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的智慧

艾蓝

几年前，西澳大学（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进化生物学副教授莫妮卡·加利亚诺（Monica Gagliano）开始拿盆栽含羞草做实验。她用一根滑动钢轨将它们引导到缓冲表面上6英寸的高处，然后将其扔下。含羞草长着细密的绿色叶子，粉紫色头状花序，当它受到惊扰时叶片会向内卷起，它亦因此而得名。从理论上讲，它会保护自己不受任何攻击，不加区别地将任何接触或掉落视为一种攻击，并将自己封闭起来。

植物能记忆、学习、辨认凶手？

当加利亚诺第一次从特定高度让这些植物跌落时，60棵中55棵的反应跟预期的一样。但连扔几次之后，闭合的就少了。她每5秒钟让其摔落一次，进行了60次后，所有含羞草都不闭合了。她又坚持了28天，直到任何一棵含羞草都不再“害羞”。除非她用其他不同的方式干扰它们，比如抓住含羞草时，它们才会恢复通常的防御机制。

加利亚诺在发表于2014年《生态学》（Oecologia）的一项研究中总结到，含羞草“记得”它们从这么低的高度坠落实际上并不危险，而且“意识”到它们不需要自卫。她相信自己的实验有助于证明“大脑和神经元是一个复杂的解决方案，但不是学习的必要条件。”她推断植物在学习。而且她相信植物还会保持记忆。蜜蜂在几天后就会忘记它们所学到的东西，但这些含羞草已经记得将近一个月了。

“植物智慧”的概念至少从上世纪70年代初就已经存在，是指一种超越适应性和反应性，而进入主动记忆和决策领域的智慧。六七十年代人們进入了信仰从宗教到“灵性”转化的新纪元，1973年的畅销书《植物的秘密生活》（The Secret Life of Plants ）也充当了一个催化剂。这本书由彼得·汤普金斯（Peter Tompkins）和克里斯托弗·伯德（Christopher Bird）合著，书中提出了一些非常不符合科学原理的观点，比如植物能“读懂人的想法”，“感受压力”，“辨认”出植物凶手。

作者声称，这些被包裹着伪科学外衣的说法，已经被“实验”“证明”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测谎员克利夫·巴克斯特（Cleve Backster）在1966年做了这样一个实验：他将一个电流计（记录电流的机器）连接到一种热带棕榈室内植物龙血树上，默默想象这棵植物着火了，电流计便开始摆动。于是他得出结论：植物能从他的思想中感受到压力。在另一项实验中，巴克斯特让一个朋友踩踏一株植物。然后让他和另外五个“嫌疑人”从被踩踏的植物面前走过。当“凶手”进入房间的时候，与电流计连接着的植物发出了一波电流，从而“确认”了凶手。

牛津大学前古生物学教授、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Natural History Museum）古生物学家理查德·福泰（Richard Fortey）对“聪明的植物”的想法嗤之以鼻。“它被人格化得太严重了，真的没什么意义。”他对史密森尼杂志（Smithsonian）说，“植物没有意志或者目的。它们能解决问题，但都是被激素所控制，这是在自然选择中进化而来的。”他认为这些被“神化”的植物智慧的想法非常令人担忧，因为“人们会很轻易得出错误的结论，即树跟我们人类一样是有意识的物种。”

然而，虽然我们很容易怀疑这个在室内植物上做电流实验的人，和所谓利用容易上当受骗的公众的精明作者，但也许这些观点中有一些是事实。

“类神经”的植物交流系统

达尔文在1880年提出了第一个关于植物智慧的现代概念。他在《植物运动的力量》（The Power of Movement in Plants）中总结到，植物的根有“指导相邻部分运动的力量”，并像“低等动物的大脑一样运作;大脑在身体的前端，接收来自感觉器官的印象并指导运动。”达尔文讨论了植物如何对震动、声音、触摸、湿度和温度的转变做出反应，但这些只是适应性反应。植物会面向太阳或被触摸后闭合，不需要拥有类似神经系统的能力。与加利亚诺的实验所清晰表明的“记忆”不同，这里没有涉及处理或者选择过程。（许多古希腊人，比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阿那克萨哥拉、德谟克利特、恩培多克勒，都相信植物有一种可以“加工”感觉的大脑。）

最近，更多的发现似乎指向了一种更为克制的植物智慧的观点。植物可能无法辨认出凶手，但树木可以通过地下真菌网络分享养分和水，通过该网络向其他树木发送警告信号提醒它们有危险。彼得·沃莱本（Peter Wohlleben）是一位为德国政府工作的护林员，他写过大量关于树木疾病、昆虫或干旱的文章。沃莱本偶然发现一个大约在五千年前被砍倒的树桩，刮去表面下面依然是鲜活的绿色，他意识到是周围的树木一直在为它输送葡萄糖和其他养分，维持着它的生命。

这种植物交流系统的运行原理与动物的神经系统相似。树木可以在地下发射出电脉冲信号，也可以通过信息素和气体在空中发出信号。比如，当一只动物开始咀嚼一棵树上的叶子时，树木可以将乙烯气体释放到土壤中警告其他树，附近的树便能在它们的叶片中释放单宁酸来毒害侵扰它们的动物。

卡地亚当代艺术基金会。“我们，树”（ NousLes Arbres）展览现场。巴西画家路易斯·泽尔比尼（Luiz Zerbini）创作的大型丛林主题油画。

树还能区分威胁，它们会对折断树枝的人和吃树叶的动物做出不同的反应，对于前者，它会试图治愈自己，对于后者，它会释放毒害物质。植物甚至会共享空间。在2010年的一项研究中，四株海马康草（Cakile edentula）被栽入了同一个花盆中，结果它们共享互通资源，还移动根部来适应其他植物。如果植物只是由进化选择而来，它们一定会争夺资源，但它们似乎在“考虑”其他植物，并“决定”帮助它们。

植物需要更多尊重和探索

哪怕证实植物智慧存在的最微小的可能性，也会有巨大的科学和存在的意义。如果植物像加利亚诺相信的那样可以“学习”和“记忆”，那么人类可能从来都没有正确认识植物和我们自己。对“智慧”已固的理解将要被推翻和重构，而我们忽略了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一个宇宙的想法。

正在卡地亚当代艺术基金会（ Foundation Cartier）开设的主题为“我们，树”（ Nous Les Arbres）的展览试图表明人类只是属于植物的世界中很小的一部分。毕竟植物占据地球生物量的99%。卡地亚基金会庞大的玻璃幕墙对面就是著名的绿意盎然的蒙帕纳斯公墓。但为这个空间赋予独特意义的是埋葬于此的查尔斯·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和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这样的历史人物，而远远不是任何植物的生命。

展览中有用散落的垃圾碎片拼凑的植物标本装置，记录乡间的退休老人谈论他们最喜欢的树以及如何照顾树的视频，还有巴西画家路易斯·泽尔比尼 （Luiz Zerbini）创作的巨幅丛林油画。然而，几乎每一种对自然的诉求，都只能唤起一种疏离感。展览本身意外地证明了人类已经习惯于认为我们自己在根本上是与环境分离甚至隔绝开的，以至于我们必须在一个主要的首都城市办一个展览，来试图重建与环境的联系。

在智利摄影师塞巴斯蒂安·梅西亚（Sebastian Mejia）的黑白照片中，树木冲破了圣地亚哥的房屋和加油站的屋顶;一棵巨大的棕榈树长在一家汽车专卖店的中间位置;一棵吓人的倾斜的松树眼看着要倒在街上。同样拥有震撼力的还有迪勒斯科菲尔德+伦弗洛（Diller Scofidio + Renfro）建筑公司创作的一部叫做《出口》（EXIT）的电影，展示了世界重大森林被破坏的戏剧性。这些作品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们并不强行带入。相反，它们用大自然的力量和它的脆弱与观看者产生了对话。我们的房屋、商店和加油站可以被一棵棕榈树损坏;一场大火就能让一片百年历史的森林消失殆尽。我们对自然的不尊敬令人震惊又太过常见。我们待在经济发达的舒适圈里。如果我们能诚实面对个人所造成的危害能力，也许我们不会再吃肉，住大房子，开车，使用塑料水瓶或塑料袋。至少我们也可以对自己的“同流合污”感到一些痛苦，而不是麻木。这样长此以往，也许会推动我们走向改变。

利摄影师塞巴斯蒂安·梅西亚（SebastianMejia）的摄影作品。

如果我們更加尊重不只能被我们破坏，还会反过来毁灭我们的大自然，我们能对错综复杂的自己看得更清楚吗？我们会对在单一栽培环境中种植植物，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改造它们的基因，毁坏森林而产生迟疑吗？如果我们懂得保护植物和树木是在保护我们自己，我们会更加努力地去保护环境吗？

如果植物真的会学习，它们也许能够采用并延续其耐寒、储备营养、分享和警戒的特性，缓慢地适应气候变化。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学习过程才是终极智慧：为了生存而主动重塑自身存在的能力。

智慧是所有这些问题的核心。它到底是什么？一定是通过神经元和一个“大脑”来记忆、学习、作出决策的能力吗？还是我们应该将这个定义拓宽到包含爱丁堡大学生物学荣誉教授安东尼·特瓦斯（Anthony Trewavas）称为的“无需大脑的控制”（mindless mastery）？问题的关键点在于我们是否认为自己是宇宙的中心，我们的记忆和学习机制是否更优越。或者，我们愿不愿意看到其他非神经思考机制？我们愿意“去中心化”自己，通过非人类的视角看待环境吗？

正如加利亚诺所总结的，也许植物拥有的知觉能力远比我们想象得多。植物“记得”被跌落并且“决定”不需要保护自己的暗示，在人格化的语境中并没有得到充分表达，但我们也还没有其他的语言。事实上，我们对自己都还知之甚少，我们的科学尚不能完全解释人类是如何学习和记忆的。为什么不考虑一下，也许在我们周围的植物用一种与我们截然不同的智慧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并且比人类要时间悠久得多呢。

（责编：刘婕）