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理论供给：现实困境、战略对策与有效治理

储著源

摘要：数据时代理论供给是指借助大数据信息与技术，把人民需要的科学理论快速有效输送到人民的理论需求端。大数据时代，理论主体层次不齐、现实问题层出不穷、供给渠道纵横交错、供给体系缺乏统一等造成一定程度的理论供给现实困境。运用大数据思维与技术，准确把握理论需求信息、着力打造理论供给侧和全面创新理论传输媒介系统是构建大数据时代理论供给的战略对策。实现大数据时代理论供给的有效治理，关键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坚持依法治理的战略选择，坚持价值治理和技术治理有机统一的原则。

关键词：习近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数据;理论供给;理论需求;以人民为中心;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D6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9）01010711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强理论武装，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必然要求尽快实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武装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以新思想、新理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然而，全面、快速、有效实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并武装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这是一个系统的、复杂的理论供给工程，需要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及其衍生的新媒介。习近平指出：“随着信息技术和人类生产生活交汇融合，互联网快速普及，全球数据呈现爆发增长、海量集聚的特点，对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国家管理、人民生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2]立足大数据深度融入人民生产生活实践的客观实际，服务、跟踪、统计和分析人民日益增长的现实要求和理论需求方面的优势，运用大数据技术广泛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不断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理论供给的战略选择和大势所趋。因此，关注和探讨大数据时代理论供给是新时代思想理论建设的基础课题，可以为党的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进工作实践提供学理支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大数据时代理论供给的概念界定

长期以来，人们更多从经济学角度使用供给概念。《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供给是指把生活中必需的物资、钱财、资料等给需要的人使用。随着人类社会进步和生产力快速发展，人们物质文化需要的结构和层次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深刻变化，精神文化越来越成为人们物质文化需要的重要方面，其中理论需求是比较高层次的精神文化需要，代表着人们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全面增强，且将成为今后人们的一种常态需要。由此观之，当今时代的供给已经超越了经济学范畴。实质上，供给是应需要而产生，有需求就有供给。那么，人们一旦形成了理论需求，国家、社会和个人则必然会提供相应的理论供给，并且理论供给的方式总是随着时代发展和科技进步而不断变化。理论供给必然以理论需求信息为导向，理论需求信息有直接和间接、个人和集体、国家和社会、主流和非主流、科学和不科学之分，准确把握理论需求信息关键要深层次捕捉和凝炼人民不同类型、不同层次、数以亿计的诉求、观点、看法、意见、建议背后的共性和个性，随着信息化发展进入大数据时代，掌握异常复杂、繁多、海量的直接和间接的理论需求信息必然要借助大数据技术。于是，大数据时代理论供给是指以人们海量的理论需求信息的大数据集合为导向，借助大数据技术对理论需求信息展开分类收集、分析和处理，为满足人们接受理论教育、推进理论认同、参与理论创新、解答理论疑惑，并正确运用理论解决现实问题而全过程、全方位提供理论选择和理论服务的实践过程。可以认为，大数据时代理论供给是指借助大数据信息与技术，把人民需要的科学理论快速有效输送到人民的理论需求端。大数据时代理论供给是一个系统工程和动态过程，核心构成主要包括理论供给侧的理论输出、依靠现代媒介的理论传输和理论需求侧的理论接收三个依次展开的逻辑过程，支撑性构成主要包括理论创新、理论匹配、理论教育、理论运用、理论大众化等一系列理论生成和实践检验过程。

相对于传统的理论供给模式与方法，大数据时代理论供给的载体、途径、方式以及需求信息集成、分析和发布的逻辑过程都将发生根本的改变，呈现出新的特点。（1）通过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及时收集和整合人们提出的理论需求信息，代替传统的田野调查和实地考察，短时间内广泛有效了解和掌握人们的理论需求动态。互联网时代，人们各类、各层次的利益需求表达较为充分、全面，比较全面展现了人们思想理论需求和理论思维方式的变迁轨迹，提高了国家和社会掌握大众客观需求信息的效率和速度。当今时代，人人都是网民或网络在线用户，但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群体、每一个社会组织几乎都有网民和在线用户的代表，他们的思想观点和理论需求直接或间接通过互联网表达出来。截至2017年6月，中國网民规模达7.51亿，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7.24亿，网络普及率达54.3%[3]。网民规模基数大和网络覆盖率高，促使人民针对同一和不同类型问题的思想观点和看法出现

井喷式呈现和集聚，这表明一方面理论需求方式转向网络，另一方面网络是掌握理论需求信息的重点场域。因此，理论供给侧及代表者将各自面对容量巨大、类型繁多、变化迅速、主次难辨的理论需求信息进行有效收集和处理，进而为即将展开的理论供给提供真实有效的导向和内容。（2）通过大数据技术快速获得理论需求信息并建立理论需求大数据库，超越时空限制实现同一时间、多层次、多领域、全过程、全天候的理论供给，以代替传统的面对面的会议集中式和纸质资料式的理论供给方式。依托大数据技术的理论供给，既包括国家、社会、个人层面的交叉交融的理论供给，又包括性别、社会地位、工作职位、知识构成、地理空间、风俗习惯不同个体的理论供给，既提供战略性、体系化的理论供给，又能提供微观性、个性化的理论供给，这样就可以全面有效满足人们较为复杂的理论需求。（3）依靠由数据、计算机、网络、用户、自媒体若干要素构成的中介系统，全面有效实现理论与实践、主体与理论、问题与理论、指导思想与实际工作、理论需求与利益需求，以及国家、社会与个人的深度融合和辩证统一，大大提高了理论供给效率和精准度，既节省了理论建设和理论供给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更加快了理论武装人、教育人、引导人和理论解决现实问题的速度，加快了理论创新成果的实践转化。（4）大数据时代理论供给加速了国家、社会和个人层面的理论供给整合，大大增强了理论供给竞争力，全面提高了理论供给质量，这必然加快一个时代的理论共识达成和理论供给长效机制形成，且有利于全面实现思想理论与现代科学技术的深度结合。

总之，大数据时代理论供给打破了传统的理论供给理念、模式和习惯，是国家和社会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领域和评价指标，集中反映了一个时代进步和发展的理论需求。

二、大数据时代理论供给的现实困境

由于大数据信息和技术的复杂特点和特征

目前，学界关于大数据特点和特征比较代表性的观点是大数据的Volume（大量）、Velocity（高速）、Variety（多样）、Value（低价值密度）和Veracity（真实性）“5V”特点（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斯·库克耶），具有海量的数据规模、快速的数据流转、多样的数据类型和价值密度低四大特征（麦肯锡全球研究所）。，大数据时代理论供给在内容匹配、模式构建、主体协作、对象选择、实效监控方面的工作难度大大提高，呈现出新特点、新要求和新趋势。同时，若理论供给不能快速满足理论需求或理论需求信息不能有效被理论供给方快速捕捉，形成覆盖全面的理论供求对接系统，则理论供给必然会面临

一系列的现实难题。

第一，依托大数据构建的理论供给“市场”较为混乱、比较分散，运用大数据技术的理论供给主体意图较为复杂、理论主体素养层次不齐，导致难以保障亿万网民及时获得主流的理论需求，进而滋生新的理论困惑。

需求决定供给，有什么样的需求就会有什么样的供给，供给总是围绕需求上下波动。基于繁多、海量的理论需求信息，不同层次的理论供给者总是自觉或不自觉、直接或间接无限制为理论需求者提供理论供给，这既容易造成理论供给效率低下，又容易造成理论供给失序。以微信、微博、新闻客户端为例，一个用户既是一个理论需求者，又是一个理论供给者，新闻评论、留言、点赞和转发意味着亿万用户不同层次、不同维度的理论要求、理论期待和理论认同，进而催生大量的、具体的理论需求和理论供给。2015年10月—2016年3月，在评论方面，在微信、微博上参与新闻评论的网民比例分别达到62.8%和50.2%，在手机新闻客户端和新闻网站评论的网民比例为42.5%和35%;在新闻转发方面，朋友圈、微信公众号渠道转发率最高，分别为43.2%和29.2%[4]。（1）从供给主体素质视角看，理论素养不同的理论供给者，甚至非专业性的理论主体供给的理论是非对错交融、难以分辨，这容易形成负面效应。同时，理论供给者质的优势容易消解于量的集聚，理论供给者有数量优势但缺乏质量优势，这是大数据时代理论供给的现实困境。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还处于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状况，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5]由此也可以认为，理论供给主体的理论水平、理论权威决定着理论供给的有效性。（2）从供给主体权限视角看，理论供给主体存在理论供给资格的合法性问题。合法性主要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合乎法律法规，二是合乎资格，两者最终体现在人民群众是否认可以及认可程度。供给主体不合法问题大致体现在以下几种情况：理论功底不够，提供不够严密、专业的理路选择和理论解答;理论常识错误，提供错误的理论选择;理论内容违法，提供违背主流理论立场、观点和方法且观点错误的理论选择;供给行为违法，借助国家公共平台、社会公益平台和商业个人平台发起反主流的理论争论。（3）从供给主体意图视角看，互联网时代理论供给打破了时空界限，非主流、反主流意识形态广泛渗透，破坏和消解人们的主流意识形态需求，导致人们产生

一定程度的思想理论虚空。习近平指出：“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領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 [5]当今世界，西方国家和学者从未放弃攻击和消解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和历史地位，不断通过网络向理论“市场”供给西方国家价值观念和输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甚至借力国内别有用心的专家学者妄图打着“科学”“真理”的旗号造成马克思主义“三化、三失”现象，这直接给党和国家主流理论供给造成一定程度的现实困境。

第二，大数据承载的理论供给内容及层次较为复杂，大数据呈现出理论供给与具体现实问题之间客观存在的对接差距，导致难以满足亿万网民立足现实问题的无限细化、具体化的理论需求。

大数据时代，不同类型的人们海量的理论需求和现实中极其复杂的具体问题得以全面、系统呈现，这对理论供给提出了难以达到的极致要求。以党的十九大相关理论热点问题为例（表1），通过百度搜索显示，人民在短时间内产生数以千万计的观点、看法和疑惑，若仅仅通过上传党的十九大报告，则难以回应和解答亿万网民关于十九大新思想、新论断、新战略的疑问，必须针对不同层次的网民展开精细化的理论宣讲。（1）理论供给内容与人们无限细化的理论需求客观上存在差距。新时代，人们的理论需求不断细化和个性化，个人对理论的理解维度和满足程度的表现更是不尽相同。这对理论供给的基本要求是，既要满足大家共性的理论需求，又要满足个人无限细化、个性化的理论需求。然而，若要保持理论的科学性、完整性，任何一门科学理论细化的维度和程度必然是有限的，绝大部分情况下只能进行系统化、体系化的呈现和供给。（2）理论供给层次与不同主体的理论需求层次客观上存在对接错位。理论需求层次决定理论供给层次。理论需求主体的理论素养不同，需求层次则不同，理论的理解深度和运用广度更是不同。理论供给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都难以直接满足不同层次主体的理论需求。（3）理论供给模块化与具体现实问题客观上存在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失衡问题。正确解答现实问题的理论必须是体系化、逻辑化的理论模块。问题是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导向，理论的生命力关键在于跟踪和解答实践中不断出现的问题。理论模块只能以问题为依据提供代表性的解答范式，不可能针对所有问题提供具体解决方法。因此，大数据时代何以通过理论供给提供人们解答具体问题的基本方法是一个理论与现实难题。

第三，大数据支撑的理论供给渠道纵横交错，理论供给实效监控难度较高，导致难以形成面向亿万网民的理论供给、传输、接受和反馈一体化的渠道运行与管理模式。

互联网一直是世界各国输出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主流理论的主要平台，也是人们学习和了解主流理论、形成和巩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满足日益增长的理论需要的主要渠道。随着网民基数日益增大，面对难以数计的理论需求，大数据既起到信息引导作用，又起到技术支撑作用。对于主流理论供给而言，以大数据为信息导向、技术支撑构建理论供给渠道和对接系统是一把双刃剑。一是理论供给渠道交错，国家、社会和个人层面的理论供给渠道容易混淆混乱，特别是主流的、权威的供给渠道遭到了一定程度的干扰和遮蔽。二是渠道交错和干扰进而造成了供给效果的难以控制，更阻碍理论共识的广泛达成和导致理论引领时代的作用弱化。三是不同层面的理论供给主体选择不同类型的理论供给渠道，难以形成集中有效的理论供给，分散和消解了理论供给力，易造成供给渠道运行和管理混乱，留下危害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理论供给真空地带。

第四，大数据时代国家、社会和公民层面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主流理论供给体系仍未完全兼容和一体化，理论供给制度缺乏统一性，差异较大的供给体系、日益繁多的供给渠道不断消解、弱化和动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主流理论供给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

理论需求代表一个国家和民族最深层次、最具深远影响的战略发展需要。同样，与理论需求相对应的理论供给，是一个国家战略性的建设工程，与国家、人民的前途命运和现实生活密切相关。古今中外，国家和民族的兴衰成败关键在于代表人民群众意志的理论供给体系是否形成，理论供给制度是否合理，主流理论供给生态是否稳定，进而集中体现为主流理论的主流供给地位。大数据时代，网络规则和秩序不平等不合理容易造成代表人民群众意志利益的思想体系的主流理论供给地位弱化和动摇。习近平指出：“互联网领域发展不平衡、规则不健全、秩序不合理等问题日益突出。”[6]532大数据时代，随着社交应用软件的广泛使用，借助自媒体、新媒体的理论供求平台较为繁多和复杂，不仅存在理论供给主体行为和方式的差异性，更存在理论供给体系、制度和要求的差异性，差异性的理论供给体系和体制机制必然延缓理论武装人民和理论融入实践的历史进程。然而，理论供给不仅仅是理论的有效传播过程，更包含理论学科建设、理论话语塑造、理论学术研究、理论人才培养、理论大众教育一系列的建设工程和实践过程。总体审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与建设现状可以发现，目前仍然广泛存在理论建设水平不高，理论原创能力不强，理论供给制度不健全，理论供给领域人才缺乏，理论供给管理和运行体制机制不完善等问题，理论供给侧亟待加强建设和改革，这是新时代亟需回应和解决的理论供给难题。

三、大数据时代理论供给的战略对策

理论传播是理论供给的核心环节，理论供给的实质就是将人民需要的科学理论传输到人民理论需求终端。大数据时代理论供给构建的主要问题是以大数据技术为支撑，创新理论传播的技术导向和传输媒介、路径和方法，培育和增强理论传播中主流舆论的引导力和公信力。正如习近平同志要求的那样，“坚持正确舆论导向，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1]。

（一）运用大数据思维方式和技术方法，正确把握人民大众的理论需要程度和理论需求方向

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7]国家的理论需要程度主要由人民及其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决定，由人民立足实践提出和表达，然而人民基数大，阶级阶层广泛，整合和凝炼不同群体的理论需要程度和理论需求方向总是一个复杂的工程和过程。自人类社会进入互联网时代，人类可以利用大数据思维方式和技术方法比较准确地统计、分析和概括大多数人个性和共性的理论需求信息。为此，需要：（1）长期跟踪人民大众的理论需求动向。习近平指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1]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内在地包含日益拓展的理论需要，即运用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确认识和解决物质文化、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现实问题，进而形成新时代理论共识达成的理论需要。7.51亿网民的理论要求，是海量的、瞬间爆发的大数据信息，大数据信息的维度、层次、类型和结构异常复杂，只能以大数据技术全过程、全方位跟踪和监测。以2016年人民网留言动机为例（图1），“咨询”动机居首。一般意义上，咨询代表亿万网民对理论与现实问题的困惑，期待权威者给予回应和解答，这实质上直接体现和代表人民群众的理论需求信息。（2）加强对亿万网民数以亿计的观点和看法的归纳、整合和梳理。发现人民群众理论需求比满足人民群众理论需求更为重要、更为困难。最大限度发现和收集人民群众理论需求信息是一项全局性的重要工作，更是人民群众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特殊路径与方式。习近平指出：“网民大多数是普通群众，来自四面八方，各自经历不同，观点和想法肯定是五花八门的，不能要求他们对所有问题都看得那么准、说得那么对。”[6]336人民群众的观点和看法不一定准、对和正确，满足人民群众理论需求不仅要直接提供理论以供人民群众选择和武装人民群众，而且还要帮助人民群众正确分辨理论是非对错，引导人民群众形成正确的、科学的理论需求，只有如此才能彻底满足人民群众理论需求。（3）充分动员人民大众全过程积极主动表达理论需求和提供理论需求信息。最大限度动员人民大众利用自媒体、互联网，以实践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为导向，动态、及时地反馈需求、疑问和经验，逐步形成亿万网民参与的理论需求大数据信息跟踪、统计、分析和凝炼的互动平台，为新时代理论供给精准制导。

（二）运用大数据库建设技术与方法，建设在线理论供给系统，加快理论供给侧改革

理论满足程度一定程度上受制于理论供给水平，且理论供给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激发理论需求。理论供给的核心工作是打造理论供给系统和理论供给侧。为此，需要：（1）建设大数据库和在线服务一体化的理论供给系统。必须建设一个规模海量、类型内容比较齐全、形式载体比较丰富的理论供给平台，便于人们随时检索与国家发展战略、日常生活相关的思想观点和理论体系，及时获得正确的理论答案。建设集经典图书文献、学术图书文献、视频音频文献共存共享的理论供给平台，配备专业性理论队伍提供在线理论解答服务，“推动形成覆盖全国、协同服务、全网互通的教育资源云服务体系” [8]。习近平指出：“要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图书文献、网络、数据库等基础设施和信息化建设，加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建设，构建方便快捷、资源共享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信息化平台。” [5]（2）打造党和国家领导、专业指导和大众全程参与的理论供给侧。打造理论供给侧，即建设理论供给端，主要是指为了保障党、国家、社会和个人正确解答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由党和国家领导的专业性理论组织机构开展的创造理论、创新理论、寻找理论、匹配理论、宣讲理论和供给理论的常态化服务活动。党和国家依托中央层面的宣传思想和政策研究机构，建立起了中央领导核心层面的理论供给端，其他国家部门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实际都形成了一套组织严密的理论供给系统。可以说，党和国家以及地方基本完成了面对领导层面的理论供给侧建设工作，总体上完成了理论供给侧的顶层设计。然而，关键的是亟需建设一个打通领导层面、部门层面、行业层面与人民群众层面的理论供给系统，建构领导决策层面、学术研究层面和人民群众层面一体化的理论供给侧。显然，加快面向大众的理论供给侧建设和改革，打造服务大众的理论供给端，建立密切联系大众的理论供给体系是大数据时代理论供给的重要工作。（3）建立“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管理机制 [8]。大数据时代理论供给是一门交叉学科研究课题，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政治学、管理学、计算机科学等一系列学科理论知识的运用和研究。应该说，理论供给是一门新兴的交叉科学，必须坚持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管理方法。因此，建立以大数据为依据的管理机制是建设理论供给系统和打造理论供给侧的基础工作。（4）增强主流网站、“政务+两微一端”的舆论引导力和主流理论的供给能力，打造党和国家领导的主流理论供给平台。截至2017年6月，中国网站总数为506万个，“.CN”下网站总数为270万个[3]。據调查，以人民网、新华网、中国政府网为代表的主流网站品牌影响力始终居于前列，且主要承担了马克思主义及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宣传、解读和诠释工作，更是亿万网民满足理论需求和获得理论供给最主要的平台和渠道。以2016年政务微博被转发次数和粉丝数为例（表2），被转发次数最高为共青团中央，次数为8 481 513，粉丝数最高为公安部打四黑除四害，粉丝数为29 903 999，这充分显示以“政务+两微一端”为代表的官方媒体吸引了大量网民关注，满足了大量网民理论需要，逐渐形成一个个庞大的主流理论供给平台。

（三）运用大数据媒体理念与技术，创新理论传输媒介系统

理论传输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从理论逻辑上看，主要是指理论传输模式、路径与方法的建构与选择;二是从技术逻辑上看，主要是指理论传输的大数据技术路线，即软件系统和新媒体路径。总体上看，构建理论传输媒介系统必须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1）建立理论需求与理论供给的直接链接，构建理论需求与理论供给的对接系统。理论供给成效关键在于是否顺利对接理论需求。靠人工或单一

机器都难以超越时空限度及时有效提供大众各类各层次的理论选择，通过建立大数据理论供给与理论

需求对接系统，既可以缓解需求压力，集中需求方向，甚至初步满足需求，又可以提供一个理论需求反思和理论学习研究的机会，大大拓展了大众的理论视野。习近平指出：“要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报刊网络理论宣传等思想理论工作平台的作用，深化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 [5]（2）建设依托新媒体的理论传输中介系统和载体。理论传输必然需要具体的技术路径，技术路径实质是指理论传输选择的、依托现代媒体的中介系统，且依托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与大数据库建立直接链接的供给网络。以微博、微信、论坛为代表的自媒体逐渐成为了个人发表观点和看法、寻求理论支撑、期待理论回应的主要媒介载体。实现党和国家的理论供给系统与以自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软件系统的技术贯穿，保障社会大众通过新媒体发表的需求信息有效反馈到理论供给端，这既具有技术的可行性，更具有现实的必要性。（3）充分发挥互联网新闻信息激发亿万网民的理论需求和满足亿万网民的理论供给的导引作用。截至2017年6月，中国网络新闻用户规模达6.25亿，手机网络新闻用户规模达5.96亿[3]。6.25亿网络新闻用户，特别是5.96亿手机网络新闻用户，每天频繁通过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关注互联网新闻，不仅每天获得足够多的新闻信息支撑和印证理论认同、持续引起理论共鸣，而且每天以已经形成的理论认同为支撑，衍生一系列巨量的新闻及相应的评论性观点和看法，加速对新闻信息相应的理论观点的认同分化和重构，从而不断激发互联网新闻用户的理论需求和满足互联网新闻用户的理论需要。（4）完善搜索引擎大数据库建设，优化搜索引擎与正确答案的链接路径，加快人工智能研发，提高搜索获取答案的准确率。截至2017年6月，中国搜索引擎用户规模达6.09亿，使用率为81.1%，手机搜索引擎用户规模达5.93亿，使用率为81.9%[3]。“有问题用搜索”已经

成为亿万网民的一种习惯。然而，通过搜索获得的答案异常繁多，缺乏过硬的理论基础，普通网民难以短时间内分辨理论真伪，继而会产生二次、三次甚至多次的搜索行为。习近平指出：“要加快构建高速、移动、安全、泛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统筹规划政务数据资源和社会数据资源，完善基础信息资源和重要领域信息资源建设，形成万物互联、人机交互、天地一体的网络空间。”[2]因此，我们必须立足大数据资源和运用大数据技术，加强思想理论建设方面的人工智能研发，努力实现在线搜索与在线解答、语音搜索和语音解答、实时搜索与智能匹配的有机统一。

四、大数据时代理论供给的有效治理

习近平同志强调：“要运用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2]运用大数据加强理论供给治理，关键要坚持正确的大数据治理理念，加强理论供给管理和完善理论供给法律法规，始终坚持人的治理和技术的治理的有机统一原则。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自觉将党的群众路线贯穿大数据时代理论供给治理全部活动之中

大数据来源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和发展历史的实践活动之中，人民群众既是大数据的创造者，又不自觉地受到大数据不同程度的影响，面对人民群众创造的海量、复杂的大数据信息，只能在技术指导下依靠亿万人民加强大数据治理，保障理论供给的人民性和主流性，只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规避大数据给理论供给带来的消极影响。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1]理论供给关系到亿万人民的理论需求满足，又关系到亿万人民能否获得正确的理论来指导实践活动，随着网络普及率提高，运用互联网技术、大数据技术不断集聚反映亿万人民利益诉求、理论需求的数据信息，为理论供给提供正确有效的导向和依据。习近平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文化等，让百姓少跑腿、数据多跑路，不断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水平。”[2]大数据技术可以最大限度精准分析人民群众理论需求的满意度，按照职位、区域、人群、性别等诸多视角做出准确判断，这完全可以保证理论供给对人民群众的覆盖度，促使理论加快融入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实践和提高理论转变成物质力量的效率。因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与原则，既可以保障大数据时代理论供給治理的有效性，又可以保障理论供给治理需要的大数据的客观性。

（二）坚持数据导向的精确治理理念，加强亿万网民的分类管理，动员亿万网民分辨和筛选海量需求信息

习近平指出：“互联网是一个社会信息大平台，亿万网民在上面获得信息、交流信息，这会对他们的求知途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会对他们对国家、对社会、对工作、对人生的看法产生重要影响。”[6]335通过互联网特别是自媒体，人人都有可能成为影响力较大的理论供给主体，但理论供给主体的合法性，以及理论供给内容的正面负面作用难以有效控制，这是加强大数据时代理论供给治理工作的重点难点。在互联网时代，亿万网民是大数据的创造者和共享者，大数据又促使亿万网民的求知途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根本性转变，以大数据驱动理论供给治理的关键是加强对理论供给者的有效分类管理。习近平指出：“随着互联网快速发展，包括新媒体从业人员和‘意见领袖在内的网络人士大量涌现。在这两个群体中，有些经营网络、是‘搭台的，有些网上发声、是‘唱戏的，往往能左右互联网的议题，能量不可小觑。”[6]325亿万网民中有的是理论供给者，有的是理论供给接受者，有的是理论供给专业平台搭建者，有的是理论供给专业平台使用者，有的是发布者，有的是倾听者，等等，这都需要长期跟踪和统计调查，有针对性地构建不同类型理论需求者和理论供给者的相关数据库，实施针对性较强的理论供给治理对策。

（三）正确分辨大数据的意识形态性，坚持价值治理和技术治理的有机统一原则

亿万网民的思维认知能力和网络行为习惯千差万别，若不能甄别大数据信息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就必然滋生网络理论供求信息的虚假性，产生大数据信息的误导性。以互联网新闻用户转发新闻为例，据调查仅有25.7%的用户在转发新闻前会有意识核实信息真实准确性，60.3%的网民在转发新闻前不会核实信息的真实性就直接转发[4]。鉴于此，为了正确把握大数据的意识形态性，需要从价值性和技术性两个维度加强大数据时代理论供给治理，其中必须坚持价值治理首要的核心理念。从价值治理维度看，要坚决反对一切危害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人民利益的言论和行为，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帮助人民樹立信仰、坚定理想信念、价值理念和道德观念。习近平指出：“要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坚决反对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1]从技术治理维度看，必须建立网络意识形态综合治理体系，过滤不健康、不科学、不正确的思想思潮，净化网络思想文化生态，构筑以亿万网民为中心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防火墙。实现习近平要求的“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1]的网络治理目标。

（四）构建大数据法治管理机制，健全理论供给法律法规

繁多、复杂、海量的大数据在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同时，也极大地危害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这是不争的事实。解决任何复杂的事情，关键要有规律可循、有规矩可守，解决大数据时代理论供给治理问题的关键是需要规范化的法律法规。因而，加强大数据资源开发和应用安全，保障大数据信息的可靠性和合法性，增强大数据安全预警能力是大数据时代理论供给治理的战略选择。依法治理是对大数据时代理论供给实施有效治理的根本举措。（1）严格遵守党章、宪法和法律。理论供给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供给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明确被写进宪法和党章，任何组织和个人向互联网发布和传播的理论观点若违背和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利用大数据技术制造虚假理论需求和供给虚假理论，则必然违反了宪法和法律，国家必须严格依法制裁。（2）建立健全大数据收集、公开和共享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强对大数据的依法治理。大数据富含的信息资源，必然包括涉及到国家机密和个人隐私的信息，收集、公开和共享大数据必须严格遵守法律规定，保障合法有序开发和管理大数据，严防别有用心之人运用虚假大数据信息制造舆论危机和社会危机，严重危及国家安全。（3）加强互联网时代普法教育工作，培养互联网用户法治思维和法治意识，既要保证广大网民的言论自由和表达需求的合法性，更要保证广大网民表达的内容、方式和发表的理论观点的合法性，确保依托现代科学技术的理论供给依法实施。

五、结语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理论供给是催生人类社会和人类思想变革的重要动力，是确保思想成为社会变革先导的必要路径，理论供给决定社会变革兴衰成败。习近平指出：“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 [5]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理论供给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管理水平和发展前途，是一个国家建设发展的深层次动力，更是一个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的理论供给是国家的话语权生成和实现的关键环节，是一个国家占据本国和世界意识形态阵地的根本战略。大数据时代，理论供给突破了国家传统的控制和引导模式，单靠国家主导理论供给的难度越来越大，而社会阶级阶层主流和非主流的理论需求又越来越多，这促使个人和社会越来越成为理论供给的主要角色，承担着大部分理论供给具体任务。大数据时代理论供给难度越来越大，理论供给又越来越成为党和国家为人民服务不可缺少的重要工作内容与方法，而人民对理论供给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严格、越来越具体化。因此，如何在党的领导下，依靠社会和个人广泛有序参与，立体化打造全社会共生共享的、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和核心内容的理论供给系统和理论供给侧，是学界亟需关注和探讨的重大理论与现实课题，具有重要的政治与学术意义。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1）.

[2]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审时度势精心谋划超前布局力争主动 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N].人民日报，2017-12-10（1）.

[3]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第40次）[EB/OL].（2017-08-03）.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708/P020170807351923262153.pdf.

[4]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6年中国互联网新闻市场研究报告[EB/OL].（2017-01-11）.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mtbg/201701/P020170112309068736023.pdf.

[5]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2）.

[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1.

[8]国务院.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EB/OL].（2015-09-05）.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9/05/content_1013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