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少年中国说》

2019-02-18 08:43刘道玉
同舟共进 2019年1期
关键词:梁启超教育

刘道玉

“少年智则国智”

早在2013年,央视就曾播出一个公益广告,广告词是:“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与此同时,凤凰卫视也推出了类似广告。2014年,央视又推出一套《少年强》励志节目,随后关于《少年强》的歌曲、演讲团、演讲课程和奖励少年强的项目等,迅速风行了大江南北。

起初我对此有些疑惑,比如“少年富则国富”,我心想,少年尚处于长身体、长知识的阶段,怎么可能富得起来呢?为了解惑,我上网搜索“少年强”,发现居然出自梁启超先生的《少年中国说》。我自觉惭愧,过去不知道此文,更没有读过,实乃孤陋寡闻耳。

于是,我反复阅读和领会《少年中国说》,对我来说这也算是一次补课。对于梁启超,我是敬仰的,他自幼聪颖早慧,是公认的神童,9岁能文,下笔千言,12岁中秀才,16岁中举人,17岁进万木草堂师从康有为先生。22岁与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震惊全国。25岁进京参与百日维新运动,成为戊戌变法领袖之一。梁启超声名鹊起,得益于他的文章和言论。他才思敏捷,学贯中西,为文旁征博引,宏论勃发,滔滔不绝,势如江海奔腾。

应该说,《少年中国说》是梁启超的心灵自照,是对全国少年的期盼,是他洞察时局和救国的一剂良药。这篇文章写于1900年,梁时年27岁,而名声已远播海内外。这篇文言文只有3000字,最精彩的一段大约有500字左右,而且我国自小学六年级到高中一年级的语文课文都有《少年中国说》的节录版本,大概200字。少年中国说》发表时当即轰动了知识界,随即影响到各阶层的青少年,激起了他们的爱国和救国热诚。这篇震撼人心的文章受到万千民众的追捧,产生了巨大的力量,这些都是作者希望看到的。

那么他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呢?他写这篇文章的背景是,清朝末年,清政府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帝国主义列强横行,不平等条约一个接一个,又是赔款又是割地,致使经济崩溃,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官府腐败糜烂不堪,清王朝实在支撑不住了。在民族危机之际,各政治团体纷纷建立,诸如立宪派、革命派、洋务派、北洋派等都想一显身手。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梁启超写就了《少年中国说》,可以认为这是他戊戌变法思想的组成部分。

这篇文章重点抨击“老大帝国”思想,文章一开头他就开宗明义地说:“日本人称我中国也,一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对此,梁启超极为反感地说:“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紧接着,他用对比的方法,分析了老年人与少年的思想差异,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之心。惟希望也,故进取,惟进取也,故日新。任公(梁启超的号)总结道:“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最后他鏗锵有力地写道: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这两句话是他感情的高度凝结,是他对中国少年的殷切期望。

梁任公在《少年中国说》一口气连说了八个少年怎么样则国怎么样,我认为它们并不是平行的,核心是少年智,少年有无智慧才是决定是否富有、强大等的内因。因此,开发青少年的智慧乃是建设富强中国的关键。《少年中国说》是梁启超的美好理想,从历史发展规律看,民族和国家富强的希望在于少年智,这是完全符合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

初生牛犊不怕虎

“自古英雄出少年”是一句广泛流传的古谚,也是对《少年中国说》观点的佐证。当然,历史上大器晚成的例子也不少见,但英雄出少年却是更普遍的现象。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第一,人在少年时,好奇心强,浮想联翩,是人生理想形成的最重要时期。第二,少年思维没有定势,对新生事物极为敏感,敢于改变现实中不合理的事物,勇于挑战不可能。第三,初生牛犊不怕虎,敢于冒险,不怕失败,富有敢为天下先、无私无畏的精神。

从历史看,的确有许多英雄豪杰出自少年,并挥洒自如地展现在社会舞台上。例如,秦国神童甘罗12岁就做了宰相,让世人惊叹不已;西汉名将霍去病17岁两出定襄,19岁三征河西,21岁纵横漠北,杀到匈奴胆寒,年仅21岁就身居大司马,成为“不败的战神”;三国时期的周瑜7岁学文,9岁习武,13岁官拜水军都督,统帅千军万马;唐初“四杰”之一的骆宾王7岁就写下了《咏鹅》,让后代传唱不衰……

除了中国古代的少年英雄外,放眼世界更不乏少年发明家,他们小小年纪,创意无限,凭着超凡的想象力,做出了改变世界的发明创造。例如,早在1642年,19岁的法国男孩布雷斯·帕斯卡尔发明了加法计算器;1824年,年仅15岁双眼失明的法国男孩布拉耶,经过5年努力发明了盲文,至今全球通用;1865年,美国19岁的乔治·威斯汀豪斯发明了空气制动器和旋转发动机;1921年,美国14岁的费罗·法恩斯沃斯发明了电视机;1958年,美国17岁的高中生罗伯特·赫夫特在完成历史课作业时,设计出美国自1960年使用至今的星条国旗,深受时任总统艾森豪威尔的青睐,他赞扬道:“赫夫特的国旗设计得最棒!”

众所周知,美国迄今仍是世界第一的科技、教育、经济和军事大国,究其原因,他们拥有世界最多和最好的大学,拥有世界70%以上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拥有世界最大和水平最高的六大国家实验室,这些无疑都是支撑美国强大的主要因素。此外,还有一个不为人注意的重要原因,那就是一批批才华横溢和敢于冒险的少年发明家,正是他们在推动美国的科技、经济和社会迅猛发展。美国已经形成了深厚的创新文化,而我国尚未形成创新文化,比如美国贝尔实验室拥有10万之众的研究人员,每天诞生一项发明成果,但他们从不把实验室改成研究院。而中国一些大学里,不少实验室或研究室统统改成研究院了,甚至一两个人也成立一个研究院,乃至一些大学拥有数十个研究院,可惜都是不下蛋的“公鸡”。

早在1970年代,美国兴起了新技术革命浪潮,一批青少年发明家和企业家随之诞生。在那一批少年中,比尔·盖茨是最早的弄潮儿,他13岁开始编程设计,17岁开发和出售了第一个产品,18岁进入哈佛大学法律系,大二时毅然退学,21岁创办了微软公司,31岁成为亿万富翁,39岁成为世界最年轻首富,创造了财富神话。

在美国先进教育理念和宽松的创业环境下,少年发明家和企业家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例如,史提芬·乔布斯本是一个私生子,大学只学了一个学期就退学了,21岁做出了第一台个人电脑,并创办了苹果公司,带动了一拨又一拨的创新浪潮,赢得了“创新魔”的赞誉。他24岁成为百万富翁,30岁便获得里根总统授予的国家级技术勋章。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被称为“谷歌双雄”,他们创办谷歌公司时分别是25和24岁,经过10年拼搏,使谷歌成为全球知名度最高的互联网品牌。马克·扎克伯格20岁创办社交网站Facebook,2018年已成为全球三大富豪之一,同时他又是最年轻的慈善家。

古训曰:“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当今美国的少年发明家正是呈现这种态势,与历史上的少年发明家相比,他们雄心更大。例如,被称为神童的泰勒·威尔逊,于14岁时建造了一座核聚变反应堆装置,并因此获得了英特尔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受到奥巴马总统的接见。杰克·安得鲁卡在15岁时发明了早期检测胰腺癌的纳米试纸,他的方法比传统方法快158倍,灵敏度高400倍,便宜26000倍,惠及无数人。美国的伊斯顿·查佩尔是一个高颜值、高智慧的男孩,他19岁便发明了一项用大脑意念控制的机械手臂,因此被邀请到美国国家航天局参加项目开发。莎拉·沃尔兹是一名17岁的天才少女,她的发明是将海藻转变为石油,惊动了美国军方。

中国发明协会下属中小学创造教育分会,虽然也组织和鼓励在某些学校开展发明创造活动,也定期举行颁奖活动,对于做出发明成果的少年予以奖励,可是,由于应试教育繁重的束缚,频繁的作业与考试,让少年能从事发明活动的时间受到大大限制。更重要的是,部分国人缺乏冒险精神,认知范围限于耳目和四肢所及。

变事变法先变人

行文到此,我感慨万端。值得反思的是,为什么中国古代出现过少年英雄豪杰?为什么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的理想100多年来尚未完全实现?为什么欧美国家无论过去或是现在,都有一批又一批的少年发明家涌现出来?我思前想后,认为根本原因出在教育制度,正是僵化、功利化的教育窒息了少年的好奇心、创意灵感和冒险精神。

按年龄划分,13岁~18岁为少年,18岁以上称为青年。我国这个年龄段的少年,包括初中和高中学生,他们在经历什么?在面临中考和高考两道关卡,为了考上重点高中和名牌大学,不得不起早贪黑地刻苦学习,还要参加各种以盈利为目的的补习班或培优班。更有甚者,一些“超級高考工厂”对学生严格管理,可以精确到以分秒计算,学生无不抱怨。一些学校打着高升学率的牌子,实际上的做法是反教育的。

美国的少年在享受快乐的童年,在无忧无虑地发明创造,甚至为了发明而放弃上大学,敢于选择适合自己的路;中国的少年面临着无休止的作业和考试,以考试分数高低论“英雄”。而这就是《少年中国说》的理想不能实现的原因。我认为,当下的少年面临新的“三座大山”,即家庭、学校和“老大文化”。现在的应试教育仍然偏于保守,出于望子成龙的需要,家庭陪读、陪考给子女造成了巨大压力,但家长们却麻木不仁,视而不见。“老大文化”根深蒂固,唯老是尊”成了普遍现象。这些都是不利于发明创造的。

想要真正实现《少年中国说》的理想,就必须彻底改革功利化的教育制度,彻底解放少年的个性,放飞他们的理想,让他们的智慧得以迸发。戊戌变法时的另一位领袖康有为指出:“变事不变法,变法不变人,则与不变同矣。”因此,改革教育制度,必须首先转变教育行政、教师、学生和家长的教育理念和价值观。只有在这种前提下,才能真正实现“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舍此,没有任何捷径可走。

(作者系武汉大学原校长、教授,刘道

玉教育基金会会长,本刊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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