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文化节目的仪式展演与意义建构
——以《国家宝藏》为例

2019-02-20 15:10吕萌马宇坤
视听 2019年8期
关键词:国家宝藏国宝仪式

□ 吕萌 马宇坤

自古以来,举行仪式与阐释文本构成了维系社会正常运转的两种主要方式,文本在被阐释时,其中所蕴含的意义可能会在交流的过程中被转移出去,而仪式通过再现当时的情景,可以让参与者回忆起相关的意义,因此成为较之文本更为有效的传递意义的形式。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说:“仪式的功能在于提供共同体验的瞬间,激发、增强或重塑个体成员的集体意识和认同,促成其在信仰、情感和意愿上的高度一致,从而将个体整合到社会全体之中,维持并强化既有的社会秩序。”①可见“仪式”不仅能构建、强化集体认同感,同时也能赋予事件一种正式感和权威感,使参与到仪式中的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就完成了角色和空间的转换。互联网社会中,仪式呈现的渠道与方式逐渐多样化,转向与当代电子技术相结合的形式。如何将发达的电子技术与举行仪式相结合,呈现出更多内容的文化节目,追寻到仪式所承载的更深刻意义,成为当下电视节目十分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文化传承与媒介呈现

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过去以口耳相传为主的仪式形式作为一种社会框架必然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这种框架的变换即人们生活条件、社会关系的变化又势必会导致内容的遗忘。只有在社会的永恒发展与社会框架之间架起一道联系的桥梁,才能填补这种因断裂而导致的遗忘,此时,大众媒介便应运而生。

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中提到,过去通过专职人员进行文化传递的方式被新出现的大众传媒所取代②。同时,文化的传递以媒介化的展演形成了现代人生活中的重要的仪式,进而成为维系文化传承和社会关系的纽带。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在《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一书中强调电视是一种仪式性的表演③。电视通过对文化符号的选择和展示,以一种基于共同认知的具有种种象征意义的虚拟文化仪式来进行节目表演和文化共享,并且建构着集体记忆④。确实,相较于其他类型的大众传播传媒,电视媒介的仪式体验首先在于帮助人们确立各自的文化归属,同时在仪式化的心灵体验中对家国文化系统进行整合与建构。

在大众传播媒介出现之前,文化的呈现形式较为单一且传播效果有限,例如私塾、典礼、祭祀等,多为口耳相传的形式,这些古老的形式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或被变更,或被取代,有的甚至直接被摈弃,随之消失的是当代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淡忘和轻视。而原创类电视文化节目借助新的形式和外衣所要重现的,正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与传播过程中所蕴含的价值与意义。

近两年,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根基制作的电视文化节目在各大卫视轮番上阵,这股热潮以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于2013年8月2日播出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为起点,各大地方卫视随后争相推出特色节目。浙江卫视于2017年7月推出《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的衍生节目《汉字风云会》;湖南卫视推出配音节目《声临其境》、大型公益文化纪录片《百心百匠》、弘扬家风类节目《儿行千里》;山东卫视推出国学益智竞赛节目《国学小名士》;东方卫视则有人文类的《匠心传奇》、科技类的《科技大冲疯》和大型戏曲文化类节目《喝彩中华》;央视推出文物呈现节目《国家宝藏》、文化情感类节目《朗读者》、名人读信的文化综艺《信·中国》,以及吟唱经典类综艺《经典咏流传》。

这些文化节目都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底蕴和来源,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挖掘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丰富宝藏,然后以表演、配音、歌曲、朗读等形式,借助电视这一大众传播媒介以及其他新型媒介技术手段呈现在观众面前。这一过程将那些原本应该被铭记于心却在社会发展浪潮中被逐渐淡忘的经验和历史以一定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使之与现实相结合,厚重的历史被重新展现为一种符合当下受众心理和流行趋势的形式,在不断的仪式展演中将对过去的回忆与对未来的希望完美结合。

二、仪式展演的电视重构

2017年12月3日在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播出的《国家宝藏》,是一档以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为主旨的大型文博探索类节目。该节目为向来不了解文物的观众们解读其背后的故事,除了邀请具有公信力的明星嘉宾来进行文物故事表演外,还邀请了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馆等9 家博物馆馆长共同组成“点评团”,通过电视化语言的呈现让文物“活”起来。

(一)仪式空间的营造

《国家宝藏》在节目舞台呈现上处处体现出庄重和神秘的仪式感,力求为观众营造出一个身临其境的仪式空间。节目将话剧舞台的质感完美嵌入综艺节目模式之中,整体效果精致逼真,仪式感十足。

首先,该节目在舞台的设计上采用纵向及横向移动相结合的方式,利用高精度无轨车台达到窗口LED 的无缝对接,同时采用360 度全息幻影成像系统,将三维画面悬浮在柜体实景中的半空中成像,现场观众可以尽情观看3D 幻影立体显示特效,给人以视觉上的冲击。在“国宝亮相”的重要环节中,位于舞台视觉中心的纱盒环抱国家宝藏缓缓推出,真实再现了国家宝藏的影像全貌。

其次,节目灯光和色彩也是营造仪式空间的重要工具。节目中有上百盏追光灯,在开场与国宝亮相时使用白色进行呼应,在舞台剧呈现过程中既满足塑造前世人物和配合场景的需求,又用现代的灯光手段完成节目环节的视觉设计;在色彩选择上节目选取了黑色和铜黄色作为片头的主色调,烫金包裹着文物的动画形式给观众以极强的视觉沉淀感,再配以庄重浑厚的背景音乐,更能将片头打造成一场大型仪式的开场表演。在节目过程中红色、黑色作为主色调贯穿舞台剧的间隙,营造出强烈的庄重、神秘的气息,带给观众仿佛置身古代仪式场景的冲击感。

(二)仪式语境的呈现

片头结束之后,节目以悠扬浑厚的号角声先声夺人,然后随着演播厅的灯光逐次亮起,主持人张国立在观众的欢呼声中从舞台后方的大门入场,站定之后,张国立喊出节目口号:“一看我们就是一个年轻的节目,我们有多年轻?”观众齐声高呼:“上下五千年!”主持人与现场观众的互动,不仅拉近了观众与节目的距离,增强了他们的参与感,“上下五千年”的口号也让观众产生一种民族归属感和自豪感,这种开场仪式使得观众从心底生出对节目以及节目中所呈现出的文物宝藏及其背后历史意义的敬重。

每一期节目都会由一座博物馆选取三件镇馆之宝进行演示,在主持人介绍完参与节目的九大博物馆,馆长们依次落座之后,便会播放当期博物馆的宣传片。宣传片风格沉稳大气,于分秒之内见诸馆内珍藏,于馆长言语之间体现悠久文化。接着国宝守护人在介绍完自己所守护的国宝信息之后,便化身历史人物,以小短剧的形式将这件国宝的历史故事在现场演绎出来。

在国宝守护人进行“前世”再现的基础之上,节目还将与每一件国宝的“今生”有关的讲述人邀请上来,详细讲述国宝的“今生故事”,让观众们对国宝的理解与认知不仅停留在“前世辉煌”的印象中,还将与观众时代相近的“今生故事讲述人”搬到舞台中去,让观众们明白自己与国宝之间并不遥远,守护国宝的事情有可能发生在我们每一个普通人身边。

(三)文化情感的追寻

麦奎尔与温德尔认为,在仪式观中,传播不是获取控制的工具,而是通过欢庆、典礼、习俗、装饰等表演性质的活动完成意义的共享⑤。在传播仪式观中,大众媒介的发展跨越了时空,成为一种跨越空间和维系时间的介质,这一特性使其构建起了仪式化的时空场域⑥。

《国家宝藏》注重在仪式中呈现出一以贯之的民族情感,这表现在节目的形式与流程上处处流露出的庄重感和神秘感。节目运用现代电子技术将古老的仪式展现在屏幕上,通过动画制作、灯光舞美、音乐台词等,以古代器物为载体,以情景再现与专业解说为表现形式,用文化作为内核、综艺作为外壳,将深居各大博物馆之中的历史文物搬上荧屏,为观众举行了一场场古老与现代相融合的“仪式”。

观众在观看节目的同时,对国宝背后所承载的历史文化意义有了更加切身的感受,不仅能够唤起大众对文物的重视和保护,也在潜移默化之中构筑了中华儿女的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进而将自己中华儿女的身份固定在优秀的文化传统之上。至此,电视文化类节目所举行的“仪式”就成为了文化的核心和缩影。

三、仪式传播的文化价值

仪式是利用一套象征性符号进行的表演,以期达到意义的共享,尽管它的非理性因素伴随科学技术与世俗化的发展而逐渐淡化,但作为一种形式而传承下来,这其间充满了构成传播行为和过程的种种要素,从而仪式也构成了一种典型的传播活动⑦。凯瑞用“仪式观”的角度重新定义传播,它并不将信息的传递作为传播的重中之重,而是将构建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作为传播最重要的作用。这一传播的仪式观不仅突出了传播的仪式性,也强调了仪式的传播性,展现了传播与仪式之间的互动关系。同样的,优秀传统文化与电视媒介之间也是一种互相呈现的互动关系。

在世界文化大融合的背景之下,中华传统文化在具备其特殊可见性的同时,必须将优秀文化加以传承和创新。文化传承即社会文化的传继,是文化的“历时性”传播,是文化在诸如民族等社会群体的代际成员间作接力棒似的纵向传继的过程,它强调的不仅是文化从一代人到另一代人的纵向传继,即文化在时间上世代传递的过程,同时也强调了文化在横向上的传播,既包括具有同一特质的文化在同一社会群体成员间的扩散和传播,也包括不同特质的文化从一个地区或社会群体,到另一个地区或社会群体的传播过程⑧。近年出现的多档电视文化节目也不再仅仅局限于娱乐受众和传递信息,而是通过构造一种“仪式”来为人们提供一种特殊的体验,试图创造或者再创造人们理想中的道德规范的世界。

我国原创类电视文化节目通过构建空间和语境所塑造出强烈的“仪式感”,在传递智力信息的基础之上,构建并维系了一个具有强烈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的中国传统文化世界,这个世界是中华儿女形成身份认同和培养文化自信的内在驱动力,它形成了一种稳定而具有文化意义的社会秩序,同时也能体现传统文化在维系社会稳定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建成这样一种文化世界,对于被消费主义浪潮侵蚀、忽视精神文化培养的国人来说,无疑是修补民族文化在传承之时产生断裂的有效方式。

注释:

①[法]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东,汲喆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8.

②[美]尼尔·波兹曼.童年的消逝[M].吴燕莛 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50.

③[美]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媒介事件[M].麻争旗 译.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6.

④张媛.从“仪式”走向“神话”:电视晚会的文化价值分析[J].新闻知识,2016(07):3-6.

⑤[英]丹尼斯·麦奎尔,[瑞典]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M].祝建华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50.

⑥⑦谌湘闽.詹姆斯·W.凯瑞.传播仪式观研究[D].长沙:中南大学,2013.

⑧张继梅.文化自觉与文化传承[J].齐鲁学刊,2013(04):6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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