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佛系”流行探析当代青年的社会境遇与心态*

欧阳照，赵阳阳

(重庆大学 新闻学院，重庆 400030)

2017年年末，“佛系”一词突然走红网络，并迅速被青年群体争相用作自我命名和互相指称的符号。该词最早来源于2014年日本的著名女性杂志《non-no》，该杂志将“嫌恋爱麻烦，喜欢独处，总把兴趣放在第一位”的男子定义为“佛系男子”。2017年12月11日，微信公众号“新世相”发布的一篇名为《第一批90后已经出家了》的推文重新定义了“佛系”概念，文章列举了诸如“佛系恋爱”“佛系养娃”“佛系购物”等九种“佛系”行为，生动地构建出一个个不大走心、云淡风轻的当代青年形象，并标榜一种“不争不抢，不求输赢；有无皆可，一切随缘”的人生哲学与生活态度。这篇文章一经发布就在90后群体中引起极大反响，文章阅读量迅速突破10万，关于“佛系”的讨论也在网上铺天盖地地展开。“佛系”热潮甚至惊动了官方媒体，同年12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也说“佛系青年”》，告诫广大青年“处处不坚持，事事随大流，那只能是淹没于人潮、迷失掉自我”。由此，“佛系”从一个日本舶来品，经由自媒体渲染，从零星碎片的行为描述逐渐被整合为当代青年的生活缩影，再经由官方媒体的批判，一时间成为众人关注的网络现象。

一、“佛系”的渊源梳理

从字面上看，“佛系”以“佛”字命名，其符号话语中也常见诸如“随缘”“如梦如幻”“过眼云烟”等佛教词汇，似乎与佛教有着密切联系。诚然，佛教有“与人无争，于世无求”的说法，尤其是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而愚化百姓，刻意宣传佛教中消极遁世的一面，劝导人们不要追求世俗名利。不过仅此八字远远不能概括佛教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它只不过是普罗大众对佛教的一种片面认识甚至刻板印象。殊不知佛教更信奉“因上努力，果上随缘”的处事原则，“修行六度”中的“精进度”就是鼓励人们精进不怠，此处的“随缘”也并非就是随便，而是相信一切都是因果相连的，前期的努力必然会得到相应的回报，总体上还是倡导积极的人生和修为，这与“佛系”“凡事不走心”的态度大相径庭。“佛系”因为与佛教的某些理念有相似之处，并看重佛教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就为自己披上佛教的外衣，借此标榜自己的思想性与普世性，也由此受到了众多佛教人士的批评，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静波方丈就明言：“这(‘佛系’)跟佛教的真正认知是有距离的。”[1]

严格来说，“佛系”文化属于和“屌丝”文化、“丧”文化一脉相承的网络青年亚文化。“屌丝”一词最早可以追溯到2012年“李毅吧”和“雷霆三巨头吧”的网络骂战，之后这个贬义称谓在各个阶层争相认领和不断丰富内涵的过程中演变为一种自暴自弃、自我矮化、蔑视主流、解构权威的亚文化潮流。2016年7月兴起的“丧”文化以消极颓废的负面情绪为核心特征，通过大量拼贴的段子、表情包等散播负能量，是汇集了此前“御宅”“恶搞”“屌丝”等多种亚文化特征的心态复合体。学者杜骏飞指出“丧”文化是一种亚文化光谱，“除了颓废与麻木之外，还蕴藏着自我强化、狂欢、戏谑、抗议、消解、反思、自我否定等丰富的文化内涵”[2]。而2017年年末兴起的“佛系”文化正是脱胎于方兴未艾的“丧”文化谱系，是将“丧”文化中“抗议”与“反思”文化内涵发扬光大的阶段性产物。虽然表面上是对颓废状态的诗意拯救，但实际上依然是一些青年人逃避现实压力的一种无奈选择，是一种犬儒化的生活状态。“屌丝”文化、“丧”文化与“佛系”文化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它们生成的社会背景、群体心态等方面存在着高度的相似性，又在发展过程中呈现新的变化，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归因

心理学家伯纳德·韦纳通过对经验进行逻辑分析，从部位、稳定性、控制性三个维度确定了解释他人或自己行为结果的六个因素，即能力、努力、工作难度、运气、身心状况、外界环境。“屌丝”文化中，“屌丝”通常将自己描述为“矮穷矬”，将强势群体称作“高富帅”并视为假想敌，以此凸显在以“白富美”作为其共同目标的竞争中自己所处的不利处境。在这一竞争关系中，贫富对比往往会起关键作用，因此“屌丝”实际上是将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家庭财富这类外部不可控因素，王静、张胜友等在调查研究中的结论——“不少大学生认为家庭因素是导致自己成为‘屌丝’的主要原因”[3]证明了这一点。

“丧”文化依旧不乏将失败归因于外部不可控因素的心态，如“条条大路通罗马，而有些人就生在罗马”这样的话语就是感慨家庭条件的差别，但同时也开始趋向归因于运气、机会等外部不稳定因素，“上帝为你关上了一扇门，然后就去洗洗睡了”“你只需要看别人精彩，老天对你另有安排”等语录可以从旁佐证。

发展至“佛系”文化，尽管诸多外部因素可能并未减少，但是“佛系”青年们却没有怨天尤人，反而倾向于在行有不得时反求诸己，将生活的现状归咎于能力、努力以及身心状况等内部因素。“佛系玩家：队友坑了不骂街”“佛系员工：案子被评为优秀，上台领奖很客气，‘都是同事的功劳’；案子没做好，总监发起火来，‘知道了下次改进’”，这些“佛系”现象都体现出向内归因的倾向，在这一点上，“佛系”与佛教恰有相合之处。佛教注重“修心”，认为断绝“贪嗔痴”三毒方能脱离苦海，因此当遭遇失败和挫折之时，佛教也更倾向于自省。

(二)行动

“屌丝”在原初语境下只是特指“矮穷矬”的草根群体，但是众多网友本着自嘲的精神竟然对这一带有侮辱性质的称谓欣然接受。于是“屌丝”很快由小众词语发展成大众通行词，被不同阶层争相使用，甚至韩寒、史玉柱等名人巨富也以“屌丝”自居。由此“屌丝”文化所对应的主体已经产生了偏离和泛化，而作为亚文化应有的抵抗意义也逐渐流于娱乐，最终沦为“主体中空的共用能指”[4]。

“丧”文化的蔚为大观体现在层出不穷的“丧”段子、表情包等话语文本之中，借此表达青年群体的集体焦虑。但是“消极、绝望的情绪只停留在符号的层面上，既不诉诸于行动，也未见诸于精神”[5]。甚至出于群体认同和印象管理的缘故，“丧”文化群体中可能存在一定量的戈夫曼拟剧理论中的台前表演行为，即内心乐观却表现出消极的情绪，因为“自我贬低和自我否定也可能是一种很巧妙的自我服务，它或许能够引发周围人对其肯定式的安抚”[6]，所以“丧”文化可能最终都只是停留在口头说辞之上。

相比“屌丝”文化和“丧”文化，“佛系”文化更付诸于行动，于生活中切实可感，“佛系员工”“佛系乘客”“佛系恋爱”等具有“佛系”特征的人物或行为都是生活中活生生的例子。

(三)心态

“屌丝”文化盛行时，年轻人虽然热衷于自黑比惨，争相认领“屌丝”这一自轻自贱的贬抑称谓，但是在“屌丝”一系列如“跪舔”“备胎”等充满低俗化、草莽性的话语表达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流露出来的暴虐情绪和不甘心态，显然“屌丝”群体并不满足于这种“混不吝”的自我矮化，而是将“逆袭”作为摆脱经济与情感双重困境的想象性解决方案，幻想能够“上位高富帅，抱得白富美”。

及至“丧”文化，年轻人好像在生活的重压下认命了，将自己视为生活中的“Loser”和“咸鱼”，奉行的是“咸鱼翻身还是咸鱼”“别灰心，人生就是这样起起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的”的人生哲学，以自我放逐的绝望心态代替反抗姿态。

“佛系”文化“不争不抢、一切随缘”的人生哲学显得云淡风轻，看上去没有了“屌丝”文化的不甘情绪和“丧”文化的颓废色彩，尤其是“佛系”青年们在“低欲望、低需求、低消费”的生活中表现出来的甘之如饴的态度，是一种完全迥异于前者的温和心态。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年轻人的这种逆来顺受更像是在生活中处处碰壁之后一种习得性无助的表现，是认清现实之后对强势生活的一种彻底认命，进而对自己的生活目标和期望值做出调整。

二、“佛系”的抵抗特性

“抵抗”是英国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理论的一个核心观点，他们认为亚文化是边缘与弱势群体对主流文化的一种抵抗，而且这种抵抗并不局限于正面的冲突，还可以忽视、越轨、相悖甚至不配合等多种方式表现对主流文化的不满，并将抵抗意义灌输于文字、图像以及其他符号之中，进行各种风格化、仪式化的表达。尽管当前的网络空间鱼龙混杂、深度不足，网络亚文化难以形成明确的、有秩序的抵抗，但是青年群体在参与亚文化活动和进行风格化表达的过程中，依然会生成抵抗意义与效果。如今“佛系”提倡的“一切随缘、有无皆可”的人生哲学与生活态度，与当下甚嚣尘上的成功学和消费主义格格不入，正是对它们的一种抵抗。

(一)认清成功学的幻象

中国传统观念将成功的标准定义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德行与才干最为人所看重。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中国传统价值观其实是倾向于反功利的。然而历经改革开放40年的社会转型，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对国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一种一元化、物质化的价值观，成功从一种主观感受变为可度量的客观指标，即将金钱多寡视为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2013年，法国益普索公司进行了一项名为“全球物质主义、理财和家庭态度”的调查，结果显示“在20个国家中，中国人对物质的热衷程度位居榜首，大约71%的中国人表示将根据拥有财富的多少衡量成功”[7]。“不发财，不成功；不成功，不成人”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不少人心中的真实写照。

急速变幻的市场经济中，人们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日益凸显，一些人梦想着一夜暴富，这为成功学泛滥提供了温床。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人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积极追逐财富和成功，拿破仑·希尔、戴尔·卡耐基等人的成功学著作开始被引入中国。21世纪以来的十多年间，伴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成功学现象持续升温。李开复的《做最好的自己》、潘石屹的《我用一生去寻找》、罗永浩的《我的奋斗》等带有自传性质的成功学作品为人们总结成功经验，陈安之、刘一秒、翟鸿燊等被包装成点石成金的成功学大师为大众指点迷津，五花八门的成功学培训课、培训班、宣传材料层出不穷，“五天打造成功人士所有素质”“三个月赚到一百万”等口号铺天盖地袭来，成功学遂成显学。在无良商家与所谓成功学大师的鼓吹之下，成功沦为一种唾手可得的廉价商品，只要向成功人士学习，遵守成功规律，人人都能获得成功。《新周刊》就曾对此现象发表文章进行批判：“现代社会有三粒毒药：消费主义、性自由和成功学，其中毒害最深的就是成功学。”[8]

无论是“唯金钱论”的成功观，还是急功近利的成功学，都是一种异化、畸形的成功理念，在这种理念的驱使之下，年轻人不得不背负着沉重压力埋头前行。然而，光鲜亮丽的成功者只是生活的一隅，大多数的人还是平平庸庸，青年群体耳濡目染的“升职加薪出任CEO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的成功观，更类似于传销煽动中常使用的宏大叙事语言，好似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早在“屌丝”文化时，“屌丝”群体将自己的“矮穷矬”与成功的典范“高富帅”全方位对比，就已经形成了对成功学的一种戏谑和抵抗，但他们希冀着有朝一日能够逆袭成“高富帅”又体现出抵抗的不彻底性；“丧”文化时，年轻人更是用大量类似“今天一天过得不错吧？梦想是不是更远了？”的话语表达对成功学的嘲讽。及至如今的“佛系”文化，年轻人已经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屌丝”逆袭只是一种幻想，他们对既得利益者、权力支配者、精英阶层所主导的成功学产生的抵抗心理也越来越强烈，并且逐渐意识到所谓的成功或许是优质生活的奢侈品，却并不一定是个人生活的必需品，如此一来自然而然就萌生出“不成功，便成佛”的念头。这种“佛系”心态，既是欲成功而不得，退而求其次选择一隅安宁之地的一种妥协，也是一种自觉意识，它通过对金钱、名望、权力等代表成功的价值进行贬抑，换取一种更能坦然面对失败和残酷现实的价值排序。

(二)挣脱消费主义的漩涡

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开篇说道:“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9]的确，书中描写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经济迅猛增长、人们收入逐渐提高、外来文化不断涌进、大众媒介积极介入，所有这一切的合力，共同推动消费浪潮进入寻常百姓家，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理念变得开放，消费主义日益成为整个社会的主导逻辑。它是一种不加节制地消耗物质财富和自然资源，并将人生目标和个人价值置放于消费行为中的价值观。在资本的驱动和广告的鼓吹下，消费主义把越来越多的普通人裹挟其中，使人们陷入了对物的无节制追求之中。“三日不购衣便觉面目可憎，三日不购物便觉灵魂可憎”的口号，“双十一”“双十二”等购物狂欢节，都是资本创造出来的一种无底洞般的购物欲望。正如维克特·勒博所言：“我们庞大而多产的经济，要求我们使消费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要求我们把购买和使用货物变成宗教仪式，要求我们从中寻找我们的精神满足和自我满足，我们需要消费东西，用前所未有的速度去烧掉、穿坏、更换或扔掉。”[10]

同时消费主义下的消费所追求的已经不是产品或使用价值本身，而是商品被精心设计的形象、外观、色彩以及由广告所赋予的品牌价值，这些被称为商品的符号价值，消费因此带有象征性和精神性特点，并能够体现消费者的个人品味、社会地位和身份认同。鲍德里亚指出：“人们从来不消费物的本身(使用价值)——人们总是把物(从广义的角度)用来当作能够突出你的符号，或用来让你加入视为理想的团体，或作为一个地位更高的团体的参照来摆脱本团体。”在这一理念的驱使下，产生了攀比消费、奢侈消费、炫耀消费和盲目的超前消费等非理性消费行为。然而，狂热的消费并不一定能够实现内心安宁与人生价值，相反，“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11]。正如鲍曼对消费主义的批判：“它允诺的是一种幸福的普遍性：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选择，也就是说人们被同样允许进入消费主义的商店，他们同样被允诺将得到幸福，这是欺骗性之一；其二，消费主义的另一欺骗性在于它设定了一个虚假命题：一旦你提供了消费者的自由，你就完全解决了自由问题。因此，自由事实上被降格成了消费主义。这一虚假命题使人们忘却了除了买一套漂亮的衣服以外，还存在着其他自我实现的途径。”[12]

面对消费主义的漩涡，难道人们只能束手无策地被席卷而入吗？费斯克曾描述过无业青年在高档购物广场闲逛以获得快感的行为，他们并不购买商品，而只借用影像和空间进行一种不会产生效益的感官消费，因此“这种来来回回游荡的快乐，冒犯真正的消费者以及法律和秩序的代言人的快乐，表明他们在消费主义教堂中的不同地位并让其发挥不同功用的具体的快乐，成了一种对立的文化实践”[13]，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对消费主义的一种隐蔽抵抗。

而如今，在消费主义的盛景之中出现了格格不入的“佛系”现象，即部分青年群体秉持低欲望、低消费的生活理念。北京大学市场与媒介研究中心与网易联合发布的“新潮流”趋势报告显示：“超过半数的90后认为自己符合实用消费，也各有三成的90后认同规划消费和节约消费，总体来看90后的消费观偏向理性。”[14]这种消费观在近年来二手交易市场趋于年轻化和“穷游”现象于青年群体中盛行得以体现。不管这种消费趋向是主动还是被动(90后作为学生党或职场菜鸟消费能力有限)，都已经达成了一种对消费主义的不配合、低参与的实际行动。而消费主义作为一种社会逻辑是以对享受和满足的否定为基础的，它需要永无休止的消费行为来支撑，因此低欲望、低消费的“佛系”势必会对消费主义形成一定程度的挑战。“佛系”青年对物质生活追求的可有可无的态度，正是在强调“我有权不消费，我有权不遵从消费主义主导的逻辑，我有权不追寻消费主义倡导的物质的幸福”，在这个意义上，“佛系”呈现出一种对消费主义的抵抗姿态。

回顾之前的亚文化思潮，“屌丝叙事”往往借用屌丝和高富帅日常生活中所消费商品品牌的差别来凸显两个群体之间的生活落差，表达屌丝群体不满于自己在消费社会中失败者的角色，流露出对高富帅在消费社会中处于强势地位的艳羡之情；“丧”文化群体也倾向于“将意义感的渴望转化成消费的冲动，在消费的满足中获得一时安慰”[15]，这都是沉迷于消费主义的文化倾向。而此时的“佛系”文化提倡理性消费就如同狂热消费浪潮中的一股清流，与前两者相比，体现出它文化内涵与价值品格上的进步。

三、“佛系”现象的成因分析

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佛系”现象归咎于个人或者某个特殊群体的症候，它的出现也绝非偶然，而是青年群体在特定社会环境下的现实遭遇和心态变化所致，因此应该开展历史化、社会化的分析，从社会、群体、技术等方面入手找出影响因素，以培育青年良好的社会心态。

(一)社会土壤：阶层固化

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诸多机制的改革，过去几十年“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结构被逐渐打破，整个社会的流动尤其是垂直流动相当活跃。但是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分水岭，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户籍、教育、社会保障等制度的桎梏，“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市场化、平等化效应已逐渐式微，各个阶层普遍受益的共赢状态逐步终结，开始形成强势阶层独享改革红利而弱势阶层承担改革代价的格局，财富向上聚敛，风险向下转移”[16]，社会流动开始减弱，阶层固化日见端倪。

朱光磊、李晨行认为阶层固化主要体现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教育领域[17]。政治领域方面，在对公共职位这种稀缺资源的竞争中，存在着代际传承和具有先赋性社会资本阶层占据优势的不公正现象。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曾指出，“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之多”[18]。尽管近年公务员考试因统一时间、统一内容、加强监督已大大减少了暗箱操作的空间，但事业单位的自主招聘仍时有曝光“萝卜招聘”现象，2017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的出台表明政治领域的不公正现象依旧不容忽视。经济领域的阶层固化体现在贫富差距的扩大和财富的代际传承。国际上衡量贫富差距采用的是基尼系数，我国基尼系数超过国际公认的0.4贫富差距警戒线大约是从2000年开始的，并在2008年达到最高值0.491，之后开始逐步回落，直至2015年的0.462。而2016年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465，在连续多年呈下降趋势后又有所上升。在财富的代际传承中，房产作为凝固的资产已然成为贫富差距的放大器。由于房产的刚需性质，加上多年来房价的持续上涨，越来越多的人将其视为一种理财品，社会上形成了通过囤积房产来实现资产增值的风潮，却将无房者拦在了财富的门外。于是有房者和无房者形成了贫富差距愈拉愈大的马太效应：越有钱的人越投资房产，待价而沽从中获利；越没钱的人面对节节攀升的房价，越难以承担。因此，在房产差异前提下进行财富的代际传承，直接导致了青年群体起点的不平等，有些人初出校门就坐拥几套房，而有些人可能终其一生都摆脱不了沦为房奴的命运。教育领域的阶层固化集中体现在城乡间、区域间不同社会成员获取优质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的不均衡。纵向来看，刘云杉等曾统计1978-2005年北京大学录取新生的家庭出身情况，结果显示：20世纪80年代家庭出身为农民的学生比例大约在三成以上，“农村新生比例下降始于90年代中期，2000年以后农村户籍新生比例仅在10%～15%之间”[19]，农民子弟进入名校的通道变得越来越窄。近些年来，诸多名校更是对新生的农村生源比例三缄其口，不再向外界披露官方数据。哪怕自2012年起国家组织实施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形势依旧不容乐观。横向对比，2014年瑞典隆德大学薄家珉的一项统计报道显示，“2012年复旦大学新招收的农村学生占比为10.36%，同济大学占比18.98%，天津大学28.14%，吉林大学32.27%，西北师范大学59.85%，南昌大学43.68%，喀什大学56.98%”[20]。这也充分证明出身越底层，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就越少，通过读书出人头地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面对阶层固化的壁垒愈加牢固、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社会现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认清了草根逆袭的不现实性，他们也就不会再幻想小概率的阶级跃升的奇迹出现，最终不得不屈服于社会现状，被动地成为所谓“佛系”青年。

(二)群体心理：价值迷失

“佛系”青年的主体90后出生于20世纪90年代，在经历了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后，90年代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进入了全面推进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加快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国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得到大大提高，因此90后成长于一个物质条件相对富足的时代。而且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下，90后一代多为独生子女，特殊的身份让他们尽享长辈的宠爱。在优渥的家庭条件前提下，年轻人获得一种安逸的生活并不困难，台湾地区学者黄智彦就表示，大陆“佛系”现象源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佛系”青年不争的背后大多是有着六个人的支持(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

不过另一方面，独生子女的身份也让90后自小就背负着被身边亲人期待成才的巨大压力，在社会强调成功的氛围下，从婴儿开始，他们就被要求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成长过程中经历了繁重的课业和激烈的竞争，面对高考更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及至他们走出象牙塔步入社会，生活的重压清晰可感地从四面八方挤压过来：严峻的就业压力，工资上涨速度永远赶不上的高房价，职场中的人情世故，连续高强度加班下的亚健康，职业发展的天花板，雾霾重重的生活环境，等等。

出路狭窄，年轻人想要突破自己所处的阶层、向上攀升极为不易；退路安稳，年轻人沦为“啃老族”，在长辈的支持下维持体面的生活并不困难。在这种境况下，青年群体不免滋生出迷茫无措和安于现状的心态。以90后大学生群体为例，梅萍和宋增伟在调查中就发现，“50.2%的人认为‘竞争越来越激烈，工作越来越难找，没有安全感’，40.1%的人认为‘前路茫茫，我不知道我未来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以至于“很多人似乎无暇去思考生命的意义，无心追寻远大的抱负，反而陷入了一种‘什么都行’的‘存在主义的焦虑’中”[21]。他们发现的青年群体的这种心态与徐凯文所提的“空心病”——“感觉不到生命的意义和活着的动力，甚至找不到自己”暗合，而徐凯文将这种病症归因于“价值观缺陷所致心理障碍”[22]。进退维谷中的价值迷失，促使消极遁世、重在当下、快乐至上、生命悲观等存在主义的一些思想开始在青年群体中滋生和蔓延，“佛系”现象由此而生。

(三)媒介环境：技术支持与商业裹挟

现代网络空间是去中心和去权威的网状结构，尤其是自媒体的兴起，可以被视为媒介资源的一次重新分配，其打破了由政府和精英阶层把控媒介资源的格局，挑战了构筑在传统媒介上的自上而下的话语权格局。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自媒体平台具有交互性、匿名性、及时性以及开放性的特点，大大地促进了信息以更快速度在更广范围内的扩散。“新的传播模式类似于蒲公英的放射传播，每个人就像蒲公英的种子，都有可能成为内容和信息的传播源头。”[23]网民得以有更多机会就现实中出现的各种社会热点和新闻事件进行评论，是种种网络热词、网络事件乃至网络亚文化生成的重要基础。

随着话语权的下放，自媒体背后的资本对网络亚文化的介入也越来越深。“屌丝”文化时期自媒体还只是后知后觉地蹭热点，“丧”文化时期自媒体已经擅长借题发挥、丰富其内涵。如今流量即利益的认知越来越深入人心，制造话题所转化的流量远高于追逐热点也逐渐为人所知，于是新概念层出不穷成为当下自媒体时代的独特景观，而“佛系”文化背后就有着商业营销团队的推波助澜。

在“佛系”走红网络的过程中，“新世相”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发表的文章《第一批90后已经出家了》第一次详细介绍了生活中的各类“佛系”行为，并利用强号召力和煽情文笔极大地促进了“佛系”概念的推广，令“佛系”现象引起广泛关注。实际上，作为一家号称善于打造刷屏级营销事件的自媒体，“新世相”非常善于抓住青年群体的痛点和焦虑，总是能够变着方式迎合这部分人的心理，“逃离北上广”“丢书大作战”等著名营销案例均出自它手。之后各种关于90后的报道纷纷出炉，“佛系考研”“佛系玩家”“佛系养生”等概念层出不穷，“佛系”现象一时霸屏。

除了自媒体，众多广告商家也具有非常敏锐的商业嗅觉。阿迪达斯《HERE TO CREATE》广告大手笔引来半个体育圈号召大家别做“佛系”青年；肯德基《Comfort Zone》系列广告引领受众进入精神的“舒适区”；而京东金融《你不必成功》最为扎心，用煽情的文字向年轻人兜售“佛系”生活——“你不必买大房子，不必在月薪一万的时候就贷款三百万。三十年后，当孩子们问起那些年你有什么故事，你不能只有贷款……”

正是网络技术的支持和商业不遗余力地推销，“佛系”概念从无到有逐渐引起热议，最终成就“佛系”现象的蔚为大观。

四、结 语

“佛系”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是阶段性社会矛盾下青年群体集体心态的一种反映，也是技术催生和商业裹挟的一种产物，应当理性而辩证地看待：一方面，脱胎于“丧”文化谱系的“佛系”文化不可避免地蕴含着一定程度的消极颓废情绪，如果放任这种情绪蔓延势必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应当予以必要的警惕；另一方面，“佛系”文化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佛系”所追求的不求名利、自我克制的清静平和思想，或许能够缓和社会中的冲突与矛盾，纾解青年群体承受的生活压力，因此也不应全盘否定。不过，互联网时代的网络话语更迭速度很快，“佛系”终究只是亚文化潮流中的一道波澜，相信不久就会被新生事物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