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制度僵局，科教再創新思路

卜樂

人才、創新，變革的時代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國家推出各種政策高屋建瓴，但究其根本兩樣東西對中國影響非常深遠：第一個是“千人計劃”，體現了對人才的高度重視並彰顯出人才在社會前進歷程中的領軍地位。第二個就是“創新”，或者創新、創業理念的推出，逐步改變了中國人傳統的思維方式。深入來看，縱觀歷史，1868年日本推動“明治維新”，徹底重塑這個東方海上之國的面貌。明治以前，日本閉關鎖國，非常落後，明治天皇上任後推動“明治維新”，主張全盤西化，國家實力快速成長，而彼時中國雖具備一定的國家實力，但“明治維新”後直到甲午戰爭，短短30年的日本革新讓中國一敗塗地，賠錢割地。教育乃至思維的改變，日本加速崛起，興盛至今。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但1922年的日本早已經製造出航空母艦，以一己之力挑起二戰在亞洲的戰火，足以令人震驚。今時不同往日，各國均加速變革，中國改革開放40年後終於追趕到國際競爭的核心區。

因此，人才、創新兩大要素是近代主要強國快速發展至今的關鍵因素。創新既是思維的改變，更是多維度的跨越，從制度、政策、思想等各方面都需要新的想法。那為什麼我們的創新沒能有質的突破？關鍵問題在於教育，大中華區的教育模式幾乎都是填鴨式教育，考試為主、標準答案為王，在限定各種思維後，又怎能有創新？

舉例而言，大家都讀過歷史，中國的歷史試題往往是甲午戰爭在哪一年發生，意義不大，充分體現填鴨式教育的特點。時代改變，以前學生無法接收全面而充分的知識，所以需要老師寫在黑板上讓學生抄寫。如今老師通過PPT授課減少了學生抄寫時間，然而學生第一時間可以google、百度，查找資料的速度甚至超過老師，基礎知識點的背誦式填鴨教育不僅沒有與時俱進，更無法塑造學生的思維方式。同理之下，如果出現在美國，就會問為什麼1894年中日會發生甲午戰爭？這種開放式的分析思路比比皆是，這就是歷史學習應有的模式與思維，學生需要培養獨立思維，需要培養學習方法，而不局限於標準答案。我是電腦專業出身，早年間前往美國讀書，就深刻感受美國考試的震撼教育，本以為電腦考試就是要測試大家對經典演算法的掌握程度，用不同演算法解決實際問題，但事實上，考題直接問你“如果被要求設計下一代電腦，你會怎麼做？”毫無疑問，又是開放思維的模式。老師透過這種考試，觀察學生思維，考驗學生能否完全轉變自己的固有思想方式。上述案例告訴大家創新永遠不會來自於標準答案，而是源於創新思維。

教育革新，打破制度僵化

如今國家注重創新，從省、市、區各級政府都在舉辦各種創新比賽，但出來的好項目並不多，尤其是剔除對國外的各種模仿之後，具有顛覆性的創新型產品或項目很罕見。正因如此，我們發現傳統思維很難促進學生產生創新的想法，而學生也開始反過來倒逼老師對傳統教育進行改革。正如我之前所在的香港科技大學，因為“以學生需求為中心”的風潮興起，解放老師思想，推動教學方法改革，而後湧現如“大疆科技”等高端創新科技企業。所以加入澳門大學後，我的工作重點之一就是推動教學方法改革，引進新的教學工具，強化師生互動，不斷活化課堂，讓學生拒絕“見周公”，這也是真正大師授課的魅力所在。如同“明治維新”一般，只有教育的革新才能帶動整個社會的創新發展。如今的澳門大學越來越多的學生開始打破沉屙框架，開始將個人想法結合科技付諸實施，比如相關APP的探索研發，都展示出勇於改變、正向發展的積極訊號。

同時教育更面臨著另外的難題：制度過於僵化。在美國，進入大學之後的轉系非常容易，而在中國的高等教育體制下，則是非常困難。例如李開復博士最初於美國就讀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讀了一年後覺得沒興趣轉而改讀電腦系，方能成就在互聯網世界的頂尖定位。試問如果在中國的教育體制下亦或者澳門的大學系統中，這樣的情況能發生嗎？再者，現今的教育對學生要求也過於死板，美國體制能允許學生中途休學創業，過了幾年繼續回來研讀學位，但想在我們的體制中實現則非常困難。相對靈活的體制下，美國的斯坦福大學依然不斷嘗試新的改革，比如讀書可以依照學生興趣來定制課程，告訴學生可以在哪些國家、地區修讀哪些課程，而在我們中華區現行體制下幾乎是“Mission Impossible”，因為一旦破例就是“違法”。沒有彈性可言的教育，沒有靈活應變的機制，卻希望社會創新、企業創新、學生創新，不是自相矛盾麼？

這也是澳門高等教育雖然歷經20年快速發展，但依然被各種“條條框框”鎖住、難以大展宏圖的困局。2018年《澳門高等教育法》的改革算是勉強前進一步，但總體而言制度仍然非常落後。我們的制度思維往往限定只能做什麼，規範好所有的框架。如同教育思維一樣，均衡式的“公平培養”思維大行其道，不管天才或偏科型人才，都要求各門功課均衡發展。其實這並不公平，如同世界上沒有兩片完全相同的樹葉，人和人的能力也大有不同。有人擅長科技，有人擅長音樂，如果不去因材施教，反而埋沒特色人才，也妨礙了他們的個性化發展。

因此，必須有制度突破，從源頭解決困境。需要政府對高校自我的管治能力有信心，給予大學更多自主權，而不是盲目擔心老師會“放水”或者失去秩序。大學的自主方可激發更多的創新與實踐落地。比如大學的招生方法，以往規定是通過聯考等考試制度，看各科成績挑選學生，而從教育界與我個人的經驗來看，每科考A的學生其實沒什麼了不起，只能說明擅長考試，相對均衡，而那些偏科生，偏重在數學、物理、英文等單一學科上的學生反而有很大爆發力，需要積極思考制度如何為這些人才鬆綁。再來，在課程設計等層面，我們要活化課程，方便轉系，及時引導學生的專業興趣，讓每個學生都能找到自己真正擅長的領域，而不是擠破頭擠進大學後，渾渾噩噩四年等著畢業。“嚴進寬出”的高教制度，並不能有效地在高等教育中培養出一批具有綜合實力、創新眼光的年輕人，相反美國“寬進嚴出”的模式，不斷激勵著學生自我學習和主動造血的能力。如何正視自我成長，如何實現自我激勵，如何看待工作和生活，也正是中西方教育體制和教育理念的極大差異。

立足澳門，探索創新落地

過去幾年間，澳門創新從確定概念到實踐設計，從媒體、民間社會到政府層面，從高校到企業，都引起廣泛關注、廣泛討論。我們必須清晰地意識到，澳門面臨嚴峻挑戰，有限的城市空間與氛圍決定任何學科的發展，很可能出現數屆畢業生就填滿相關市場的景象，加上讀書深造乃至博士的研讀過後，澳門學生在博彩業以外的選擇依舊極少，始終是客觀存在、無法迴避的問題。從我辦公室想招聘具有一定IT技能的行政助理，卻從CTM的客服中招聘到台大計算機系的澳門畢業生，從澳博員工中招聘到北大計算機系的澳門畢業生，都一再說明澳門有人才，但核心問題是澳門人才回到澳門，是否為他們提供足夠合適的專業發展空間？現實生活中為了謀生找份專業不對口的工作，埋沒不少有志青年。政府的責任之一是必須逐步優化就業環境，創造良好的就業機會引導高端人才心甘情願地回澳門貢獻所長。

其二，探索新興行業與產業發展，即使澳門要做，但65萬人口的市場很難去承載。澳門必須意識到未來的市場在大陸，包含整個粵港澳大灣區、乃至全球。澳門的韓子天博士關於智慧機器人“小馬哥1號”等的研發，正是一個成功案例，以澳門基礎，面向灣區，走向國際市場。期待看到更多這樣的案例，社會為不同人才創造出多元發展空間，人才聯合企業為澳門社會創造更多、更新的就業機會。善加利用國家、灣區、特區的政策紅利，整合地理和語言優勢，完全有益於澳門的產業調整與社會發展。

我們應該思考，澳門到底需要什麼樣的新型產業，需要什麼樣的就業機會？澳門需要“不影響、不佔用、不破壞”環境和自然資源的產業，創造富有更多高附加價值的就業機會，讓這座城市有更多的選擇與更豐富的可能。

澳門創新實踐的落地，很多人都期待“產學研”的完美結合，思路是正確的，但問題是學、研、產三者之間的關係，讓這個道路漫長又曲折。如今老師帶著學生做科研，存在一種不好的現象，就是高度重視SCI文章，重視排名，也逐漸重量不重質，很多在玩文字遊戲，而非真正解決問題。所以我們希望，老師能從實際問題中去研、去學，這樣出來的成果才更有產業化價值。雖然不是100%的研究都有產業化價值，但養成基於實際問題去思考的習慣將是良好的起點，當然因學科而異。如同澳大一位教授正在研究如何用彈性膠進行導電，未來的電路板可能不再是一個方正規整的硬質電路板，也許可以折疊，拓展出去將改變很多電路板的形狀，進一步美化設計與空間。

實際層面，無論是各種機械還是晶片，我們國家的主要短板是先進材料的研發。比如戰鬥機的發動機需要從波蘭、烏克蘭購買，受限於他國，都是材料問題的困擾。如今國家大量投入，進行先進材料的研發，就是基於實際需要，重點尋求科研突破。

與此同時，新時期的澳門肩負著國家部分高端科研的重任，從設立四個國家級重點實驗室可以看出，澳門被國家賦予了極高科研期待。不可否認，國家重點實驗室在內地很難拿到，除了場地的配合還需充裕的研發資金。也正是有了澳門科技基金等的優先撥款，可以更快地邀請到高質教授和優質學生，更快地組建多個研發團隊。無可否認，過去幾年間的澳門國家重點實驗室發展迅速，中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更是幾次獲得習主席考察，但實驗室下一步挑戰仍是產業化的問題。不少遊客來到香港、澳門，喜歡購買中藥或健康食品，就如同購買暢銷的山東阿膠一樣。但眾多品牌之中，孰真孰假、品質如何，是敢不敢服用的前提條件。如果澳大的中醫藥實驗室能夠從中醫藥的角度來對比山東阿膠的不同品牌，藉助學校的口碑聲譽，為消費者參考鑒定檢測成果，實現用戶的針對性選擇，這就是產業化的小小一步。實驗室相關的中藥質檢多年來已經奠定國際權威性和響亮聲譽，未來需要儘快推動進一步產業化，讓民眾充分感受到科學的益處，也為祛除偽科學，鑒定虛假偽劣的保健品貢獻力量。

關於模擬與混合信號超大規模集成電路國家重點實驗室，涉及到全中國矚目、關心的晶片設計，更要探索產業化道路。中興事件後，國內很多高校都找上澳大的實驗室希望合作，而晶片作為中國的短板，應該更多投入、更高標準地穩紮穩打。事實上，晶片發展存在兩個短板，一是晶片設計人才，涉及到從無到有地設計晶片的生態環境，二是晶片製作工藝，目前是臺積電、三星與英特爾三家公司技術最優。製作晶片也並非單純數千億的投入就能實現，而是需要多年積累，從國家層面直接推動。所以站在澳門或者高校的角度，可以從晶片設計入手，因為專長於此。如何將所需功能透過小小的晶片全部設計出來，需要繼續探索。實驗室研發團隊中主要人才都是澳門人，足以可見澳門人才本身深具潛力，只要給予適合的環境和土壤，就能發光發熱。

第三個實驗室就是最近成立的智慧城市物聯網國家重點實驗室。我們常常在問，如今澳門開始進行智慧城市建設，你的感覺是什麼？很多人的回答依舊在塞車，社會問題未見減輕。因此是否能做出讓市民親身感受到智慧城市好處的具體舉動，比如為坐車去港澳碼頭的市民規劃出當下最快捷方便的路線，讓市民充分感受到智慧的成果，“有獲得感”非常重要。澳門地域有限，推動智慧城市發展上相對容易，比如智慧醫療的系統建構，可以在你未生病前提前預告你可能要生病了，實現未病防治才是關鍵。因為預防醫療才是民眾最為關心，也是最節約社會成本的一條路徑。通過特定設備對居家生命體征的進行每天測量，涵蓋體溫、血氧、血壓等測定，用大數據的生命體征數據來預估用戶是否要生病，這樣的智慧系統才是走進日常，真正改變人的生活;也是回到創新初衷，最終實現對社會、對人類產生好的裨益與發展。

灣區興起，推動全民教育

創新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面臨新的機遇和挑戰。大灣區的建設逐步走上正軌，多方協同，積極探索相關合作模式。作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存在著不少障礙，牽一發而動全身，體制的影響既深遠又巨大，但其中孕育的廣闊市場和充分合作機會更值得把握。以澳大為例，在65萬澳門人口的基數下，作為澳門最大的綜合性大學，依然不可能每一個學科都涉及。比如營養學很重要，假設澳大開設營養系，找來十多個教授組系，培養出幾十個學生與十個博士。2、3年左右的時間內，澳門的營養師需求也許就被填滿，因此澳門的做法不能完全依循內地、香港或者美國的方法。澳門體量小，必須想法創新、思路創新、體制創新，思考如何通過灣區合作聯合培養學生、擴大學生的市場認可度，充分瞭解市場需求，給予學生在不同地區學習、實習的多重選擇，例如學分互認、實驗室（大型設備）共用等都是未來探索方向。在廣東省出入境與海關的配合之下，包含學生進出關口的系統與證明，也可以嘗試一體化改革，採用一套系統，方便學生進出，更好地服務學生，縮短通關時間增強便利等。

粵港澳大灣區對澳門而言是機遇的灣區，面對制度問題帶來的困惑和障礙需要更努力去解決，不能因噎廢食，就像因為擔心駭客進攻電子系統，而就完全不開放或者不作為。技術層面通過技術解決，包含論證機制的討論，人臉識別、手紋識別技術的應用，可以用不斷升級進行保障。

創新的更多突破來自於思維上的重要改變，而思維的轉變不僅是個人事情或政府責任，澳門創新思維的開啟需要“全民教育”及“全民參與”。我很佩服我們的國家，一個多月前從電視中看到習近平總書記帶所有中央政治局常委參加高文院士關於“人工智慧對國家未來發展重要性”的講座，所有國家高層都在積極聽課、認真記錄以及探討互動，足以可見國家層面對於最新科技發展方向的高度重視。國家領導們自身尚在不斷學習，轉變傳統觀念，對於全民而言，又有什麼理由拒絕自我學習、充電的機會呢？所以媒體、教師、政府部門、企業、學界及社會力量都要各司其職，勇於承擔傳播創新思維的重任，身體力行地帶動全民教育，培養和呵護創新思維的萌芽，試錯容錯，塑造一個由上到下、由下到上，雙向互動，正向改變的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