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译语话语权看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互植

熊 欣 董芳菲

东西方文化习俗相融相通却又千差万别。在文化“走出去”的大环境下，话语发出者自身带有的话语主动表述方式和话语权力支配的自动占有欲望，即话语权，与生俱来。东西方文化之间互植中话语份额占有的多少往往取决于本国政治和经济的硬实力，某种程度上来说，两者密不可分，互为补充。福柯认为，话语和权力之间关系密切，它不仅仅是在语言层面上组成的句子，还是国与国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相互制约发生的一系列的事件。①话语和权力之间相辅相承，权力滋生了特有的自身话语方式，为话语的发展创造条件，同时话语又帮助权力获得在各种活动中的主动性，为权力形成有利的环境。可以说，权力和话语两者是一组既充分又必要的逻辑关系。中国在当今世界舞台上的角色举足轻重，但因为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以来丧权辱国历史等各种外界因素的影响，其优秀璀璨的文化并没有完美展示给世人，尤其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些翻译上的误区和欠缺。西方受众对中国文化的碎片认知严重影响到了中国的大国形象和国际发展环境，因此，东西方文化互植的传播活动中，要求我们对语言形式这一外化的“表”与其承载的文化内涵的“实”有机结合，无论是植入还是输出，都要恪守“以我为主”的传播原则，创造“美美与共”的有利的国际发展环境。

一、西方文化植入中实的异化

早在19世纪，杰出学者施莱尔马赫就提出德国文化领先于外国的文化，但意识到德国文化也不是完美的，要不断完善改进本国文化和语言，接收与借鉴异国文化的有利方式。②这是关于归化与异化相结合的最初渊源。现如今，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尤其是对于外宣翻译来说，做到“实”与“表”的结合，也就是归化与异化的有机统一，关乎对外传播的成效。③

这里的“实”指的是传播过程中信息的真实和文化的保全。文化互植的译入过程中，既要确保原语信息传递中的切近原则，也得符合目的语文化层面的语符再现规范。西方文化词的翻译不能是简单粗暴的音译，主要还是应该在尊重西方文化内蕴的基础上，考虑目标语受众的理解和审美需求，能直译时直译，该意译时意译，很多时候为求“美美与共”的植入效果，往往将直译与意译有机相结合。

譬如在美剧The Marvelous Mrs.Maisel的字幕汉译中：I would never eat a domestic scone.（我永远都不会吃国内的司康饼。） Scone是一种速食面包，源于英国皇族。传说是由一块称为命运的石头演变而来。此时音译下（司康）的异化手法，很好地给译语受众传达了异域的文化习俗，保留了他语的饮食文化元素。 There have been major internal discussions in nine additional countries.（铁幕之外的九个国家已经进行了重大的内部讨论。）nine additional countries outside the Iron Curtain意指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而直译下（铁幕）的异化策略更能让译语受众体会到当时以美国为首的阵营遏制以苏联为首的阵营这一社会大背景。

又如 ：I’m so fat that I used to took Rubenesque.（我以前看起来就像鲁本斯画笔下的女人。）巴洛克风格下鲁本斯画笔下的女性人物大多体格丰满，因此用他的名字命名来特指其体型特征极为形象而生动，也避免了fat一词直接带给读者的一种负面效应。如此异化的保留大大加深了译语受众对作者笔下人物的印象，体会到西方文化艺术的精髓。You keep it clean for the Hasids?（你为了哈德西派才穿的这么干净吗？）哈德西派属于犹太教的一个分支，他们宣扬上帝无处不在，信仰神灵的庇佑。异化的翻译策略表明了剧中女主一家是典型的犹太教家庭，读者也能通过该译文快速地知道其家庭背景。

因此，在一种文化主动植入到他文化的语言转换过程中，译语话语权更多强调翻译过程中异化的翻译手法。④在我们接触西方语言和文化时，语言转换的活动中难免会受到强势的英语语言及文化的影响，只要是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吸收西方的文化，获取更多的话语信息，不妨用“美人之美”的异化保全或植入，以此推动本国文化的进步和语言词汇的极大丰富。但作为文化被植入国的译者，应始终牢记译者的责任和使命，切记要坚持“以我为主”的异化、“为我服务”的归化的原则。

二、西方文化植入中表的归化

归化的翻译策略是为了使译语受众更好地理解原语文化的实质内涵，如实地传达原语的语义信息。而所谓的“表的归化”，指运用适当的目的语话语方式，贴近再现原语言的意义及文化所在。⑤换句话说，就是对原语话语及附着于该话语形式中的特有异域文化内涵，要使用译语受众看得到、听得明和乐于接受的译语话语方式予以再现或移植，使其服务于译语受众或译语文化，而不至于导致受众语语言及文化被粗暴的入侵和简单的替换。表的归化，更多强调的还是基于自身话语体系上译语话语体系的构建。

譬如：Where do you come off？（你是哪个石头里蹦出来的？） “Come off”本身是有脱离、结束或脱颖而出之意，这里我们通过采用归化策略译成“蹦出来”，从而使得人物的个性生动鲜活地展现在译语读者眼前。此处若直译为“你是从哪个石头里脱离出来的？”，就显得翻译腔十足，完全背离了译语读者的话语习惯和接受心理。“石头里蹦出来”可以使译语受众很快联想到中国传统神话故事《西游记》中孙悟空再次出世的生动画面，有利于受众更好地体会人物的性格和了解外国的文化。而就That would get some sort of attention.（你一定会闪耀全场。） 和 I feel like I’ve been living in a bubble.（我感觉一直活得与世隔绝。） 两句来看，均采用意译归化译为了中国式的四字成语，惟妙惟肖，符合了目的语受众的话语方式、审美情趣及接受心理，译文也因此摆脱了直译异化带来的受众理解困惑，推动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融合。

所以，在西方文化引入的翻译活动中，作为译入语为母语的译者，切不可舍本逐末，忘记为我服务的根本。也只有立足本国文化方能做到洋为中用，更好地发扬光大本国文化之精髓，令本国受众更为透彻地明了和理解他国语言及文化。

语言形式之“表”服务于信息及文化内涵之“实”。文化互植中任何的归化和异化传播策略都不可能孤立存在，直译与意译也不可能完全对立。因此，文化植入中归化与异化能否适时转化，实与表能否完美融合，关乎传播活动的成效。一味迎合或屈从于目的语文化的归化策略满足不了输出语文化对外传播的根本目标，更谈不上占有或获得本国的国际话语主导。因此，相对异化的翻译策略将更贴近译出语国家或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的异域传播，树立起自身更为有利的国家形象和国际话语语境。

三、中国文化输出中的译语话语权

前文讨论了西方文化植入到中国文化的翻译过程中，中国译者无论是直译还是意译，归化甚或异化，都应始终牢记“以我为主”“为我服务”的译入原则。那么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译出活动中，本国译者的处理策略应本着“以我为主，最大限度地占有国际话语主导”，做到守土有责。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怎样才能做到润物细无声的植入呢？那就是，尽快而又尽量多地占有话语主导权。对于构建中国国际话语体系、发声方式和渠道的研究，在国际文化的沟通与交流活动中，林林总总，研究探讨的文章甚多，但如何构建本国的译语话语体系，一直以来为学人孜孜以求，仍止步于本国发出的话语内涵、话语方式等外在形式的研究。译语话语权体现在各个方面，最主要的还是体现在如何使用译语语言再现原语语言承载的文化诉求，将权力潜移默化地渗入到译语话语体系之中。⑦我们以南京博物院里的中国传统文化民族器乐、民俗文化及传统戏剧对外传播的翻译活动为例，探讨如何通过受众话语（即译语话语）让世界了解中国，传承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内涵，从而更好地获得国际话语份额。

1.民族器乐的对外传播

我国自春秋时期就有了宫、商、角、徽、羽五个音调，这是中国人通过长期的实践经验得出来的。自那时起，中华大地上的各族人民就开始慢慢拥有了自己的各具特色的地方音乐，发明了属于各民族的传统乐器。这些具有独特民族情怀的民间器乐，很难通过简单的直译或意译在目标语英语中找到相对应的物质名词对译。根据译语话语权的定义和处理原则，若要通过译语达到对外传播的真正效果，体现本民族独有的话语形式和文化传承，可以采取音译的异化策略对原语语言及文化予以保留，同时通过释译的补充，再现原语的语义信息和文化内涵，从而满足受众的信息和娱乐需求，避免传播的无效或低效，使他们更为详尽地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譬如江南丝竹，原译为String and Wind Music from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此译名主要考量了西方受众的接受习性和认知角度英译而来，少了中国民族乐器文化的韵味。根据译语话语权考量来考察，如果采取音译加释译的方法将它改译为Jiangnan Sizhu-Music（beautiful traditional music from Southeastern China），如此浅显易懂，避免原译中the Yangtze River带给受众的迷惑，从而更加有利于该器乐的海外传诵。当然，有的时候也不妨直接借译/用。如海州五大宫调，有人将之译为Haizhou（now Lianyungang） Five-mode music，该译 名 中 的Lianyungang和Five-mode并不能传递给受众任何相关信息，但如果简单地释译为Five-mode music（modesby Ruanping， Dieluo， Lidiao， Nandiao，Boyang），受众的困惑此时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因此，为了减少受众阅读的难度和理解的困惑，笔者以为，不妨直接借译为英语文化中的R&C，译作Haizhou R&C music，如此更能贴近译语读者的文化语境，使其更好地认知中国的“五大宫调”；又如“管弦丝竹”也可以直接借译为（Chinese)Orchestra，便于受众感知。

为了更好地方便受众理解和认知，传达中国语言及文化特色，除了上面的音译加释译以及借译外，在不影响受众接受的前提下，有时候适当的直接音译更能体现中国的话语主导，譬如江苏中部独具特色的邵伯锣鼓小牌子，它属于一种丝竹与锣鼓相间的民间器乐，可译成Shaobo Town String-Drum Xiaopaizi music，其中的小牌子就可以像中国特色文化词麻将一样直接音译为Xiaopaizi。另外，器乐翻译中，有的时候只需译出核心要义即可，如楚州十番锣鼓可译为Chuzhou folk instrument Music，如有必要，可以补译出ten instruments mainly including gongs and drums。

与传统乐器紧密相连的各种地方曲艺的英译活动中，更多的也是直接音译后再加以简短释译，譬如苏州评弹、南京白局、常州小热昏、扬州评话、扬州弹词等，就常被译者直接音译为Suzhou Pingtan（story-telling and ballad singing in Suzhou dialect），Nanjing Baiju（self-entertaining ballad singing in Nanjingdialect），ChangzhouXiaorehun（traveling peddler ballad singing），Yangzhou Pinghua（storytelling in Yangzhou dialect），Yangzhou Tanci（storytelling with stringed instruments in Yangzhou dialect）。如此音译译名简短易记，利于传诵，有助于中国乐器及曲目的品牌建设和海外传播，同时随着传播的不断深入，可以极大的彰显中国在国际器乐领域中的话语地位。

2.民俗文学作品名的对外传播

中国五千年的悠长历史孕育了许多家喻户晓的神话传说，要恰如其分地对西方受众进行介绍就不那么简单了。综观当前民俗文学作品的英译，多意译和归化策略，主要从译语受众语义信息接受的角度考量。譬如，《梁山伯与祝英台》曾被译为Butterfly Lovers，该译名虽然形象，但对于西方受众而言，必然不知所云。所以中国文学作品的对外传播翻译，一定要考虑译语受众的文化认知度，随后有人将其改译为legend of Liangzhu（Liang Shanbo&Zhu Yingtai’s Love Story），如此浅显易懂；还有《董永传说》被译成Legend of the Seventh Fairy。原语文化语境下，董永与七仙女的爱情故事家喻户晓，可是西方受众对此却茫然无知，因此将之改译为Legend of Mr.Dongyong（Dongyong&the Seventh Fairy’s Love Story）；同样地，《靖江宝卷》原来被译作Jingjiang Precious Volume，如此译名，传递给受众的信息与原语传达的信息相去甚远，只会导致译语受众的误解。此时，如果能在后面加上解释traditional activities by chanting with Sanskrit则能使译语读者很快抓住该文学作品梗概，达到对外传播的根本目的。文学作品中，过度英译人名和地名，常常会导致译语读者的阅读困难，毕竟音译是传音不传义，这或许从某个角度上说明了杨译与霍译《红楼梦》在西方世界中受欢迎程度的不同的原因。

3.传统戏剧的对外传播

说起戏剧，可谓是中国的瑰宝。京剧、昆曲、扬剧、苏剧等一般都被直译为Beijing Opera，Kun Opera，Yang Opera，Su Opera，都是音译地方名称加上opera一词的构成，简单明了，契合了译语受众的话语规范；不过像淮海戏、泗州戏、滑稽戏、童子戏、徐州梆子等，因为其内涵与前面几个剧种的某些差异，在对外传播的英译过程中，被作为专有名词给予了特定的译名用语，分别是Huaihai Operetta， Sizhou Drama， Burlesque， Tongzi(lad)Play，Xuzhou Bangzi（clappers）。这样将各个地方的戏种加以区分，虽然增加了西方受众记忆难度，但译名给他们突出展示了每个戏种的特色之处。另外，像《牡丹亭》和《桃花扇》等，因其表义的直观性，也就分别被直译成了The Peony Pavilion和The Peach Blossom Fan，如此凸显了不同语言及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的某些共通性。

由此可见，在传播传统文化的过程中，采取的翻译方法多是运用直译（这里包含了音译）加上释译的方法，而对于某些传统词牌名和专名等，则采用了音译/意译+释译的翻译方法，既有异化也有归化，两者互为补全以确保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对外传播的有效输出，促进东西方文化的完美互植，这样，不仅满足了西方受众的审美需求、接受心理和话语规范，而且更为有效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国际张力和影响力，更好地彰显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领域里面的主导地位。

结语

通过分析东西方国家文化互植过程中翻译的认知与传播策略的运用，不难看出，任何一个国家都离不开跟外部世界的交流和沟通，这一过程中，谁占有了话语主导，谁就能建立更为符合本国发展的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新秩序及国家发展的外部有利环境。当今中国已经在军事和经济领域里面展现出了强大的国际影响力，而在文化软实力方面的建设却与中国现有的国际地位极不相符，我们迫切需要通过建立自己的译语话语体系来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国际竞争力，主动占有国际话语权发出自己的声音。军事和经济是强国之道，而政治和文化乃治国之本。丰富中国文化的张力和内涵离不开译者归化地引入他文之精华，扩大中国国际影响力过程中，也离不开译者有效的异化输出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归化与异化，在东西方文化互植的翻译活动中，如同一把双刃剑，过度归化或过度异化，只会导致文化霸权或文化消亡。国际文化传播与融合中的译者，应始终恪守译者本心，做到守土有责。

注释：

①熊欣：《译语话语权研究——中医药英译现状与国际化》，《中国科技翻译》2015第2期。

②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08页。

③⑤ 熊欣：《对外宣传翻译中的实与表》，《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

④ 熊欣：《对外传播中的“译语话语权”》，《湖南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⑥杨全红：《翻译与守土有责——从钓鱼岛争端中的翻译事例谈起》，《上海翻译》2014年第4期。

⑦ 熊欣、陈余婧：《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的译语话语权》，《青年记者》2016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