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宋金元时期山西官办儒学的发展

摘 要：辽宋金元时期，山西地方官办儒学设置由少到多，由点及面，发展轨迹清晰明了。经过辽、宋、金时期的平稳发展，在元代时达到高峰，教学体系渐趋完备，不仅为政府提供了大量的入仕人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从唐末五代以来当地耻于读书的社会风气，形成了好学、乐学的良好学风，为山西地区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可贵的精神财富，促进了当地的文化繁盛，影响了山西的文化走向。

关键词：辽宋金元;山西;官办儒学

辽宋金元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民族大融合时期，文化教育有其独特的时代烙印。学界对此早有关注。如，大陆学者袁征的博上论文《宋代教育：中国古代教育的历史性转折》对宋代各级学校的教官、生员及教学内容有详细论述;台湾师范大学教育系周愚文教授的博士论文《宋代的州县学》采用统计学的方法分析宋代州县学的分布;美国陶晋生先生对金代庙学的发展有专文论述。胡务《元庙学无法割舍的入学儒学教育链》、申万里《元代教育研究》、瞿大风《元代山西的官办庙学》也从不同角度对元代教育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但就目前看，学界对这一时期山西地区的教育发展关注不多，少有专文论述。笔者不揣鄙陋，试作一探析，以期深化对这一时期山西官学教育的认识。

1 北宋山西官办儒学

公元960-1227年，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民族融合时期，辽、宋、西夏三强对峙，既有争斗亦有交流。其中，宋、辽双方以白沟河（今河北雄县北）为界，隔河为治，山西南北部被划入不同的政权与疆域，表现出不同的发展历程。但就教育而言，双方都非常重视治下山西地区儒学教育的发展，积极兴建学校，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地方官学体系。

按照宋辽双方疆域的划定，今山西中南部地区均属于宋境，大部分归河东路，一小部分归陕西路（永兴军路）。河东路下设3府14州，即太原府、隆德府、平阳府，代、忻、宪、丰、府、麟、岚、石、隰、慈、汾、绛、辽、泽（其中3州、3县不在今山西境内），以及宁化、保德、火山、晋宁、平定、威德8军，共81县。陕西路（永兴军路）中属于今山西地区则有1府1州13县，府为河中府，州为解州。[1]

宋属山西地区官办儒学的兴建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

北宋建立之后至真宗年间，河东路属辽、宋对峙前沿，军事战略地位重要，而州县之学很少。马端临曾论道：“盖州县之学，有司奉诏旨所建也，故或作或缀，不免具文。”[2]1004年澶渊之盟签订后，辽宋进入相对和平共处时期。军事压力的缓解，给文化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社会保障。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颁布兴学诏令：“诸路、州、军、监各令立学，学者二百人以上，许更置县学”，同时令“本道使者选部属官为教授，员不足，取于乡里宿学有道业者”，同时赠赐州县学学田。这大大促进了州县学的建立。庆历四年是宋朝历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始建庙学最多的一年，始建庙学至少在几十所以上。[3]但此时山西地区兴学状况尚不明确。有关山西地区兴学的明确记载出现于宋神宗时期熙宁四年（1071），神宗“诏置京东、西，河东、北，陕西五路学，以陆佃为诸州学官。仍令中书采访，逐路有经求行谊者各三五人，虽未仕亦给簿尉俸，使权教授他路州军……州给田十顷为学粮。仍置小学教授。”[4]河东路、陕西路成为当时重点办学的地区，配学官、给学粮。山西地区的各州（府）学在此后逐步得到恢复和建立。《宋史·百官志》称：“元丰元年（1078）州府学官共五十三员诸路惟大郡有之，军监未尽置。”而其中，河东路的潞州、晋州、代州以及太原府都各有1人，总数占全国学官的7.5%。其后，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即位伊始，诏令天下：“应祠庙损者以系省钱修之”，鼓励地方学校的修建，并逐步撤销学者200以上方能设置县学的限制，扩充州县学。在这几次全国范围的兴学高潮中，山西的官办儒学教育取得了迅速的发展。根据笔者搜集到的资料，宋代山西中南部地区官办儒学共33处，其中河东路州府学有太原府、平阳府（晋州）、隆德府（潞州）、绛州、泽州、并州、代州、管州、岚州、平定州、保德州11处，县学榆次、寿阳、盂县、文水、太谷、岳阳、襄垣、壶关、长子、潞城、曲沃、翼城、高平、沁水、永和15处;陕西路（永兴军路）州（府）学有河中府、解州、陕州3处，县学有万泉、闻喜、安邑、平陆4处。

2 辽代山西官办儒学

与北宋相对峙的辽同样重视教育，契丹时期就曾多方搜罗北宋印本书籍，辽朝建立后更是制定了“尊孔崇儒”的基本国策。仿照宋制从中央到地方普遍设置了教育管理机构和学校。

自石敬瑭割让包括山西北部云、应、寰、朔四州在内的幽云十六州给契丹，山西北部就划归辽境，隶属于辽西京道。西京道下轄大同府1个京府及弘州、德州、奉圣州、归化州、可汗州、儒州、蔚州、应州、朔州、寰州、武州、府州12州。其中西京大同府、应州、朔州、寰州以及蔚州所辖灵丘、广陵2县，武州神武县均在今山西省境。即今大同全部及朔州、忻州部分县区均属于辽境。辽在此从上到下建立了国子监、西京学、州县学等一整套较为完整的儒学教育体系。大同作为辽五京之一，更是受到重视，成为辽文化教育中心之一。

《山西通志》引张起岩《崇文堂记》载：“云中在辽金为陪京，学即辽国子监，宏敞静深冠他所。”[5]这是继北魏之后，在该地区再次设置的国家最高学府，对西京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大同作为辽代学术、文化中心的地位由此奠定。据高福顺先生考证，辽西京国子监应是在兴宗重熙十三年（1045）至道宗清宁年间（1055-1064）之间设立，所设职事机构与辽上京、中京国子监一样，有祭酒、监丞、主簿等职官和博士、助教等学官。[6]国子监下，还有府学与州县学。《辽史·百官志四》“五京学职名总目”下有“西京学”之目。《宣府镇志》也载：“至道宗，乃诏设学养士，于是有西京学。”[7]由此可知，西京府学设立于辽道宗时期。生源以任职于西京的契丹和汉族的高级官员子孙为主，设有博士、助教等学官，以儒家经典中的《易》《诗》《书》《春秋》《礼记》等五经及其传疏为主要教材。州学则有武州州学与应州州学。《辽史·百官志四》载西京道州学有“弘、德、宁边、归化、可汗、儒、武、东胜”[8]等八州州学，其中武州在今山西。《大同府志·应州重修学碑记》载应州设学始于辽。[9]《山西通志》也说：“应州学旧在城西北隅，辽清宁中建”。[10]诸州之下有县，县也应设有县学。但辽代山西教育资料十分匮乏，暂未发现有相关记载。

由此可见，辽属山西地区6个州（府）中，有一半都设置了学校，反映了辽政府对当地儒学教育的重视。在这种完备的教育体系推动下，山西北部的文化教育事业勃发展，大同成为当时的五大京学教育中心之一，促进了儒家文化在农牧经济交汇地区的广泛传播，促进了汉、契丹等民族的交流与融合，也为金元时期在这一地区顺利推行文教政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 金代山西官办儒学

公元1125年、1127年，崛起于白山黑水的金政权相继灭亡了辽与北宋，与南宋隔江而治。今山西地区全部为金所有，分属于西京路、河东北路、及河东南路。西京路下辖大同府及弘、奉圣、儒、归化、武、应、朔、蔚8州。在今山西境内有大同一府及朔、应、蔚、武四州，其中蔚州半在今山西省，半在今河北省。河东北路辖太原府及忻、代、石、汾、岚、宪6州以及平定、火山、宁化、岢岚、保德5军，除葭州在今陕西省外，其余皆在今山西省。河东南路辖平阳府、河中府及、绛州、解州、泽州、潞州、辽州、孟州、吉州、隰州、怀州、沁州10州。除怀州、孟州在今河南省外，其余皆在今山西省境内。

宋金、辽金战争中，各地所建学校在所难逃，“悉为煨烬”[11]。金太宗时，其宗亲渠帅止掘孔子墓 ，拉开了金代修建孔庙，恢复学校的序幕。经熙宗和海陵王时期的平稳发展，至世宗和章宗时达到高潮，不仅“通国大都建立儒宫，而荒山穷僻之处亦以不知儒为耻。”[12]在金统治者的积极扶持与倡导下，今山西地区的官办儒学较前代获得更进一步的普及，府、州、县学进一步扩展与完备。

具体而言，世宗时期是山西庙学发展的高峰期。金世宗大定十六年（1176），金仿照汉制创办各级地方官学，其中在17所总管府建立汉族府学，太原、平阳二府即在其列。二十九年（1189年），又将府学设置由京府扩大到散府，新增7个散府。河东北路河中府学即在此次设立。至此，除西京大同府外，其余三府全部设立了儒学学校。府学招收对象是“尝与廷试及宗室皇家袒免以上亲、并得解举人”[13]， 即皇家、宗室的远亲子弟以及省试落第或廷试落第的举人。经过两次设置，金代“府学二十有四，学生九百五人”[14]，山西地区共有生员135人，其中平阳府60人，太原府50人，河中府25人，占全國总数的14.9%。 府学之下有州学，分为节镇州学、防御州学和刺史州学三类，创立稍晚于京府学。主要解决中下级官员子弟的入学问题，同时兼收先圣后裔，有限度地招收曾得府荐或参加府试至终场免试的士子。每所学校均设教授1名，必须是年龄在五十岁以上的进士或五举终场者。山西所在三路都有州学修建，且有些规模很大。州学之下，亦有县学，多由地方自筹经费，自愿办学。国家并不统一设学，亦不投入经费及配给养士名额，但给予相关法律保障，由当方政府主持修建。如丹阳赵某任襄陵县宰，主持修建了襄陵庙学[15];曲沃县学“于泰和改元，由邑宰张公、主簿翟公，各捐俸以倡，邑人从之。”[16]县学的学官，“外县则令长司学之成坏，与公廨相授受”[17]。教师则由本县业儒、贤德之人自愿充任。

经初步统计，金代山西设学共42处，其中，西京路国子监有1处，州（府）学有应州、朔州2处;河北东路州（府）学有太原府、汾州、平定州、忻州、岚州、代州、台州、保德州8处，县学有寿阳、交城、阳曲、祁县、清源、徐沟、孝义、平遥、介休、乐平、宁乡11处;河东南路州（府）学有平阳府、河中府、绛州、解州、潞州、泽州、霍州、辽州8处，县学有冀氏、襄陵、河津、万泉、猗氏、曲沃、闻喜、芮城、襄垣、潞城、黎城、陵川12处。

从州（府）学到县学，金代山西汉族地方官学发展完备，较前代有进一步的普及，且养士人数在当时均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直观地反映出金代政权对山西地区教育的重视以及山西学风的昌盛。宋元吉曾论及隰州某县“俭而不陋，朴而不野……其间人物，举止有体，出言有章，郁然有吾儒之气象者”[18]。元人郝经也曾言：“金有天下百余年，泽潞号为多士。”

4 元代山西官办儒学

大蒙古国时期，山西仍分属于平阳、太原、西京三路。元世祖至元之后为中书省所辖，是元代的腹里之地。下辖大同、冀宁、晋宁三路。[19]

有元一代，特别是元世祖忽必烈之后逐步确立了“尊儒佑文”的文教政策，扩修尧舜禹庙、恢复重建文庙和学校，实行六经教育。蒙元时期，虽各种矛盾交织，社会整体动荡不安。但就山西而言，除元末红巾军进入河东造成一定波动外，再未发生过大规模的武装叛乱，社会秩序较为稳定，这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环境。

从现有资料看，西京路作为山西地区最早为蒙古军征服和占领的路份，也最早开始进行官办儒学的修复重建工作。耶律楚材曾作《云中重修宜圣庙》一诗，云：“槐宫悉混玉石焚，庙貌依依惟古云。须仗吾挤更修葺，休教风世丧斯文。”[20]王国维先生分析考证，耶律楚材的庙学诗歌大多创作于灭金前后，因此，西京府学的重修时间也应当在这一时间段。但具体情形不知，仅知西京府学设置于辽金国子监中。[21]后，大德元年（1297），西京路总管孙拱在大成殿西北创建过崇文堂，在当时影响很大。[22]有准确重修记录的则是太原府寿阳县学，乃马真后元年（1242），由寿阳县从事李通、李天民主持，修成后还举行了释菜之典。[23]但大蒙古时期，官办儒学仍然数量很少。忽必烈称帝建元后，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世祖至元到仁宗皇庆延祐、顺帝元统年间，山西官办儒学发展迅速。有学者统计，元世祖中统至元年间，山西共新建庙学11所，仅次于山东与河北。[24]成宗时期全国始建庙学40余所，以中书省最多，其中又以山西地区最为突出，多达十余所，集中在冀宁、晋宁二路。[25]仁宗时期，山西官办儒学不仅为各地最多，而且继续向县级以下基层推进。如，大德七年（1303），高平知县郭质就主持修建了米山里庙学，将儒学教育深入到了乡村里镇。[26]到至元末年，山西大部分州学、县学都重新建立起来，六经教育开始走向正规。史载“至元则路府县学无不有学，教授、学正、教谕、训导之员始备，明代因之，而条教加密，典制为特重焉。”

具体而言，有元一代山西共有官办儒学86处，其中，大同路（西京路）州（府）学有西京府、浑源州、应州、武州4处，县学有怀仁、灵丘、山阴、马邑4处;冀宁路（太原路）州（府）学有太原府、汾州、平定州、石州、忻州、代州、崞州、临州、坚州、盂州、台州、岚州、保德州13处，县学有寿阳、交城、太谷、榆次、清徐、文水、平晋、祁县、徐沟、孝义、平遥、介休、乐平、宁乡、定襄15处;晋宁路（平阳路）州（府）学有平阳府、河中府、潞州、绛州、泽州、解州、辽州、霍州、隰州、吉州10处，县学有临汾、襄陵、洪洞、岳阳、浮山、万泉、临晋、壶关、长子、潞城、黎城、襄垣、屯留、太平、曲沃、翼城、垣曲、稷山、绛县、高平、阳城、沁水、陵川、闻喜、夏县、平陆、安邑、芮城、辽山、榆社、和顺、赵城、灵石、永和、大宁、石楼、蒲县、沁源、武乡、乡宁40处。

5 结语

纵观辽宋金元时期，首先，山西地方官办儒学设置由少到多，由点及面，发展轨迹清晰明了。经过辽、宋、金时期的平稳发展，在元代时达到顶峰。元代设学数量几乎是宋辽时期的3倍，金代的2倍。不仅学校数量逐步增多，而且设学广度与深度均有明显提高，乡村里镇学校的出现直观反映了儒学教育的深入与普及。

其次，南北地区官办儒学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尽管晋北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因辽、金政府的特别重视而较前代有了很大的发展。一大批山西人脱颖而出成为当时的治国之才。但因地处边界，长期处于战备状态，再加上地瘠人稀，较为贫穷，因而办学条件在山西地区仍处于劣势，官办儒学发展相对较慢。而中南部地区经济较为发达，文化底蕴深厚，崇儒重道观念根深蒂固，风气所及，官学发展也就遥遥领先。

再次，山西官办儒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从唐末五代以来当地耻于读书的社会风气，形成了好学、乐学的良好学风。金人孔天鉴就曾论平阳学风之盛：“河东之列郡十二，而平阳为之帅。平阳之司县十一，而洪洞为之剧。邑居之繁庶，土野之沃衍，雄冠他邑。其俗好学尚义，勇于为善。每三岁大比，秀造辈出，取数居多。”[27]元好问也说：“自金熙宗皇统正隆年間以来，潞州上党、泽州高平一带，士或带经而锄，有不待风厉而乐为之者”[28]。教育的发达，学风的改善为山西地区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可贵的精神财富，促进了当地的文化繁盛，影响了山西的文化走向。

参考文献

[1]参阅（明）柯维骐：《宋史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影印本，第104—105页。

[2]（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学校考七》，中华书局1999年影印本。

[3]胡务：《元庙学无法割舍的入学儒学教育链》，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5年版，第42页。

[4]（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学校考七》，中华书局1999年影印本。

[5]（清）厉鄂：《辽史拾遗》：卷15《地理志五》，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01页。.

[6]参见高福顺：《辽朝洗净地区官学教育发展探析》，《黑龙江民族丛刊》，2007年第6期。

[7]（清）厉鄂：《辽史拾遗》：卷16《补选举志》，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33页。

[8]（元）脱脱：《元史》卷48《百官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

[9]（清）王飞藻纂：《大同府志》卷27《应州重修学碑记》，乾隆四十七年刊本。

[10]（清）《山西通志》（光绪），卷八《学校·应州儒学》，中华书局1990年点校本。

[11]毕沅《山左金石志》卷19《文登县新修学记》，见《石刻史料新编》第19册，第14678页。

[12]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21《辽州重修学记》。

[13]（元）脱脱等：《金史》，卷51《选举志一》，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

[14]（元）脱脱等：《金史》，卷51《选举志一》，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

[15]（清）张金吾：《金文最》卷28《襄陵县创建庙学记》，中华书局1990年版。

[16]（清）张金吾：《金文最》卷28《重修曲沃县学宫记》，中华书局1990年版。

[17]（清）张金吾：《金文最》卷30《寿阳县学记》，中华书局1990年版。

[18]（清）张金吾：《金文最》卷25《儒里记》，中华书局1990年版。

[19]至元二十五年（1288），改西京路为大同路。大德九年（1305），以地震改太原路为冀宁路、平阳路为晋宁路。

[20]《湛然居士文集》卷14《云中重修宜圣庙》。

[21]张钦篆修：《大同府志》卷15《（祟文堂记》。

[22]张钦篆修：《大同府志》卷15《（祟文堂记》。

[23]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27《寿阳县学记》。

[24]胡务：《元庙学无法割舍的入学儒学教育链》，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5年版，第53页。

[25]胡务：《元庙学无法割舍的入学儒学教育链》，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5年版，第59页。

[26]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32《米山宣圣庙碑》。

[27]（清）张金吾：《金文最》卷28《藏书记》，中华书局1990年版。

[28]（清）张金吾：《金文最》卷30《寿阳县学记》，中华书局1990年版。

作者简介

秦艳（1981-），女，山西潞城人，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山西地方史、宋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