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美国教育传教士粤港澳活动述略

何思兵

一、前言

英美新教教会向中国传教始于19世纪初年。最早到中国传教的新教传教士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由于当时垄断英国对华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禁止传教士来华，马礼逊只好取道美国，在美国教会和美国对华贸易商人的资助下，带着美国国务卿致美国驻广州领事的介绍信，于1807年到达广州。马礼逊抵华后，一直呼吁向中国派出更多传教士。美国海外传教部总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简称美部会）于1810年成立后不久，就将中国列为其主要海外传教地。在广州设立商行的奥立芬（David W.C.Olyphant，1789-1851）等美国对华贸易商人，在1827年也向美部会提议，请求派遣两名传教士协助马礼逊在广州开展传教活动。1829年，美部会终于决定派遣裨治文（Elijah C.Bridgman，1801-1861）及雅裨理（David Abeel，1804-1846）到中国传教。他们在1830年2月到达澳门和广州，在奥立芬等商人的协助下，开始了美国新教教会对华传教事业①Christopher Hancock, Robert Morrison and the Birth of Chinese Protestantism, London: T&T Clark, 2008, pp.31-86; Michael C.Lazich, E.C.Bridgman, 1801-1861: America’s First Missionary to China, Lewiston, NY: Edwin Mellen Press, 2000, pp.33-34, 49-59, 65.。

裨治文到达广州后不久，便向美部会提出为当地贫民子弟开设学校的建议，强调教育在传教事业中的重要作用。裨治文首先集中精力学习中文，为开展传教活动作准备。广州在当时的环境下，还不具备开办教会学校的必要条件。清政府不仅禁止传教，还严禁国人向洋人教习中文。尽管如此，裨治文在广州收3名男童为学生，开始他的教育实验，同时利用学生协助他翻译圣经。到1833年初，他的学生增加到6名②Murray Rubinstein, The Origins of the Anglo-American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1807-1840, Lanham, MD:Scarecrow Press, 1996, pp.290-291; Lazich, E.C.Bridgman, pp.75-76.。1836年9月，在华英美商人和传教士在广州成立了马礼逊教育协会，裨治文是发起人之一，在这个协会中起了重要的领导作用。但是他的主要任务是编辑《中国丛报》和翻译传教资料。1839年教育传教士鲍留云（Samuel Robbins Brown，1810-1880）到达澳门后，裨治文为美部会开办学校的设想，才得以实现。而在此之前，由美国浸信会海外宣教部派遣的传教士何显理（Mrs.Henrietta Hall Shuck，1817-1844）已经在澳门尝试开设女子学校③鲍留云和何显理的事迹详见拙著Sibing He, Macao in the Making of Early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784-1844,Macao: Cultural Affairs Bureau of the Macao S.A.R.Government, 2015, pp.72-77; 何思兵:《美国教育传教士何显理与鲍留云港澳活动述略》,《澳门研究》, 2016年第1期。。

二、何显理在港澳兴办女校的尝试

何显理原名赫利娥特·霍尔（Henrietta Hall），1817年出生于一个浸信会牧师家庭，在家乡弗吉尼亚州弗雷德里克斯堡（Fredericksburg，Virginia）的女子学校受过良好教育。幼年的何显理好学敏思，深受其牧師父亲的影响，从关心家里黑人奴隶的灵魂救赎开始，逐渐立下了要到海外传教的志愿。1834年，年仅16岁的何显理便向美国浸信会海外宣教部（American Baptist Board for Foreign Mission）提出申请，要求到海外传教。由于当时还没有向海外派遣未婚女传教士的先例，而且她年纪尚小，她的申请没有获得批准。次年，何显理到弗吉尼亚州首府列治文（Richmond）的一间女子学校继续学业。在列治文，她遇到了弗吉尼亚浸信会神学院毕业生叔未士（Jehu Lewis Shuck，1814-1863）。其时，叔未士正准备赴华传教，何显理便嫁给了这位志同道合的传教士。叔未士夫妇随即受浸信会海外宣教部的派遣，于1835年9月22日启程前往中国④Louis B.Gimelli, " 'Borne Upon the Wings of Faith': The Chinese Odyssey of Henrietta Hall Shuck, 1835-1844",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Summer 1994, vol.14, pp.29-30.。在此之前，美国浸信会已经在暹罗建立了传教据点，向当地华侨传教。叔未士夫妇原计划先到曼谷学习中文，但是他们在1836年3月31日到达新加坡后，决定留下来，向聚居在当地的华侨学习中文。5个月后，叔未士夫妇带着在新加坡降生的儿子，离开英国的海峡殖民地，于1836年9月到达澳门⑤Thelma Wolfe Hall, I Give Myself: The Story of J. Lewis Shuck and His Mission to the Chinese, Richmond, 1983,pp.8-42; Jeremiah B.Jeter, A Memoir of Mrs. Henrietta Shuck: The First American Female Missionary to China,Boston: Gould, Kendall, and Lincoln, 1849, p.13, 64, 66, 70.。

叔未士与其他外国传教士一样，抵华后首先专注于学习中文，同时开展布道等活动，以期有朝一日进入中国内地传教。何显理则致力于办学。到澳门不久，她便收养了一名失去双亲的男孩和一名6岁女童。这名女童身世凄凉，曾被转卖并遭虐待。一位美国商人以10个银元买下这个女孩，交何显理收养。这位被何显理取名为Jane Maria的女孩，后来成为学校里的得力助手。获得美国浸信会海外宣教部批准后，何显理便在其住所开设学校，教育她所收养的贫民子女。学校开办之初，仅有8名学童。何显理仿效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办的英华书院①关于英华书院的早期历史，参阅Brian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1818-1843 and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Mission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9.之双语教学模式，上午教授英文、地理、算术和教义等课程两小时，下午再将学生送到私塾学习中文两小时。到1839年2月，她的学生已经增加到15名。虽然其中只有5名女生，何显理仍然把她的小学塾称为女子学校②Henrietta Shuck to Mrs.Keeling, Macao, Nov 29, 1836; Henrietta Shuck to Her Father, Macao, Jan 17, 1837;Henrietta Shuck to Mrs.Keeling, Macao, May 17, 1837, all in Jeter, A Memoir of Mrs. Henrietta Shuck, pp.95-96,97-98,105-106.。

何显理的小学塾并非澳门的第一所女子学校。在此之前，荷兰传道会派出的普鲁士传教士郭实猎（Karl F.A.Gutzlaff，1803-1851）的英籍太太温诗黛（Warnstall Gutzlaff）已经在1835年9月开办了一所女校。这所主要由印度与东方妇女教育促进会（Associ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Female Education in India and the East）资助的女校，是澳门第一所由新教教会开办的学校。从1837年1月起，这所女校也得到马礼逊教育协会的资助，直到到1839年秋该校因鸦片战争爆发而关闭。郭实猎夫人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招不到足够的女生③Mary R.Anderson, Protestant Mission Schools for Girls in South China, Mobile, AL: Heiter-Startke Printing Co.,1943, p.61.。

何显理的学校创办的早期，在校女生一度达到12人，男生2人。可是大多数女生读不到一年就退学，在校超过2年的女生只有五六人。到1838年，在全校21名学生中，只有5名女生。尽管她本来计划只招收女生，但是由于华人家长都不愿意让女孩子上学。为了招到女童，她只好接受男生。起初，当地华人得知她开设学校的消息时，申请入学的男童多达一百多人，可是一个女孩也没有。后来她不再招收男童了，除非家长每送来一位男童，也同时送一名女童来上学。为了让他们的儿子接受教育，华人家长只好也让他们的女儿跟男孩子一块上学④Henrietta Shuck to Her Step-Mother, Macao, Feb 22, 1839, in Jeter, A Memoir of Mrs. Henrietta Shuck, pp.138-139.。

愿意到外国传教士办的学校念书的儿童绝大多数是贫民子弟。为了吸引当地儿童来上学，何显理的学校不仅不收学费，还提供食宿，学校的经费依靠美国朋友的捐助。由于经费不足，学校只能招收十多名学童。她呼吁家乡兰开斯特的教友慷慨解囊，资助贫困学童上学。她也向在广州和澳门从事对华贸易的外商募捐，一位美国商人曾经向她的学校捐了50元⑤Jeter, A Memoir of Mrs. Henrietta Shuck, p.139.，这可能是较大的一笔捐款。不过，对于那些富商来说，这笔捐款实在微不足道。在1836年，年仅25岁的旗昌洋行商人福布斯（John M.Forbes）到广州不到两年就赚了15万元（约今400万元）⑥He, Macao in the Making of Early Sino-American Relations, p.123.。筹募办学经费是一项艰巨任务，她必须获得赞助人的同情和信任。尽管困难重重，何显理不折不挠，兴学传教的决心毫不动摇。

何显理在给父亲及友人的信中，表达了她对教育传教事业的满腔热忱。尽管她的教学和家务都相当繁重，不仅要训导众多的学生，还要照料她自己的几个子女，她仍然抽出时间，与一位美国商人的太太一起，每周到附近的村落探访贫民妇女两三次，劝说她们把女儿送到学校接受教育。她呼吁家乡的教会派遣女传教士来华，与她一道救赎当地苦难深重的妇女。尽管染上肝病，健康状况堪忧，她仍然渴望将余生奉献给儿童教育和妇女启蒙事业。她认为女生都应该在校学习到21岁。何显理与刚刚抵达澳门的长老会传教士鲍留云夫妇志同道合，对他们即将开办的马礼逊学堂寄予厚望①Jeter, A Memoir of Mrs. Henrietta Shuck, pp.140-143, 167-168.。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香港开辟为自由贸易港，逐渐取代广州和澳门，成为华南对外贸易中心，旅居澳门的英美商人及传教士纷纷迁往英国殖民者在港岛建立的维多利亚城②何思兵：《香港与十九世纪美国对华贸易》，《文化杂志》（澳门），第98期（2016年）。。1842年3月，叔未士夫妇与另一名浸信会传教士罗孝全（Issachar J.Roberts，1802-1871）将美国浸信会的传教据点从澳门搬到香港。在此后5年间，他们在港岛建立了3座浸信会教堂，建筑用地由港英政府免费提供。在皇后大道的浸信会传道团住地，何显理开办了香港第一所女校宏艺书塾。到1844年，这所学校有学生30人，其中包括6名华人女童和3名英国女童。宏艺书塾与美国长老会建立的马礼逊学堂和从马六甲迁到香港的英华书院，同为当时香港最负盛名的教会学校③Henrietta Shuck to Her Sister Susan, Hong Kong, Mar 16, 1844; Journal of Henrietta Shuck, Apr 4, 1844, in Jeter, A Memoir of Mrs. Henrietta Shuck, p.201, 209; J.Newton Brown, "Missions in China", in Henrietta Shuck, Scenes in China, Philadelphia: American Baptist Publication Society, 1852, pp.248-249；李志刚：《基督教与香港早期社会》，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15页。。

但是，招不到足够女生，仍然是何显理最棘手的问题。虽然在校学生的人数不断增加，但是华人女生始终只有五六名。入学时，学生家长都答应让其子女在学校学习到21岁。但是通常过了几个月，这些女童就被她们的父母从学校偷偷带走。何显理在日记中，记下了一位特别聪慧的女生的遭遇。为了留住这位女孩，何显理每月付给她贫困的母亲两块钱。这位女童学会了用英文读书、写字和作文，还修读过简单的历史和地理课程，并掌握了不少教义知识。可是好景不长，3年后，她的母亲还是把她带走了，强迫她与一个抽鸦片的文盲男人结婚。这位13岁的女童在给何显理的信中倾诉她被强行缠足，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奔跑和蹦跳的不幸遭遇。何显理到澳门看望这位女童时，发现她脸色惨白，异常痛苦。尽管如此，不管亲人怎么劝说，这位女童不肯拜神，因为她在学校受过反对偶像崇拜的教育。她还拒绝在安息日干活。为此，何显理被这位女孩的母亲当面斥责。尽管何显理对这位女孩的不幸处境深切同情，对她在信仰上的执着态度深为感动，却爱莫能助④Journal of Henrietta Shuck, Mar 31, 1844, in Jeter, A Memoir of Mrs. Henrietta Shuck, pp.209-210.。

这则凄恻的日记，揭示了西方宗教传入中国时与民间信仰习俗难以调和的冲突。在浓厚的宗教氛围中成长的何显理，既缺乏世俗社会的人生阅历，对中国风俗文化亦不甚了解。她要求女生接受学校教育到21岁，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在当时的中国社会难以推行。她似乎没有考虑过，在教会学校接受过长期西方文明教育的青年女子，如何在墨守成规的传统社会里安身立命的问题。她也没有意识到，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推行女子教育，只能循序渐进。赴华传教前，何显理在美国只教过几个月的书，教学经验不足。她到达中国后，其父在信中谆谆告诫她要继续学习，以便肩负起教育子女和学生的重任。在教务和家务的繁重压力下，何显理仍然广泛阅读，笔耕不辍，撰写了几十篇短文，向家乡的教友介绍中国的风土人情。这些文稿反映了她对中国问题的见解。例如，在一篇文章中，她以亲身的观察，揭示了走私进口鸦片对中国人民造成的严重伤害，谴责进行这种不道德贸易的基督教国家商人①何显理去世后，美国浸信会出版协会在1852年出版了她的文集《中国印象》，收录了她的52篇文章。见Henrietta Shuck,Scenes in China, or, Sketches of the Country, Religion,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Philadelphia: American Baptist Publication Society, 1852.。对中国妇女所受的压迫，她尤为同情和关切，希望通过兴办女校、启迪民智来解救她们。为此，她一直孜孜以求，探索中国女子教育的途径，但始终没有形成清晰的教育理念。

宏艺书塾在香港建校以后，校务欣欣向荣。1844年秋，美国浸信会医务传教士地凡医生（Thomas Devan，1809-1890）夫妇刚到达香港，就到宏艺书塾任教。地凡太太协助何显理教授女童，地凡医生则与叔未士牧师一起，兼任男生的老师。中文课程雇用一名华人教师来讲授。学校的财务则由怜为仁牧师（William Dean，1807-1895）管理。一座两层的新校舍在1844年9月落成。马礼逊学堂校长鲍留云和他的学生应邀参加了新校舍启用的庆典。同一年，宏艺书塾还获得一位纽约教友捐赠的90元（约今3万元）。何显理计划从英国聘请一位浸信会女信徒来当助教，将学校的女生增加到20人②Henrietta Shuck to Her Sister Susan, Hong Kong, Sep 15, 1844; Journal of Henrietta Shuck, Mar 31, 1844; Henrietta Shuck to J.B.Jeter, Hong Kong, Nov 26, 1844, in Jeter, A Memoir of Mrs. Henrietta Shuck, p.209, 212, 219.。

可是，何显理还未实现她雄心勃勃的扩校规划，便在生下第五个孩子后，于1844年11月27日因患急症而遽然去世，年仅27岁。在去世前，她在给家人的信中，已经流露出对人生无常之感慨。频繁的生育以及繁重的教务工作，摧残了她的健康。在产下第4个孩子后，她已经预感自己不久人世，在信中表达了她的意愿，希望她的事业后继有人。在10月28日给父亲的最后一封信中，她写道：“再见了，我亲爱的爸爸！为了家人和上帝的事业，愿您健康长寿。您要为中国尽其所能。”③Henrietta Shuck to Her Father, Hong Kong, Oct 28, 1844, in Jeter, A Memoir of Mrs. Henrietta Shuck, pp.214-215.何显理把短暂的一生奉献给教育传教事业，在为她举办的葬礼上，鲍留云致辞悼念志同道合的好友。

何显理去世的4个月后，叔未士牧师与地凡医生夫妇决定离开香港，取道广州，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宏艺书塾也因此停办。这所学校的学生可能转学到理雅各夫人（Mrs.Legge，1816-1852）于1844年在香港开办的伦敦传道会女校④Anderson, Protestant Mission Schools for Girls in South China, pp.64-65.。

三、鲍留云与美中教育交流的开端

马礼逊教育协会在1837年开始筹备开办学校，并委托协会的成员、热心赞助传教事业的商人奥立芬到美国招聘师资。经耶鲁学院院长及3名教授的推荐，该院毕业生鲍留云于1838年10月4日被选定为马礼逊学堂第一位教师⑤"The Third Annual Report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Macao, Sep 29, 1841, Chinese Repository, Oct 1841,vol.10, pp.567-568; William E.Griffis, A Maker of the New Orient: Samuel Robbins Brown, Pioneer Educator in China, America, and Japan, New York: Fleming H.Revell, 1902, pp.61-64.。鲍留云1810年出生于康涅狄克州东温萨镇（East Windsor，Connecticut），父母都是虔诚的新教信徒。从童年时代起，他就选定了人生道路：“接受人文教育，研习神圣的奥秘，以便日后向异教徒传教。”⑥Quoted in Griffis, A Maker of the New Orient, p.31.在中学学习了4年后，17岁的鲍留云已经达到大学入学水平。由于无力支付上大学的费用，他毕业后在附近的学校教了2年书，以微薄的收入帮助他的父亲养家糊口。在母亲朋友的资助下，他于1828年进入耶鲁学院。1832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其后在纽约一所聋哑学校任教。1836年，他进入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神学院（Theological Seminary at Columbia，South Carolina）学习。此后又回到纽约，在纽约聋哑和智障儿童学校任教，同时在刚成立的纽约市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at New York City）深造，并担任位于曼哈顿的长老会教堂（Cedar Street Presbyterian Church）合唱团的音乐总监。从协和神学院毕业后，鲍留云牧师便向美部会提出赴华传教的申请。但是此时已经有50人申请到中国传教，由于缺乏经费，美部会无法派出新的传教士。鲍留云只好继续在纽约教书，直到1838年10月被马礼逊教育协会聘任①Griffis, A Maker of the New Orient, pp.45-53.。

鲍留云偕同新婚妻子于1839年2月18日到达澳门，住在由早于1833年到达中国的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设立的传教据点。在卫三畏指导下，鲍留云集中精力学习中文，筹备开办学校。1839年秋，鲍留云租下贾梅士洞附近的一所葡式房子作为校址。这座有三层楼和地下室的房子原先是郭实猎夫人女校的所在地。此时她已经离开澳门，到马尼拉躲避战祸。不过中英交战对在鸦片战争中保持中立的美国商人和传教士并未带来威胁②Frederick Wells Williams,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 New York, 1889, pp.83, 111-112;Rubinstein, The Origins of the Anglo-American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pp.329-331; Griffis, A Maker of the New Orient, p.69, 71; Lazich, E.C.Bridgman, chapter 2.。

马礼逊学堂在1839年11月4日开学时，仅有5名学生，一个星期后另一名学生入学。鲍留云在向教育协会董事会提交的第一份办学报告中指出，协会的宗旨不是要为众多的学生提供一般的教育，而是要提供全面的优良教育。由于资源有限，开始时最好把学生人数限为6人。由于马礼逊学堂以达到欧洲最佳学校的水平为办学目标，要求严格，两个月后，一名学童因为跟不上进度而退学。鲍留云要以这个班作为学校今后发展的楷模。在报告中，他还阐述了他的教育理念：“教育协会的目标是要培养学生在体育、智育、德育各个方面全面发展。”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学校的课程设置中英文教育并重。学童半天学习英文，半天学习中文。每天在教室学习8小时，户外体育活动三到四小时。为了使学生感到他们是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接受教育，学生全部在校住宿，他们的品行受到严格训导③"Benevolent Societies", Chinese Repository, Jan 1841, vol.10, p.53; "The Third Annual Report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Macao, Sep 29, 1841, Chinese Repository, Oct 1841, vol.10, pp.569-570.。鲍留云还注重美育，在办学报告中，他以相当长的篇幅，阐述了音乐艺术教育的重要性。他是位优秀的音乐教育家，不但擅长声乐和器乐，还会作曲和指挥。在他的熏陶下，华人学童都热爱西洋音乐，特别喜欢跟他学唱圣歌④Griffis, A Maker of the New Orient, pp.76-77; "The Fourth Annual Report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Macao, Sep 28, 1842, Chinese Repository, Oct 1842, vol.11 p.555; "The Sev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Hong Kong, Sep 24, 1845, Chinese Repository, Oct 1845, vol.14, pp.467, 476, 478-479.。鲍留云在港澳地区的音乐教育活动，为西洋音乐传入中国做出了重要贡献。

1840年3月，学堂录取了第二批学生，在校学生增加到9人。其中4人的学费和食宿费用由教育协会提供，其余5人为自费生。第二班由鲍留云的太太和英国传教士美魏茶（William C.Milne，1815-1863）教授。在向教育协会董事会提交的第二份办学报告中，鲍留云对中国的传统教学方法和教育理念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让幼童死记硬背那些他们根本不可能理解的儒家经典的教学方法是荒谬的，这种教育导致国民不去思考。针对中国教育的弊端，他着重培养学生思考和理解的能力。尽管如此，他允许学生继续接受中国的传统教育⑤"The Third Annual Report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Macao, Sep 29, 1841, Chinese Repository, Oct 1841,vol.10, pp.570-572; "The Fourth Annual Report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Macao, Sep 28, 1842, Chinese Repository, Oct 1842, vol.11, pp.549-550.。在他的指导下，在校学童不仅在英文阅读、书写和口语方面进步很快，而且在历史、地理、算术、几何、代数等科目的学习上，也取得显著的进展。鲍留云十分重视学生的品行，在校的学童在这方面亦有很大改善。由于学校的声誉日隆，入学申请大量增加，但只有少数幸运者被录取。到1841年，在校学生增加到18人，学生年龄从十到十八岁不等。其中一些学生可以把孟子的论述翻译成英文，他们的英文写作能力比中文要好①"The Third Annual Report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Macao, Sep 29, 1841, Chinese Repository, Oct 1841, vol.10, pp.573-574, 587; "The Fourth Annual Report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Macao, Sep 28, 1842,Chinese Repository, Oct 1842, vol.11, pp.546-547, 554.。

1842年11月1日，马礼逊学堂从澳门迁到香港，在港英政府提供的土地上重建学校，当地华人称之为马公书院。这座由马礼逊教育协会会长、英国宝顺洋行商人颠地（Lancelot Dent，1799-1853）捐资三千元建成的新校舍，位于维多利亚城（华人把这一地区称之为“四环九约”）飞鹅岭的山坡上，可以容纳24名学生住宿。从澳门到香港继续学业的学生共11名。除了鲍留云夫妇外，先后在马公书院任教的还有美国传教士邦尼（Samuel W.Bonney，1815-1864）、麦嘉缔（Davie B.McCartee，1820-1900）、哈巴安德（Andrew P.Happer，1818-1894）、 麻西（William A.Macy，1824-1859）以及伦敦传道会传教士吉列斯皮夫人（Mrs.Gillespie）等②"The Fifth Annual Report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Hong Kong, Oct 1, 1843, Chinese Repository, Dec 1843, vol.12, pp.607-609, 620-621; Griffis, A Maker of the New Orient, p.85, 97; Carl T.Smith, Chinese Christians:Elites, Middlemen,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13-33; Sweeting Anthony, Education in Hong Kong Pre 1841 to 1941: Facts and Opinion: Materials for 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46.。

1844年，在这所香港最大的教会学校注册的学生有30名，其中28名在校，两名在上海当见习翻译，全部为男生。在上海的英国领事馆、海关和洋行当翻译的实习生每半年轮换一次。五口通商后，需要大量翻译，该校毕业生的就业前景相当好。马公书院的主要目标是传播新学，并不要求学生信奉基督教。该校开设的课程包括英文阅读写作、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生理、化学、几何、代数以及中文等③Brown to His Sister Fanny, Victoria, Hong Kong, Mar 29, 1844, quoted in Griffis, A Maker of the New Orient, pp.96-97.。鲍留云用他自己编写的课本上英文课。他还根据美国经济学者的论著，编写了一本政治经济学通俗读本，并翻译成中文，题为《致富新书》，由一位中国文人修订并作序，于1847年刊行④Griffis, A Maker of the New Orient, p.87, 90; 李志刚：《基督教与近代中国人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38～142页。。1846年9月30日，鲍留云在教育协会年会上详细汇报了学校的教学和管理，还提出了他对中国教育发展方向的构想。他强调，中国教育的发展应与西方一致，从小学、中学再到大学⑤"The Eighth Annual Report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Hong Kong, Sep 30, 1846, Chinese Repository,Sep 1846, vol.15, p.612；Griffis, A Maker of the New Orient, p.90, 98.。

香港开埠初期治安不佳，经常遭到海盗袭击，马公书院也曾经被海盗劫掠，鲍留云腿部被刺伤。他的太太在容闳等学生帮助下，带着两个幼儿躲藏到学校旁边的鸡舍，才幸免于难。尽管如此，这些遭遇并没有动摇鲍留云继续在中国从事教育传教事业的决心。可是，他的太太生过3个孩子后，健康状况不断恶化，迫使鲍留云做出暂时离开香港的决定，以便让太太回国疗养一段时间。

鲍留云将学校的教务交给他的耶鲁校友麻西接管后，于1847年1月5日带上家人和容闳、黄胜、黄宽3名学生回国⑥Chinese Repository, Jan 1847, vol.16, p.54.。这3名跟随鲍留云从澳门到香港的学童，成为早期的中国赴美留学生，容闳和黄宽分别成为第一位从美国和欧洲大学毕业的中国人。鲍留云夫妇于同年4月到达纽约，作短暂停留后，带着容闳等人回到故乡蒙森镇（Monson，Massachusetts）。这3位中国学童的言行举止，博得当地好奇居民的好感。鲍留云的家人对这几位学童关怀备至，让他们住在自己家的对面，由鲍留云的母亲照料他们的饮食起居，并安排他们在鲍留云的母校蒙森中学（Monson Academy）继续学业①Griffis, A Maker of the New Orient, pp.110-111.。鲍留云离开香港时，原本打算两年后返回中国，但由于太太的健康仍未恢复，故不能重返中国。马公书院的校舍在1848年被台风摧毁。由于学校招生不足，港英政府在1849年停止资助，书院最后在1850年因筹募不到足够的经费而停办，部分学生转到由英国圣公会开办的圣保罗书院就读。

鲍留云悉心栽培的弟子没有辜负他的期望。黄宽（1829-1878）在蒙森中学肄业后，于1850年转往英国，进入爱丁堡大学学习医学，毕业后于1857年回到中国，先后服务于香港的伦敦传道会医院，以及广州的惠爱医局和博爱医院，被誉为东半球最优秀的外科医生。他还在博爱医院附设医学校任教，致力于培养西医人才②苏精：《黄宽与伦敦传道会》，《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究集刊》（香港），2000年10月第3期，第21～30页。。黄胜（1827-1902）因病于1848年提前回国，在香港的伦敦传道会从事教会报刊的出版和儒家经典的英译工作。1853至1856年主持以时事政治为主题的杂志《遐迩贯珍》的出版工作；1857年出任《中外新报》编辑，还担任过创刊于1864年的《华字日报》主笔。1864至1867年在培养洋务外交人才的上海广方言馆掌管英文教学。1873年出任幼童出洋肄业局委员，带领第二批幼童赴美留学，成为洋务运动的先驱③苏精：《黄胜：楚才晋用的洋务先驱》，氏著：《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台北上海印刷厂，1985年，第260～266页；Griffis, A Maker of the New Orient, pp.141-143.。容闳（1828-1912）于1850年考入耶鲁学院，1854年毕业后返回中国。在自强运动中，容闳向清廷提议派出幼童到美国留学，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在曾国藩等晚清重臣的支持下，容闳的建议被清廷采纳。他组织选拔了120名大部分来自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学童，从1872年开始分四批送到新英格兰地区学习。1876年，耶鲁学院授予容闳荣誉法学博士学位，以表彰他的卓越成就。容闳一手策划的这个海外教育项目，尽管由于清廷中的保守官吏的反对而中途夭折，绝大多数学童还未完成学业，便在1881年被召回中国，但是这些归国留学生仍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大清现代海军中担任舰长等要职的二十多名归国留美学生中，有7人在中法、中日海战中为国捐躯。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唐绍仪和著名铁道工程师詹天佑，也是这批归国留学生中的佼佼者。他们不仅把先进的科技文化介绍给国人，而且把西方的共和政体传播到中国，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④Edward J.M.Rhoads, Stepping Forth into the World: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1872-81,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Xu Guoqi, Chinese and Americans: A Shared History,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74-104.。

四、哈巴安德、那夏理与教会学校在广州的拓展

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签订后，美国不仅根据“一体均沾”原则，获得了英国在《南京条约》中取得的同样利权，而且还扩大了领事裁判权，并获得在通商口岸建立医院、教堂、公墓，以及聘请中国士民教习中文和购买中文书籍等权利，为在广州办学传教提供了便利。到1868年，西方传教士在广州已经建立了13所教会学校①Sibing He, “The Cushing Mission to Macao and US Imperial Expans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Asia,” in Macao— The Formation of a Global City, edited by George Wei,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pp.130-131; Peter Tze Ming Ng, Changing Paradigms of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1888-1950), Lewiston, NY: Edwin Mellen Press,2002, p.2.。

1845年春，裨治文分别以5000元和2050元出售了传教站在香港的两处房产，以所得款项在广州购置房舍。同一年夏天，美国传教士将传教站迁回广州。裨治文在十三行的前丹麦商馆安家，设立印刷所，继续出版《中国丛报》。另一名传教士波乃耶（Dyer Ball）则开办了一所男童学校。他们还在附近的街巷布道②Lazich, E.C.Bridgman, chapter 5.。1847年，曾经在香港马公书院任教的哈巴安德，将其在澳门开设的学校迁到广州，开始在省城办学传教。

哈巴安德于1818年10月20日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莫农嘎赫拉镇（Monongahela City，Pennsylvania），父母都是基督新教传教士，从小在浓烈的宗教氛围中成长。他1835年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杰斐逊学院（Jefferson College）毕业后，到学校任教5年，1840年到1843年又在匹兹堡的西方神学院（Western Theological Seminary）接受系统的神学教育，并在1844年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同一年，哈巴安德在费城被任命为牧师，受美北长老会的派遣前往中国传教。他在1844年10月23日到达澳门，次月即应邀到香港的马公书院任教，替代生病的鲍留云。1845年4月，哈巴安德回到澳门，开办男童寄宿学校。学校开办时，注册学生27人，家长必须承诺让其儿子在校学习8年。学校雇用两名中国教师讲授儒家经典并担任翻译。哈巴安德在办学的同时，努力学习中文，为进入内地传教作准备③Loren W.Craftree, "Andrew P.Happer and Presbyterian Mission in China, 1844-1891", Journal of Presbyterian History, 1984, vol.62, no.1, p.20.。

1847年初，哈巴安德与另一位美国传教士花莲治牧师（John B.French）将学校从澳门迁到广州，在十三行附近的故衣街租用民房作为校舍。跟随哈巴安德从澳门到广州的学生约26名。由于附近居民的反对，建立不久的学校被迫迁到十三行丹麦商行的房屋，作为临时校舍。1848年4月再迁至附近的靖海门，在那里设立寄宿学校，并开设走读班。1848年在校学生有18人，1850年又有九名男童入学。1853年，在澳门入学的11名学生完成了8年的课程，成为哈巴安德所创办的学校的第一批毕业生，其中两人从事传教工作。到1854年，学生增加到30人。由于学校规模的扩大，哈巴安德雇请一名毕业生做助手。这所由传教士在广州开设的第一所寄宿学校，到1856年因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而停办。在哈巴安德开设的走读班就读的学生在1855年8月有一百余名。在办学的同时，哈巴安德还先后在广州开设了两间诊所，每年诊治七千多名病人。1854年5月，美国海外传道会派出的嘉约翰医生（John G.Kerr，1824-1902）到达广州后，接管了北美长老会的诊所，哈巴安德则全力投入他更感兴趣的教育事业④G.Thompson Brown, Earthen Vessels and Transcendent Power: American Presbyterians in China, 1837-1952,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1997, p.35; Craftree, "Andrew P.Happer and Presbyterian Mission in China", pp.21-22.。

1855年8月，哈巴安德因健康状况不佳而回国休养。1859年秋重返广州后，他继续开展教育传教事业。到1864年，他已经在广州建立了寄宿学校、日间学校和培训布道者和教师等神职人员的学校。到1884年，在他建立的学校里就读的学生达918人。然而，他的目标不仅仅限于为教会培训传教人员。他更远大的理想，是要引进西方教育，培养中国未来的领导人才。

1864年，设立在广州北门内朝天街的同文馆开馆，这是清政府继在北京和上海之后开设的第三所培养外语和外交人才的学校。广州同文馆聘用汉文教习和西洋教习各一名；招生名额为30人，其中正学20名，附学10名。首任西洋教习为美国人谭顺（T.Sampson），负责讲授英文和数学课程。从1865年6月至1867年5月，哈巴安德担任广州同文馆的第二任西洋教习，每隔一天讲授4小时的英文和数学课程，开始实施他为中国培养精英的设想①Craftree, "Andrew P.Happer and Presbyterian Mission in China", pp.22-23.关于广州同文馆，可参阅Knitht Biggerstaff, The Earliest Modern Government Schools in Chin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36-43;孙子和：《清代同文馆之研究 》，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77年，第404～461页。。

美国传教士从港澳进入内地活动后，继续推动女子教育的发展。1846年底，裨治文太太在广州开办了一个主日《圣经》班，并收养了一名7岁中国女童。她一直想办一所女子学校。1847年6月，裨治文夫妇离开广州，到上海建立传教站。1850年春，裨治文太太终于开设了上海第一所女校，收生30人。这所学校后来命名为裨治文女子学校。在广州，哈巴安德夫人相继于1852年和1853年开设女子日校及寄宿学校各一所。到1897年，美北长老会在广州地区开办的女子日校达到8间，历年来登记在校人数达538人。她们不懈的努力，对整个华南地区的女子教育事业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②Lazich, E.C.Bridgman, chapter 5; Harriet N.Noyes, History of the South China Mission of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Church, Shanghai: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27, pp.10-12.。

1872年6月16日，来自俄亥俄州的那夏理女士（Harriet N.Noyes，1844-1924）在美国妇女传道会的资助下，在广州金利埠（今广州六二三路）再度开办一所女子寄宿学校暨圣经培训班，取名为真光书院（True Light Seminary）。招生对象除了未成年女子之外，还包括中老年家庭妇女。为吸引学生前来就读，书院实行免费教育，不仅学杂费全免，还提供食宿和日用品。到 1880年代中后期，书院才酌情收取费用。学校先后开设的课程包括国文、汉语拉丁拼音、英文、数学、地理、天文、化学、自然、历史、音乐、美术、体育、哲学、心理、卫生、家政以及神学等。真光书院的多名女生，进入嘉约翰医生开办的博济医院附属的南华医校，成为最早接受现代医学教育的中国女性。由美国医务传教士富玛利（Dr.Mary H.Fulton，1854-1927）于1901年建立的广州夏葛女医学校（The Hackett Medical College for Women）的第一届毕业生共有11名，其中6名来自真光书院。1908年，真光书院还开办了两年制的师范学校。那夏理从1872年创办真光书院，到1917年退休回国，掌管校务近半个世纪。她把这个书院发展为现代科学教育与宗教教育并重的新式教会学校，培养了大批职业女性。据统计，从1872年建校至1917年，共培养了3724名学生，其中成为传道者的有310人，教员286人，医生114人，护士32人。那夏理认为，提高妇女的地位，是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途径③Harriet N.Noyes, "Fifty Years in the Foreign Field", The Continent, May 13, 1920, pp.650-665; Harriet N.Noyes,A Light in the Land of Sinim-Forty-Five Years in the True Light Seminary, 1872-1917, New York: Fleming Revell,1919, p.47, 65; P.S.Man, To Save Life and Spread the True Light: The Hackett Medical College for Women in China(1899-1936), MA Thesis,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1998.。真光书院引进的西方女子教育体系和理念，对宣扬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产生了剧烈的冲击。教会女校传播的男女平等、尊重女权的观念，深刻地影响了清末民初的广东社会思潮和妇女生活。

在粤传教的美国教育传教士不满足于发展初等和中等教育，他们的长远目标，是要在中国建立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教育体系。早在1846年，鲍留云就在马礼逊教育协会年会上，提出了他的中国教育发展蓝图。他强调，中国教育的发展应与西方一致，从小学、中学再到大学。1869年5月15日，那夏礼牧师（Henry V.Noyes，1836-1914，创办真光书院的那夏理女士之兄）致函北美长老会秘书长，提出了广州长老会传道团教务会议的建议：“希望在广州创立一所参照西方教育理念和模式的大学，让中国人通过西方教育感受到上帝的恩赐。”①Noyes, History of the South China Mission of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Church, p.27.1884年和1885年，香便文牧师（Benjamin C.Henry，1850-1901）和哈巴安德相继向美国长老会海外差会递交建校申请，最终获得长老会海外差会的批准，并授权哈巴安德实施这一计划。为了建立这所独立的非教派性基督教大学，哈巴安德在美国积极筹款。到 1886年，共筹得11万美元（约今27万美元），其中1万美元是他的私人捐款。

哈巴安德长期在广州生活，对中国人民怀有好感，在评论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冲突时，时常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从到达中国起，他一直谴责鸦片贸易，不赞同西方商人粗鲁无礼的行为和低劣的道德标准。在广州，尽管他与家人以及他所开设的学校和教堂，曾经多次被当地民众袭击，但是他并没有将这些事件看作是针对他个人的行为，反而认为，在很多事件中，中国人对西方人的怨恨是可以理解的。他对美国1882年实施的排华法特别感到不满，认为中国移民并没有给美国人民带来严重的问题，而美国人对旅美华人施行的暴行却骇人听闻。因此，中国人完全有理由对在华的美国人进行报复。在中国生活了40年后，他对中国文化更为欣赏。1880至1884年间，哈巴安德担任当时在中国最重要的外文刊物《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的主编。他在发表于这份杂志的一篇评论中写道：

中国人是出色的组织者和治理者。他们遵守法律、循规蹈矩……在各行各业和日常工作中勤勉和务实，总是表现出非凡的才智与节俭。在连绵不断的中国历史中的每一个世纪，杰出的政治家和治理者、卓越的学者、圣贤、哲学家和作家层出不穷。与所有邻近的国家比较，这个国家在文明、政府和国力等方面总是保持优越的地位，并获得邻邦由衷的认可。②Andrew Happer, "A Review of Dr.S.W.Williams’ Middle Kingdom", Chinese Recorder, vol.15, no.2, March-April 1844, p.127.

尽管中国在科技和军事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强国，但是哈巴安德看到，中国人已经意识到向西方学习先进科技的迫切性。他相信，中国最终会发展成为一个比过去更为富强的国家，攀升至前所未有的国际地位。而教育，特别是由教会学校提供的教育，是中国发展为世界强国的关键。基于这种信念，哈巴安德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致力于在华南创建基督教大学。

1888年，由哈巴安德一手筹办的格致书院（Christian College in China）在沙基金利埠开学，首届录取30名学生，由哈巴安德夫妇和一名华人教师任教，课程设置侧重于英文和科学教育。哈巴安德认为，英文是传授西方文明和启蒙学生的重要工具，他的学校要以英文作为教学语言来吸引学生。他力排众议，要建立一所培养“世界公民”（citizens of the world）的人文教育高等学府。这所大学将成为中国未来领导人才的摇篮，而不仅仅是培训传教助理的学校。他还积极推进女子教育和男女同校。此后的岭南大学一直坚持他的教育理念，以英文授课，在中国高等教育领域获得了瞩目的成就③Dong Wang, Managing God’s Higher Learning: US-China Cultural Encounter and Canton Christian College(Lingnan University), 1888-1952,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07, p.27, 108, 143.。1891年哈巴安德因病回国，格致书院一度停办。要把学校发展成为包括文理学院和医学院的综合型大学的创校设想，到哈巴安德1894年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家中去世时，仍然未能实现。格致书院的课程设置，原来设计为大学预科，但实际上只相当于中学程度。

1899年，尹士嘉牧师（Oscar F.Wisner）被任命为学校监督，从美国前往广州主持校务，格致书院在四牌楼的福音堂重新开学。由于当地官府和民众对西方教会的抵制，格致书院一直未能购得土地建校，只能租屋授课，校址几经变迁。1900年初，学校从四牌楼搬到花地萃香园①黄菊艳主编：《近代广东教育与岭南大学》，香港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5～16页，24～25页。。但是过了不久，在义和拳信众“扶清灭洋”的喧闹声中，格致书院在同一年被迫迁往澳门，改名为岭南学堂（英文校名在1903年改为Canton Christian College）。动乱平息后，于1904年搬回广州，在河南康乐村设校。到1907年，岭南学堂才招到学生入读大学部。但直到1918年，才有第一批大学生毕业。尽管如此，格致书院的早期发展，为日后岭南大学的辉煌成就奠定了基础②陈国钦、袁征：《瞬逝的辉煌—岭南大学六十四年》，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

五、结语

以往有些学者认为，西方传教士在华兴办的教会学校和医院，是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的侵略工具③Arthur Schlesinger, Jr.,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and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in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 edited by John K.Fairbank,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363-373.。帝国主义者通过这些文化侵略机构将西方文化和宗教强行灌输给国人。近年一些学者则从文化传播（cultural transmission）的角度，对教会设立的教育和医疗机构进行研究。他们指出，现代西方教育和科学文化，以双向交流的方式传入中国，在这个文化转移的合作过程中，中国人民通过对比、筛选和革新，选择接受了西方的先进教育体系和文化价值观念④Gael Graham, Gender, Culture, and Christianity: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 Schools in China, 1880–1930,New York: Peter Lang, 1995; Michelle Renshaw, Accommodating the Chinese: The American Hospital in China,1880-1920,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19世纪来粤的美国教育传教士怀着传播福音的执着信念，孜孜不倦地传扬现代文明和博爱精神。这些通过教育传教的先驱者承传了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办的英华书院的教育模式。在粤港澳地区开拓性的教育实验和理念，为此后美国教会学校在中国内地的拓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模式，对现代中国教育产生直接影响。时至今日，美国教会学校遗留下来的建筑，仍然是中国校园中吸引游人的景点；美国教会学校的教育理念与实践，仍然会被教育界人士提起。而鲍留云等教育传教士开启的美中教育交流，如今已经发展为规模宏大的事业，在两国关系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