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0年汉语逆序词研究（1949—2019）

孙 霞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逆序词①目前，学术界关于逆序词的称呼、语素的界定等概念众说纷纭，没有定论。曹炜称这类词为“逆序词”，指明其均为双音节词，都是成对出现，为一组词，并列出8种伪逆序词，其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次序有别”，即“逆序”。（参见曹炜：《现代汉语词汇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7页）本文认为可采用“逆序词”这一说法，简练明了，更能准确反映这类词的特点。是汉语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种重要的语言词汇现象，早在《诗经》等古代文献的词汇中就已出现，如《诗经·周南·桃夭》中就有“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和“之子于归，宜其家室”[1]，其中“室家”“家室”是一组逆序词。逆序词，也称“同素逆序词”“同素异序词”“同素反序词”“同素颠倒词”“同素倒序词”“颠倒词”“倒文词”“字序对换的双音词”“序位颠倒的同素词”“双音节的交替形式”等，指的是“词内部语素的语音形式、书写形式、意义完全相同的线性次序相反的一组词”[2]217，即一组逆序词的内部语素语音形式、书写形式和意义完全相同，仅仅是排列的次序有别。

新中国成立初期，学术界开始密切关注汉语逆序词的研究。从1949年始至2019年3月，相关著述近三百篇，可谓成果丰硕。

一、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汉语逆序词研究

最早研究汉语逆序词的论文见于20世纪50年代，岑时甫的《“和缓”呢还是“缓和”？》[3]和惠穗的《请给它们一个“考验”的机会》[4]都讨论了汉语逆序词的规范化问题。同年，隋树华、张梁、汪惠廸在研究中提到“汉语里有一些合成词，它们的词素完全相同，可是排列顺序的先后正好相反，换句话说，就是字字颠倒过来了”[5]，从词义的角度首次对这种情况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丁勉哉将“词素相同而结构次序相反的词”称为“同素词”，他在《同素词的结构形式和意义的关系》一文里，探讨了现代汉语中这种词的结构形式和意义的关系问题，并将同素词分成三类：两词意义完全不同的，意义相近但还是有细微差别的，意义用法全部相同的。[6]

20世纪50年代末，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教研组编著了《五四以来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特意讨论了“词素次序不固定现象”，认为词素的次序不固定是受古汉语中文言文体和日语词等因素的影响，将其看作是词汇没有规范的混乱现象，并列举出32组这种词素顺序不固定的现象。[7]进入20世纪60年代，郑奠的《古汉语中字序对换的双音词》把前代文献中所见到的64对双音节字序对换的一些例子，按照在古汉语和现代汉语的使用情况，分为五类排列出来进行论述，是从古代汉语的角度对逆序词的初步探究，为汉语史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资料。[8]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整整10年，学术研究陷入了沉寂期，汉语逆序词的研究也同样如此。20世纪70年代末，学界重新开始关注汉语逆序词，主要研究逆序词的形成原因和语法功能等方面。曹先擢最先探讨了古汉语逆序词的部分成因，并对古汉语中并列式逆序词同义词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和多角度的探讨，认为古汉语中存在大量逆序词是受方言中逆序词的影响，研究颇有价值。[9]

关于逆序词属于造词法还是构词法的问题，沈士英的《字序对换的双音词新探》从构词法的角度考察双音节的内部构造中发生的字序对换的特点，明确了现代汉语逆序词的增多是汉语发展的必然结果，其来源有三个方面：古语词、外来词和方言词。[10]他还注意到逆序词可以起到特定的修辞作用。

总之，新中国成立初期，有关汉语史的学术研究刚刚起步，特别是汉语词汇的研究非常薄弱。20世纪80年代前，汉语逆序词的研究成果并不丰硕，其主要贡献是明确了逆序词是汉语词汇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种重要的语言现象，并对其进行简单说明和初步探索。这一时期是研究汉语逆序词的开端，为之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汉语逆序词研究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是各个研究领域迅速发展的时期，汉语逆序词的研究也不例外。

（一）关于逆序词的整体性研究

这一时期，关于汉语逆序词的著述并不多，其中代表性的著作是佟慧君的《常用同素反序词辨析》[11]。该书共收入现代汉语中常用的同素反序词150对，既对这类词进行了命名、界定，还选用了文艺作品中的典型例句，分别从构词法、读音声调、词性、词义、语法功能、词的搭配、感情色彩、适用时代、场合和反义词等角度，对所选的词目进行阐释和辨析。该书理论新颖，语料丰富，言简意赅，对汉语词汇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作者研究的重点在于“如何辨析同素反序词”，并提出了辨析同素反序词的十个角度，其分类标准比较细致和全面，对于正确阐释同素反序词的词性、词义、语法功能等都大有帮助，也为汉语词汇的研究提供了参考。

程湘清主编的《先秦汉语研究》[12]和刘叔新的《汉语描写词汇学》[13]虽不是研究逆序词的专著，但也涉及逆序词的讨论。程湘清在对先秦双音词的研究中发现先秦时就有“民人——人民、朋友——友朋、衣裳——裳衣”等逆序组合①曹炜指出：程湘清认为的逆序组合还不是词，依然属于自由短语。（参见曹炜：《现代汉语词汇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1页），他认为：“有些联合式双音词的两个词素排列顺序（姑且叫字序）可以相互倒置”，而这类双音词字序可以相互颠倒，是因为“这类双音词的产生一般不需要经过一个词组凝固的阶段，可以径直在交际中应用”，并且指出，“这种同词异序现象不但先秦存在，而且从古至今都存在”。[12]96-99刘叔新的《汉语描写词汇学》主要探讨了现代汉语逆序词的来源问题，刘叔新认为“只需要将一个复合词的词素先后顺序颠倒过来，非常简单，不受语义相反或类比的限制”，书中还指出这是属于造词法的范畴，因为“倒序型的改造法远远比换素型应用得更加广泛、频常，而且有久远得多的历史，倒序型为意义明显不同的和意义差别细微两类”。[13]

此外，崔玉松主编的《简明逆序词词典》[12]是国内为数不多的汉语逆序词词典。它不同于一般的词典，该词典分栏编排，按音序排序，分组出现，使用者可以快速检索到词以及同组逆序词，非常方便。但其所收录的逆序词不详尽，给出的解释不充分，例句过于简单，因此参考价值有待商榷。

除了上述这些逆序词的研究著作外，这一时期，还有大量有关逆序词整体性的研究论文，主要是从共时角度对某一时代的逆序词进行宏观研究和分析，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现代汉语逆序词方面。李运熹的《同素异序词刍议》从构词、组合关系、语法功能、意义等方面对现代汉语逆序词进行全面考察，并对逆序词的两个成因进行了说明：一是在汉语构词过程中，由于语素次序不固定而产生的并行现象；二是人们利用次序的不同来表示两个语素间不同的关系，构成两个不同意义的词。[15]

张琪昀的《倒文词考察》基于《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统计出529对倒文词，从词义、词性、词的结构三个角度对其进行考察，并分为八类：同义同性同构、同义异性同构、同义同性异构、同义异性异构、异义同性同构、异义异性同构、异义同性异构和异义异性异构。[16]

高元石的《〈现代汉语词典〉的同素异序说略》基于《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和《〈现代汉语词典〉补编》（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收录的大量的逆序词，从意义、义项、结构、词性、声音、分布、来源等对其进行探究，举例丰富，说理严谨，有较强的借鉴意义。[17]

薄家富在《也谈同素异序词》中认为，逆序词是汉语的一种特殊的构词形式，他重点讨论了逆序词的语义特点并对其进行分类。对逆序词的辨析，他提出应采用“结构方式——意义（语素义和词义）——用法”相结合的方法。[18]这种辨析方法面面俱到，效果要比仅从某一个方面辨析要好得多。

张寿康、林杏光的《现代汉语中词素对换的双音词》[19]、周荐的《语素逆序的现代汉语复合词》[20]、茹家伟的《浅谈现代汉语中的同素反序词》[21]、刘继超的《论同素逆序构成的新词》[22]和谭汝为的《同素逆序词四论》[23]，也从不同的方面对现代汉语中的逆序词进行了宏观分析和研究。特别是《同素逆序词四论》，对现代汉语逆序词同义词的界定、词义、词性、结构等诸多方面作了极为有益的探析。[23]

古汉语逆序词的研究成果并不多。朱千波的《从“加增”谈到古汉语双音词的字序对换》重点分析了6对古汉语逆序词，认为逆序词的成因是“当时双音节词同义连用，结构比较松散，导致连用的部分顺序不固定”。[24]洪丽娣的《古代汉语中同素异序词的研究》则是从共时的角度，对语素意义、词性、词义方面进行描述，认为古代汉语中的同素异序词是联合式复合词的一种，因此构成复合词的两个语素顺序可以互调。[25]

张永绵的《近代汉语中字序对换的双音词》对近代汉语中的逆序词进行分析和研究，并按其发展和使用情况，分别列举了85对字序对换的双音词，将其在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中的意义和用法方面的区别进行分析说明，并指出其发展趋势，为研究汉语规范化提供了参考。[26]

（二）关于逆序词某一方面的专门性研究

除了对上述关于逆序词的整体性研究外，还有许多文章针对逆序词的某一方面进行专门性研究，主要涉及逆序词的语音、成因、修辞作用和规范等。

关于逆序词的修辞功能及规范化问题，梁荫众的《略论同素词的修辞作用及其规范化问题》对逆序词的修辞作用进行初步探讨，认为必须重视逆序词的规范化问题。[27]吴占海的《同素反序词及其语音修辞作用》也从语音角度讨论了逆序词的修辞作用。[28]

侯敏的《同素异序词的发展和规范问题》[29]和杨奔的《关于同素反序词的规范问题》[30]对逆序词的规范问题进行探讨。侯敏对书面语料进行分析和整理，从心理和生理角度加以解释，探讨部分逆序词的存留问题，提出，对于不同类别的逆序词应采用不同的规范标准。[29]杨奔也认为要以慎重的态度对待逆序词，“既不能一概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而应当依据普连性、必要性、明确性的原则，依据汉语发展的客现规律，分清所要规范的对象，具体情况具体分析”[30]。

关于汉语逆序词的成因问题，千里的《古代汉语同素逆序词历时演革浅探》从历时的角度，对古汉语的同素逆序词（指字序可以互换而意义保持不变的双音词）由古代到近代，再到现代的演变进行纵向考察，以解释其历时演革的大致轨迹及其成因。[31]杨奔在《汉语同素反序词源流初探》中根据已有的材料，指出：“同素反序词的产生和发展，是有其悠久的历史渊源和内在的发展规律可循的，它与汉民族思维特点、汉语构词法、诗歌等韵文叶韵、语言修辞的需要、方言分歧、口语与书面语存在着距离、造词过程中偶合等因素有关，它不仅涉及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领域、而且还涉及语言学、汉语史、方言学、修辞学等诸多学科。”[32]

随着认知心理学在国内的发展，学者们也开始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逆序词。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是彭聃龄、丁国盛、王春茂等的《汉语逆序词的加工——词素在词加工中的作用》[33]。

有些学者对某一专书或同一作家的系列作品中的逆序词进行考察。韩陈其的《〈史记〉中字序对换的双音词》是首篇对专书中的逆序词进行分析和研究的文章，对《史记》中的62对逆序词加以列举和分析。[34]鲍延毅的《〈金瓶梅〉逆序词与中古词汇变迁》[35]和潘攀的《〈金瓶梅词话〉中的同素反序词》[36]都是以《金瓶梅词话》为语料，展开对逆序词的讨论。①两位学者研究的重点和方法略有不同。鲍氏由《金瓶梅词话》中“油酱”和“酱油”展开对逆序词的讨论，指出逆序词是中古汉语向近古汉语演进过程中自然出现的一种语言现象，受时代的影响，是汉语与汉字重趋协调的体现，也与语言的多元化有关。潘氏考察《金瓶梅词话》中71组同素反序词的异同及其发展，并概括出四个方面的特点：一是意义关系以同义为主；二是内部结构以并列为主；三是同素反序关系具有临时性、过渡性；四是AB不同义的同素反序词生命力较强。

刘福铸的《冰心作品中的同义逆序词》[37]和何梅的《也谈鲁迅作品中的同素反序词》[38]分别对冰心和鲁迅作品中的逆序词进行研究，从不同角度讨论逆序词的异同，探究其一般规律，从而推及汉语词汇的发展情况。

张靖的《公安司法用语中同素反序词探微》是以公安司法用语中的逆序词为研究材料，语料非常新颖，为其他学者语料的选取提供了新的思路。[39]

（三）关于逆序词的跨语言比较研究

这一时期，开始出现逆序词的跨语言比较研究，主要是对汉语与日语、英语、韩语中的逆序词进行对比讨论。

方明礼在《谈日汉字序颠倒词及其他——兼与杨开济等同志商榷》中提到日语汉字词中的特殊现象：“日语中有一部分汉字词与汉语词字序相互颠倒，还有一部分与汉语词相同，字序可以前后颠倒。”[40]方明礼以当时出版的日语杂志和书籍中的文章为例，展开相关的论述，从词性、词义、语法功能、感情色彩等方面对这些文章中的日语汉字序颠倒词进行逐一考证，并将这类词进行简单的分类，是对日、汉语中的逆序词的初步探索。

周福芹的《英汉词语同素反序现象比较谈》是从英、汉两种语言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对英汉同素反序词的构词、读音、词义、词性及语法功能变化等方面逐项进行分析比较。[41]

韩在均的《同素同义逆序词在汉语韩语中的差异表现》，运用大量资料，整理和归纳出汉语与韩语中相关的同素同义逆序词，并对其进行详细的分析比较，揭示了同素同义逆序词在汉语、韩语中的词义差异，同时阐述了韩语中汉字词的来源。[42]

（四）关于方言逆序词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降，学者们开始注意到方言中的逆序词现象。一般来说，普通话（或北京话）中有一序AB（如“公鸡”），方言中存在其逆序BA（“鸡公”），那么AB和BA则为一组逆序词。这一时期，对于方言中逆序词的研究和分析，大多是关注其性质和来源。项梦冰的《试论汉语方言复合词的异序现象》率先提出“复合词异序”是汉语方言词汇的一个重要现象，重点在于确定“异序词”的性质，至于异序词有哪些，在方言中的分布情况如何，文中都没有进行讨论。[43]

刘勋宁的《陕北清涧话的逆序词》[44]、张崇的《延川方言的逆序词》[45]、张光明的《忻州方言逆序词》[46]和张惠珠《略论闽南方言与普通话双音词中的同素反序现象》[47]等，也对方言中的逆序词进行了探讨。刘勋宁将陕北清涧话中“构词词素与北京话相同，但排列顺序与北京话相反的词”称为“逆序词”，列举了三十多条这类逆序词，并进行举例和解释。[44]张崇和张光明分别介绍了延川方言和忻州方言中的逆序词现象，列举出某地一些与北京话相对应的逆序词，并对照北京话的说法，举出方言中的用例。[45-46]张惠珠是从闽南方言与普通话双音词中的同素反序现象入手，按构词方式对收入《普通话闽南方言词典》（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中的几十对逆序词进行归类分析，并试图从汉语词汇发展史的角度，对这种现象的成因作了探讨。[47]

此外，一些方言志中也涉及逆序词的归纳和分析，兹不赘述。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汉语逆序词的研究处于发展上升阶段。短短20年，其研究范围之广泛、角度之全面、方法之多元、成果之丰硕，令人惊叹。

三、21世纪的汉语逆序词研究

进入21世纪，关于汉语逆序词的研究有了更大的发展，可谓成绩显著，呈现出如下特点：研究范围更加广泛，研究角度更加全面，研究方法更加多样。

（一）关于逆序词的整体性研究

这一时期，汉语逆序词的研究还是以现代汉语为重点，对古代汉语及近代汉语的研究有所增加，大多是从共时层面对逆序词进行宏观的整体性研究，基本展现出逆序词从古汉语到现代汉语的发展概况。

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专著为张巍的《中古汉语同素逆序词演变研究》[48]。该书通过对《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史记》《汉书》《论衡》等十余部中古及中古以前的代表性专书中的逆序词进行详细调查和穷尽性统计，首次绘制出从先秦到中古时期常见的汉语逆序词的“分布图”，对古汉语中的逆序词的结构类型、语义语用、演变、成因进行了探析，多角度、多层次地统计了中古汉语中逆序词的使用频率，揭示其语言特点及系统性。同时，对汉语、日语、韩语之间相对应的逆序词进行比较分析，是汉语逆序词跨语言比较研究领域的优秀成果。张巍的研究重点是中古汉语逆序词，从汉语发展史来看，中古时期上承上古汉语、下启近代汉语，是汉语发展变化的关键时期，因此这本书帮助我们更全面地把握词汇的发展规律，对于汉语词汇史研究、辞书编纂以及词汇教学等均大有裨益。

曹炜在《现代汉语词义学》（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和《现代汉语词汇研究》中也有对逆序词的讨论。特别是《现代汉语词汇研究》一书，不仅对逆序词进行了界定，列举出8种伪逆序词，还通过对《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所收录的逆序词进行抽样调查，发现三分之一的逆序词内部结构形式相同，其中以联合型居多。该书还指出现代汉语逆序词的一个新来源，是从所谓的“台湾普通话”和“香港普通话”中引入新词而形成的。[2]217这两部书虽然不是研究逆序词的专著，但其中涉及逆序词的部分对逆序词的研究很有帮助，并且作者多角度的研究方法、严谨的治学态度都值得我们学习。

伍宗文的《先秦汉语复音词研究》[49]、程湘清的《汉语史专书复音词研究》[50]和刁晏斌的《现代汉语史》[51]等也涉及逆序词的讨论，这里不再赘述。

另外，杨英耀的《同素异序词应用词典》[52]是当下最实用的汉语逆序词词典。相比于20世纪的《简明逆序词词典》（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这部词典引例丰富，言必有据，用实例界定词义的异同，很有说服力。这部词典也可以作为深入研究逆序词的素材。

除了上述研究逆序词的专著外，这一时期更多的研究成果是期刊论文。

21世纪初期，大多数学者以现代汉语逆序词为研究中心。张其昀的《现代汉语同素词通考》从词义、词性和词的结构三个方面，以概述与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对846对现代汉语中的逆序词进行系统而细致的定性、定量研究。[53]唐健雄的《现代汉语同素异序词语分析》[54]和王俊霞的《现代汉语中的AB/BA式异序词》[55]，都是以《现代汉语词典》中的逆序词为研究对象，唐健雄从词典释义、结构形式、语体、韵律、规范等方面对其进行分析，而王俊霞则主要探求其语音形式和意义类型。

词研究古汉语逆序的学者有伍宗文[56]、马显彬[57]、刘艳萍[58]、姜黎黎[59]、苏延烨[60]、贾利青[61]、宋琳[62]等。伍宗文都对上古时期的逆序词进行了考察。贾利青在对称谓词进行结构分类的基础上，对逆序词进行语义分析，认为并列式和偏正式称谓词中都存在同素异序的现象，且词义指涉范围广。[61]马显彬和苏延烨从词义、词性、结构等方面对古汉语中的逆序词进行了考察。[57-58]还有不少学者对敦煌变文[63]、中古佛经[64]、郭璞注[65]、汉魏六朝碑文[66]等古代文献中的逆序词进行了探讨。

这一时期，近代汉语逆序词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曹延玉的《近代汉语同素逆序同义词探析》[67]和孙晓玄的《近代汉语新生同素逆序同义词研究》[68]从多角度对近代汉语同素逆序同义词进行讨论。孙晓玄还得出同素逆序同义词产生后一直并存，至现代汉语中才出现消亡等结论。

（二）关于逆序词某一方面的专门性研究

除上述整体性研究成果外，还有大量的文章是对逆序词的某一方面进行专门性研究，特别是对某一专著或某一作者的系列作品中逆序词的研究最为丰富。

在逆序词的研究成果中，优秀之作颇多，既有期刊文章，也有学位论文，基本选取富有时代特点的文本作为语料，以大量翔实可靠的用例论述逆序词的特点。王森、王毅的《〈金瓶梅词话〉中字序对换的双音词》，选取具有时代典型性的《金瓶梅词话》，对其中的逆序词进行了穷尽性列举，并分类讨论，与已有的相关论著进行对比，总结其发展演变。[69]之后的研究基本延续其方法，并加以完善。

洪帅的《〈孟子〉赵注中的同素异序词》对赵岐《孟子章句》中69对逆序词进行讨论，认为是汉语词汇双音化的一种表现，有一定的发展规律。[70]曹小云和潘晓柒的《〈长阿含经〉同素异序词研究》以东晋时期汉译佛经的代表性文献为语料，对47组同素异序双音词的语法功能、词义分布、历时演变等进行了梳理。[71]张传真《〈列子〉同素异序词探析》虽然只是探讨《列子》中的少量的逆序词，但对于逆序词的语义构成、出现情况及历时发展等特点都有独特的见解。[72]

还有很多学位论文，如陈思宇的《上古同素逆序双音组合形式研究》通过对《诗经》《楚辞》《左传》《战国策》《庄子》《论语》《孟子》《荀子》《墨子》《韩非子》等12部专书的同素逆序词进行统计，从意义异同和结构异同等两个方面对上古同素逆序词双音组合的形式特点进行分析，并阐释了这些特点在词汇发展过程中的流变现象。[73]

除了上述对专书或系列作品中逆序词的研究外，还有一些针对逆序词的某一特点进行的专门性研究。目前，张巍是对逆序词形成和演变这一问题有系统性理论研究的学者之一，他在《汉语同素逆序词类型和成因探析》中对逆序词的类型进行讨论，还探析其成因，认为汉语逆序词这一现象的形成是受语音、词汇、语法、修辞、文化心理及语言习惯的综合影响。[74]他的博士论文《中古汉语同素逆序词演变研究》重点考察逆序词在中古汉语中的分布与具体使用情况，对其发展流变的脉络进行梳理，探明这类词的发展历程、消长趋势、构成规律以及语音、语义和结构方面的特征。[48]

唐健雄提出，“逆序词是一种共时现象，其实质上是历时发展的结果，处在动态的变化之中”，因此要将共时和历时、静态和动态的研究结合起来，科学地分析其成因。[54]徐荣的《试论近代汉语中倒序词的成因》[75]、于超的《同素异序词的使用变迁考察及探究——以现、当代文学作品为例》[76]、曲彦斌的《论汉语同素逆序词——一种特定的汉语文化现象》[77]等学者的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

有关逆序词的类型、界定、语义等方面的研究并不多，大多是对以往的研究进行总结和再阐释。相关论文有赵晖的《简论现代汉语同素异序词的类型》[78]、鲁高平的《同素异序词语义重心考察》[79]、艾凤美的《关于同素异序词的界定》[80]、吴倩楠的《同素异序词的界定及语义关系探析》[81]和张凯波的《并列式双音节同素异序词语义支点的研究》[82]等。

（三）关于逆序词的应用研究

近年来，随着逆序词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学界越来越关注其应用价值，主要体现在逆序词的规范化、修辞效能、语言习得、汉语教学、词典编纂和校勘注释等方面。

对于逆序词的规范化问题，袁嘉在《谈同素反序词的规范》一文中提出词汇规范必要性、普遍性和明确性三原则，以及要注意综合运用这三条原则，不要用“是与非”“有与无”的简单模式去认定某些词是否规范。[83]

对于逆序词的修辞功能问题，富克萍的《同素词修辞功能浅探》主要从时代色彩、感情色彩、地方色彩和韵律四个方面阐释了逆序词修辞的功能，但未对此进行深入探究。[84]张巍的《古汉语同素逆序词的修辞效能》把古汉语中同素逆序词的现象归纳为照顾韵脚、协调平仄、地域色彩、语气和感情色彩、作家语体风格、变文以成辞等六个方面，还涉及修辞审美意义和语用追求。[85]张巍不仅深入分析逆序词的修辞效能，还为汉语词汇修辞史的研究提供了参考，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对逆序词的跨语言研究，大多数研究者将汉语与日语中的逆序词现象进行对比讨论。如孙绍红的《关于汉日语词素的位置颠倒》对逆序词的类型、汉语和日语构词法的差异、词素位置颠倒的原因进行了分析。[86]与此类似的文章较多，如鲁畅的《谈中日文中字序的逆转现象》[87]、翁耀东的《中日词汇中的字顺逆转现象》[88]、李冰的《汉日同素异序词对比分析——以〈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为中心》[89]、金鲜花的《日语同素异序词研究》[90]等，不仅揭示了汉语与日语中逆序词的多方面特点，还体现出汉语与其他语言的差异，有助于学习者的第二语言习得。

随着国际“汉语热”的盛行，开始从对外汉语的角度研究逆序词。叶长荫的《同素反序词及其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主要对现代汉语中的逆序词和非逆序词进行比较，对一些常用的逆序词进行了简单的界定和辨析。[91]刘枫的《从HSK同素逆序词看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不仅总结逆序词的变化规律及辨析方法，还针对对外汉语词汇教学提出“语素——词本位”相结合的教学法，重视学生的语素意识。[92]

在对外汉语教学策略方面，杨芬的《现代汉语同素异序词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根据留学生学习逆序词的情况，结合学生的偏误原因及课堂教学的实际情况，提出采用“意义——结构——用法”相结合的辨析方法和教学策略。[93]李晴的《对外汉语教学中AB-BA式逆序词教学分析》从AB-BA式逆序词的内涵入手，明确当前AB-BA式逆序词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结合语素及语素义等制定具体教学策略。[94]

还有陆建丽[95]、唐素华[96]、戚妍[97]等人也涉及逆序词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地位、作用、研究成果及教学方法等方面的研究。

词典的编纂与词汇研究有着密切联系，换言之，逆序词的研究有助于辞书编纂。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为徐山的《〈潜夫论〉并列复词逆序词与〈汉语大词典〉编纂》[98]和张巍的《〈三国志〉同素逆序词研究与辞书编纂》[99]。徐山以东汉王符《潜夫论》为语料，并基于当时较好的注本《潜夫论笺校正》和《汉语大词典》，对并列复词逆序词的现象进行详细讨论，反映出中古汉语初期词汇复音化的生动面貌。[100]张巍基于《三国志辞典》（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从书目、释义和书证等方面说明逆序词在辞书编纂中的作用。[99]此外，张巍的《同素逆序词与校勘注释》[100]对逆序词的校勘和释义进行了探讨。上述论文说明了逆序词的研究对辞书的不断完善起着重要的作用。

（四）关于方言、个案等的研究

21世纪以降，方言中逆序词的研究除了分析其类型和来源，还关注方言与共同语在逆序词上的差异。学界分别对广州方言、商州方言、陕北方言、关中方言、连云港方言、港式中文、莆田方言中的逆序词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黄小娅的《广州方言异序词的百年演变》考察广州方言逆序词从19世纪到21世纪初期的留存与变化，得出“从属于民族共同语的广州方言，其发展必然要接受共同语的影响”的结论。[101]张巍主张从汉语史的角度对逆序词进行历时考察，他在《方言中的同素逆序词分析》中从历时的角度对关中方言逆序词加以分析，归纳出10种模式。[102]之后，他的《关中方言同素逆序词的历时考察及优选论分析》对以往的某些结论加以补充和完善，文中通过典型的个案分析，归纳出逆序词在方言中淘汰保留的13种模式，还运用“优选论”的研究方法，说明逆序词在关中方言中的和谐性，并对其发展加以分析与解释。[103]田小琳、李斐的《港式中文同素逆序词考论》认为港式中文从粤语中借用了大量的逆序词，这些逆序词大多为并列式和定中式。[104]宋佳丽的《莆田方言中“同素异序”词研究》以闽方言中的莆田方言为研究对象，指出汉语复合名词始终保留“修饰语+中心语”的特色，论述其语汇学价值及现实意义。[105]还有些文章也对某一方言中的逆序词进行了探讨，如张成材的《商州方言的逆序词——兼论汉语中的语素颠倒构词和用词》[106]，汪敬尧、杨美芬的《晋语子长话的分音词、合成词、逆序词》[107]，王丹婷、丁爱侠的《连云港方言中同素逆序词的研究》[108]等。

除上述研究外，还有一些关于逆序词的个案研究，选用的基本是被广泛使用且一直延续至今的，如“要紧——紧要”“代替——替代”“来往——往来”“笃诚——诚笃”等，大多是对其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考察其成词及词义演变，并进行辨析，探索两个词在不同时期的异同和变化。还有的个案研究则通过对逆序词的历史演变分析，说明其存留问题，即其中的一词被淘汰，另一词被保留的原因。如王莹的《“介绍”与“绍介”的成词与演变》探讨逆序词“介绍——绍介”成词的过程以及历史演变，发现“介绍”逐渐占据主要地位，而“绍介”逐渐消亡的原因，从而揭示一部分同素逆序词在发展演变过程中会因为自身或社会的原因而被其他词所取代。[109]

新中国成立后，汉语逆序词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学术研究永无止境，仍需学人们不懈地探索。以往的研究为后继者提供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宝贵经验，许多问题尚需进一步探究拓展，可谓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