叨,很让我感动。

我先讲读书,由读书讲到写文章,由写文章讲到文学创作,主要是谈小说的写作。为什么这样说?我认为,只有读书才会写文章,而只有会写文章的人,才能够写好文學作品。写文章跟创作,还是不一样的。文章里面包括文学写作,包括小说,但是小说的写作比一般文章的要求要高。我的讲座是我的个人观点,不含任何政治问题,我今天的讲座,都是我个人对写作,对人生的真切体会。

这些年,人们的看法变了,认为有相当的古文功底,才能写好文章。有一句谚语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对于写文章来说,可以说,“熟读古文一百篇,不会写作也会编”。现在的人,已经开始认识到了古文的重要,包括现在小学、中学课本上,已经加大了古文的分量。这就说明,当事者,就是当权者,主其事者,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实际上自新文学运动以来,多少有识之士早就呼吁过了。有些所谓新时代的人,说“会说话就会写文章”,我个人认为全是错的,这就等于人人都会写文章,写文章根本不是个事。可是世界上,中国社会上,有许许多多伶牙俐齿的人,就是不会写文章。过去的“白话文”说是把话写成文章,会说话就会写文章,这样的观念,不会有人再信。如果你的父亲这样教导你,那他就是落伍了。

现在不管中学生还是小学生,都希望有一个最好的古文本子,我不知道现在中学老师给学生推荐什么样的古文本子。我是1962年上的高中,1965年上的大学,在1962年到1965年期间,读书界,或者学校里,有两种古文读本是最时髦的,就是大家都希望能得到的。我的家庭条件比较好,父亲在山东工作,先是他给我买了《古代散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只有上册和中册,下册还没有出来。后来我同村的一个中学同学,高我一个年级,叫罗岩峰,考到南开大学中文系,知道我喜欢古文,买了《历代文选》寄给我,是上册,下册还没有出来。也就是说,当时最好的两本古文书,我都有了。

我对《古代散文选》一开始是非常敬重的,里面的很多文章虽然不是课本上选的,我仍然把它背过来了,但是过了这么多年以后,回头再看《古代散文选》,发现它有许许多多的问题。这些年我看得最多的古文本子是《古文观止》,我个人认为,它的水平超过了《古代散文选》。为什么呢?《古代散文选》是1961年还是1962年编的,这个时候已经很重视阶级斗争,很重视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所以文章的选择,多重视这方面。有的文章,当时看了觉得慷慨激昂,现在回过头来一想,他们为什么要编这样的文章?只能说,不过是为了让学生得到一种阶级教育,痛恨剥削阶级,热爱我们的新社会。《古文观止》是清朝初期出的。叔侄两个人,完全根据个人的体验,觉得哪篇文章好,就收到《古文观止》里面。他们也许有忠君的思想,但是没有阶级斗争的思想,反而有热爱平民的思想。我现在给大家比较一下这两种散文选,你就知道应该选什么样的本子。

《古代散文选》里面,唐文选了24篇,作者12个人,也就是说,平均一人2篇。《古文观止》唐文选了43篇,差5篇就翻一番了,作者有9个人,一人4到5篇。《古代散文选》的24篇里面,有那么几篇,和散文没有关系,实际真正的散文只有22篇。《古代散文选》当中韩愈的文章选了5篇,而《古文观止》里面韩愈的文章选了24篇,两本书选柳宗元的文章,差别大致也是这样。

韩愈有一篇文章叫《祭十二郎文》,课本上没学过,我在上学的时候,从别的选本里面,看到了这篇文章,把它背下来了。不选《祭十二郎文》,说明人民教育出版社这些老先生的眼光有问题,思想有问题,他们觉得这不过就是韩愈一个侄儿去世了,他自己哭哭啼啼,或者悲悲切切,说了一些沉痛的悼念的话,这样的文章有什么意思呢?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如果读古文,没有读过《祭十二郎文》,那么你就不知道古文的魅力在什么地方。如果你对《祭十二郎文》没有认真的体会,你就不知道唐代的文章已经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所以我希望有手机的人,可以现场打开看看。它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韩家在韩愈上下这两代,人丁非常不兴旺,韩愈弟兄几个,就死得剩下他一个了。侄儿这一辈,除了韩愈有个五六岁的儿子以外,就剩下这个侄儿了。这个侄儿叫十二郎,结果这个十二郎也死了,韩愈非常悲痛。过去的文章写起来辞藻很华丽,对仗很严密,读起来慷慨激昂,但是空洞,没什么具体的东西。韩愈的文章不一样,基本上都是人情话,都是一些很沉痛的话,说我们家祖辈几代人,多少年了,儿子这一辈“唯吾”,侄儿这一辈“唯汝”。我现在“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不久于人世。现在我的愿望是,“教吾子与汝子,幸其成;长吾女与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等于说,我现在万念俱灰,唯一的志愿就是教我的孩子跟你的孩子,长大成人,尽其天年,读起让人哽咽悲伤,声泪俱下。如果说在那个年代,人民教育出版社编书,不选这样的文章还可以谅解的话,现在的课本,不把《祭十二郎文》作为一篇重要文章选入,让学生阅读的话,就是个不小的失误。可别小看了这篇文章,它是文学发展史上的分水岭,从此以后,人们知道了什么叫好文章,只有那种充满感情、回肠荡气、曲折有味的文章,才是好文章。我建议朋友们,一定要有熟读、背诵好古文的习惯,你要教给你的孩子,文章是必须高声朗诵的,好文章是必须背会的,要倒背如流,滚瓜烂熟。

为什么要这样呢,你把文章的韵律熟记在脑子里面,就好像唱歌的人,拿起歌词,哼上几下就会唱了。熟读甚至背诵,实际上是记住了文章的气韵和调子,你说话的时候,可能会停住想一想,但是如果你会背文章的话,就不会停住。为什么“三句半”能让人逗笑呢?因为它不符合诗词的韵律,而会背文章的人,才会写得气韵贯通。比如柳宗元有个《捕蛇者说》,开篇是“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然得而腊之以为饵,可以已大风、挛踠、瘘疠,去死肌,杀三虫。其始太医以王命聚之,岁赋其二。募有能捕之者,当其租入。永之人争奔走焉”。这是第一段,太医发布命令,以皇上的命令来收集这种蛇,每年收两次,抵他的租子,永州人一听说有这样的政策,就争着去捕蛇。我们现在强调要熟读,要背诵,就是要在心里,在脑子里刻下写文章的调子,写起文章来,不至于跑调,不至于像三句半那样搞笑。

古代的文论,都是从写文章的实践中得来的,最重要的有两个,一个是“文情说”,文章是主情的,一个是“文气说”,就是说文章就像一股气一样,蕴含在胸中,然后把它释放出来。所以曹丕的《典论·论文》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我们可以这样说,“文情说”指的是文章的内容,而“文气说”,实际上指的是文章的形式,或者说文章内在的力量,那就是一种气韵。所以说,好的文章要气韵贯通,或者说气韵生动。

但是文章还有一个形式,就是外在的结构,外在的结构是我们要学习的。这个外在的结构,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古人已经总结得天衣无缝,比如八股文,实际上就是根据优秀文章的规律,总结出来,规定下来,起承转合,丝丝入扣,连在一起就是八个自然段,你把这八个自然段写下来,从形式上来说,就是一篇好文章。

人们以前笑话写古文,说学会了这一套,它的好处就是有话没话,都能写出来结构漂亮的文章。比如有个笑话,说有个二郎庙,前面有棵树,先生让学生就这个事情,写一篇文章,有个学生就写了这么几句,说:二郎者,大郎之弟,三郎之兄,老郎之子也。庙前有树,人皆谓树在庙前,余独谓庙在树后也。说起来是笑话,但是你不能不承认,这个学生还是很有一套的,至少说明他思维活络,富于联想,能想到别人想不到的地方。

读书和写文章是一体的,这一点希望朋友们能够领会。

我个人如果说还有一点点成功的话,全是得益于读书。我是山西大学毕业的,在学校待了五年,那时是五年制。我是1965年考上,只上了一学期,第二学期,过了年就去乡下半农半读,然后到了8月份,“文革”就起來了,从此以后,四年多的时间,没有上过一节课,没有做过一次作业。到了1970年8月,居然也毕业了,所以我的实际水平就是高中。能有今天,全靠了爱读书,再一个,大学这个地方,进去和没有进去还是不一样的。进去以后接触一些老教授,你就知道学者是什么样,你和老教授们谈话,知道了他们的经历,就知道他们当年是如何用功的。我因为出身不好,不多去参加革命活动,但是在学校里面,只要你想看,书有的是。有那么几个月,图书馆的门是可以随便进的,尤其系里面的资料室,都放的是好书,那个门也是一推就能进去。好在那个时候学生只是看书,很少听说有人偷书。我在这个期间,读了很多平时读不到的书。

再一个,因为家里条件比较好,养成了买书的习惯。我在运城康杰中学读书,家里给的钱多,当时如果有女朋友的话,可以把这个女朋友养起来,但是那时候比较腼腆,所以就是自己享受,除了买些好吃的,然后就是买书。所以在上高中的时候,《三国演义》《水浒》都买下了,那时候《红楼梦》是特供书,不会放在书店里面卖。有一次我在书店里面看到一本《烽火春秋》,一想,这不是打仗的吗?就让服务员拿过来,8毛3分钱,结果拿回去一看,是陕西渭南烽火高级合作社的社史。你要知道,8毛多钱,出去可以吃两顿过油肉或者炒面了。

再后来,有了工资,买书几乎成了我人生的一种需求。尤其上了60岁以后,经常劝自己不要再买书了,看见好书,有用的书,还是个买。我家里的书大概有1万册,看过的大概2000册,翻过的大概有2000册,没有动过的,大概有3000册。比如“二十四史”,出一种买一种,有朋友见了说你全看过吗?我说没有看过,装面子的,像我这样的人,总该有这样的书。这样说,有些开玩笑的意味,他就没怀好意,你也用不着跟他说正经话。事实上,有的书就是备查的。“二十四史”,是装面子的,也是为了备查的,这都是真正的用处。

再举个小例子,本世纪初,我儿子在北京搞了一个文化公司,在《山西文学》上看到我写的一篇文章叫《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我的儿子学习不怎么用功,但是脑子很够用,他说这个题目太好了,内容也好,你说得太简单了,扩充一下,给我写上一本书,不要多,二十五六万字就可以了。我想,我那是一篇1万多字的文章,怎么把它变成二十五六万字的书呢?这不是要你老爹的命吗?他不管这一套,还跟我说,现在是4月份,你8月份给我就行,不要求你7月份。我一听,根本不可能,三个月怎么能写一本书?结果我老伴不高兴了,说编辑部那些女孩子,给你打个电话,叫你写什么你就写什么,现在儿子有正经事了,让你写一本书,你就不干活了。想想也是,老伴不知道,现在的报纸编辑部,差不多全是女孩子,不是说专门用来对付我的,尤其副刊编辑。这些女孩子要求我写一篇小文章,一般就是一千多字,长的也不过就是两三千字,对我来说,也就是一上午的事。可是没办法,老伴这么说了,你只能干受着。于是咬咬牙,接受了这个任务,怎么办呢,先做了一个提纲,再看资料。

好在我爱买书,尤其是爱买现代文学史上,关乎历史事件、人际纠葛的书。再就是,爱买大套的书,《鲁迅全集》《闻一多全集》这类名家的全集不用说了,就是《俞平伯全集》《朱自清全集》《潘光旦全集》这些书全都有。这些书,也不是全都看了,顶多只是挑自己喜欢看的部分看看。比如《朱自清全集》,就把日记部分看了。

这就要说到怎么读书了。

读书,一定要当做闲书读。就是要有兴趣,觉得有意思,不能把读书当成苦差事。为什么现在的硕士生、博士生,这些孩子出来以后水平不够?因为他上了博士、硕士以后,他的导师才说,你的研究方向是什么,比如说是晚清的戊戌变法,这个时候,他才开始去找戊戌变法的书,才去找戊戌变法的论文去看,然后写成一篇硕士论文,或者博士论文。这样的出来的,不会知道那些犄角旮旯里的事,也就不会从世道人心这个层面认识历史事件。我看书不是这样,我从“文革”的时候,就喜欢看写上世纪30年代事情的书。

这样就知道,写《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这样的书,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难事了。真的用了不到三个月,就写成了。

怎么写呢?当时已经用上电脑,我把提纲列进去,然后需要什么材料,知道在哪本书上,就去查哪本书。全是自己的书,大多是看过的,很好找,一下就翻出来了,拿铅笔勾画一下,夹上个纸条,全家动手,分头录入。有的是引语,剪贴过来就是了,有的是转述,改换一下人称,就是自己的话了。当然,一些主要的观点,是我过去就有的,只是让它们条理化,论证更充分些。写成给了儿子,经过他的一番运作,2005年10月,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正式出版了,一下子就印了一万多册。过了几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又出了一版。

这就是《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的写作出版经过。如今这本书,已经成了现代文学教学的经典,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自从鲁迅的名声确立以来,在中国大陆,所有关于鲁迅的书,无一例外都是赞扬鲁迅的。都说鲁迅骨头最硬,贡献最大,千好万好,就是死得太早。而我这个书呢,是根据各种资料,证明鲁迅在新文化运动的前期,他是站在新文化运动里面的,而且是一员猛将,或者说,在创作上是一员主将。但是因为他个性的原因,不合群,很快和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一个个闹翻了,后来就站到了他们的对立面,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反对派。这个结论是没有人敢承認的,甚至没有人敢提出来的,可是为什么我敢这样写?因为我长期以来已经形成这样的概念,这个概念哪儿来的?就是看书得来的。为什么说成了经典?因为现在夸鲁迅的书大概不下1000种,而否定鲁迅的书就这么一本,你作为一个教授,你要介绍当代鲁迅研究的状况,1000本里面你说上5本基本就都代表了,但是这边只有一本,你能不说吗?我说的经典,就是这么来的。

读书要多,要杂,这样才能有认识。

我推荐一本书。这本书叫《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的,作者是何炳棣先生。我退休已经11年了,这个书我以前就买过。最近中华书局出了一种豪华本,我仍然买了一本,买了珍藏起来,不翻,翻的话就是翻这本。

看过之后,我在书上写了批语。此后两三年间,翻看何止三遍五遍,警醒处不止十处八处,最让我铭记在心的有两处。一处是,何炳棣成名以后遇到林家翘,林是著名的数学家,在巴黎见了何炳棣,跟他说,我们这样的人,不能做第二等学问。这个话是非常有气魄的,也就是说,我们做学问,一定要做最尖端的,最高的,我们是能做出成绩的人。另一处是,作者谈到胡适的时候,谈到了“学术安全感”,什么意思呢?就是对自己很自信,自信的标志是什么?就是承认自己的缺憾,绝不粉饰自己,懂得的就说懂得,不懂的绝不装懂。

对学者的判断,有一点绝对是准确的,如果有一个人说什么都头头是道,那你脑子一定要警惕,这极有可能是个骗子,人不可能什么都懂。而那些大学者,他说到那些不懂的东西的时候,仍然是很坦然的,你比如书里有一段话,有一次他在美国见到了胡适,说胡先生,傅斯年是你的好朋友,傅斯年把欧洲的语言学、哲学、心理学等学科引入中国,你为什么不指点傅斯年,把欧美流行的科学的治学方法,也引入中国,不注重方法,这在史学研究上是一个大的缺憾。你猜胡适怎么说的?胡适说,你给我指出的这一点,不只一次两次,每一次你谈到这儿,我都把你搪塞住,总是说,这事谈何容易。今天我非要向你说一句实话不可。你必须了解:我在康乃尔大学头两年念的是农科,后两年才改为文科。在哥伦比亚大学念的是哲学,但是也不过两年,我根本不懂得多少西洋史学上的研究方法。我自己做不到的事,怎么要求傅斯年去做呢?这是多么的真诚,这就是学术安全感。他对自己的学术是自信的,他认为我已经有了这样的能力,我在这方面就是专家,别的方面对不起,我确实不懂,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了不起的。

何炳棣的学术成就有多高呢?20世纪中国海外华人史学研究有两个最著名的人物,一个叫杨联陞,一个叫何炳棣,杨联陞是哈佛大学的教授,学术带头人,他的成就是汉学家的成就,汉学家和历史学家还是有区别的,好像懂得多,知识面宽就是汉学家,而真正在某一方面研究透的是历史学家,何炳棣是历史学家。此人1938年清华大学毕业,1952年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1975到1976年被选为美国亚洲协会会长,此前会长全是白人担任。此后,也再也没有亚洲人担任过。他是20世纪唯一的亚裔会长,而且被聘为“讲座教授”,这在外国是很高的地位。他是南方人,但是大个子,南人北相,身体非常好,再一个,学习也非常好,还有一个特点,特别傲。举个小例子,“文化大革命”中,当时邓小平主持工作,把他请回来做学术交流。也就在这前后,请回来一个海外华人名人杨振宁,大家都知道,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有一次在北京饭店吃饭,两个人遇上了,他们是同一年参加留美考试的,都是西南联大毕业。30年后两个人都成了世界级名人,见面以后,杨振宁很客气地对何炳棣说,那年留美考试,你比我高三分。你知道何炳棣怎么回答?他说不对,我比你高七分。我后来专门查了一下,杨振宁是71.5分,何炳棣是78.5分。但是同时何炳棣又说,在历届所有考试里面,分数最高的是钱钟书,87.95分,相当于88分,确实没有人超过。那时候的考试,是很严格的,出题的都是国内的顶级教授。考下来,如果你跟别人差上零点几分,可能是你的疏忽,但是如果你差了三分五分,那就肯定是有差距的。

我介绍这本书,就是希望大家从这里面学到做学问的方法,学到做人的方法。

再说一个这里面的事,何炳棣在清华大学念书,他父亲给他写了一封信,最后说了一句话,“在此期间,唯吃饭与买书不可省钱”。我看了以后大为感慨,想起自己当年,竟然暗合了老先生的这个教诲。说个笑话,改革开放以后很多人到了北京,回来说吃了烤鸭,似乎是去阔气了一次的标志。“文革”当中,我出身不好,到南方串联的时候,让人家赶回来了。到了重庆,接待站挂的大标语,写着红五类欢迎,黑五类滚回去。我们系的人,怕我们几个出身不好的同学牵连了大家,就买了票让我们回来。重庆没有直达太原的车,就让我们先去北京,再转回太原。我们几个人,到北京就分了手。在北京只待一天,我做了两件事情,一是去了颐和园,二是我吃了烤鸭,那时候烤鸭16块钱一只,卖四分之一的,我吃了一份,4块钱,鸭架子还做成汤给你端过来。要知道,那个时候一个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也就是32块钱,刚毕业的中专学生29块钱。尝个烤鸭花了4块钱,是很奢侈的。没办法,我就爱吃好的。

说完读书,还要说说怎样写文章。谈读书,如果不落实到写文章上,总觉得是空的。

前面我们讲了韩愈的《祭十二郎文》,是说学习古文的重要,举这个例子,也是为了给后面讲写文章时,做个铺垫。最初学做文章时,老师总是强调形式的重要,比如我前面说的八股文,就是一种形式美。还有人们常说的“凤头猪肚豹尾”等,也都是从形式上着眼。撇开形式,谈实质,什么样的文章,才算是好文章呢?要叫我说,从气韵着眼,差不多是抓住了文章的根本。古人有“文气说”,就是说的这个。最简单的表述,应当是“气韵生动”四个字。气韵可说是节奏,生动可说是活灵活现,一篇文章,有了节奏,又活灵活现,能不是好文章吗?前几年有个女孩子,让我给她的书写个序,我也不看她的书,就给写了一篇,说什么呢,说写文章的道理。我说,好文章如美女身系佩环,款款而行,叮当有声。这个女孩子很够意思,后来我病了,专门从杭州乘飞机,来医院的病房看我。

现在我要说,如果你还有点儿灵气,想有个参照物的话,应该参照美女。这个美女,如果是你媳妇就更好了,如果不是媳妇,那你也有一个梦中情人,把她当作一个文章的模特和样子放在那儿。这个时候,你可以念一念《登徒子好色赋》,怎么回事呢?登徒子说宋玉不好,楚王就问宋玉,你是不是这么不好呢?宋玉就给自己辩解,说登徒子老婆什么样的眼,什么样的鼻子,长得不像人样,但是两个人已经有五个孩子了。接下来宋玉说自己:“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

所以我们要写文章,一定要把文章写得像宋玉的“东家之子”一样,那么美丽的小姑娘爬在墙头上,每天都看,到现在还没有答应她。

写文章要有这样的意识,然后你就不停想一想,比如开头太长的时候,你就想想,你的情人是不是个大头娃娃,中间太长的时候,你想想,你的情人是不是个大胖子?结尾太长的时候,你想想,你的情人是不是大脚?你都不喜欢这样的女人,凭什么让读者喜欢这样的文章呢?好文章是想出来的,是设计出来的,是感觉出来的。

现在可以归到今天的本题,就是文学和我们的世界。

谈了怎样读书,怎样写出好文章,就不能不谈文学写作。可以这样说,只有能写出好文章的人,才能写出好的文学作品。文学作品里,小说可说是头牌。按说诗歌也是上等品,诗歌的问题太复杂,今天谈写作,只谈小说。

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个现实的世界,也是个文学的世界。想想吧,我们从小就接受文学的熏陶,比如小时候念的诗,“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又有形态,又有动作,本身就是一幅非常美的图画。这样的图画,不完全是自然的,它是作者创造出来的,所以说,我们小的时候已经受到了文学的熏陶,生活在文学的世界里。

我经常被人叫去谈文学,我不愿意讲的,恰恰是文学。我爱讲什么呢,爱讲读书,爱讲做学问。前几天省地方志办公室,请我去谈地方志,我就很兴奋,用了两三天的时间,写出50页的讲稿。可是人家知道你是个作家,最愿意让你讲的,还是文学。因此上,每当谈文学,我就特别的纠结,总要想想,怎么才能把这个文学讲好。

最不好讲的就是,什么东西才是文学。有一次,我还真的想了一个好的办法。

前年12月,扬州市文联办了一个高级创作研究班,叫我去给他们讲文学,北京到扬州有直达列车,只在南京停一下。晚上9点钟上车,第二天早上7点就到了。

我坐的软卧,就在车上想,怎么能够用个简单的办法,说清楚什么是文学。想呀想呀,后来脑子里灵光一闪,想到了一个最好的办法。那时我刚用上微信,常看手机上的段子。我坐的是软卧,就想到一个火车上的段子。在软卧列车上,有一个老头,一个年轻姑娘,老年人睡在下铺,年轻人睡在上铺。这个年轻姑娘,晚上一直在拿手机看电影。老头躺在下面,怎么也睡不着,这是个有教养的老头,忍着不说什么,大概到两三点,实在困得不行,老年人就敲了敲床头,说“能不能让睡会儿”,意思是你该停下了。这个姑娘一看,看见这个老头也还挺文明,说话又很和气,大概也不是很难看,而且很有教养的样子,想了想说“那就上来吧”。这个段子的结尾是什么?这个老头说“代沟真好”。什么叫文学?这就叫文学,它有特定的环境,特定的人物,特定的思想活动,人们以为会发生争吵,就好像两个国家会发生战争,吵一架了事,很有可能吵起来,但是没有想到事情出现了急剧的变化,达成了一个美满的结局。

好的小说是什么呢?就是人性在低层面上的冲突,然后在高层面上达到了和谐,所有好的小说,所有世界文学名著,几乎都是这样的。而我们的小说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一直处于低层次的状态?主要是我们的小说,常常是人性在高层次上达成的冲突,用低层次的方式去解决。比如一个村里面有富人,有穷人,富人和穷人也许因为什么事情起了冲突,而我们的作家就会把它当做阶级斗争去写,最后怎么来解决?发动群众,向阶级敌人作猛烈冲击,把他们消灭掉,然后实现了我们理想的人生。

像火车上这个题材,给了下流作家去写,很有可能会写成,一个老年人,在火车上起了淫乱之心,动手动脚。或是一个年轻女子,见下面有个男人,心想何不勾引一下。不管最后是什么结果,都只会让人恶心。他也写了人性,可他笔下的人性,是在中间层次上起了冲突,在更低的层次上达成了解决。

这就要说到,眼下中国文学的状况。前些年有个德国的汉学家,对中国当代文学发表了一个看法,我并不完全同意,只是复述一下,他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全是垃圾。我认为这是不太对的,比如陈忠实、莫言、贾平凹、阎连科等等,都是很好的作家,写出了很好的作品。但是如果你说现在的文学非常繁荣,可以和二三十年代比,也是不客观的。我对当代文学有个评价,当代文学基本是一些不知文学为何物的人,在那里自得其乐,自我高尚。我的意思是说,文学本来是个高雅的事情,但是我们当代文学已经到了一种貌似繁荣,实则堕落的程度。我不愿意用这种方式伤害中国的当代文学,我认为中国的当代文学可以看作一种文化娱乐。最能代表中国当代文化娱乐的有三个方式:一个是大妈的广场舞,还有一个是中老年人学书法。你千万不要认为那是在学书法,是中国书法的繁荣,最好还是把它看作一种文化娱乐,是锻炼身体,是休闲,是养气。再一个就是,青少年写小说、写诗歌。这三个都是非常高雅的文化行为,但是做下来,给人的感觉是平庸的,粗鄙的。叫你没法儿说,没法儿评论。

我认为,在小说的写作上,中国人有中国的小说传统,我们新文化运动以来,好多文学形式受到了极大的伤害,第一是诗歌,你想想,我们的唐诗宋词,多么好的形式?结果新文化运动以来,发现写诗太简单了,能破开句子,分行写出来就叫诗。这么容易就成了诗人,多刺激,多好玩,于是大家都写诗,都成了诗人,不知道害了多少人。

我可以告诉大家,新文化运动在诗歌上完全是失败的,真成全了的诗人,不会超过10个。能留下一两句的,都算是好诗人,但是有一个人除外,就是徐志摩。徐志摩是一个绝代的天才,他的诗到了什么程度呢?几乎写一首叫红一首,我是从来不背新诗的,但是我熟悉的,至少有五六首,什么时候都是好诗。好些写的那种玩意,说句不好听的话,只能说是“一串一串的字”,叫什么呢?什么都不是。既不是文章,也不是诗。所以新文化运动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它对中国文学,对中国文化造成的伤害太大了,总有一天会清算的。

另外一个受伤害很大的,就是小说,主要是长篇小说。

中国的小说,到明清之季,已经开始走向成熟,到了清末民初,可说是已经走向繁荣。但是新文化运动一来,把中国小说的传统斩断了。短篇小说还没什么,长篇小说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成全了社会论文的文学化表达。像茅盾的《子夜》,最有代表性。不是说写得不好,我是说,他用的方法,完全是社会分析的方法,一个资本家,一定是残酷剥削工人,镇压工人运动,过的肯定是纸醉金迷的奢侈生活,再就是,肯定是荒淫无耻的,见了女人就想搞到手,没有礼义廉耻。这种现象,到了解放后,就更是全面泛滥,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这些年,我因为自己在写小说,也就顺便研究中国的小说传统,就是中国旧小说的物质。我觉得,有两个情况,是应当引起我们关注的。一是中国传统小说的作者构成,二是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特征。

前不久,我看了一部旧小说,叫《绿野仙踪》,我家里有这么一本书,看看还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的,说是足本,正好没事,就拿出来看了。看了觉得,在叙事上确有独到的地方,一步一步,合情合理,又是那样的细腻生动。先前还看过《儿女英雄传》,觉得也很好。这两部小说的作者,据介绍,都是失意的文人,有才情,人生不得意,于是便写了这样的小说来排遣心中的孤愤。《金瓶梅》,明朝的,基本可以肯定是王世貞写的。王是明代嘉靖年间的大才子,受到奸臣迫害,家门遭遇不幸,发愤写了这样的一部作品,来抒发心中的悲愤之情。综合这几部作品,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明清以来的中国小说,其作者大都是不得意的才子。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当时的一流人才,有大学问,有大境界,不得志了,才写出这样优秀的文学作品。这就是我说的作者构成。

叙事特征是什么呢?这就要说到题材的选择,跟故事的结构了。

近世以来谁的小说好?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钱钟书的长篇小说最好,就是那个《围城》。如果你没有看过《围城》,你就不知道中国30年代以来的文学达到了什么程度,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好的小说,好的小说是让你的心智提高的,让你看了以后对人生有新的感触。结合前面说的《金瓶梅》《绿野仙踪》等旧小说,我可以说,中国旧小说的传统,可以总结为八个字,叫“逞才使性、邪思淫喻”。为什么这些大才子,最后要走到写小说的路子上?因为做学问,远远不能把他的聪明才智,尽情地发挥出来。用我们老家农村的话来说,就是不能让他一肚子的坏水使出来。如果没有《围城》,钱钟书就是个腐儒,就是一个很平常的读书人,有了《围城》以后,钱钟书就是钱钟书。

最后我要说的是,虽然我说了这么多中国当代文学不好的话,但我是要鼓励大家,在一片荒漠中,我们是可以奋然前行的,在满地的荆棘之中,我们是可以踏出一条血路的,希望山西的读书人,一定要有信心,以我们的才华,以我们的高智商,为中国的文学,为中国的文化增添新的光辉。

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2018年4月22日世界读书日

山西文学 2019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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