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黑王子》中的女性意识及婚姻观

王桃花，程彤歆

(1.中山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州 510275；2.湖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纵观世界历史，不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女性总是难以崭露头角。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女权运动之后，当今西方国家的男女平权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而在女权主义获得如此成就的背后，离不开历史上众多开辟女性文学先河的女性作家。

作为20世纪英国文坛最杰出的女性作家之一，艾丽丝·默多克(Iris Murdoch)一生创作颇丰，其哲学思想、宗教信仰以及对艺术的理解深深地渗透在每一部作品中。默多克于1973年出版的小说《黑王子》(TheBlackPrince)被认为是其优秀作品之一。小说构架新颖，情节跌宕起伏，融故事与哲学理论于一体，给读者营造出非凡的阅读体验，也给文学评论界带来一次讨论风暴。总体来看，以往评论家们对这部小说的分析是多视角、多方位的。吉利安·杜利(Gillian Dooley)分析了小说中第一人称叙事手法的使用[1]；彼得·拉马克(Peter Lamarque)论述了小说中真理与艺术的关系[2]；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则讨论了爱的双面性，她认为爱既使人盲目，又让人可以看到很多以往看不到的东西[3]。在国内，马惠琴分析了小说的类文本特征[4]；刘晓华论述了小说人物超越镜像化进行自我实现的必然性和悖谬性[5]；肖茵更是对默多克的艺术观点进行了深入探讨[6]。另外，还有一些学者讨论了小说中的解构主义、爱欲主题、叙事策略以及形式与偶合无序问题等。可谓是角度多样，百花齐放。

由于“至善”是默多克思想的核心所在，所以评论界对默多克的研究多集中在她的哲学思想上，而往往忽略了她的女性主义观，认为她对女性主义的发展是不感兴趣的。实则不然。“我对男人比对女人更感兴趣，对于妇女问题其实我并不太关心，虽然我是一个妇女解放的强力支持者，尤其关心女性教育问题，但我的目的是帮助女性加入人类这一种族里来，而不是为了帮助她们为世界做出女性贡献。”[7]默多克在访谈里的这一段话很容易让人误以为她不关心女性平权问题，但我们仔细分析就可以发现，她所强调的重点在于：她希望妇女解放运动是帮助女性在思想上和行动上达到和男性一样作为普通人类这一统一标准而存在，而非从“他者”现状的一端发展到另一端，如果妇女解放运动只为证明女性的力量并非低于男性甚至能够超越男性，那么女性将始终把自己看作“他者”，男女平权的终极目标将无法实现。这样看来，默多克的女性主义观是较为隐晦、含蓄的，且这一思想在《黑王子》中也有所体现，对此，国内评论界曾有学者进行过相关研究。

宋建福于2012年对《黑王子》中叙事结构的言说功能进行探讨时曾提到：“显然，根植于传统婚姻的开放性观念和暴力抗争的斗争方式都不能解决女权主义所面临的父权压迫。”[8]可见，男尊女卑思想已深深地烙在了西方传统文化之中，父权制社会从历史发展之初就已经存在，现代女性简单地运用暴力手段向父权制社会进行抗争难以改变现状。

徐明莺和康中丽从文学伦理学角度出发对小说中女性人物爱情观作了分析，她们认为：“《黑王子》中爱情主题在斯芬克斯因子作用下展现了默多克作为道德哲学家对于女性爱情观的主张，唯有打破兽性因子控制下的‘唯我主义’爱情观，把充满爱的目光投到外部世界，才有可能达到‘善’的世界。”[9]

而安宁和袁广涛则以该小说为例探讨了艾丽丝·默多克的女性意识，并得出结论：“默多克的人文关怀超越性别，她无意专注于女性问题，只是秉着对人性的认识创造了大量女性形象，客观而真实地再现了同时代妇女的生存处境，然而，却在‘不知不觉中’为女性批评提供了丰富的资源。”[10]

虽然以上几位学者从女性主义角度对小说已稍作分析，但还未有人从国家社会阶层分布层面对小说中的女性人物进行研究。小说中的四位女性角色对故事的构架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尤其是普丽西娜、蕾切尔和克丽斯蒂安三位已婚女性的女性意识及婚姻观，更是直观展示了两百年来英国女性运动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女性造成的影响。一个国家的发展轨迹是由无数历史片段铺就的，而每一个国民的观念意识更是由其所处社会阶层所决定的，所以，分析人物角色的意识成因离不开对其所处国家社会阶层的挖掘研究。

本文将结合英国女性主义发展历史和英国社会不同阶层的意识观念来论述小说《黑王子》中三位女性的女性意识及婚姻观。

1 普丽西娜：从未觉醒的女性

《黑王子》是默多克精心设计的一部集悬疑故事、爱、哲学与道德于一体的小说。小说由编辑罗克西亚斯和故事叙述者布拉德利·皮尔逊的前言开篇，经过长篇主体故事叙述之后，以四位故事相关人物的后记以及故事叙述者和本书编辑的后记结尾，以上六大部分总体构成小说多方视角、多层框架的叙事结构。小说主要讲述了年近六十的低产作家布拉德利·皮尔逊打算为了找寻写作灵感而离开伦敦隐居海边，正当出发之时，各种麻烦事件相继而至：前妻弟弟弗朗西斯·马娄突然来访，前妻克丽斯蒂安结束二婚生活期望与之复婚，好友阿诺尔德·巴芬险些失手杀死妻子蕾切尔，婚姻不幸的妹妹普丽西娜离家出走前来投靠。在与这一系列麻烦周旋的过程中，布拉德利竟爱上了比自己小38岁、好友巴芬的女儿朱莉安·巴芬。最后，蕾切尔谋杀了自己的丈夫，并嫁祸给布拉德利，布拉德利冤死狱中。

这部小说发表于1973年，在那个年代，英国女权运动已经经历了三次浪潮，基本进入了一个能够在社会上实现女性独当一面的全新环境。但这并不意味着经历过女权运动的国家里的所有人都能摆脱男尊女卑思想，一个人的思想意识不仅与国家历史相联系，还与个人所处的社会阶层有关。

布拉德利的父母在克罗伊登市中心开了一家书报店，但店铺生意冷清，家庭经济状况并不好，而且母亲对自己的婚姻充满了怨恨，“这种不满足也许起源于一种嫁给了比她低微的人的意识，抑或还由此‘下嫁’进一步恶化”[11]57。这个经济不佳、气氛不和的家庭给布拉德利和普丽西娜的童年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在布拉德利的记忆中，别的孩子可以在自家花园、草坪里玩耍，而他和妹妹的游戏场地就仅限于这家书报店。两兄妹在很小的时候便离开学校不再接受教育，不同的是，布拉德利凭着对文学和艺术的热爱在写作道路上一直坚持学习，而普丽西娜则完全相反。

通过布拉德利对她的描述，我们可以了解到，普丽西娜自离开学校以后便不再学习任何知识和生活技能，在其母亲的影响下，她生活中唯一的追求便是嫁个有钱人。于是，普丽西娜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打扮自己，她热爱购买各种时装，也痴迷于涂脂抹粉，接着便频繁出入各种社交场所、结交各类她所认为的上层人士以打入上层社交圈，最终普丽西娜在一个高尔夫球俱乐部结识了罗杰·萨克斯，并与他结婚。根据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来看，婚前的普丽西娜在英国社会属于中下阶层，处于这一阶层的人既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也没有优渥的家庭条件给予生活支撑，男性靠在工厂做工获取微薄的经济收入，而妇女则被寄予希望成为构建温馨家庭的天使。女性一旦进入婚姻成为“妻子”这一角色，便意味着将承担生儿育女的责任以及所有家务劳动，且这一切被视为理所应当。

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普丽西娜由于一次流产而导致的终生不孕自然成为了她在婚姻中最大的绊脚石，且由于受教育程度太低，普丽西娜丝毫没有受到英国女性主义浪潮的影响。她追求高质量的物质生活，但她并不认为这应该靠自己的力量来获得，而是选择依靠婚姻、依靠丈夫来追求那些华丽的服饰和珠宝。她依然像过去社会的女性一样，视家庭为自己的活动范围，把服侍丈夫当作自己的工作。由于普丽西娜生性懒惰，她不仅没有把“家庭”这份工作做好，还理所当然地享受着丈夫带来的经济收入，每天沉浸在物欲世界中不能自拔，对于家庭责任她不以为意，既没有作为新时代女性独当一面、为家庭带来经济收入，也没有如传统女性般尽到妻子相夫教子的责任。懒惰又虚荣的性格使普丽西娜把婚姻生活经营得一团糟，最终罗杰出轨，普丽西娜从虚幻的幸福中跌落现实，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普丽西娜的婚姻算得上是一个十足的悲剧。生活在英国社会中下阶层的她，对女性主义的发展毫无意识，没有看到自尊与独立对于女性成长的重要性，也没有意识到门当户对的物质条件和相互契合的精神追求对于婚姻男女的意义所在。一个人终其一生都无法摆脱成长环境所带来的影响，自卑、懦弱的普丽西娜在面对婚姻失败的打击时仍然没有意识到自立自强才能使自己摆脱眼前的困境，即使知道罗杰已不爱她，她依然坚持回到罗杰身边。“再说，我已经习惯了那儿的一切。在那里，我还有事可做，买东西啦，做饭啦，还有打扫房间啦，等等。即便罗杰不回家吃晚饭，我也照样会为他准备好，等他回来。”[11]223进入婚姻的开始就是普丽西娜与这个社会脱节的开始，婚姻让普丽西娜斩断了与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所有联系，从此她的世界里只有那气派的房子、华丽的服饰和珠宝。可悲的是，对这些东西的使用权都是建立在婚姻稳定的基础之上的，一旦婚姻破裂，这些东西就会瞬间消失。

普丽西娜是默多克从现实生活出发刻画出来的一个反映英国社会中下阶层妇女普遍现状的可悲女性形象，经济条件的落后和思想教育的缺乏导致这个阶层的女性很难接受到妇女解放运动思想的影响，她们从未觉醒，也无力改变现状，她们在父权制社会的压迫下早已渐渐习惯男尊女卑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她们被男性话语所控制，并从男性利益出发来约束自己，最终落得完全失去独立人格的境地，只能依附男性生活，一辈子沦为父权制社会中的奴隶。

2 蕾切尔：家庭妇女的禁锢人生

蕾切尔与阿诺尔德·巴芬的婚姻从客观条件上来看理应是幸福美满的。阿诺尔德是一位畅销书作家，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而妻子蕾切尔则属于英国普通中产阶级人士，虽未受过太多教育，但她喜欢参加各种社会慈善活动或一些左翼政治活动，也热衷于各类竞选和委员会的工作。夫妻俩住在伊灵地区“上等”住宅区的一座花园别墅里，家境殷实，和住在又小又破的排屋公寓里的布拉德利以及婚姻破裂离家出走的普丽西娜相比，巴芬夫妇的生活可以称得上优越了。但默多克并未在小说中给予夫妻俩以幸福的生活，小说开篇便是阿诺尔德用火钳打伤蕾切尔的家庭暴力场景，戏剧化的是，小说最终又以蕾切尔用火钳打死阿诺尔德结尾。为什么拥有较高社会地位和优越经济条件的巴芬夫妇最终会落得如此惨烈结局？根据小说情节描述，导致蕾切尔仇恨的直接原因是丈夫阿诺尔德的出轨，而我们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蕾切尔的仇恨来源于婚姻生活中丈夫的控制欲与自己想摆脱束缚的矛盾相互碰撞的结果。

蕾切尔不同于过去的传统女性，虽然她是一位出色的“家庭主妇”，但她并没有把丈夫和孩子置于生活的首位，而是热衷于那些能够证明自我存在价值的社会活动。在蕾切尔的心中，工作是实现自我价值的必要条件，是追求存在和自由的砝码。但是作为知名作家的妻子，她所有的价值在丈夫的光芒下都黯然失色，在丈夫公众人物形象的压力之下，她的思想和行为都受到了无形的束缚、控制。“我的生活都是义务。孩子、丈夫、义务。我是囚笼中的鸟”[11]179。用貌合神离来形容巴芬夫妇一点也不为过，表面上婚姻美满、生活优越的蕾切尔，实际上每天都处在身心被束缚的困境之下，她得不到丈夫的真心关爱，更没有受到起码的尊重。对于写作，夫妻二人也有着不同观点，阿诺尔德喜欢从生活中找寻写作灵感，而蕾切尔却讨厌他把自己写入小说中，讨厌自己落入被男性话语所控制的境地。生活里的种种矛盾导致夫妻二人争吵不休，但这些抱怨永远只能在紧闭的家门之内进行，走出家门的两人依然表现得恩爱有加。在公众视野下，阿诺尔德以忠于妻子的模范丈夫形象示人，而一旦关上家门，阿诺尔德对蕾切尔只有无限的索取和压榨，他明知蕾切尔追求自由和尊严，却不理解也不支持她的这份追求。“她说她的才华都付诸东流了，那并不是真的。……她有知识，要是她想干的话，原来也可以当个秘书什么的。可是，难道她真的想干秘书那类工作吗？当然不。她那样说不过是一种虚张声势的抱怨”[11]33。阿诺尔德自始自终就没有把蕾切尔当作一个拥有独立人格的人来看，而是把她当作自己的附属品、一个可以任由自己操控的物件。阿诺尔德认为蕾切尔对于社会工作的意愿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的抱怨，实际上是阿诺尔德的控制欲不允许蕾切尔外出工作，他无法接受蕾切尔从事光鲜亮丽的工作，他希望自己在婚姻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蕾切尔曾向布拉德利抱怨：“我跟他一样聪明，可是他处处限制我。我不能工作，不能思想，我什么都不是，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缘故。他把一切都打上了他的烙印。他攫去了我的一切，把它们据为己有。我从来就不是我自己，完全没有过属于自己的生活。”[11]25阿诺尔德在这段婚姻中的存在是一个绝对父权社会的象征，他在这个家庭中拥有绝对权威，他就是一切规章制度的制定者。“单身的人可以有尊严。一个结了婚的女人就没有尊严，没有真正独立的思想。她仅仅是她丈夫的头脑的一个部分，任何时候她丈夫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将苦恼注入到她的意识里，就像墨水在水中渗开一般。……我只是寄生在他身上，属于我自己的我根本不存在。”[11]180阿诺尔德的控制欲和蕾切尔想获得自由的欲望发生激烈碰撞，而阿诺尔德的出轨则成了矛盾爆发的导火线，最终蕾切尔对其痛下杀手并嫁祸给了布拉德利。

蕾切尔与英国中下阶层传统妇女的不同之处在于，她不愿活在丈夫的光环之下，更不愿被禁锢在家庭这个封闭的世界中，她追求与男性同等的尊严与地位，想证明自我存在的重要性。但对于蕾切尔来说，最致命的障碍便是她没有独立的经济收入，即便她内心对自由有着强烈的欲望，但她始终无法成为一个实际意义上独立的人。女性一旦失去独立工作和拥有经济收入的机会，就无法获得做一个独立的人的资格，不论她如何受到他人的关注和尊重，她在婚姻中的地位始终是被动的、劣势的、附属的、寄生的，这也是英国社会中产阶级女性所面临的困境之一。历史上，男性在家庭中总是居于主导地位，因为男性在参与社会竞争的过程中获得了相应的经济收入，而女性却完全相反，传统女性自结婚开始便把家务劳动当作自己的工作，但这份工作是没有薪酬回报的，在经营家庭过程中所需的金钱都只能依靠丈夫的经济收入，否则家庭日常活动便无法进行。女性从事的家务劳动无法获得明显的经济收益，所有的劳动所得都是无形的，例如打扫灰尘、清洁餐具等，长期以来，劳动价值被无限缩小，女性价值也一起被压榨了。在过去社会中，即便是走出家庭进入社会的女性的社会生产力也依然远远低于男性，经济收入的差距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女性附属于男性的局面，这使女性的生存权被男性掌握在手中，女性成了男性可以随意抛弃的“物品”，“他者”的次要地位逐渐形成。所以，女性若想摆脱对男性的附属和依赖，必须脱离“他者”的次要地位，而做到这一点最直接的方法便是经济独立。只有当经济独立之时，人在社会中才拥有话语权。20世纪英国杰出女性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曾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强调了独立的经济收入对于女性追求自由与平等的重要意义，她指出：“一个女人如果打算写小说的话，那她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12]可见，只有当女性拥有属于自己的经济收入时，女性才有可能与男性一样拥有受教育的机会，才有可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且这些都是女性获得尊严与自由的前提。

3 克丽斯蒂安：绝对占有，相对自由

18世纪以前，英国女性被社会主流文化排除在外，在那个男尊女卑的社会环境里，女性处于从属地位，她们甚至曾被认为智力天生低于男性，而且大多女性群体也认同这种思想观念，她们认为男人理应参与社会竞争，而女人则应成为好妻子、好母亲，尽力为丈夫营造一个温馨的家庭环境。这种思想导致女性在经济和文化上失去自主权，她们只能附属于男性，是与男性的主体地位相对立的次要者，即他者。在英国历史上，女性长期以“他者”地位存在，生存价值被不断压榨，以至于连女性自己都无法实现自我认同，仿佛家务劳动和抚育子女是女性理应承担的责任。由于在家庭中没有基本的经济权，女人相应地也失去了话语权，于是她们渐渐不再满足于现状。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旧式工厂手工业向新兴机器大工业转型，不少妇女试着从封闭的家庭中走出来，投入社会生活、参与社会竞争。女人在家庭之外的大世界里增长了见识，有了新旧生活对比的体验，一部分有理想有抱负的女性将现实生活与文学相结合，开始书写属于女性自己的文学。但由于女性平权意识刚起步，社会对这种思想的接受程度还很低，女性作家根本无法做到随心所欲地书写。例如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在写作初期为了作品能被社会大众接受便以男性作家自居，采用男性为小说第一叙述者，把自己和作品从里到外都包装成了男性。当然，在谎言被揭穿后，她受到了文学批评家的严厉批评，但同时也得到了一部分女性主义作家的高度赞扬。

众所周知，在默多克的众多作品中，她一贯以男性人物为第一人称，但她这种选择背后的理由却与艾略特大不相同。“我对妇女解放运动很有意见。只是研究女性的特点，认为在某些方面女人比男人强，或是把男人和女人完全割裂的话，就又倒退到原来与男性割裂的境地，……妇女应该认识到自己和男人一样只是普通的个体，她们应该尽其所能，发展自己的才能，使自己成为完整的人”[13]。默多克一直以来都把女性视为与男性毫无分别的存在，她极少站在女性立场为女性运动发声，而偏爱通过男性视角描述故事、审视当时社会境况。在默多克看来，消除性别差异最好的方法是把人类看作一个整体，过分强调女权只会愈发加剧性别歧视。通过默多克笔下的男性人物，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中艰难的生存境况，默多克这样“以男性写女性”的写作手法比直接用女性人物阐述自身悲惨命运更能让读者强烈感受到现代社会的女性劣势。

在《黑王子》这部小说中，关于克丽斯蒂安的描写篇幅虽然较少，但她存在于整个小说的始末，且是小说中三位已婚女性里活得最出彩的那位。克丽斯蒂安一改以往以男性为第一人称的文学作品里卑微、顺从的女性人物形象，她是一个头脑聪明、行事果断、有主见的女人，在婚姻中她处于绝对主导地位，而前夫布拉德利既性格内敛又自尊心极强，夫妻二人在生活中经常爆发矛盾。面对婚姻不睦，克丽斯蒂安不同于普丽西娜的自暴自弃选择自杀，也不同于蕾切尔的积郁成怨谋杀栽赃，她毅然选择离婚，离开家乡前往美国，改嫁伊万德尔。经过上一段婚姻的失败，克丽斯蒂安意识到了经济收入对于女性的重要意义，于是她开始学习经商，随后利用丈夫的经济开了一家服装店，并大获成功。同时，克丽斯蒂安的性格较以往也有了很大的不同，通过布拉德利的描述，过去的克丽斯蒂安是“生就的风流娘们儿”和“寻衅闹事的吵架高手”[11]7，对于布拉德利来说，克里斯蒂安是“一个坏事的人，一个闹事的人，她常常暗中搞破坏，或是诋毁他人的名誉，而这一切都仅仅出于本能”[11]84。但现在的克丽斯蒂安变成了一个稳重大方的精致女性，就连憎恨她的前夫布拉德利也不得不承认，“过去身上那种神经质的嚣张气焰透过成熟优雅的气质转换成了一种权威自信的神气”[11]86。在布拉德利案件的法庭上，克丽斯蒂安的出现也成了记者们关注的焦点，她每天都精心打扮，是大众眼中“迷人而富有的女人”[11]415，她优雅、稳重的气质更使她在法庭上的证词颇具信服力。以上关于克丽斯蒂安形象的描述全都出自布拉德利之口，这种态度的前后转变证明了女性只有经济独立和精神独立才能为自己赢得尊重。克丽斯蒂安的生活无疑是现代女性最为憧憬的一个典范，她享有对物质经济和自我意识的绝对占有权，并在占有中实现了相对自由。克丽斯蒂安的生活经历让女性看到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女性并非注定一辈子受控于家庭之中，丈夫和子女不是女性生命中唯一的依靠，家庭也不是女性最后的避风港，只有经济独立和思想独立才能让一个人成就自己。

4 结语

《黑王子》是一部融默多克出众的写作技巧和深厚的哲学底蕴于一体的优秀小说，其中三位女性角色的女性意识和婚姻观更是展现了英国女性运动对社会不同阶层的女性造成的影响。通过小说对三位女性婚姻状况的描述，我们可以发现，默多克更愿意以现实生活的常态来描绘小说中的社会，既然女性生活在父权制社会中，那么她就应该写这样的现实生活。默多克采用男性为第一人称叙事者并非是害怕男性评论家对作品的恶意批评，也不是站在男性立场为男性说话，而是巧妙地利用男性视角来对现实生活中女性的社会地位进行客观描述和评论，这种方式更能让女性直观地看到她们在男性眼中是怎样的地位，能更快意识到她们所面临的父权制压迫和生存危机。

本文认为，女性的婚姻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和是否拥有独立的经济收入，而以上两个条件又由女性所处的社会阶层所决定。在中上等阶层里长大的女性，更容易拥有良好的经济资源和受教育机会，其独立意识和个人修养更强；而处在社会下等阶层里的女性，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去获取受教育的机会，她们大多早早外出谋生，妄想依靠婚嫁来获取稳定无忧的一生。通过这部小说我们可以看到，经历婚姻失败后选择自立自强的克丽斯蒂安，为自己谋得了满意的生活，即使年过半百也依然风韵犹存，这是独立的经济和人格给予她的“赠品”。反观普丽西娜和蕾切尔，她们没有懂得独立对于女性的重要意义，只得成为男性的附属品和失败婚姻的傀儡，任人抛之弃之，在绝望中做出自杀和谋杀这样的极端行为。默多克虽已表明对女性平权问题不感兴趣，但通过这部小说，我们依然可以隐隐感受到默多克作为女性作家对现代社会中女性地位的忧心和期待，其用心良苦溢于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