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为共和 死为共和
——河南辛亥革命领袖张钟端与《河南》杂志革命思想述略

曹辰波

（郑州财税金融职业学院 基础部，河南 郑州450048）

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因连年自然灾害，加上官僚的贪婪掠夺以及清政府对地方的严密控制，地处中原的河南经济一片萧条，民众生活苦不堪言。河南的有识之士纷纷奔赴日本，学习先进文化知识，探求救国救民道路。其中，以张钟端为首的部分留日学生受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影响，在东京成立同盟会河南支部，创办报刊，积极配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宣传三民主义，宣传救亡图存，为反清排满、民主共和大声疾呼。

张钟端，字毓厚，别号鸿飞，河南许州（今许昌）人。“为人慷慨不羁，好大言。乙巳年游学日本入宏文学院习普通科后入中央大学，专攻法政”［1］。在东京留学期间，张钟端加入同盟会，并同河南留日学生创办《河南》杂志，出任总经理。该刊被称为首屈一指的留学生刊物，“足与《民报》相伯仲”［2］，每期销数可达数千份，有时还需要再版加印。作为总经理的张钟端，不仅为杂志的出版发行做了大量工作，而且亲自撰写文章。在我们看到的9期《河南》杂志上，张钟端撰写的文章就有6篇之多。它们分别是《平民的国家》《对于要求开设国会者之感喟》《蝶梦园诗话》《土耳其立宪说》《东西思想之差异及其融合》《劝告亟行地方自治理由书》等。这些文章都是《河南》的旗帜，集中体现了《河南》的革命精神。但令人遗憾的是，一直以来，学界对张钟端的研究多是集中研究作为河南辛亥革命领袖的张钟端，却鲜有人研究作为《河南》总经理的张钟端及其在《河南》发表的文章。

本文试图从张钟端的革命思想入手，进一步探讨其思想对《河南》的影响以及《河南》在张钟端短暂的生命中的位置。

一、创办《河南》，牖启民智

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同时创刊。《民报》以“三民主义”为理论武装，成为同盟会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舆论阵地。在《民报》带动下，同盟会各省分会也纷纷创办报刊，如《四川》《云南》《洞庭波》等。这些杂志立足本省，放眼全国，不遗余力地宣传革命思想，在舆论上给《民报》以极大声援。

同盟会河南分会因原有刊物《豫报》宣传思想滞后，决定创办新的刊物。对于新刊物的名称，《河南》杂志在创刊号的“简章”中写道：“由于新报为河南留东同人所组织，对于河南有密切之关系，故直名曰《河南》。”后经分会骨干推选，张钟端担任总经理，刘积学为总编辑。1907年，“河南孀妇刘青霞女士来游日本，河南同乡开会欢迎后，张钟端等以《河南》全体名义向刘女士求款一万五千两”［3］，为《河南》杂志的创办提供了雄厚的资金支持。自此，张钟端开始执笔在《豫报》上连续刊登广告，宣传《河南》鲜明的革命立场，吸引有志之士向《河南》投稿：

“登嵩峰而四顾：京汉铁路攫于俄，直贯乎吾豫腹心；怀庆矿产攘于英，早据夫吾豫吭背。各国垂涎而冀分杯羹者，复联袂而来同人忧焉，为组斯报，月出一册，排脱依赖性质，激发爱国天良，作酣梦之警钟，为文明之导线，对本省励自治自立之责，对各省尽相友相助之义，将次出版，盍速来购。”［4］

此文虽为广告，但字里行间昭示着该刊为激发爱国天良、警醒国民的办刊宗旨，体现出张钟端等人救亡图存的迫切愿望。《河南》坚定的革命立场，吸引了鲁迅、周作人、许寿裳等一大批有志之士纷纷向《河南》投稿。有了充足的办报资金和较为固定的稿源，1907年12月，《河南》正式创刊。

关于《河南》的办刊宗旨，创刊号“简章”中明确指出“本报以牖启民智，阐扬公理为宗旨”，并在当期《发刊之旨趣》中做了进一步的阐释：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将即于奴，寂寂江山，日变其色。各国互相协商，其视中国久非全牛。第三次瓜分之势焰，又日夜咄咄逼人，如潮汐之乘风四涨，有进而无休”的民族危亡时刻。中国沿海已被列强侵占，河南暂且避开列强侵略的虎口，但覆巢之下安得完卵。“中国之亡也，必并河南而亡之。列强之瓜分也，必并河南而瓜分之。”而“今日我国最大问题有过于中国存亡者耶？或存或亡。内察诸自国，外窥诸列强，其问题不已解决，而旦夕趋于亡之”。牧民之道，务在安之。时值国难当头，腐朽的清政府却对外勾结列强，对内残酷压榨人民，长此下去，“政府断送中国必并河南而断送之”。然“我四万万同胞脑量不减于人，强力不弱于人，文化不后于人，乃由人而降为奴，是稍有人血人性者所不甘”。因此，我广大同胞“不能不赴汤蹈火、摩顶断脰以谋于将死未死之时”。《发刊之旨趣》饱含着忧国忧民的热血情怀，殷殷忠告华夏同胞：中华危矣，河南危矣！我泱泱大中华，断不可葬送在没落腐朽的政府手中！慷慨激昂的言辞，无疑是对清政府的宣战书！

二、倡导“平民的国家”，激发平民爱国天良

《河南》作为一种综合性刊物，开设栏目众多。《河南》刊登了大量有关河南风土民情的内容，体现了鲜明的地方特色。但是，《河南》的主要目的是宣传三民主义、反清排满、救亡图存，因此，“论著”栏目是其最用力的地方。尤其是张钟端撰写的针砭时弊、饱含革命思想的政论最引人瞩目。其中，创刊号上的《平民的国家》一文，张钟端提出了平民“竞争论”“国家论”的主张。其目的在于唤醒沉睡的平民，激发平民的爱国天良。这些观点是张钟端多篇论著论证的核心，也是他革命思想的精髓。

《平民的国家》高屋建瓴，视野开阔，放眼全球：“今日之竞争，谓为国际的竞争，可谓为平民的竞争。”而这是中国平民所意识不到的。中国历史悠久、疆土辽阔、物产丰富，致使中国平民“自视其国为世界”，而无国际观念，更意识不到国际的竞争。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欧洲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崛起。但这些国家国土面积狭小、人口众多、资源匮乏，严重阻碍其资本主义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再加上受马尔萨斯《人口论》和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思想的影响，崛起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保障其平民生存的权力，纷纷走向对外殖民扩张的道路，以攫取海外殖民地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从而扩大商品市场。缅甸、安南（越南古称）等国相继沦陷后，中国自然成为列强下一个瓜分的对象。张钟端列举安南亡国，其平民迁徙权、言论、书报皆被禁，除纳税权外无有它权；印度、缅甸亡国，“享利则未有余”；“犹太种族之漂泊，非洲土人之沦没、美洲红人之凋残几尽”的事例史实，借此告诫“梦梦焉，僻处于地球之东北角而自大自尊”的中国平民：列强侵略的爪牙已伸向中国，尽管中国尚未完全沦为殖民地，但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平民断不可夜郎自大，毫无危机感。

张钟端认为，欧洲列强和安南、印度、缅甸、犹太人等被侵略国的平民同为世界之平民，但因其国家的强弱，平民的权利却截然不同。归根结底，在于是否拥有“国家”这张“护身符”。“有国家之权力，即可为世界之平民；无国家之权力，即丧失其为世界平民之具。平民人格固与国家人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张钟端进而指出：“国家非君主的国家，政府的国家，乃为平民的国家。”广大平民，不分民族、地位尊卑，都应该享有应有的权利，但更应该负起爱国救亡的责任。但是囿于几千年的封建思想统治，中国平民往往误以为君主是神的化身，神圣不可侵犯，更视官吏为自己的衣食父母。他们认为国家是君主私有占有物，它的存亡全在于君主，救亡图存是官吏的责任。张终端认为这种奴性思想和“平民之国家”是背道而驰的，在国家和个人安危面前，保卫国家即是在保护自己，国家之所以置平民个人之前是因为唇亡而齿寒。平民只有依赖于国家的存在，权利才得以享有。张钟端疾呼：

人生终不能自外于一国而别于国亡以后。求生存之法则，扶危而使之安，救亡而使之存，亦不过为我自身图保存立，增进幸福。何得容其谦逊，亦何容其顾虑！而乃足进趑趄，口言嗫嚅终日皇皇徘徊于不足轻重之蛙名蝇利，以视神舟陆沉，销镕种族于尽净，固不为人顾宁不为己顾乎！

爱国救亡对于平民而言，不仅仅是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利，更是一种民族大义。平民应当将“国家”二字，时印于平民之胸头；国家之体制，常压于肩上。张钟端谆谆告诫：保我国家地位之存在，保我人民权利之享有，舍爱国之心外，别无他道！莫要等国家灭亡，再去谈平民的权利和幸福！莫要为了蝇头小利和一己利禄，则趋腥若蚁，麻木不仁！今日之中国岌岌可危，救亡图存、保家卫国，不待它时，即在今日！

三、驳斥改良论调，鼓吹暴力革命

国难当头，清政府却奉行“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政策。这样的政府，人民当然不满意，人民就有权干涉政府，“扫其庭而犁其穴”，推翻旧政府、建立新政府。张钟端在连载于《河南》杂志第4期、第5期的《对于要求开设国会者之感喟》一文中大声疾呼：

故时至今日，政府与平民既成绝对不相容之势盖政府之心既以一保其专横之目的为前提，对我平民即无反抗时犹施极端之压制，况其要求者乃绝对与彼为反抗之行为，而彼之为一身权利之存亡，又势必出死力以与我平民抗。我平民能力不足抗彼之一日，即犹是不能脱彼范围之一日。故欲大告成功，完全以达其要求之目的者，则舍革命军而外更无他道以处此也。盖吾为此言，吾非好为暴动而不惜流血之惨状也，吾实见夫非此不足以达此目的。

张钟端一针见血地指出政府与平民的矛盾已不可调和，救国强国的根本途径是唤醒民众、激起革命斗志，推翻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但是他也意识到平民反抗，必定会遭到清政府的镇压。面对镇压，张钟端认为必须成立革命军，以革命的武装反抗反动政府的武装。

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惊惧于思想界权威地位的动摇和丧失，企图驳倒同盟会提出的革命纲领，阻遏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此时，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推动下，清政府也开始实施立宪。张钟端洞若观火，在该文中对开国会、立宪的言论给予了深刻揭露和猛烈回击。张钟端指出，立宪派所谓的国会乃“无人格之国会，不惟增平民之痛苦，增政府之恶劣，其害之影响，且将使国家之速其亡”。中国封建专制的君权思想根深蒂固，清政府向来是“挟其特权，操其武力，以肆行漫天拘束之势”，一旦要“解其权，扫其威，使与我平民相等”，君主与满族贵族、在朝的汉人权势者也断不能答应。因此说，不废君权而开国会，只会加深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同时，张钟端还以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的事例加以佐证。他在《河南》第7期《土耳其立宪说》中指出：纵观东西方专制的君主，向来是打着“民权”的幌子实行压制政策，原因在于威权失则生命危，最终致使子孙的王位不保。倘若平民的力量“苟不足以胜政府之一日，亦即宪政不能实施之一日，盖政府为保其自身之利益计，故不惜出死力以抗之”。既然如此，平民就应该拿起武器与政府抗争，而不应该对政府的“预备立宪”抱有幻想。

张钟端在对开国会、立宪言论批判的同时，以鲜明立场论述了自己的革命主张，即实行民权立宪，依靠“平民的革命”，斩木为兵、揭竿为旗，以暴力推翻政府，实行地方自治，实现救亡图存。他在《河南》第6期《劝告亟行地方自治理由书》中直言：

国家之竞争非不在新军财政也，内治之改革非不在立宪国会也，地方之振兴非不在教育实业也。然欲达此诸种之根本的进行，则实非地方自治莫为功也不有良法，何图将来，不先自兴，奚问国是。

在这篇文章中，张钟端通过对西方国家政治史和国内现实的分析，认为中国应效仿英美实行地方自治。地方自治，能培养平民的民主意识，实现与政府对话的可能。至于自治的真正含义，他阐述道：“今日之言地方自治，即不可仍用保甲之制，必须确定其组织完全独立，以自由行使其意思为人民谋至大之幸福，不责成于个人，须大众以公任，不与地方官为反对，亦不受地方官之胁迫。”

除此之外，张钟端在《河南》第6期《东西思想之差异及其融合》中，对比日本与西方思想文化的差异，在思想文化层面上揭示了近代以来西方各国逐步强大、东方各国逐步变弱的深层原因。通过阐述法制与人情、道德与经济的关系，他提出了开通学术、引进外来科学文化来达到富国强国的主张。

四、壮烈牺牲，用生命践行《河南》精神

1911年夏，受同盟会总部派遣，张钟端告别已怀孕8个月的日本妻子，回国参加革命起义。1911年10月10日，张钟端参加了武昌起义，“被武昌起义军政府任命为参谋长”［5］。截至当年11月底，在全国25个省区中，共有15个省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府。河南地处中州腹地，南接武汉，北接京津。如果河南宣布独立，不仅可以截断湖北和豫陕边境清军的后路，使之陷于腹背受敌、补给无从继的绝境，还能为独立各省的北伐打开通道。但在清廷重臣袁世凯的严密控制下，河南的起义活动却迟迟未有大的动静。

鉴于此，张钟端主动请缨回河南发动革命。他到达开封后，立刻设立秘密机关，以法政学堂学生和河南革命志士为骨干，联络“仁义会”等组织成立革命军。为实施起义计划，张钟端等召集新军、五区巡警和开封附近各县的革命党人和民间武装代表，在开封公立法政学堂聚会。会上，张钟端鼓励大家：

“今兹革命成败，即汉人存亡关键，诸君当以决心从事，努力进行，毋贻汉族羞！且人生自古谁无死？惟取义成仁，方能不朽。彼饱食暖衣、醉心利禄、逸居待毙者，与禽兽奚择哉！”［1］

张钟端的誓言，鼓舞了革命党人的勇气和信心。与会同志纷纷推举张钟端为革命军总司令，并决定于1911年12月22日夜在开封举行起义。不料立宪派盟友秘密将起义计划向河南知府齐耀琳告发。齐耀琳和巡防营统领柴德贵商议后，决定利用革命党人对柴德贵的信任，密派巡防营总稽查张光顺等假意投诚，参与起义，并焚香发誓，歃血为盟，从而探悉革命党人的行动方案。革命党人在密谋起义时，齐耀琳和柴德贵已悄悄地张开了大网。22日夜，各路起义人员都已做好准备。张钟端和部分起义骨干在省优级师范学堂西一斋做起义前的最后部署，但此时斋房周围早已暗藏杀机。当晚11时，埋伏在学堂附近的巡防营士兵在柴德贵的率领下，冲进斋房，将张钟端等人逮捕。

由于当时南北已经实现停战议和，清政府不便公然残害革命党人。因此，他们指派酷吏连夜逼供。“行刑者先后用军棍、皮鞭、火香、夹棍严刑拷逼并用铁锤叩胫敲肘，（张钟端）骨肉破碎，血淋直下。”［1］面对敌人的威逼酷刑，张钟端铁骨铮铮、毫无惧色。他宁死不屈，宣称“满奴汉奸外，皆是同党”［1］，并怒斥行刑者：

“抗争以天不祚豫事之不成数也，汉族健儿岂屑向满奴乞命哉！自由幸福靡不由积血购来！吾人不流血，谁复肯流血者！但尔辈亦属汉种居然效忠满奴自残同类，反躬自问良心应知愧怍。指日民军北上，扫虏穴廷，凡属汉奸难逃斧钺幸抉。吾目悬诸国门旦暮望之耳。”［1］

为避免因搁置太久引起舆论公议，河南巡抚齐耀琳决定以打击“匪党”名义，立即处死张钟端等人。在赴刑场之前，张钟端在狱中与同时被捕的周维屏握手痛言：“吾等亡日系生离死别之时，顾君生一时负一时之责任。刻骨铭心勿忘今日，倘异日脱离难关再接再厉，吾当九泉相助，共成大业，为吾等复仇，不忘为同胞复仇也。”［1］

刑场上，张钟端视死如归，大义凛然地高呼：“革命万岁！”“共和万岁！”残暴的刽子手将其缚在桩上，用枪近距离瞄准头部，连放10余发，直至头颅破裂，不可辨认，再击其下部。行刑过程，惨绝人寰，目不忍视，耳不忍闻！更令人发指的是不许收尸。尸首被暴城外多日，后由沈竹白等殓葬于开封南关。几十年间，几经迁葬，张钟端与其他10名烈士最终安息在开封禹王台“河南辛亥革命十一烈士墓”，供后人凭吊瞻仰。

五、结语

在短暂而光辉的生命历程中，通过创办《河南》，张钟端的领导才干得以锻炼提升，为其后来执河南辛亥革命之牛耳奠定了基础；借助《河南》这个平台，张钟端推翻帝制、救亡图存、革命共和的思想得以发抒、传扬。从公费留学日本到成为同盟会早期成员，从创办《河南》杂志到刊物遭禁被拘，从投身武昌起义到发动河南起义，张钟端生命的轨迹，是一条为实现共和的成仁之路。张钟端最后用生命践行了《河南》精神，用鲜血染红了共和的旗帜。张钟端与他创办的《河南》杂志，为共和而生、为共和而死。《河南》为辛亥革命的鼓吹之功将永垂史册！张钟端与《河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